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是當代世界歷史性的大事件。它將引發世界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諸層面的全方位變革,并將影響當代資本主義和21世紀社會主義的發展走勢。選擇以“9·11”為切入點,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進行研究,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嶄新課題。
全新的研究視角
“9·11”事件發生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傳媒和思想界迅速作出反映。美國政府思想庫在制定反恐方針和政策時,竭力淡化對“9·11”發生根源的深入探究,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宗教和族際對立等問題表現得相當敏感。最典型的例子是亨廷頓。當極端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分子發動恐怖襲擊之際,這位21世紀文明沖突的預言家成了好龍的葉公,堅決否認“9·11”是文明沖突的表現。“9·11”后美國政府的政策基本點在于:在打擊恐怖主義的同時不引起全球反美,不削弱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并通過建立國際反恐統一戰線,要求世人接受西方大國安排的國際政治新秩序。西方主流思想界則以西方價值觀的普世適用性為基本前提,堅決捍衛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正統地位,努力阻止人們在“9·11”后對全球化導致南北不平等狀況加劇的深入反思和對全球化及西方現代化總體范式的根本質疑。
目前,“9·11”在西方左翼內部也成為一個引發爭議的話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事件正在造成左翼在政治上的分裂,從深層反應了西方左翼內部對資本主義批判的不同出發點和不同態度。例如,在2001年9月底巴黎第三屆國際馬克思大會上,西方左翼陣營中各種不同文明背景的左翼人士對“9·11”的看法大相迥異,有關“9·11”的話題激起了西方左翼內部在理論上的分化和情感上的對立,歐美裔學者和有色人種學者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及其發展的認識出現較大分歧。又如,在“9·11”后,一向標榜左傾的美國大學的校園氣氛發生了重大變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的高漲產生了對多元化意見的排斥,背離了美國大學一貫自詡的學術多元、思想寬容的傳統。歐美左翼人士中強烈的種族、民族意識產生了對階級意識的遮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左翼運動共同的反資本主義斗爭目標。“9·11”半年之后,歐美左翼學術界目前才出現對全球化的經濟政治負面效應、民主制度脆弱性等問題的較為客觀中肯的理論分析。
所有這些反映說明,“9·11”事件對當代西方社會的沖擊和震撼是相當劇烈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世界已經產生并將繼續產生一系列深刻的新變化。這些新變化不僅是發生在實踐層面的政策轉變,而且是社會發展、意識形態和政治行為諸層面出現的重大歷史性轉折。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新轉折表明:“9·11”以后的西方已經不同于“9·11”以前的西方;“9·11”預示著資本主義在21世紀將經歷又一次重大調整和關鍵轉折;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軌跡已經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針對這些新變化進行跟蹤研究,是關心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命運的中國學者義不容辭的歷史責任。
頗有價值的理論課題
“9·11”以后,我國理論界圍繞新的國際形勢和反對國際恐怖主義展開了多方面的研究,半年多來主要突出了兩個研究方向:一是從意識形態角度加強了對國際恐怖主義及極端主義的宗教民族主義的研究;二是從國際關系的角度強化了對資本主義所主導的全球化的負面影響的研究。但是從整體上看,這些研究較偏重于政策層面的具體探討或學理層面的抽象分析,例如停留在對恐怖主義的一般分析或對所謂“全球治理”的泛泛議論上,對“9·11”性質、根源、后果、影響的研究尚不到位,尤其缺乏對當代全球資本主義新發展的理論剖析,對于“9·11”性質、根源、后果、影響的研究尚不到位,對于“9·11”以后西方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方方面面發生的新變化表現得缺乏敏感。處于全球化背景下發展的中國顯然亟需一種更新的當代資本主義理論,亟需一種能夠為我國現實的應對政策提供基礎支持的當前資本主義研究。研究“9·11”后當代資本主義的最新變化這一課題,其高度的學術價值、深刻的理論意義和迫切的現實意義不可低估,應當引起我國思想理論界的高度重視。
首先,“9·11”研究有著重大的學術價值。“9·11”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巨大沖擊和深遠影響是當前國內外馬克思主義者尚未作出深入理論說明的一個重大問題,它很有可能擴展為當代左翼思想界乃至整個國際學術界傾注巨大注意力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9·11”后,美國哈佛大學開出了一系列研究“9·11”的新課。從課目的豐富程度看,儼然形成了一個“9·11學”。這個新研究領域第一個引人注目的學術問題是:“9·11”的本質是什么?
無疑,恐怖主義是當代世界政治之癌,這是整個文明人類的基本共識。“9·11”膽大妄為、令人匪夷所思的恐怖襲擊行動,在人類文明史上聞所未聞。它體現了恐怖主義對人類生命和尊嚴的極端蔑視,對人類全部文明的徹底否定。正是基于其反人類、反文明這一性質,恐怖主義成為全世界共同的敵人,反恐怖主義得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廣泛支持。人類的理性和良知告訴我們,恐怖主義威脅全人類的安全。但是,共識的背后依然存在深刻的分歧。一些西方右翼認為,“9·11”本質上是當代的法西斯主義,它并非文明的沖突,而是對現代性、西方自由民主制和普世價值觀的挑戰。左派則認為,問題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簡單。恐怖主義必須譴責,但是必須從根本上消滅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源。貧窮是恐怖主義滋生的溫擋,不平等是罪惡萌生的淵藪。事實上,參與“9·11”劫機和自殺性襲擊的赴死者并非西方輿論宣傳的無知愚民,他們中不乏具有西方高等教育背景的大學生。在這些青年以死相拼的決絕和絕望的瘋狂背后,不僅僅是拉丹的極端原教旨主義宗教的罪惡蠱惑,還潛藏著更深刻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原因。因此,一般地把恐怖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相提并論并不準確。二者的共同性在于,它們都是極端主義的政治思潮,都具有反人類的本性。但是,二者的不可比之處也是顯而易見的:納粹法西斯主義是以種族極端主義反對現代民主,以所謂“優等”民族消滅和否定“劣等”民族,“9·11”的恐怖主義是要與現代化的西方人同歸于盡;法西斯主義崛起的背景是德國與美國兩大國爭奪世界霸權的強強爭斗,而“9·11”的恐怖主義的背景則是弱勢人群對強勢國家的絕望的自殺性攻擊和破壞性報復,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我們應該看到,“9·11”以同歸于盡的極端形式從深層反映了被全球化、現代化拋棄的世界的仇恨和絕望。不解決南北不平等問題,不建立公正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國際恐怖主義不會絕跡,拉丹的社會基礎將始終存在。“9·11”表面呈現的文明和宗教沖突的后臺背景,是世界經濟政治的不平等狀況。而正是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加劇了不發達世界的貧困現狀,拉大了南北之間的差距,引發了不發達世界中極端絕望的情緒。很顯然,“9·11”對全球化的走勢、新自由主義的命運、當代資本主義的前景,都將發生重要的歷史性影響。只有從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傳統出發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真正揭示恐怖主義的本質、特點、根源和影響,才能為尋求人類社會發展的公正健康的道路提供正確的答案。
其次,“9·11”研究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9·11”恐怖襲擊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對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意識形態都產生了強烈沖擊。無政府主義和原旨宗教民族主義再度浮出水面,已經形成21世紀意識形態的新的復雜格局。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均遭遇強烈的新意識形態挑戰(盡管性質根本不同),而新自由主義則首當其沖,成為首要的質疑對象。不難看出,“9·11”攻擊的目標,正是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現代化全球化象征的紐約雙子塔。以暴力反全球化與反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上以自由主義和西方普遍文明為敵,是從事恐怖主義的極端宗教民族主義者的鮮明特征。這就在理論上凸現了三大問題:
第一,作為“9·11”攻擊的意識形態對手,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是什么?在“9·11”以后人們注意到:20世紀末關于“歷史的終結”(福山等人關于人類歷史已終結于自由民主制和資本主義的樂觀預言)和“除了資本主義,我們別無選擇”(吉登斯等歐洲“第三條道路”倡導者的悲觀總結)等論調均遭遇沉重打擊,目前已不再流行。新自由主義的20年霸權,給世界帶來了全球化、新經濟。新自由主義主導下高效率的美式資本主義的成就迫使歐洲左翼提出“第三條道路”的全球化應對之策。然而,“9·11”對千禧年彌漫的樂觀主義情緒給予重重一擊。世人在探尋“9·11”發生根源、指責全球化擴大世界貧富差距時,矛頭直指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政策。資本主義向何處去?“9·11”將促進還是阻止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在全球化中進一步走向貧困化和邊緣化的不發達國家將走向何處?“9·11”意味新自由主義的破產和走向衰落,還是新自由主義霸權的新一輪強化?
第二,恐怖主義的理論本質是什么?它背后的理論支撐屬于哪一種意識形態?在本·拉丹狂熱的政治宗旨后面,是伊斯蘭教中的原教旨的極端民族主義。而從參加所謂“圣戰”的西方籍塔利班士兵身上,人們看到的更多不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熏陶,而是反資本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情緒。無政府主義與恐怖主義的思想聯系,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21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導致恐怖主義的極端宗教民族主義這三大意識形態之間是什么關系?21世紀文明的沖突是否能夠取代20世紀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意識形態的沖突、對立和斗爭?處于低潮期的世界社會主義應當怎樣看待當代意識形態格局的新變動?如何對待這種三足鼎立的意識形態格局?如何認識和處理反對恐怖主義和反對全球資本主義二者之間的矛盾關系,從而在激烈的斗爭和變遷中尋求新的發展機遇?總之,在新世紀的國際意識形態斗爭中,對“9·11”后這些問題的回答,顯現了非常突出的理論價值。
同時,“9·11”研究還是迫切的現實政治需要。研究“9·11”后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也是解決當代一系列重大現實政治問題的基本起點。“9·11”之后,布什政府已出臺一系列新國內外新政策,在國外發動反恐戰爭,并將戰略重心轉向亞洲;在國內加強安全控制,經濟政策傾向于回到大政府時代。在力主市場自由至上的共和黨政權主控下強化政府的宏觀干預政策,這還是有史以來第一遭。“9·11”還將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政策產生哪些新的變化和調整?處于恐怖主義新威脅下的國際社會是否還能堅持和平與發展的主流?“9·11”是否意味著歷史時代的根本改變?“9·11”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是全面的。研究西方世界當前的這些新變化,不僅有助于整個國際社會的現實思考,也是步入新世紀的世界社會主義制定對策的需要。面對新自由主義世界霸權和國際恐怖主義的雙重現實威脅,社會主義國家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必須注重宏觀的戰略思考,并基于此奠立具體的應對政策和措施。
隨著時間的推移,“9·11”將在歷史的宏觀天幕中凸現出它的界碑式的地位。“9·11”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全球的政治格局和思想版圖,被歷史證明是一個劃分當代人類歷史的重要標志性事件,是21世紀的真正開端。在我們看來,“9·11”以扭曲的形式表現了資本主義全球化所積累矛盾的歷史性爆發。研究“9·11”以后西方資本主義的新變化,目前需要中國學者傾注更多的理論思考。
當代世界京9~11D7國際政治周穗明20022002 作者:當代世界京9~11D7國際政治周穗明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0:5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