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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和印度都被國際社會認為具有在新世紀發展成為世界大國的巨大潛力。在亞洲地區，中印兩國都是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心，且互為重要鄰國。隨著世界多極化趨勢的發展，地區大國的重要性日趨突出。它們之間關系的發展變化，可以形成戰略力量的不同組合，從而對國際戰略格局產生重大影響。因此，今后中印兩國關系的發展趨勢不僅關系到兩國邊界局勢的穩定和各自經濟建設的進程，還影響著21世紀整個亞太地區的戰略態勢以及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一
　　自1988年12月印度總理拉·甘地應邀正式訪問中國以來，中印兩國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外交、經貿、文化乃至軍事等方面的關系不斷改善和發展。但由于中印兩國之間芥蒂猶存，雙方關系的發展水平與其在亞洲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很不相稱，遠未達到應有的密切程度。坦率地講，目前的中印關系尚處于“不冷不熱”的狀態。
　　在政治關系層面，中印兩國國家元首自建交以來首次在20世紀90年代成功互訪。1996年11月底，江澤民主席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兩國領導人進行了富有成果的會談，一致同意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面向未來的建設性合作伙伴關系”，并就雙方保持高層往來、推動兩國經貿合作、加強在國際領域的相互支持等達成廣泛共識。與此同時，兩國議會領導人、政府首腦、部長級官員以及政黨之間的來往也有所增加。但是，在1998年5月印度核試驗前后，其政府高級官員為推卸破壞核禁試責任而不惜損害中印關系的言行，充分暴露了中印政治關系脆弱的一面。
　　在經貿關系方面，中印兩國在90年代初正式恢復邊境貿易（注：中印雙方于1992年在中國西藏普蘭和印度北方邦貢吉正式恢復邊境貿易，1994年又在中國西藏久巴和印度喜馬偕爾邦南加增開了一對邊貿點。2000年7月，中印雙方決定在兩國邊界增設邊貿點，以促進邊境貿易。參見《印度快報》2000年7月23日。），雙邊貿易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1991年，中印雙邊貿易總額為2.64億美元，經過10年發展，到2000年已激增10倍，達到29.1億美元，占同年中國與南亞8國（包括阿富汗）貿易總額56.78億美元的51%以上。（注：根據中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的相關網頁統計。）然而，作為經濟持續快速發展、貿易總量不斷擴大的兩個近鄰，中印之間的這點貿易額幾乎是“無足輕重”的，尚不到兩國對外貿易總額的0.6%。此外，兩國之間互相投資、興建合資企業等均為數不多，涉及農業、生物、醫藥、電子、材料、環保等項目的技術合作也只是處于起步階段。簡而言之，中印雙方目前在經貿領域的合作水平與兩國的經濟規模不成比例，尚有巨大的潛力有待共同開發。
　　在軍事和安全領域，中印兩國國防部長自建交以來在90年代首次實現互訪，雙方三軍高級將領以及海軍艦只也開展了互訪或其他交流活動，使兩軍之間的交流提升到了比較正常的水平。2000年3月，兩國外交部正式啟動兩國之間的安全對話，定期就國際、地區安全形勢和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看法。在中印兩國與其他大國的關系中，這種高層次的安全對話尚不多見。但另一方面，對于中印兩國這么兩支相鄰的龐大軍隊而言，目前軍事交流的廣度與深度明顯不足，更談不上進行有效的軍事合作了。尤為令人担憂的是，“中國威脅論”似乎在印度仍然有其市場。今年5月31日，印度國防部公布2000-2001年度報告，認為中印兩國的核力量極不平衡，中國占有極大的優勢，并特意指出“印度所有主要城市均在中國導彈的射程之內”。（注：《印度斯坦時報》，2001年6月4日。）不知是純屬巧合還是故意做出的安排，恰恰就在同一天，印度國防部長在向議會國防顧問委員會通報情況時宣布，政府于當日正式批準開發遠程導彈系統的計劃，而業已開始“限量”生產的中程彈道導彈不久將可裝備部隊。
　　此外，自90年代以來，中印兩國根據雙方簽署的文化交流合作協定，制訂了文化交流執行計劃，舉辦中國或印度文化節、文化周、電影節等，從而推動了兩國人民在文化、藝術、教育、體育、衛生、宗教、廣播、旅游、新聞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其中，1994年中國舉辦的首屆“印度文化節”歷時2個多月，遍及中國18個城市，印方派出包括官方代表、10個文藝團組在內的140多人大型代表團訪華。但是，無論從規模還是從次數來看，這樣的交流活動仍十分有限。
　　 二
　　目前中印關系趑趄不前的原因錯綜復雜，既有歷史緣由，也有地緣政治以及彼此缺乏信任等因素。其犖犖大者如下：
　　其一，邊界問題懸而未決。自1988年以來，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一直定期舉行會談并取得一定進展，而通過和平協商解決彼此爭端，在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業已成為雙方的共識。目前，雙方在邊界問題上的主要分歧是，中方強調“互諒互讓”應成為解決邊界問題的指導原則，并說明“互諒”就是要尊重歷史，也要照顧現狀，還要考慮兩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互讓”就是彼此都要做一些讓步。（注：《人民日報》，1991年12月8日。）但印方由于國內政治牽制等原因，在“互讓”方面似乎仍難以做出政治決斷，其最終解決尚需假以時日。然而，中印之間的邊界爭端涉及兩國重大國家利益，牽動著雙方人民的民族感情，其久拖不決顯然不利于國家之間關系的深入發展。
　　其二，西藏問題的長期干擾。印度政府一再表示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個自治區，承諾決不允許達賴集團利用其領土從事反華政治活動。然而，達賴集團在印度喜馬偕爾邦達蘭薩拉建立了“流亡政府”，并炮制所謂“西藏憲法”，定期召開“人代會”，公然進行分裂祖國的活動。多年來，印度還不時有人公開鼓吹西藏獨立，企圖使西藏成為中印之間的“緩沖國”。（注：前印度人民黨副主席馬爾甘尼不久前竟然聲稱，“凡是有頭腦的印度人都不能（在理性和感性上）接受西藏屬于中國”，并表示“在思想、感情上很難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參見香港《中國評論》，2001年3月號。）對此，印度的有識之士紛紛批評印度政府違背承諾、允許達賴集團在印進行反華活動的做法，并且認為如此縱容分裂鄰國的種種活動必然會產生嚴重的后果。（注：印度《前線》雜志，第17卷第18期，2000年9月2日-15日。）曾經担任印度商業部長的斯瓦米先生也在2000年9月撰文指出，印度政府口頭上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在行動上和公眾場合中的表現卻好像西藏并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注：印度《前線》雜志，第17卷第18期，2000年9月2日-15日。）眾所周知，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屬于主權國家的內部事務，不容他國或外部勢力干涉。印度方面在西藏問題上的一些做法不能不影響到中印關系的進一步發展。
　　其三，彼此（尤其是印方對中國）缺乏了解和信任。1962年爆發中印邊界沖突后，兩國互相敵視多年，長期存在隔閡，政府和人民之間缺乏溝通和了解。因此，惟有通過雙方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增信釋疑，慢慢化解彼此間的猜疑和不信任。然而，實際情況并不盡如人意。近年來，隨著中國堅定而穩步地走向世界大國，其經濟、安全等利益以及戰略影響也在相應擴大。在此背景下，“中國威脅論”在西方國家甚囂塵上，并在中國的一些周邊地區蔓延開來。由于冷戰后中印關系有了較大改善，印度不再把中國看作是現實威脅，但一些印度人士或是出于誤解，或是出于別有用心，從戰略上仍視中國為“主要的潛在威脅”。他們危言聳聽地宣揚中國一旦發動核打擊，將使印度“首都新德里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注：日本《每日新聞》，1995年3月12日。）還將中國與巴、孟、緬等印度鄰國的密切關系視為對印度安全和戰略利益的威脅，甚至認為中國是在從陸上和海上構筑針對印度的“戰略包圍圈”。（注：參見新加坡《當代東南亞》第16卷第2期，1994年9月。）鑒于此類印方人士的地位和影響，他們的言論無疑會毒化中印關系的氣氛，不利于兩國和睦相處，并給其政府對華政策帶來消極影響。
　　其四，中印之間的利益交融程度不深。從理論上講，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中，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和近在咫尺的鄰國，中印之間的利益交匯點和共同點應當遠多于分歧和問題。但如果從政治、經濟、貿易、軍事、安全、科技等領域考察，目前兩國之間的利益交融卻遠未達到相應的程度。例如，在高科技方面，中印兩國本來各有千秋，如能在空間、核能、生物、醫藥、計算機軟硬件等領域加強合作，可以取長補短，攜手并進，并減少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但在這方面的實際進展卻很難令人滿意。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是兩國長期以來在經貿、科技等領域都將重點都放在美、歐、日等發達國家上，而這一點已成為雙方關系發展仍較緩慢的一個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目前中印兩國也沒有面臨相同的迫在眉睫的重大威脅，需要共同對付。由于國家之間的關系走向主要受雙方國家利益的驅動，上述狀況顯然阻礙了中印關系向更深層次發展。
　　 三
　　由于存在著上述一系列不利或不確定因素，中印關系要在近期內實現歷史性的重大突破，尚有一定難度，需要雙方的共同努力。但總的來講，在新的世紀里，中印友好合作前景廣闊，兩國關系有望保持穩定并繼續向前發展。
　　首先，正如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早在1982年就明確地指出的那樣：“中印兩國之間的問題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國對印度的威脅，也不存在印度對中國的威脅，無非就是一個邊界問題。”（注：《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9頁。）其實，中國在21世紀所致力于實現的三大目標（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表明，中國不可能處心積慮地要去“威脅”印度。令人欣慰的是，早在1999年6月印度外長辛格訪華時，中印雙方已確認兩國關系發展的前提是互不視對方為威脅，基礎是兩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印度總統納拉亞南2000年5月訪華后，中印關系已重新走上睦鄰友好的道路。
　　其次，在中印之間的核心問題——邊界問題上，自1988年以來，兩國副外長級邊界問題聯合工作小組已舉行12輪會談，通過和平友好的方式協商解決這一問題業已成為雙方的共識。兩國政府還分別在1993年和1996年簽署了《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和《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使上述地區多年來相安無事，也為邊界問題的最終解決創造了良好的氣氛。2000年5月印度總統納拉亞南訪華時，中印雙方決定加快核實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的進程，并且已在同年11月就爭議面積最小的中印邊界中段交換了實際控制線的地圖。
　　第三，中印兩國互為重要鄰國，都面臨著發展本國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共同任務，都在致力于大國之間的綜合國力競賽，需要一個安全的國際環境，特別是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況且，新世紀的大國關系仍然錯綜復雜，既有相互競爭，也有合作乃至互相借重。對于中印兩個具有一定國際影響的近鄰來說，雙方具有戰略眼光的政治家都很清楚：“和”則兩利，“斗”則兩傷；中印之間的齟齬，只能讓其他大國“漁翁得利”。
　　第四，中印經貿關系和經濟技術合作的發展前景看好。中國入世后，兩國相互關稅將大幅降低，非關稅進口限制減少，市場更加開放，貿易的互補性與互惠性也將得到充分體現。這必將促進中印兩國貿易額的迅速增加，雙方經貿關系將更加密切。據印度聯邦出口組織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估計，到2002年，印中貿易額將達到40億美元，比2000年增長38%。（注：《印度斯坦時報》，2000年10月7日。）在經濟技術方面，雙方進行合作的潛力也很大。例如，印度信息技術部長認為，中印雙方如能在開發計算機軟件和生產計算機硬件方面加強合作，便可“攜手闖遍天下”，在世界市場上顯示出極為強大的競爭力。（注：《華爾街日報》，2000年8月15日。）
　　最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印在有關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國際政治與經濟新秩序、南北關系、人權等重大問題上，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存在著不少重要共識。雙方為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共同利益，應當而且也需要互相支持與合作。
　　當然，在新世紀里，也難免會出現一些影響雙邊關系的新問題。以經貿問題為例。在中國和周邊國家的經濟交流和貿易往來中，特別是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有關各方既有大量互利互惠的良機，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競爭。前一個時期，印度人民黨的一位領導人、印度工業組織以及一些制造業廠商揚言，由于中國玩具、鎖具、運動鞋和自行車等廉價商品大量銷往印度，印度廠商的利益已經受到了損害，有的甚至別有用心地宣揚所謂“中國人的第二次入侵”，表示不能忍看其“工業遭殃”。（注：參見新加坡《聯合早報》，2001年1月9日;《今日印度》，2000年12月11日。）不久前，印度商工國務部長在班加羅爾宣布，印度將對來自中國的300種“敏感”商品實施嚴密監控。隨著中印經貿關系的發展，這一類爭議有可能成為雙邊關系中的新問題。
　　此外，中印關系的發展還會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2000年3月克林頓南亞之行前，一位美國重要人士公然宣稱：如果克林頓的印度之行未能改善美印關系，那么中印之間將建立較好的關系，從而“給華盛頓帶來有害的后果”；但如果他訪印取得成功，中印在重建友好關系方面“就不會走得很遠”。（注：《芝加哥論壇報》，2000年3月16日。）今年4月上旬，印度外交兼國防部長辛格訪問華盛頓。此后，美印關系互動引人矚目，戰略合作明顯加強。最近，美國防部長聲稱，“由于中國的國體、面積、地理位置、歷史淵源以及他們對自身的認識”，美國“需要一大批國家齊心協力才有望約束或影響它的行為”，（注：《華盛頓時報》，2001年7月25日。）從而暴露了它把印度當作制約中國的重要戰略籌碼的意圖。因此，如何排除國際上不利因素的干擾，真誠發展睦鄰友好關系，共同建立面向未來的建設性合作伙伴關系，業已成為中印兩國共同面臨的挑戰。
　　 四
　　中印兩國和睦相處，發展友好合作關系，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兩國共同發展的需要。盡早建立以合作為基調和長期穩定的中印關系，不僅符合印度、也符合中國政治、經濟、外交和安全利益。因此，中印雙方如何把握機遇，因勢利導，趨利避害，進一步推動中印關系的健康發展，是新世紀兩國重要的外交課題。據筆者觀察，中印雙方似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加強高層互訪，使其逐步實現定期化和機制化。當前，由于有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東盟和中日韓的10+3會晤以及“上海合作組織”的存在，中國與大多數周邊國家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每年至少會晤一次。這種高層會晤有利于雙方加強溝通，及時發現和解決雙邊問題，推動國家間關系不斷發展。然而，中印兩國政府首腦已近8年沒有訪問過對方國家。顯然，與其他大國和周邊國家相比，中印兩國在這一方面落在了后面。令人欣慰的是，應印度政府邀請，明年初朱ｒóｎｇ＠①基總理即將正式訪問印度。總之，中印兩國需要高瞻遠矚，盡早探索高層互訪的定期化和機制化問題，以進一步密切兩國政治關系，將中印關系的發展推向新的階段。
　　2、避免摩擦，加強溝通，增進信任，為中印關系發展創造良好氣氛。印度一些人士將中國國防現代化、中國的核力量以及發展同其他南亞國家的關系等，看作是對印度及其在地區利益方面的威脅和挑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國邊界戰爭以來印方對中國的長期担心和疑慮。目前，妨礙中印關系深入發展的最大障礙是雙方缺乏了解和信任。因此，中印雙方在今后的安全對話中應坦誠相見，增加軍事領域的透明度，將重點放在消除疑慮、增進信任上。
　　3、增加雙方議會、政黨和民間的交流，為今后順利解決邊界問題打好基礎。在印度，1962年邊界沖突的陰影仍然揮之不去，社會各階層較普遍地接受了當年尼赫魯政府和印度議會有關邊界沖突的觀點和立場。印方要做到按“互諒互讓、相互調整”的精神來解決邊界問題，需要一個全社會形成基本共識的轉變過程。這就需要中印雙方拓寬接觸面，加強各層次的交流，開展各種合作，通過增信釋疑，推動兩國關系的發展。2001年1月，李鵬委員長應邀訪印，雙方決定在中國全國人大和印度議會分別成立中印和印中友好小組；9月，中印名人論壇首次會議在新德里舉行，雙方就兩國在教育、經貿、科技和環保等領域的合作達成了不少共識。此外，雙方政府還可鼓勵兩國地方上結成友好省市，同時配合搞一些較大的經濟合作項目，以擴大兩國友好的政治基礎，減少國內政治因素對中印關系正常發展的干擾。
　　4、加強經貿、科技等領域的合作，推動中印關系的全面發展。近年來，中印兩國經濟快速增長，且均擁有龐大的消費市場，經濟上也有較大的互補性。因此，在經貿、科技等領域加強合作，雙方均有利可圖，對兩國政治和外交關系也將產生積極的影響。兩國有關機構似可采取措施，如改變中印貿易通過第三方（如新加坡和香港）進行的不正常狀況；開辟空中和海上直接航線；鼓勵以多種貿易方式，在兩國開拓新的合作領域；適當增加對對方的投資；以及建立更多的合資企業等。
　　在21世紀到來之際，中印兩國國家元首舉行了會晤。江澤民主席以“登高望遠”的氣概，就發展新世紀的中印關系提出了具體意見；印度納拉亞南總統也明確指出，“印度和中國在新的世紀進行合作是歷史的必然”。（注：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6月7日。）圣雄甘地在很久以前就憧憬著中印友好關系的來臨，盼望“印度和中國攜起手來一道為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努力”。（注：申健：《出任駐印度大使的前前后后》，載《當代中國使節外交生涯（第三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第30頁。）我們堅信，中印兩國只要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持發展長期穩定、睦鄰友好和互惠互利的合作關系，那么通過雙方的共同努力，圣雄甘地的遺愿在21世紀就一定能早日實現。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钅加容
南亞研究京8～12D6中國外交杜幼康20022002杜幼康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 作者：南亞研究京8～12D6中國外交杜幼康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0: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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