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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正當中國人踏著現代化的步伐跨入２１世紀之際，已經走過百余年現代化歷程的西方世界卻出了亂子。科技大發展，市場經濟主宰社會人生，人們生活水平大提高，與人的道德品質形成極大反差。人的貪婪、私欲、拜金、失和，讓當代新儒家提出了“后現代”的命題。他們警告：時至今日，時代的鐘表已從一端擺向了另一端。如何扭轉？新儒家設計了許多方案，而改革教育，加強人文建設是他們的重要辦法之一。
　　關鍵詞 當代新儒家；人文教育；意義失落；體驗教育；后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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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到本世紀５０年代后活動于港臺地區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再到當今奔走于世界各地的杜維明、劉述先、余英時等人，是一脈相承的文化哲學流派。他們以直接承繼先秦、宋明儒家為標榜，以“復興中國傳統”為使命，被稱之為當代新儒家。
　　傳統儒家們本來就注重人文教育，而在市場經濟籠罩全球的現代，“傳統”與“現代”的反差使新儒家們更感到“禮崩樂壞”，以傳統教育全人類，拯救“人文精神的失落”，成為當代新儒家思想最為突出的內容。
　　 傳統與人格喪盡的警呼
　　當代新儒家是儒學傳統優勝論者，他們認為只有儒家文化思想傳統才是塑造人類精神之髓的材料，人若丟失了儒家的人文精神，便是丟失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
　　劉述先提出，自新文化運動興起，中國知識界為了擁抱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掀起與傳統決裂、“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思想浪潮。當時的“第一流的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吳稚暉、巴金、吳虞等人，代表不同的政治與學術流派，不約而同地組織了一個和儒家傳統徹底決裂的聯合陣線”［①］，從四面八方圍剿中國傳統，橫掃“孔孟之道”（劉將馬列主義、自由派、無政府主義混為一談，自是錯謬）。當代新儒家認為，從那時開始人類社會的教育便隨著對傳統的否定而向另一個極端走去。當時中國的知識界不自覺地遵循了一個特殊的二律背反原則：一而強硬地呼吁抗擊列強和民族自救；一而宣傳照搬西方，以西方文化為武器，不遺余力地否定“中華民族的血脈”。要富強，只能全盤西化，商品經濟、市場機制、科學民主被吹捧至上。“中國傳統文化被貶斥得一錢不值，也是因為在富強的前提下喪失了利用的價值”［②］。人們沒有將中國傳統的精華與西方文化相比較，而是“非理智地”把中國文化中糟粕，如纏足、娶妾、愚昧、庸俗、敷衍同西方的精華，如科學、民主、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相比較，才自甘向西方低頭，自甘接受“墮落者”的悲慘命運。
　　當代新儒家向人們警告如此“西化”的結果意味著什么。他們指出，西方文化之核心為“自我”，對象是“物質”，態度是“征服”。當科學發展為“科學主義”，個性解放到無限度時，人性便受到了“戕賊”，社會倫理喪盡，你爭我掠，由社會動亂發展為二次大戰。但二戰后西方世界科技更加猛進，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激進，如美國歷史學家列文森所言，傳統更加被現代遺棄，尤其是儒家傳統不光在異國，首先在它的故國，幾乎完全絕跡［③］。但當代新儒家們對西方的“文明”卻不如一般人那么樂觀，他們認為，在西方人眼中以科技為唯一標識的“現代化”走到了今天，即到了所謂“后現代”時期，科學成了“科學霸權”、“科學沙文主義”，技術扼殺了人文，時代的鐘擺由一端擺向了另一端。杜維明將此歸結出幾大病癥：一是“意義失落的感受”。科技社會把人濃縮為一個“物質文明”，人們掙扎奮斗，到頭來卻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塊陌生、無情、充滿了敵意的土地”，除去金錢和物質，再無人生意義。二是“非人性化的傾向”。由于抽象邏輯思維的極端發展，犯下了懷特海所論的“錯置具體性的謬誤”，世間之物，包括人在內，都被當作了純客觀，當成了“數學符號”，人不再是感情運動，“接吻只不過是一堆原子的碰撞而已！”三是“戡天役物的措施。”“人們一味向自然攫取，無節制地開發、消耗、浪費、享受，乃致剝奪了人類生存的憑借，生態失衡、涸澤而漁。四是“普遍商業化的風氣”。市場價值不僅用于市場，成了現代化人類生活的唯一標準，享受是人生的唯一目的，拜金是人的唯一主義，人之所以為人的精神價值完全消失。五是“集團人主宰的趨勢”。西方人爭取人權、民主、個性解放，到頭來卻是人權、民主與個性的消失，競選激烈，個體的人都被攪進集團之中，金錢、權勢、大眾媒介驅使著人群，并無個性可言，領袖人物也盡是“大眾趣味”，成了大眾的應聲蟲，并無意識層面的高貴品質和智慧遠見［④］。
　　總之，“后現代”中，經濟發展與人的品質形成極大反差，經濟水平的升高沒能造成人的品性的相應提高，卻造成“有錢人”瘋狂的享受欲、貪婪欲；造成官員貪污，政府腐化；造成人際關系的失調，倫理喪失；造成大眾，尤其是青年一代的“自我丟棄”，等等。
　　 教育上的本末倒置
　　何以出現上述問題？經濟發展為何卻造成人格的下降、人文的失落？新儒家們認為，病根出在教育的本末倒置。
　　社會要發展，科技和經濟都是必不可缺的，當代新儒家也認為此不需辯。梁漱溟曾深刻檢討，中國傳統有的是“道德的形上學”，缺少的正是科學技術與經濟進步，這是中國落后的原因。進入現代之后，世界科技突飛猛進，中國只能是“無條件地承認”自己科技的落后，中國若再不發展科技，迎頭趕上先進國家，就將“永此不配談人格，永此不配談學術”［⑤］。他認為中國文化過早地去解決“人對人”的問題，而沒去研究“人對自然”的問題，不走科學之途，科學不解決，就留下了封建、迷信、幼稚、老衰等病癥［⑥］。因此，他終生未忘在道德的指導下大抓科學進步。本世紀６０年代，社會大抓階級斗爭，他卻提出中國的問題是“道德之事與科學之事”［⑦］，繼１９５３年遭到批判之后，又一次受到了長期的批判。牟宗三更認為傳統儒家把道德問題說過了頭，忽視了“知性主體”，使“內圣”籠罩了“外王”，因此沒開出“科技之花”。故此要道德“自我坎陷”，即少說些道德，為科學的發展讓出路來［⑧］。劉述先也強調，若是反對發展經濟，便是“開倒車”，“發展中國家，如果不加速現代化的歷程，簡直有亡國滅種危險。”［⑨］
　　新儒家們的意思是，他們不是反對科學與經濟建設，而是反對只要科學不要人文道德，強調把握“科學與人文”、“經濟與道德”的正確關系，通過“人文智慧的決擇”，走出“人類的無限希望來”。而所以使科學與人文關系發生倒置或割裂，首先是教育出了問題。
　　早在２０年代，當代新儒家梁漱溟等人便注重人文教育，梁說：人類教育一是道德教育，二是知識教育，必須把準二者關系。西方教育所以偏了向，就是忽視了道德教育，只重視知識。他轉述辜鴻銘所說：“西洋人入學讀書所學一則曰知識，再則曰知識，三則曰知識”；而中國的傳統教育教的是“讀書明理”、“君子之道”［⑩］。這兩種教育之不同在于，中國人教人如何生活，如何做人；西方人只教給人“生活的工具”。但是，由于西化潮流的影響，中國人的教育也向西方看齊，中西教育一致化，使“技術性教育”占了統治地位，“實證主義”、“工具理性”取代了人的生存意義和價值創造。“人性、人倫、人格皆受到戕賊”，終于使整個社會付出了不可估量的負而代價。
　　那么，教育的意義是什么？新儒家認為應是理想主義教育，是價值理性教育，是要啟發人尋求人生意義，是古人說的“成圣成賢”，是當今人說的“追求真理”，是要樹立起“為實現全人類的福祉自愿犧牲自我，貢獻人生”。梁漱溟欣賞丹麥的教育，說他們的教育是“品性感應品性”，即以“少數人的精神感召多數人的精神”，喚醒人們的覺悟，以大多數人的精神力量“促成社會的經濟進步”［①①］。梁也看中美國人杜威的部分教育理論，杜威說：“教育是如何看見人心，是把人類個體生命與社會生命貫穿起來。”［①②］
　　 重在體驗教育
　　體驗教育屬于直覺主義的認知范疇。當代新儒家把這種認識稱為“無私的直覺”，認為是人的“率性”，是人與生具來的善性和美德的“發見”，孔子所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所謂“仁”，皆“最敏銳的直覺”［①③］。如救人于水火之中，只憑直覺去救，無暇考慮別的或該不該救；再如父母亡故，油然落淚，并不要考慮該不該哭一樣。當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唐君毅等都對直覺認識有系統論述。但是，他們這些人畢竟生活在現代社會之中，時代的要求畢竟沒有使他們完全陷入這種純主觀的認識論。他們高揚人文教育精神，吸收了直覺認識論的“無私”、自省內核，同時又強調與實踐的結合。如梁漱溟論教育時，從根本上說，教育是要“調順本能”。他舉例：小孩子生下不久便知親愛母父，不必去教，年長了教他孝敬長輩，只要順著人心愛心，啟發出來便是［①④］。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視實踐，要求老師領著學生“走人生之路”，反對把學校當做讀書本的場所，要把學校當作“人生韻律”，老師要以“實際生活的藝術喚起學生對日常工作價值的重視”，學生經過教育都很想“握緊拳，立即跑出去工作。”［①⑤］
　　當代新儒家絕大多數是教育工作者，他們在教育中大都強調社會實踐教育，如梁漱溟先做北大教員，認為書本教育脫離社會弊端太大，于１９２４年辭職去山東、河南、廣東等處鄉村搞了十幾年“村治學院”、“鄉農學校”，直到抗日戰爭全面進行，才被迫停止。他辦的學校，被稱為“新式的社會團體”，“一伙人彼此相扶走路的團體”，師生在鄉村一同學習，一同勞動，吃住在一起，共同為改造自我、改造社會而共勉、共勵、共研。
　　實踐生活是體驗教育的一部分，同時注重學生的“自省”，梁漱溟稱為“朝會”。每天凌晨，他率領師生圍坐在黎明前的星光之下，靜默沉思。此時疏星殘月，山河寧靜，自覺心地清朗、一塵不入。乃靜思深省，使心靈升華，情操凈化。梁漱溟堅持多年，自認為一生生命中，此一時刻最為寶貴。他把這項內容寫成《朝會》一書，輯錄文章５０余篇，讀來趣味橫生。
　　體驗教育即使上專業課，亦不是將知識分解后讓學生死記硬背，而是讓學生總體把握，體味意境。如講歷史，要把歷史“當作一個有生命的人類故事來講”，使學生體驗到自己的生命是歷史長河中的一段：講音樂將之當作導人情味的詩篇，讓學生體驗人生美好；教體育使學生得到“全人格的發展”和“人生意義的健全”。
　　 知識分子教育工農大眾的教育
　　當代新儒家認為，當今世界人眾素質下降、官員貪污嚴重、社會風氣日跌，主要是教育出了問題。當今教育體制，學在官府，長期一個格式，使教育僵化、格式化。要拯救人文教育，提高從上到下的人文素質，必須復興傳統儒家的民間講學之風，發展私人教育，并且是知識分子教育工農大眾。
　　官府教育日益僵化，培養人才為的是統治工具的使用；教育對受教育者來說，則是博取社會地位、取得利祿的工具。學而優者，名利思想嚴重；學而劣者，則成為蕓蕓之眾，失去向上的積極意志，成了作活吃飯的行尸走肉。因此，他們呼吁打破這種格局，引來教育復活之水，其首要者是打破官府辦學的格局。
　　當代新儒家提出要把教育權交給私人，辦學者要是志愿為社會培養杰出人才的覺悟者，聘請教育家和各方面的專門家做教育工作者。政府把教育經費撥給私人，以經費作為培養人才的保證，人才培養出來了交給國家，這是對經費的補償，正如拿錢投資換取產品一樣。但政府只有監督撥款使用情況的權利，而不許干預校內具體教育事務。他們強調，學校如因使用了政府的補助而喪失了自主權，任政府干涉，“其損失將不可限量”［①⑥］。
　　新儒家的人文教育更重視社會教育，即使是學校畢業生，也得進行社會終生再教育。他們看到社會風氣不好，怕受社會污染。至于社會大眾，更是教育重點對象。所謂“為往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是當代新儒家的一致口號，他們看到官風和世風日益商業化，倍感痛心，把教育社會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梁漱溟等第一代新儒家，景仰孔子、王陽明的山林講學，要把知識分子“下放”到民間，去教育工農大眾，朝蘇社會人生，使之復活健康。梁漱溟曾下鄉搞教育，便是模仿宋明民間的“鄉約”教育。鄉約自北宋出現，南宋朱熹、明代王陽明相沿實行，便是知識分子下鄉講學，同時組織農民搞“倫理社會”烏托邦。大眾被知識分子組織后，“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①⑦］。
　　當毛澤東在湖南發動民眾鬧革命之時，梁漱溟正好也去山東搞民眾教育。毛澤東提出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結合，梁漱溟正好也提出了這一口號。但梁漱溟強調知識分子是“上層社會”、“上層動力”，而農民大眾是“下層動力”，結合的辦法是上層動力去“拖引”“下層動力”，猶如機車拖引車輛那樣，使整個社會都活動起來，奔涌向前。同樣，梁漱溟也要知識分子到社會底層去接受工農大眾的“磨礪”。他認為，如果知識分子具備了工農大眾的質樸、堅實；工農大眾具備了知識分子的覺悟和知識，二者沒多大區別了，“中國的問題也就解決了。”［①⑧］，那么，教育的問題也不再會出大毛病了。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等６０余縣去實驗，搞了一大批鄉農學校、鄉村教育研究院，搞了一大批教育與鄉村政權、鄉村生產相結合的實體實例，受到了當時國家上下層的重視，影響頗大。當日本侵略華北時，鄉農學校無法搞下去了，梁漱溟把他的鄉農學校師生組織起來開赴抗日前線，被編在中央軍委會直屬第三政治大隊。這支隊伍在沂蒙山區與八路軍并肩抗日，梁漱溟親往考察，受到山東人民的熱烈歡迎。蘇魯戰區司令員于學忠及八路軍山東縱隊張經武、韋玉等領導人熱情接待梁漱溟，高度贊揚鄉農學校的師生抗戰隊伍。
　　 幾點認識
　　研究當代新儒家，可以看到他們關心人類前途命運的精神，看到他們為之奮斗“道不行吾寧死”的人生態度［①⑨］。他們為提高大眾素質而探索的一套教育理論和方案，對當今世界進步和我國的現代化經濟及精神文明建設，是有著借鑒意義和價值的。
　　但是，他們的人文教育內容和形式又不能不讓人產生某些想法和疑慮。
　　例如：他們高揚人文精神、追求人生價值，批判、否定現代化的市場經濟，認為市場經濟弄不好會使人類“萬劫不復”。這種呼吁至少在中國現在還為時過早，因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才剛剛起步，還不是搞過了頭。此時大聲疾呼“萬劫不復”，是有害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自然，中國剛剛起步的市場經濟，道德文明的問題已經很大，假冒偽劣，坑蒙欺騙行為十分嚴重。但是，問題的出現需要我們找出解決的辦法，如果因此即喊“萬劫不復”，則無異于因咽廢食。
　　新儒家的人文教育雖然面對現實，然而又多向傳統去回思問題，他們的本意便是“復興傳統”，到幾千年的文化中去掘取適應現代化建設的因素，這也未免有些空疏。因為中國的儒學文化重義輕利，反對市場經濟，使中國幾千年經濟落后。如今市場經濟出了問題，卻回頭向傳統認錯，完全用歷史解決活生生的現實問題，亦難令人信服。
　　再如提倡民間講學、山林講學，把數千年或幾百年前的辦法搬來，究竟如何去做，時過境遷，怕也難以實行。當今的教育需要改革，然而若把學校都交由民辦，也不是說問題可以迎刃而解。目前中國的私人辦學問題并不小，比公學還要“金錢掛帥”，還要混亂些，可見公私辦學也非問題的癥結。
　　① 劉述先：《哲學探索的機緣背景與實存體證》，《中國論壇》，第２２卷。
　　② 杜維明：《新儒家傳統的現代化轉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４頁。
　　③ ［美］列文森：《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④ ⑨ 劉述先：《時代與哲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８８～１９４頁。
　　⑤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１９２３年版，第２０６頁。
　　⑥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路明書店１９４９年版，第２３２頁。
　　⑦ 汪東林：《梁漱溟問答錄》，湖南人民出版社，第１５６頁。
　　⑧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臺灣學生書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９頁。
　　⑩ ①② 梁漱溟：《東西方人的教育之不同》，見《梁溟前文錄》，商務印書館１９２３年版。
　　①① ①③ ①⑤ ①⑦ ①⑧ 梁漱溟：《丹麥的教育與我們的教育》，見《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中華書局１９３３年版。
　　①④ 梁漱溟：《朝會》，鄒平鄉村書店１９３７年版，第２頁。
　　①⑥ 見《宋史》，第３４０卷《呂大防傳》等書。
　　①⑨ 劉述先：《中國哲學論文集》序。
　　（作者：大連 遼寧師范大學 教授）
　　 〔責任編輯 陸軍〕＊
　　
　　
　　
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大連67-70B5中國哲學馬東玉19971997 作者：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大連67-70B5中國哲學馬東玉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0: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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