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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是個殖民地化的城市，其居民主要由移民構成。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移民將各自的原有文化帶到澳門，形成了不同的族群，從而使澳門的文化變得復雜而多元。研究澳門的族群及其溝通與走向，對于認識澳門，增強澳門與內地的聯系和促進澳門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人不揣淺陋，擬就這一問題略作探討，借以拋磚引玉，祈求正于學界方家。
　　　　　　一、澳門的族群
　　對于族群的界定，學術界存在著不同的意見。目前比較流行一種看法認為，族群是指在一個較大的文化和社會體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質的一種群體，其最顯著的特質就是這一群體具有宗教、語言、習俗等方面的特征以及其成員或祖先所共有的體質的、 民族的、 地理的起源。（注： Nathan　 Glazer &p.　Moynihan: Ethnic ——　Theory　AndExprience, Flarvand Univercity Press,1975.）
　　族群的形成是個較為復雜的過程。一般來說，來源于不同地方的移民共同居住在一個地方必然會導致文化的多元性。在移民的過程中，來自同一村落、同一親屬群體和同一方言群體的成員為了適應新的環境往往會盡可能地聚居在一起，或盡可能經常來往。他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活動中常常會動員整個網絡中的成員來共同參與。這些群體通過保持原文化或創造新的文化符號來維持群體成員的認同，這樣，在共同文化淵源的基礎上形成了族群。
　　澳門族群的形成與人口的遷移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根據1991年的人口普查，澳門近50萬人口中，出生于澳門的只有142,697人， 僅占澳門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出生于內地的179,028人，香港12,192人，葡萄牙3,625人，菲律賓1,965人，泰國1,998人，其他國家如印度、 安哥拉、莫桑比克、英國、法國、意大利、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秘魯等158,515人。不同國家或地區出生的居民移居澳門， 使澳門的族群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其實，澳門人口的構成從很早開始就很復雜了。據《澳門編年史》載：“1565年，已有近九百人在此地生活，其中有商人、馬來亞族男女、印度人、黑人和大量的中國人”；“1600年，澳門人口中已有印葡家庭六百戶”；“1700年，澳門市住著九百位葡萄牙人和數目不詳的其他種族的人，中國人的人數超過四千。”（注：施白蒂著、小雨譯：《澳門編年史》，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16、30、69頁。）當時的澳門華人以廣東、福建籍漁民為主，清王朝派往澳門担任同知的官員印光任、張汝霖分別是打官腔的江蘇、安徽籍文官。他們赴任時各自帶了自己的眷屬和其他隨從，因而出現了“四個省的方言和居澳西人所講的葡語、意大利語、英語、法語混雜在一起”（注：徐新：《澳門的視野》，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19頁。）的情況。
　　澳門居民的國籍也是多元的。在1991年的澳門第13次人口普查中，中國籍240,496人，葡萄牙籍101,245人，英國籍6,308人，菲律賓籍2,170人，泰國籍726人，其他國籍149,781人。在葡籍人士當中，大部分人士出生于澳門，稱為“土生葡人”。據統計，1970年澳門有葡籍人士7,467人，其中土生葡人達6,647人，占葡籍總人數的89％。（注：黃啟臣等著：《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5、176頁。）這部分人具有混血的特征。根據澳門的民事登記法，凡在澳門出生的人可以獲得葡萄牙的國籍，但上述具有葡籍的相當數量的人并非在澳門出生。原因在于，澳門按天主教堂區進行管理，只要教堂出示出生證明即可，而教堂并無出生的完整記錄。因此，一些澳門居民為了獲得葡籍的政治、經濟利益，便千方百計地加入葡籍。國籍問題是澳門居民比較關心的問題。澳門的國籍問題主要涉及兩個層面：一是持有葡籍認別證的華人，二是土生葡人。無論是哪種情形，澳門進入后過渡期后，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只能依據：①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適用的八部全國性法律之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②《中葡聯合聲明》，③《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歷史上國籍的多元化，使得澳門居民具有不同的國體和政體的認同，從而強烈地影響著他們的族群認同。
　　澳門最初的中國人是以水上居民和陸地居民來區分的。水上居民又稱“蛋民”，是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土著民族，為古越人的后裔。因其乘舟沿水而泊，或居堤壩上的臨時茅舍，故名。（注：蕭鳳霞：《婦女何在——抗婚和華南地域文化的再思考》，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年 2月（總第14期）；梁釗韜：《“濮”與船棺葬關系管見》，載《梁釗韜民族學、人類學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360～366頁。）他們曾是澳門居民的重要部分。時至今日，他們中的大多數已從水上搬進城市公寓居住。他們有自己的組織和特定的節日活動。澳門的陸上居民主要是來自大陸的移民。最早到澳門定居的是福建莆田和廣東的潮州、汕頭人。近代以后，廣東沿海各縣的人們移居澳門，其中以中山縣（現為中山市）人為最多，其次是新會人、陽江人、順德人、南海人和東莞人等。此外，中國籍居民中還有三類晚近遷入的不同來源的人。他們與本地區其他族群的經濟、文化心理等方面的聯系較弱。一類是主要來自廣東農村的具有農村口音和習俗的通過各種非法途徑去澳門定居的人；第二類是來自海外的華人。他們來自世界上40多個國家或地區，其中以緬甸歸僑為主的東南亞華僑總數超過40,000人，印尼歸僑 8,000人， 柬埔寨歸僑3,000人，其次是非洲歸僑，以馬達加斯加歸僑為主，大約1,000人，北美和南美歸僑數為數100人。（注：鄭天祥等著：《澳門人口》，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65、121頁。）這些人大多數是 60年代遷入的。他們會講粵語，文化程度較高，屬于中產階級；第三類是來自中國北方的講普通話的人。他們中的一部分是1949年解放前夕從北方遷入的，另一部分則是80年代遷入的。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但不會說粵語，也不習慣廣東人的文化習俗，因而不大贏得當地居民的好感。
　　來自不同的國家或地區的族群具有不同的區域文化特征，這在澳門各個不同族群的宗教信仰、語言和習俗等文化方面也明顯地表現出來。
　　澳門宗教歷史悠久，當地居民信仰著佛教、道教以及一些民間宗教，還有從外國傳入的天主教、基督新教、伊斯蘭教和巴哈伊教等。具體情況見下表。（注：澳門統計暨普查司：《第13次人口普查暨第3 次住房普查總體結果》，第58頁。）
　　　　　　　　　　　　　　　　　　　　　　 單位：人

宗教　　　　　　　　　　　　國籍信仰　　　　　中國　　 葡萄牙　　 英國　菲律賓　　泰國佛　　　教　　 41,232　　15,874　　899　　　36　　 438天主教　　　　　4,273　　16,689　　537　 1,863　　　22基督教　　　　　3,713　　 1,843　　241　　 133　　　—其他宗教　　　 37,524　　10,523　　626　　 103　　 162無宗教信仰　　153,754　　56,316　4,005　　　35　　 104總　　　計　　240,496　 101,245　6,308　 2,170　　 726宗教　　　　　　　　　　　　　　 國籍信仰　　　　　 其他　　　合計佛　　　教　　 1,190　　　59,669天主教　　　　　 601　　　23,985基督教　　　　　 275　　　 6,205其他宗教　　　　 591　　　49,529無宗教信仰　　 2,091　　 216,305總　　　計　　 4,748　　 355,693

　　澳門的民間信仰主要是供奉觀音、天后和關公廟等。媽祖崇拜是澳門道教及民間信仰的重要表現。1535年葡萄人來到澳門之前，澳門就有了媽閣廟，崇拜媽祖。媽祖是福建、臺灣及廣東潮汕地區對天后或天妃的稱呼，是古代中國東南沿海人所崇拜的一種航海保護神。中國人所崇拜的航海保護神不止媽祖一種，也不以媽祖為最早，但卻以媽祖為最重要。從地域上來說，中國人對媽祖的崇拜，以福建、臺灣、廣東為最盛，次及其他沿海各省。香港地區也盛行著媽祖崇拜。（注：參見拙文：《香港民族問題簡論》，載《廣西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 媽祖崇拜的范圍之廣，“隨著中國人的足跡遍及全世界。”（注：章文欽：《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253頁。）福建、 廣東等地的人們移居澳門，帶來了他們原有的媽祖崇拜文化。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年），閩潮商人來到澳門興建媽祖廟。又謂媽祖閣最早的建筑弘仁殿建于弘治元年（1488年）。（注：李鵬翥：《澳門古今》，三聯書店香港分店、澳門星光出版社1986年，第20～21頁；黃兆漢等：《香港與澳門之道教》，香港加略山房1993年，第74頁。）葡人入據澳門以前，這座媽祖閣已經存在。葡文Amaquan或Macau起源于對這座媽祖廟的音譯，已經成為中國與西方學者的共識。澳門的中國人對媽祖的崇拜，與中國內地特別是福建的媽祖崇拜一脈相承。他們與港臺和海外一樣，在某種程度上通過這種崇拜來尋找自己在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中的根。這種“尋根”的觀念。使媽祖信仰具有了強大的生命力，從而得以延續至今。
　　語言是一個民族的重要特征，也是族群邊界的基礎。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人們均有自己的語言，即便是同一族群內部的人們也有各自的方言或次方言。來自中國東南沿海和華南地區的澳門移民之中就存在著廣州話、潮州話、廣府話和閩南話等方言。由于澳門地狹人少，居住相對集中，族際交往比較頻繁，因而語言的混合與多語現象已經比較普遍。盡管澳門目前的官方語言是葡萄牙語和中文，但占主導地位的實用語言卻是粵語和英語。澳門各個族群除了使用主導語言或官方語言之外，一般還保存著自己的語言，包括方言和次方言。
　　相對語言而言，族群文化對維系族群認同有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澳門政府過去雖然只強調葡萄牙文化而忽視其他族群的文化，但澳門各族群卻長期保留著自己的文化結構和形式。而且各族群成員對其意義和重要性也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各種宗教信仰、民間信仰以及地方音樂、戲劇等，均反映著澳門各個族群自己的文化認同。飲食傳統和模式是族群文化認同的一個重要標志。澳門各族群的飲食傳統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區別就是中菜和西菜。澳門的中菜主要有粵菜、潮菜、閩菜、客家菜和北方菜等，而西菜側以葡萄牙風味為主。隨著族群交往的加強，飲食混合的現象雖已出現，但各族群仍保持著一些自己特有的飲食習慣和愛好。在澳門的節日文化中，各族群的節日活動也是不盡相同的。華人族群春節時舉家團聚，吃“團圓飯”；農歷四月初八日譚公寶誕辰，魚行舉行“醉龍醒獅”，熱鬧非凡；信仰天主教的族群則在特定的節日里舉行朝圣式的花地瑪圣母游行，場面甚為壯觀。
　　總的看來，澳門的族群可以劃分為：
　　（一）土生葡人。這一族群的人員構成有三種情況，即澳門出生的純葡萄牙后裔，或澳門出生的中葡通婚的后裔，或在澳門以外出生而遷移到澳門定居并接受當地文化的葡萄牙人。一般認為，澳門的土生葡人的數量為六、七千人，（注：楊允中：《土生葡人——澳門社會穩定、發展、繁榮的重要因素》，載《澳門與澳門基本法》，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178～187頁；卡布拉布文，載《臺風之鄉——澳門土生族群動態》，第36頁。）其中第二種情況占八、九成之多。
　　（二）廣東族群。這一族群大多來自珠江三角洲，他們占澳門總人口的大半，成為澳門文化的主要載體。其文化習俗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大同小異，與內地文化、經濟聯系較為緊密。他們居住比較集中，通過同鄉會之類的組織加強著同鄉之間的文化聯系；職業上主要從事較重的體力工作，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遷入的新移民，以打工者居多。
　　（三）福建族群。這一族群具有獨特的方言，職業以經商為主，居住相對集中，與臺灣有著較多的商貿聯系。福建人是澳門較早的移民，估計有5萬人。近十多年來，泉州、福州、廈門一帶的移民較多。
　　中國籍的各個族群根據其故鄉、語言和與澳門的親疏程度還可以進行細分。例如，廣東廣府人便可分為中山人、江門人和新會人等。
　　此外，澳門還存在著其他國籍的人如菲律賓人、泰國人等所形成的族群。
　　　　　　二、澳門的族際溝通與交往
　　澳門各個族群的溝通與交往方式是多種多樣的。總的看來，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政治上，各個族群的地位隨澳門政治地位的變化而變化。16世紀至19世紀中葉，澳門由葡中官員共同管理。這一時期，葡萄牙人只有在中國政府的同意下才能到澳門居住和經商。
　　鴉片戰爭以后，葡人倚仗英美的勢力向清政府施加壓力，強迫中國接受葡人管治澳門的事實。1846年，亞馬留任澳門總督，將中國官員擠出澳門，對澳門實行全面的殖民統治。1887年，葡國與當時的清政府簽訂了《中葡友好通商條約》，清政府同意將澳門管治權交給葡人。這一時期，葡人處于絕對優勢的地位， 其他族群則是它的統治對象， 直到1975年葡萄牙政府承認澳門是中國的領土，澳門才開始進入非殖民化時期。
　　1987年4月，《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簽署生效， 澳門進入后過渡時期。此后，葡人逐漸撤退，土生葡人與當地華人的競爭日趨激烈。但在1988年澳門政府担任有關領導和主管的367人中， 高級公務員仍幾乎來自葡萄牙本土，中級公務員除葡萄牙人外均為土生葡人。土生葡人是那些與中國人、東南亞人、印度人及非洲人通婚的葡人的后裔，他們一般精通漢語，成為連接葡國政府與使用華語的大多數當地居民的重要橋梁，通過他們的社會和家庭聯系而將葡國文化及語言介紹給當地華人，因而他們在澳門社會或政治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注：吳志良：《澳門政制》，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147～148頁。）1992年，澳門621 名科級以上的政府公務員中，中國籍僅占9.6％。澳門立法會的議席分配， 亦明顯地反映出澳門族群之間的溝通與交往。間接議席的分配，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澳門6個間接議席中的5個來自不同的經濟團體，即澳門廠商會、出口商會、建筑商會、銀行公會和澳門毛紡織會。這5 個經濟團體均與中華總商會有著密切的聯系。它們的議席“都由中華總商會居中主持選舉或推選侯選人。”（注：余振、劉伯龍等《澳門華人政治文化》，澳門基金會1993年，第87、42頁。）因此，中華總商會在澳門社會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的領導人一方面是澳門經濟界的強人和華人的精英代表，另一方面又充當著中國政府和葡國政府的橋梁，成為中國政府的代言人和各華人族群族際交往的中介。
　　不同族群地位上的差異，在職業分布上也明顯地反映出來。律師、公證、法官等高收入的職業階層均由葡萄牙人和土生葡人構成，當地華人極少能進入這類行業。華人的舊移民除了低級公務員、經商者外就是普通職員，新移民則主要從事體力重、危險性大和低收入的職業。菲律賓人一般從事看門、家仆等職業。
　　（二）經濟方面的族際溝通與交往主要表現為澳門與內地之間的經濟互補與合作。澳門地理上與廣東相連，其居民大多來自廣東或祖籍廣東，因而與廣東特別是珠江三角洲的聯系密切。一方面，珠江三角洲人在澳門開設窗口，設立珠海經濟特區在澳門的總代理機構——珠光公司，負責珠海與港、澳以及海外貿易的聯系；另一方面，澳門人在珠江三角洲投資設廠，促進內地與澳門的經濟聯系。1992 年， 珠海利用外資3.2704億美元，澳門占兩成左右。同時，大批的汽車、電器、 紡織品等商品通過澳門而轉運內地。內地的物資也源源不斷地供應澳門。據統計，1981年澳門由內地進口貨值總額達到13億元，比1962年的7,215 萬元增加17.44倍，平均每年凈增16.6％。 澳門與珠江三角洲的經濟幾乎同時騰飛，是兩地經濟聯系加強的一個重要表現。福建族群由于語言上與臺閩方言相同，便于溝通，因而它與臺灣的商貿聯系也相當密切，目前，以臺北為中心的臺閩經濟協作區正在形成。
　　（三）文化上的族際溝通與交往主要表現為族際通婚。族際通婚是族群融合的基礎，也是文化整合的重要前提。澳門族群之間的通婚很早就開始了，土生葡人即是歐亞人混血的結果。從澳門婚姻配偶的國籍狀況來看，夫妻均為中國籍的最多，占45％；夫妻均為葡籍的居第二位，占23％；此外，還有三分之一弱的婚姻是異國配偶。異國配偶中最多的是葡籍丈夫華人妻，占11.8％；其次是華籍丈夫葡籍妻，占8.9％。 （注：黃啟臣等著：《澳門經濟四百年》，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5、176頁。）過去通婚大多是單向的，即葡籍丈夫華人妻，并且認為嫁給葡籍丈夫的都是地位低下的華人女性；過去華人男性要葡籍妻子，必須放棄華人族群身分，皈依天主教，取歐洲名字和以講葡語為主，因而這類婚姻的例子極少。現在葡籍丈夫娶華籍妻子和華籍丈夫娶葡籍妻子的比例已接近平衡。單向婚姻向雙向婚姻的發展，一方面反映了中、葡族群趨于平等，不再強迫一方接受另一方的文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異族通婚的普及和族群文化的整合。由于澳門地狹人少，各族群居住相對集中，他們的長期交往，使澳門形成了多種語言、多種教育制度、多種宗教信仰、多種建筑風格乃至多種意識形態。它們自成體系，和平共處，互不干預，但卻互相影響，互相滲透，從而形成一種文化混合體。澳門媽祖文化的延續，反映了“閩粵兩地移民在澳門世代相互融合的過程。”（注：魏美昌：《澳門縱橫》，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155、70、157頁。）這種文化成為澳門華人的大眾文化。
　　目前澳門政府實行文化多元政策，這種包容寬松的文化政策客觀上促進了澳門各族群之間的友好交往和文化融合。香港、內地文化影響的加深，進一步促進澳門華人的文化整合。原本澳門華人由于語言和習俗的不同而分化成諸多的次族群，但香港和廣東傳媒的輻射，使得廣東和粵語文化成為整合華人的力量。因此，大部分澳門華人“認同中國，以身為中國人為榮”，他們“對中國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感到驕傲。”（注：余振、劉伯龍等《澳門華人政治文化》，澳門基金會1993年，第87、42 頁。）土生葡人為了適應環境， 也不得不接受漢語（粵語）和粵語文化。1991年12月12日，葡萄牙部長會議通過法令，確定中文在澳門地區享有官方地位，并具有與葡萄牙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三、澳門族群的未來走向
　　澳門自1975年進入非殖民化時期以來，日益注重自身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建設。香港和內地大量資金的投入，一方面擴大了華人文化的影響， 另一方面又為當地華人步入澳門政治舞臺提供了堅實的基礎。1987年進入后過渡期后，澳門的“三化”政策對澳門族群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一）不平等制度瓦解，各族群政治上趨于整合。隨著1999年澳門主權的回歸，澳門地區將成為中國政府管轄下的一個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盡管《澳門基本法》規定現行的政治制度不會有大的變動，但事實上葡萄牙人的殖民特權將喪失，族群不平等的制度也不可能長期地維持下去。但在一段時期內，族群意識會因政治動員和政治利益的需要而加強。土生葡人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一直在強調利益既得的合理性和維護土生葡人利益的長遠意義，本地華人集團也在動員族群的力量爭取更多的權益。
　　為實現后過渡期的平穩過渡，澳門政府提出了法律、公務員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化的“三化”政策。過去澳門的司法權全部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法律法令條文全部為葡萄牙語，司法人員均為葡籍人土，司法過程中使用的語言也均為葡萄牙語。法律的本地化，除法律條文的中文化外，還包括司法人員的本地化和語言的雙語化。表面看來，澳門的“三化”政策激化了各族群之間的矛盾，但實際上卻促進了各族群之間的文化交流。中文官方化的規定，迫使土生葡人不得不學習中文；過去華人中的知識分子很少有人愿學葡文，而現在學習葡文的人多起來。當然，總的趨勢是，學習中文和英文的人數在不斷增加。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澳門不同族群之間的語言和方言的借用與混合早已存在。巴塔亞把葡語、英語和粵語混合的語言稱為“澳門語”。（注：巴塔亞：《澳門語——歷史與現狀》，載《RC文化雜志》（中文版）第20期。）這個“澳門語”實際上是以葡語為主體的“洋涇浜”。盡管葡語目前仍是澳門的官方語言，但母語為葡語的澳門居民畢竟不足總人口的2％， 而且葡語亦非大語種，應用范圍有限。由于“澳門傳統上，無論是家長、教師還是學生，對語文教育是重視的”，（注：古鼎儀等編：《澳門教育——扶擇與自由》，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67、69頁。）因而未來澳門的語言當以中文為主體無疑，它以漢語為主體，同時借用一些葡語、英語和漢語方言。雖然漢語中存在著方言差異，但作為官方語言的中文是“不理語音分歧，只認語體文的”。（注：吳志良等編：《澳門1995》，澳門基金會1995年，第37頁。）中國對于語言的政策是提倡推廣普通話，而不是強行制止方言。方言會在語言的融合過程中逐步消失。
　　（二）族群文化趨于整合，族際通婚是澳門族群文化趨于整合的重要途徑。土生葡人反映著歐亞非等不同族群文化之間的自然整合。他們與當地人結婚，雖“仍保持葡國的文化特征”，但“有的已相當淡薄，具有更多的華人特征”。（注：魏美昌：《澳門縱橫》，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155、70、157頁。）他們的語言以葡語為主體，吸收了粵語和東南亞一些國家的詞匯。他們的飲食更多的是“吸收粵菜，非洲、印度和東南亞一些烹調風味。”（注：魏美昌：《澳門縱橫》，澳門基金會1994年，第155、70、157頁。）澳門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在本地老居民的習俗中表現為兼而有之。政府規定的節假日都要照顧到幾方面的傳統，因而澳門的假日一般都成為公眾共同的節日。
　　澳門“三化”政策的推行，因其“本地化”的強調而喚起了人們的“澳門意識”。“澳門意識”的加強促進了澳門各族群的文化整合。殖民統治時期，澳門居民只能逆來順受，沒有主人翁的責任感；隨著澳門主權的回歸，當地居民開始思考自身的文化和未來。澳門歷史的轉型喚起了澳門意識。這不僅表現在澳門居民對政治的關心與參與以及對澳門歷史的關注，而且還表現在澳門知識分子對澳門文化的研究與傳播。1993年11月4日至7日，澳門的知識分子倡議舉辦了“民族及文化交匯：澳門與亞洲族群參雜性國際研討會”，與會學者對澳門的族群文化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討論，促進了澳門文化的研究與傳播。隨著澳門意識的升華，人們必將會認同更高層次上的族群——澳門人。
　　（三）經濟協作大大增加。澳門進入非殖民化時期以后，經濟獲得了全面的發展。1980年澳門共有各種工廠1,384家。1984年澳門的GNP（國民生產總值）達78億元；1983～1984年澳門人均GNP為2800美元， 在全世界180多個國家或地區中排列52名，在東南亞名列第五， 僅次于文萊、新加坡、香港和臺灣。1986年人均GNP為3,860美元， 1990 年達 6,300美元，1991年突破1萬美元大關，1992年增至11,300美元， 居世界第14位。（注：《廣州日報》，1992年12月6日。）目前， 亞洲經濟在世界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來愈受到人們的關注。但是，由于澳門地域狹小、資源缺乏、生產成本高和人才不足等不利因素明顯地制約著澳門經濟的增長，因此，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有賴于它與粵港地區的合作。澳門與珠海拱北接壤，從交通便利和直接影響的角度來看，珠海是粵澳合作的一個理想地區。現在，珠海有兩個地區對外商、澳商產生較大的吸引力，一是珠海西部地區，二是橫琴島。（注：曾牧野、余績慧：《九十年代粵澳經濟合作與發展》，《港澳經濟》1992年第1期。） 澳門近十多年來的迅速發展也離不開香港。香港是澳門產品的第三大市場，它在澳門的進出口總額分別為39％和20％，投資額占澳門總投資額的60％。（注：陳國少等主編：《臺港澳手冊》（下），華藝出版社1990年，第 672頁。）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澳門在400 多年前已成為葡萄牙在東方的貿易基地，它與歐美各國有著傳統的和廣泛的聯系。1989年上半年，澳門輸往歐共體的貨物值為17.87億澳門元，占出口總值的 30％；澳門輸往美國的貨物值占出口總值的68％，歐共體成為僅次于美國的澳門的第二大貿易伙伴。1991年，澳門出口歐共體的貨物值占總出口的38.3％，超過了其輸往美國的出口總值，從而使歐共體成為澳門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因此可以說，澳門是歐共體與珠江三角洲貿易的橋梁。在1993年11月25日召開的澳門國際會議上，澳門和內地經濟部門負責人再次肯定了澳門作為歐共體與珠江三角洲經貿往來的橋梁作用。粵港澳金三角組合模式的經濟協作區“是由同一民族，而且習俗、語言完全相同的三個華人社會所組成。通過港澳，廣東省還可保持著同全球華僑、華裔的龐大聯系網，從史緣、親緣等條件看，都具有任何其他推行經濟一體化國家或地區所不具備的優勢。”（注：楊允中：《澳門·珠江三角洲·九十年代——在區域合作中謀發展》，載《港澳經濟》1992年第12期。）在全球一體化形勢的推動下，粵港澳金三角組合模式必將在新的歷史時期進一步完善和努力承担歷史所賦予的新使命。
　　總之，隨著澳門和內地1999年后政治、文化方面的整合，澳門各族群的經濟整合功能也將大大增強。在此基礎上，澳門將會出現一個以漢族為主體并融合其他族群的“多元一體”結構的新的族群——澳門人。
貴州民族研究貴陽47～54A849民族研究廖楊19981998澳門是一個族群復雜的殖民地化城市。澳門的族群主要有土生葡人、廣東族群和福建族群等。澳門族群的復雜性主要表現在人口構成、國籍、語言、宗教和習俗文化等方面。澳門族群的溝通與交往方式隨澳門政治地位的變化而變化，隨經濟的發展而發展，隨族際通婚的加強而加強。澳門族群的走向是各個族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趨于整合的基礎上，形成新的族群——澳門人。澳門/族群/族際溝通/族群走向廖楊，男，壯族。1972年生，蘭州大學民族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發表學術論文10余篇。郵編：730000 作者：貴州民族研究貴陽47～54A849民族研究廖楊19981998澳門是一個族群復雜的殖民地化城市。澳門的族群主要有土生葡人、廣東族群和福建族群等。澳門族群的復雜性主要表現在人口構成、國籍、語言、宗教和習俗文化等方面。澳門族群的溝通與交往方式隨澳門政治地位的變化而變化，隨經濟的發展而發展，隨族際通婚的加強而加強。澳門族群的走向是各個族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趨于整合的基礎上，形成新的族群——澳門人。澳門/族群/族際溝通/族群走向

網載 2013-09-10 20: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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