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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高等教育正經歷著精英教育向大眾化教育的轉變。與此同時，高等教育發展的重點正從單純的數量增加向系統的結構優化和協調發展轉變。建設一流大學是實施“規模、結構、質量、效益”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大學參與全球高等教育競爭的必然選擇。因此，進一步加深理解辦好一流大學的理念，明確建設一流大學的理想與目標，對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辦學水平，加快高等教育國際化步伐，都將產生積極的影響。
　　　　一、一流大學應成為追求真理，探索學術的堡壘
　　學術研究是高等學校的永恒傳統，是大學之“大”的重要標志。“大學是學者和學生追求真理的社區”[1]。探索真理，研究學問，才能產生智慧的思想。雖然從紐曼到洪堡所堅守的大學“邊緣說”理想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是，正是這種自由和自治才使得高等學府成為人們心靈向往的神圣學術殿堂。所以，堅持學術自由、大學自治，仍然是當今大學理想的精髓。“大學不是溫度計，對社會每一流行的風尚都作出反應。大學基于一定的價值體系，與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保持合適的批判性的抵制，有助于避免愚蠢的近乎災難的莽撞。”[2]培養智慧的力量離不開寧靜、自由氛圍的烘托，離不開對功利世俗的掙脫與解放，更離不開民主獨立的支撐。
　　理性精神是探索真理，研究學術的核心。缺乏理性的人才不可能發現真善美的永恒價值。教育的目的在于開啟人的心靈，培養學生的理性精神就要注重理智好奇，求知好向，尋根究底，探索規律，塑造批判精神和懷疑精神，養成不輕信，不盲從、不唯書，不唯上的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
　　學術自由是探索真理，研究學問的保障。“囊括大典，網羅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蓄”，蔡元培的大學理念依然是當今學術思想的一面旗幟。因此，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在承認學校自治的同時，必須維護大學其任何高等教育機構作為自由探究的地方。正是這些原則使得高等教育機構在許多方面有別于其他各級教育機構，有別于研究組織。這種情況不應被解釋或看成是生搬硬套其它模式和原則的做法，而應被看做是高等教育在傳播知識和為某個社區和整個社會服務中取得進步的總前提。……近代史有力地證明了必須捏衛學術自由的原則，因為它是高等教育機構存在和正常發揮功能的先決條件。”[13](p.154)
　　　　二、一流大學應成為傳播知識，打造高素質人才的搖籃
　　被舉為“現代教育之父”的德國教育家洪堡的最大貢獻就在于把教育與研究作為一種連續發展的統一體。教育與學術互為依賴，互為條件，互相促進，兩者的結合是大學活動內在規律的要求。我國著名教育家梅貽琦校長曾說過：“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4](p.352)教學與研究的最終目的是關注人的成長，促進人的發展，達到智慧、理性、人格、尊嚴的完美結合。
　　21世紀的中國一流大學必須以培養高素質人才為己任，真正造就有靈魂、有頭腦、有專長的知識分子，使他們學會做人，學會學習，學會做事，學會生存，成為民族的脊梁。教育始于理解，而終于分享，大學教育更應倡導價值引導和自主建構，關注學生的生活和內心世界，尊重學生的自由意志和獨立品格，體現教育意志和教育追求，共享有對教育的體驗和靈魂的感召。
　　高等教育的知識傳播正處于從知識的儲存、整理與傳遞為主轉變為以知識的獲取、傳遞、選擇與創造并重的變革過程中。這就要求大學教育要培養學生的主體精神，建立新型的教與學，學與用的關系，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勤于思考的意識和能動性，以及嚴謹的批判性思維和創新精神，構筑理解、溝通、交流、對話的師生關系，激發教師主體教育思想的迸發。“教師的巨大力量在于做出榜樣，他們要表現出好奇心和思想開放，并隨時準備自己的假定由事實來檢驗，甚至承認錯誤。”教師作為教育變革的因素，要從‘獨奏者’的角色過渡到‘伴奏者’的角色，從此不再主要是傳授知識，而是幫助學生去發現、組織和管理知識，引導他們而非塑造他們。但在那些指引終生的基本價值方面，則始終要有極大的堅定性。”[5](p.138)
　　面對21世紀知識爆炸和信息化、多樣化以及經濟強勢所產生的功利化的挑戰，大學必須觸變不驚，理性應對。科學技術和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的在于實現人的尊嚴、自由和解放。一流大學教育應尋求“通才”與“專人”，“理論”與“實踐”的平衡，寬厚的基礎知識和扎實的基礎研究能力是人才的根基，大量的尖端技術和重大發明并非來源于發明創造的實用目的，而來源于對基礎知識和研究探索的追求和激情，體現著科學精神、科學方法、思維創新及求實態度的升華。因此，一流大學教育重視厚積薄發的基礎知識和研究，也就重視了“學”和“術”的文化價值、思想價值和精神價值。唯有此，才是一流大學的教育真諦。
　　　　三、一流大學應成為引領社會的軸心機構
　　隨著科技產業的迅猛發展，知識創新的作用日顯突出，作為知識存儲、傳遞、管理、加工的高等學校通過培養高級專業人才，主持大型科技開發，參與政府和企業決策，置身于社區建設，其社會功能的觸角不斷延長。大眾化的高教大潮也正促使大學與社會、與國家的聯系愈來愈緊密，逐漸成為國家構成的重要成分。
　　80年代初，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就提出了“大學是現代社會的軸心機構”的理念。其核心是“高等教育體制是現代社會結構的‘軸心結構’，高教體制是高新技術的創造者和知識創新者的再生產機構，是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源泉。”[6]這意味著大學的功能已不再限定于傳播知識和學術研究，而是在此基礎上，適應整個社會的需要，全方位地參與并推進社會的發展。1998年世界高等教育大會《21世紀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動》在強調高等院校優先行動中重申了高等學校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作用。“任何國家和任何地區要使可持續和不破壞環境的經濟、社會發展及通過進一步認識和了解文化遺產激發的文化創作達到必要的水平，要提高生活水平及人權、民主、寬容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實現國內外的融洽與安寧，高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3](p.430)
　　一流大學的社會功能應主要體現在大學對社會的責任，它首先是新思想的“活水源頭”、倡導者和交流中心。正如北大陳佳洱校長所言：“大學應引導社會向前發展，成為國家的思想庫。“竺可楨把大學的社會責任抽象為“社會之光”。神圣的社會責任要求未來大學成為社會的服務站，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站，成為引導社會、塑造社會的中堅力量。要完成這樣的社會使命，一流大學就要變革“象牙塔式”的教育，樹立主動適應的觀念，在遵循教育規律的前提下，發揮知識創新的優勢，引導社會發展，促進人類進步。
　　如果說美國“威斯康星精神”完善了大學的第三功能，那么，面向社會，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引領社會，保持人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將是21世紀一流大學的最佳選擇。
　　　　四、一流大學成為地域文明的中心
　　教育的產生與發展，從來就不是空洞的、獨立的或者說是自我依賴的，它每時每刻都受著社會的制約，與社會息息相關。大學要實現服務于社會的理想，首先要成為所在地域的文明中心。大學校園作為文明的直接表現，它既表征了所在地域的文明程度，又支撐了所在地域的現代化水平。現代大學在走向社會舞臺的同時，其空間必將越來越與現代都市、城鎮融為一體。所以，21世紀的一流大學需要推倒厚重的“圍墻”，主動歸于一座城市、一個地區之大花園中的“世內桃園”，融于社會，以其古樸、典雅、厚重執著的人文景觀和學術精神向市民開放，影響和感召大眾對高等教育的崇尚，帶動和激勵所在地域物質和精神文明的健康繁榮。
　　校園環境具有潛在的教育價值和教育功能。建設“生態校園”[7]，即把教學與研究，師生與市民，學校與社區，自然與社會等要素納入社會生態環境的范躊，從而構建多維和多元的校園生態環境。日本學者岸根卓郎對大學校園的認識將對我們有所啟迪。“新的文明大學，以知識系統的科學（真）、宗教（善），與藝術（美）三位一體化作為辦學精神，它的學舍也必須是象征文明的科學森林，宗教的森林與藝術的森林三位一體化的自然——空間——人類的系統[8](p.291)。營造既滿足教育教學和科學研究需要又適應地域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生態環境是21世紀一流大學的重要任務。
　　成為地域文明的中心還必須形成大學自身的優良傳統和辦學特色。北大的“常為新”和“學術自由”；清華的“又紅又專，大師如林；浙大的“求是”作風；乃至斯坦福的“硅谷”；哈佛的“思考”與“洞察”；麻省的“理工牛耳”，等等，都以其獨創性，能動性和自主性構成各自的辦學傳統與風格。這種個性是大學精神品格的外顯，也正是這種鮮明、突出的精神風格才激勵一代代莘莘學子孜孜以求，成為大學生存與發展的動力，成為昭示感染社會的力量，成為公眾的口碑。
　　要成為地域文明的中心，一流大學需要在整個教育系統的革新中起到主要作用。尤其應介入所在地域的基礎教育，傳授先進的教學手段和教育技術，普及科學的教學方法和研究方法，這無疑是大學使命的延伸，是大學回報社會，樹立公眾形象的有益舉措。
　　　　五、一流大學應成為守望人文精神的家園
　　“一個社會的文化底蘊和精神氣質，尤其體現在大學的人文理性之一；而一個人的胸襟和個性，來源于他所受的人文精神的培養。”[9]應該承認，大學學人中的精神平面化，人格虛無化，浮躁迷茫，淺薄順從，急功近利，專業狹窄，短平快等現象，都是以犧牲大學神圣性和鑄滅性的人文精神作為代價的。大學教育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必須導致個性和創造性的隱退，導致尊嚴、自由、教養的淡化。因此，一流大學的教育應關注人在教育中的地位，認清人的本質是—個不斷發展、開放和展現的過程。“人是完全教育的結果。”[10]教育所面對的是有思想、有思想、“有血、有肉”的人。
　　教育是培養大寫的“人”，是心靈的解放。受教育者健全人格的培養是全面發展的基石。大學生文化功底不深，如同樹木缺乏深厚的土壤，易被風暴折挫，理性的迷失，就會在價值多元面前變成“技術動物”，物質利益的奴隸。所以，人文理性是生命意義和社會價值的靈魂，它不僅構成人的生命內在光輝和超越性質，而且構成社會和諧發展的文化地基和一個民族的價值認同。
　　人文精神的培養絕不是僅僅增設幾門人類課程或搞幾次“第二課堂”活動所能達到的。必需將理想、追求、倫理道德，嚴謹求實，寬容合作的人格品性教育貫穿大學教育的全過程。樹立終極關懷、和平文化、科學倫理，全球環境的大學觀，使學生獲得以下六種人文素質能力。(1)正確思維和學習新知識的能力；(2)不斷探索和創新的能力；(3)大膽疑問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4)正確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5)控制情緒和情感的自律能力；(6)語言理解與表達的能力。因而，大學應更多地注重普遍知識層面上的基礎理論的傳授，它們往往關系到人類對自己、對世界、對自然和宇宙的一般認識和理論。它們雖然不能產生實際利益，卻對于人性的完善和提高，以及人類的文明程度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大學應該是社會的理想類型，而不應該是社會的縮影。大學不僅要產生思想和學問，還要給社會提供道德理想；不僅要培養負責任的、合格的公民，還要給社會提供實踐的行為模式。它應該給社會提供一個以人文價值指導工具理性，將道德理想變為有力的實踐行動的典型。”[11]
　　　　六、一流大學應成為知識創新的集散地
　　江澤民主席在兩院院士大會上強調：“科學的本質就是創新，要不斷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沒有創新能力，能不能進行創新，是當今世界范圍內經濟和科技競爭的決定因素。”創新的本質是進取，是生生不息、日新月異。創新是整個人的靈魂的產物，而教育創新是一種潛能的解放。創造力根源于人的潛在能力的發揮，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之基礎是人所獨有的各種潛在能力，包括語言、交流、觀察、推理、想象和創造的能力。人的全部知識都源于這種潛能。所以，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是產生創新能力的源泉。“創新能力是一個人的整個精神品質的整合。是踏實、大膽、長期的磨練的毅力、精細觀察的能力、靈活思維的技巧、不懈追求的目的以及豐富淵博的知識結構的整合。”[12]
　　一流大學既是知識創新的發源地，也是知識創新的集散地。學生創新精神的養成關鍵取決于教育的創新。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教育具有培養創新精神和壓抑創新精神的力量，”[13](P.188)好的教育能夠充分施展培養創新的力量，挖掘受教育者的創新潛能，提升受教育者的創新素養，而不當的教育可能構成對創新的打壓與窒息。因此，高等教育必須以教育創新實現知識創新。首先，要實現科學與人文教育的統一。摒棄忽視精神和情感生活的單純技術性和功利性缺陷，教人求真，教人求善、求美，追求科學與人文的合諧共生。這就要求一流大學教育培養出既有豐富的科學知識和較強的能力適應市場經濟帶來的競爭的挑戰，又能以博大的胸襟關心他人、社會和自然的高級人才；其次，要實現智力與非智力教育的統一。知識經濟時代，創新能力不僅需要較高的智力因素，也需要較高的非智力因素，甚至非智力因素比智力因素更重要。在競爭面前，執著堅毅，絕處逢生，面對挫折的耐力，耐身精神和堅強意志都構成創新能力的基本要素。第三，個性型與合作型教育的統一。個性是獨立品格和首創精神的體現。鼓勵學生善于聯想，敢于批判和質疑，敢于標新立異，提倡教師因材施教，尊重個性，培養完善個性。但個性必須滿足社會和組織的需要，學會合作，具有團體精神，學會關心，與人坦誠相處，才能達到個體與集體的完美融合。
　　總之，大學教育的創新是知識創新，民族創新的根本。創新必將成為一流大學的水永理念。
　　　　七、一流大學成為學習化社會的精品超市
　　我們可以從1998年UNESCO世界高等教育大會對高等教育的使命和功能的詮釋中進一步認識高等教育對學習化社會形成的作用。“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是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進步。”“培養高素質的畢業生和負責的公民，使他們能夠融人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為學習者提供可以終身接受高等培養和學習的空間，為他們提供一系列最佳選擇的課程和進入與離開高等教育系統的靈活措施，使他們能夠獲得自身發展和社會流動，從而培養他們成為積極參與社會的公民。”[14]學習化社會是終身教育的內在要求，是實現全民教育目標的必然結果。
　　在學習化社會中，一流大學并不是“大陸貨”充斥的一般超市，要為學習者提供終生享用的促進人生進步的具有遷移性的精品文化知識，教會學習者不僅要掌握一種技能，而且要學會如何學習，相互尊重、理解、解決沖突。大學教育就是服務，教育的產業屬性意味著大學角色的轉換，在“超市”中教育消費者便是那些有教育需求的民眾。教育“買方市場”的形成促使作為“賣方”的大學不斷完善、約束自己，更好地服務于學習化社會。
　　建立學習化社會，要求大學具有“針對性”(relevance)，即介入社會的期望與學校行為之間的適應[14]。大學的發展要與社會問題和勞動職業畀加強聯系，要服務于社會的長期目標和要求。這將有利于創新意識、創業能力以及生存能力的培養，使畢業生和培養者不但是成功的求職者，而且是社會新職業的創造者。
　　　　八、一流大學應成為跨文化交際“共同體”
　　中國加入WTO關于教育作業服務貿易的承諾，已經將中國的大學置于全球范圍內“無邊界”(baorderless)的高等教育抗衡之中。伴隨著教育國際化程度的提高，高等學校參與全球競爭的壓力越來越大。“世界范圍的高等學校的交流，本質上要求各個領域的教育和培養要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世界問題，理解民主政府和高素質人力資源的作用，以及不同文化和價值觀念中共同生存的必要性。”[14]不言而喻，在繼承大學自身文化傳統的前提下，中國的一流大學應更多的參與全球化的競爭，增強國際理解、和平文化的教育理念，在世界范圍的人力資源爭奪中搶占一席之地。
　　一流大學的國際化既要繼續又要借鑒，弘揚本民族和大學長期積淀的優良傳統和文化遺產，吸收國外發達國家高等教育的先進經驗和文化精粹，既要反對跨文化交際中的“種族中心主義”(ethno centralism)，唯我獨尊，又要揚棄文化的“拿來主義”，全面西化，互補共享，增進合作，彌補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高等教育的差距，真正建立以共同利益，共同目標、相互尊重和相互相任為基礎的國際教育合作伙伴關系，服務于全球化的知識社會。國際化是雙向的，要改變大量留學生單向“出口”長期“順差”局面，中國的大學要成為跨文化交際的“共同體”，就要增強優勢，大批吸收“進口”的留學生，以便增加本國學生接觸異質文化的機遇，在各種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獲得解決文化沖突的能力。因此，我們的一流大學教育應開闊國際化視野，加強全球倫理環境、道德責任，種族融合，人類理解、全球福祉等國際教育理念的教育，培養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這是新世紀初一流大學建立一種民主、寬容和相互尊重為基礎的“和平文化”而奮斗的一個重要使命。
北方論叢哈爾濱110～113G4高等教育馬龍海20032003建設一流大學是實施“規模、結構、質量、效益”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大學參與全球高等教育競爭的必然選擇。因此，進一步加深理解辦好一流大學的理念，明確建設一流大學的理想與目標，對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辦學水平，加快高等教育國際化步伐，都將產生積極的影響。一流大學/高等教育/高等學校/理想/目標　　first-class university/ideal/higher education/mission/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The Ideals and Mission of Constructing China's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Ma Long-ha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It is essential to set up the vision and the frame of the first-class univers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fist-class universities.This paper,explaining and analyzing the basic connotations of the first-class university,puts forward the ideals and mission of constructing the first-class university,which tally with China's real situation and meet the challenge of the world's higher education.馬龍海(1957-)，男，遼寧丹東人，廣州金融高等專科學校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經濟與管理專業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教育管理研究。北京師范大學　研究生院，北京　100875 作者：北方論叢哈爾濱110～113G4高等教育馬龍海20032003建設一流大學是實施“規模、結構、質量、效益”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大學參與全球高等教育競爭的必然選擇。因此，進一步加深理解辦好一流大學的理念，明確建設一流大學的理想與目標，對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辦學水平，加快高等教育國際化步伐，都將產生積極的影響。一流大學/高等教育/高等學校/理想/目標　　first-class university/ideal/higher education/mission/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網載 2013-09-10 20: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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