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代歷史與思想  >>>

簡體     傳統

---

　　中圖分類號：B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511-4721(2003)02-0005-14
　　當代中國，反傳統主義的狂濤沖決堤岸，大有快速淹沒一切之勢。為護住民族文化的靈根，以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為代表的當代新儒家毅然挺身而出，抗拒時流，一次又一次被無情的時代大潮沖刷到岸邊，成為“寂寞的新儒家”，甚或“花果飄零”。然而，這種悲壯的時代機遇不期然鍛造了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的“反反心態”“孤往精神”和“狂者胸襟”。
　　何謖反反心態？反反心態即反反傳統主義的心態。當代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陳獨秀、胡適、魯迅等為代表的文化激進主義者，猛烈地抨擊儒家文化、矛頭直指孔子。他們登高一唱，四方呼應，由是開啟了當代中國反傳統主義的大閘，并掀起了一個又一個討孔伐儒的滔天巨浪。降至“文革”，目不識丁之徒，也可以揭批“孔老二”，而一部儒家經典未接觸的學人，同樣可以隨意指控儒學封建、落后、保守等等，不需任何證據，憑感覺就可以斷定儒學是中國社會前進的絆腳石，總之，尊孔的就是反動的，反孔的就是革命的……天下滔滔皆是。反反心態就是反這種反中國文化心態。
　　當代新儒家是反傳統主義者“逼”出來的結果。沒有對儒學的極不公正評判，就不會出現為儒家爭公道，為孔子抱不平的梁漱溟。1917年，新文化運動高漲的時候，梁漱溟走進了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大，舉目望去：“今天的中國，西學有人提倡，佛學有人提倡，只有談到孔子羞澀不能出口……孔子之真若非我出頭倡導，可有那個出頭？”[1](P544)這一出頭表現了梁先生獨立不倚，砥柱中流，不合流俗的大無畏的學術勇氣。當然，杜亞泉、林紓等人也曾出頭，但他們不能給儒學找到新出路，陳煥章、康有為、嚴復等人所倡導的孔教會，非但不能使儒學起死回生，反而加速了儒學的衰敗。梁漱溟挺身而出，拋開了儒家一切制度、現實的牽累，直透儒家內在的本質和真實意義，開啟宋明儒學復興之門，成為當代新儒家開山。可見，當代新儒學的出現，是對新文化運動的反動，是反反的結果。熊十力同樣反反，他認為中國文化之高明，如赫日麗天，有目共見，有覺共感，而“無目無感者，不見不覺，遂署人稱陽宗之顯赫。今之謂中國學問不值一錢者，何以異是？”[2](P70)他強烈批評反傳統主義者，有眼無珠，麻木無覺！
　　就時代感受言，牟宗三比梁漱溟、熊十力更為深切，其反反心態也就更強烈。他以浪跡天涯、四無依傍之心境，痛徹反省“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文化的傷害：指出“五四”知識分子只是趨時、紊亂、淺薄，他們割斷華族慧命之根，數人家珍，“是自卑自賤而甘于為國游魂隨風而飄蕩者也”。[3](P154)“新文化運動之內容是消極的、負面的、破壞的、不正常之反動的、怨天尤人的”，[3](P142)因而“復活自本自根的創造的文化生命，便不能不有暢通自己的文化生命之積極的真實思想與真實義理。如是，‘五四’時的新文化運動之負面的破壞的思想內容便不能不再來一個否定而歸于撥亂反正之正面的健康的思想內容”。[3](P143)撥亂反正就是反反。這里需要指出，由梁漱溟、熊十力到牟宗三，當代新儒家強烈批評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文化的踐踏，具有鮮明的“反反”價值取向，但他們并不反對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民主與科學。梁漱溟甚至要求對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全盤承受，牟宗三把民主與科學視為“新外王”的主要內容。可見，他們反新文化運動之偏執、偏激，雖不無商榷之處，但從其對民主與科學的態度看，他們的心靈是開放的，而非封閉的。
　　何謂孤往精神？這里孤不是孤獨，而是孤往。孤往即孤而往，明知對手是千萬人，自己孤單無援，仍然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孤往精神是道德意識周流貫注下的大無畏精神。《孟子·公孫丑上》載曾子說：“吾嘗聞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是說通過反省，認識到正義不在我這里，雖然對方只是個平民百姓，我也戰粟驚恐；如果正義在我這里，雖與千萬人戰，我也毫不畏懼，勇往直前！“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就是儒家的孤往精神。當代新儒家，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都具有孤往精神。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展開，聲勢之大，威力之猛，空前絕后。在列焰熏天、容不下任何雜音的時代里，梁涑溟公開為孔子辨誣，認為孔子是中國文化四五千年發展史上的關鍵人物，“克己復禮”不是復辟，孔孟之道不是吃人的禮教，如果吃人，數千年來中國人早被吃光了，豈能有民族生命無比綿長，民族單位無比拓大之今日，由是招致長達半年之久的大會、小會的批判。半年過后，當召集人詢問他對批判的感想時，他脫口而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這何止是與千萬人戰，而是公然與數萬萬人戰，任何言詞都很難表達梁漱溟這種行為的象征意義，只有孤往精神最為諦當而恰切。
　　熊十力一生高視闊步，痛斥鄉愿，睥睨名流，決然抗拒流俗，徑行孤往。他說：“余平生痛惜清末以來學人尚浮名而不務實修，逞游譚而不求根柢，士習壞，而族類危。”[2](P281)他認為凡名士必不虛心，不著實，必作無量外表工夫，必會世故，善迎巧、巧屈伸，趨時尚，媚世俗，與千百萬無知之徒相浮沉，心肝死盡！誤導天下蒼生，使船山孤往精神，掃地無遺。“凡名流皆狗也！大名狗大，小名狗小，而狗一也！”[4](P588)而被大狗小狗占據的現代大學更是茫無宗趣，教授流品，極為猥雜，自好者視大學為污途，而自己獨任其間，等于世尊行乞之義，希望以自己的苦心接引一二善類，作為中國文化的種子。由是之故，他常發誓言，不做名流，不為報刊、雜志寫文章，不應講演之約，不受當局饋贈，不妄謁學校當局，守其孤介，無所攀援，無所爭逐，兢兢業業，不敢負所學，以獲罪于先圣往賢也。他要求學人貞定自己，以不顧天、不顧地，甘受世間冷落，埋頭苦干之孤往精神，造福于中國學術，造福于蒼生國家。
　　牟宗三是熊十力所倡導的孤往精神的實踐者，他不慕虛名，甘受寂寞，無所攀援，不與當道合作，守其孤介，自言六十年中，只做一件事，即“反省中國文化的生命，以重開中國哲學之途徑”。[5](P73)由此卓然成為一代儒學宗師，哲學大家，將當代新儒學推向新高度。
　　何謂狂者胸襟？這里的狂不是狂妄之狂，更不是瘋狂之狂，而是指一種敢于担當、勇猛剛毅的人格形態。孔子曾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與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論語·子路》）儒門中，以感情熾熱、坦率真誠、勇于進取、敢于担當者為狂。孔子中正、平實，渾然天地氣象，然而“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論語·子罕》）平實中顯狂者風采。孟子高視闊步，傲視王侯，“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可謂狂者典范。狂，是對社會惡勢力的一種精神反抗，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應急心態。抗戰時，牟宗三在昆明，謀事不成，衣食無著，困頓已極，“我在那階段與處境，我若無照體獨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間”。“我需要驕傲，驕傲是人格的防線”。[3](P145)時代的擊打與鍛造，成就梁、熊、牟等人狂者胸襟。
　　1917年10月，梁漱溟途徑湖南，夜宿長沙，聞戰爭涂炭生靈，感生民之禍亟矣，真水深火熱也，滿懷憤激之情，驚呼：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為后來毅然放棄都市優越的教授生活，走到中國社會的最低層——鄉村，從事鄉村建設運動埋下了伏筆。他說：“我今日若無狂者的胸襟，則我早不在此外縣野鄉吃苦受累，而安居北京，享我家庭幸福矣！”[6](P342)又說：“既有‘四顧無人’之慨，不免有‘舍我其誰’之感。像這樣數千年悠久歷史之下，像這樣數萬萬廣大人群之中，而‘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這句話，只有我一人最親切；責任演到這步豈是偶然？固然沒有什么‘天降之命’，而正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者在。是事實如此，不是我自負！“[6](P344)強烈的歷史担當感和社會責任意識，鼓起了梁漱溟狂者的悲心大愿，造就了他矯然不群，抗拒流俗的個性，這是梁漱溟之所以為梁漱溟處。熊十力是位性情中人，1911年冬，他書下“天上地下，唯有獨尊”，其狂者胸襟可窺端倪。牟宗三在《我與熊十力》一文中有段回憶，生動再現了熊十力的狂者胸襟：“第二天下午，我準時而到。林宰平先生、湯用彤先生、李證剛先生俱在坐。不一會看見一位胡須飄飄，面帶病容，頭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風瑟縮中，剛解完小手進來，那便是熊先生。……他們在那里閑談，我在旁吃瓜子。也不甚注意他們談什么。忽然聽見他老先生把桌子一拍，很嚴肅地叫了起來：‘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人能講，其余都是混址。’在座諸位先生喝喝一笑，我當時耳目一振。”[3](P134)這里所說的是熊十力的自負，也是熊十力的狂。“當今之世，講晚周諸子，只有我熊某能講，其余都是混扯”，一語橫掃學壇，目無余人。從這種自負中，人們可以品味出熊十力內心深處的孤寂與凄涼，而孤寂與凄涼的背后卻由外在的壓力積聚起巨大的能量，狂者顯露不過是這種能量的突然爆發而已！如果說梁漱溟的狂，源于歷史担當和社會責任的悲心大愿的話，那么熊十力的狂則來自于對學術文化的執著！
　　牟宗三高狂俊逸，獨步千古，其狂者胸襟亦非常人所及。言及學問深淺，他說：“圣人之學即是圣人之道……其深淵淵然，故不可測，難與知。大賢以下，其學之深淺，各有參差。而近前師友，熊先生未易言。唐先生（唐君毅——引者注）大約水深三尺。我自己不敢自滿，亦無須故作謙虛，本分而言之，深可五尺。至若時賢之學，雖未便輕議，而大體‘三寸五寸水清淺’者多矣。”[4](P73)牟先生這番“本分而言之”的評判，恰恰透顯出他的狂者氣象。1994年12月，病危中的牟宗三寫下這樣一段話：“我一生無少年運，無青年運，無中年運，只有一點老年運。……只寫了一些書，卻是有成，古今無兩。”[4](P89)一生著述，古今無兩，了了數語，力拔千鈞，此語無人能言，也無人敢言。牟宗三高狂俊逸，超邁千古，孤峭冷峻，望之儼然，可謂儒門之狂者。
　　反反心態、孤往精神、狂者胸襟，三位一體，相環而生。沒有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情緒化否定，就沒有當代新儒家的反反心態；而在反傳統成為時尚或主流意識的時代境遇中，作為傳統的維護者，當代新儒家深感孤獨無援，孤往精神就成為他們重要的精神支撐；廣天漠地、蕓蕓眾生，“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由孤往精神與歷史担當感沛然而生狂者氣象。毫無疑問，正是時代造就了當代新儒家，鍛打了當代新儒家人物的反反心態、孤往精神和狂者胸襟的品格特征，梁、熊、牟只是其中的三位突出代表罷了。當然，在吾人看，那種趨炎附勢，隨波逐流，與世浮沉，獻媚當道，追名逐利之徒不是儒門中之物，自然不配新儒家之稱謂了。
　　收稿日期：2002-12-02
文史哲L濟南5～18B5中國哲學顏炳罡20032003顏炳罡　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作者：文史哲L濟南5～18B5中國哲學顏炳罡20032003

網載 2013-09-10 20:58:59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