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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董狐直筆，趙盾膽寒。這是天地的正氣，也可以說就是代表了輿論的力量。如果我們要為中國記者從自己歷史中找尋優良的傳統，怕首先就應舉出這樣的風格，作為我們記者的圭臬。

　　古之史官，固然不能就等于今日的新聞記者，其間有著很大的距離。但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原也不只是垂諸竹帛，留諸后代作為殷鑒，對當時的行政當軸亦發生了很大制裁作用；說古時的史官和今日的新聞記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脈相承之處，并不為過。因此，我們覺得，在今天紀念記者節的時候，提出董狐那樣大義凜然、威武不能屈的風格，來作為我們中國史上新聞記者的優良傳統，是頗為適當的。

　　“為人民喉舌”，這是每一個新聞記者所用以自負的。然而，要真能負得起這樣一個光榮的稱號，就得象董狐那樣，緊握住自己這一管直筆，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們說、要求我們寫的，就決不放棄、決不遲疑的給說出來、寫出來。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實和違反民意的東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強力在后面緊迫著或在前面誘惑著，我們也必須有勇氣、有毅力把它拋棄，決不輕著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無是無，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絲毫的
假借，也不容有絲毫的含糊。今天，是我們自己的節日，應當是我們的機會來作一次清夜捫心、檢討一下自己一年來的工作，曾否對董狐那枝直筆松過乃至放棄過?是否對得起真理、對得起人民?

　　過去的一年是六年抗戰中最艱苦的一年，也是我們為抗戰服務的新聞工作者最艱苦的一年。反躬自問，一年來我們對抗戰確也盡了不少的力量，對于抗戰事業既忠既勇的言行，不問其出自前線或后方，都曾為之報道消息、發揚光輝；對于抗戰不利的事實和言論，也曾予以揭發，予以斥責。然而，講到直筆，講到忠于真理、忠于人民，就未免有些汗顏(遵檢一段)。這種風氣的形成，固然在客觀方面有其重大的原因，不能把這責任全部推到記者肩上；誠如同月二十九日《新民報》“先
得糾正空氣”一文所指出，“在一切問題之先，是‘說話'這一件人民的基本權利，要有確定界限以內的把握”。故要糾正這種風氣，就“還有一種‘空氣'，似乎先須糾正。”但是，顯然的，不能說記者本身對這種風氣就沒有責任。我們覺得，應當糾正的，怕不只是重外輕內的風氣，怕還有較此更甚而更為新聞記者自己引以內疚的。間嘗省察，養成此種于記者風格尚多未合之處的，除客觀“空氣”外，在記者本身，要有一種應予糾正的觀念，即對于宣傳一詞的了解是也。

　　新聞記者應當為抗戰建國的國策努力宣傳，向國外宣傳、向民眾宣傳，這是天經地義，不容置疑。但今天宣傳一詞已在廣大的讀者之間造成一種不良的印象，常常可以聽到象“這是宣傳，盡可不去理它”這一類對報章雜志的批評。而記者自身，對這種批評也竟習以為常，毫不怪異。這是說明一般社會都已把宣傳一詞，當做說話不真、記事不實來了解，而記者本身呢，也常常會明知此話不真，此事不實，但為宣傳計，就覺得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記之似的。這是記者風格的一個絕大污點、新聞事業的一個絕大危機。

　　宣傳工作是一種教育事業，宣傳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種最廣泛最靈活的教育方式。在教育中不能容許妄誕不真，在宣傳上又何能容許虛夸不實。要知道，“墨寫的誑語，敵不過血寫的事實。”宣傳而稍流于虛妄，斷然不能幸致社會人民對你的信心，徒然辱沒了董狐的那枝直筆，污損了記者應有的風格。以為人或可欺者，只表現自己的其愚不可及而已!

　　因此，我們愿意在今天紀念自己節日的時候，提出董狐那樣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風格，來和從事新聞事業的同仁共勉而互勵。

——《新華日報》1943年9月1日社論

原題《記者節談記者風格》

新華日報 2012-08-21 16:5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