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一個民族在共同的地域內,通過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語言交流,經過漫長的歷史形成了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的穩定的民族心理素質,民族心理素質外在表現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由民族傳統文化決定。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在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中,我們應該發揚光大中華民族精神中的優秀成分,對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努力宏揚,對其中的落后成分進行改造,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更富朝氣的民族。
關鍵詞:中華民族 傳統文化 民族精神 民族心理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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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不少理論工作者在研討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問題時,都言及民族精神問題,且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民族精神的宏揚與改造問題,也是各抒己見,眾說紛紜。然而,若不對民族精神的形成溯本求源,就不可能對民族精神的本體有全面深刻的認識,就不能很好地完成塑造與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民族精神的歷史任務。筆者愿就民族精神與傳統文化的關系談一點個人的看法。
一
筆者近年來反復思考一個眾所周知的問題:什么叫“民族”?
我們通常仍按照斯大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中的說法來定義民族:“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有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斯大林又著重指出:“把上述任何一個特征單獨拿來作為民族的定義都是不夠的。不僅如此,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個民族就不成其為民族”。按照斯大林的意思,“民族”必須具備上述四個特征。或者說,完成這四個特征的人類群體,就是一個“民族”。我贊同這個意見。但是,斯大林的說法在于強調四個特征必須完備,而四個特征相互間的關系如何?它們在決定和維系一個堪稱“民族”的穩定共同體時,各自發揮作用的重要程度如何?斯大林并未作進一步詳細論述。我認為,在決定和維系一個堪稱“民族”的穩定共同體時,四個特征確實缺一不可,但各自發揮作用的重要程度是不相同的。
考察歷史上許多民族的形成過程就會發現,民族的四個特征是按以下順序完成的:共同地域、共同的經濟生活、共同的語言、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按上述順序完成的后三個特征,都是以前一個特征的完成或正在完成作為自身完成的基礎;都是在更復雜、更高級的群體活動中完成的。第二,前三個特征的完成,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客觀條件;而“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則是在前三個特征完成的過程和領域中,概括、抽象出來的最具有本質意義的東西在群體成員們主觀意識中的升華。第三,前三個特征完成的時間相對較短,且對客觀條件的依賴比較直接,因而自身的穩定性相對較差;而“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特征完成的時間要長得多,且對客觀條件的依賴遠不如前三者那么直接,因而它自身的穩定性要強烈得多,改變起來要艱難得多,緩慢得多。
民族心理素質的改變大大滯后于前三個特征的改變,是具有規律性的現象,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同樣如此:當今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在相當廣泛的領域以現代化的方式相互影響和滲透;而遍布世界的大量華僑和外籍華人,他們雖身居異域,與當地人民一樣從事經濟活動,說一樣的語言,但仍然保留著強烈的華夏意識。這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以上事實表明,共同心理素質特征是民族特征中最具有本質意義的、最穩定的特征,它在決定和維系一個堪稱“民族”的穩定共同體時,起著最為重要的作用。
二
所謂民族心理素質,是指“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就是說,民族心理素質是由民族的“共同文化”決定的。民族心理素質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形成的,因而決定民族心理素質的“共同文化”,不是指這個民族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某一時期的文化現象,而是指這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禮記·明堂》注云:“傳,傳世也。”;《漢書·賈山傳》師古注引如淳云:“統,繼也。”傳統文化者,世代相傳相繼之文化也。儒家倡導克己修身主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種思想行為規范具有明顯的禁欲主義傾向,兩千年來一直相傳相繼,成為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民族心理素質的構造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雖然歷史上一度出現魏晉名士竟相縱欲、放浪形骸這樣的反傳統時尚,但不久仍舊消泯,未能在世代相傳相繼的倫理道德規范中站住腳跟,被排除于傳統文化之外,因而并未對民族心理素質構造產生根本的影響。
任何民族都具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民族心理素質的外在表現。由于民族心理素質又是由傳統文化決定,因而“民族精神由民族傳統文化決定”的推論應當成立。一個民族有別于其他民族的最大特點,就是具有獨立的、建立在傳統文化基礎上的民族精神。一個民族能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本民族物質力量的大小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單憑物質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依憑本民族的民族精神來支撐。在歷史長河中,任何一個民族都難保其物質力量長盛不衰;一度領導世界經濟潮流,擁有雄厚物質力量而稱雄一時的民族,在另一個歷史時期卻可能衰落不堪,被迫將領先地位讓給其他新崛起的民族。但是,只要這個民族具有優秀的傳統文化和建立于這一文化基礎上的聰明才智與頑強的民族精神,這個民族就有生命力,就必定能東山再起,努力趕上時代發展潮流,重建輝煌的物質文明。我們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主體形成于封建社會,自然含有大量反映封建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的內容。但是,不能說主體形成于封建社會的文化就是封建文化。傳統文化中除了封建主義的糟粕以外,還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清”等具有超時空意義的優秀成分,這些優秀的傳統文化已經對中華民族心理素質的構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融入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之中。鴉片戰爭以后,中華民族的科學技術、經濟軍事力量遠遠落后于歐美。在瓜分吞并的險惡環境中,中華民族幾乎沒有能抗衡列強的物質力量,但她卻以英勇卓絕的斗爭迫使帝國主義的侵略者承認“中國群眾含有無限蓬勃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天下生靈四分之一”。經過百年前赴后繼的斗爭,中華民族終于以自己的血肉,筑起我們新的長城,并以勝利的姿態,重新屹立于世界的東方。這一曲折的經歷表明,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傾而不頹,危而不潰,始終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憑借者,主要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精神。當前,盡管世界科學技術的發展迅猛異常,世界各民族的經濟文化聯系日益緊密,但是民族還要存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21世紀、22世紀,或者更長的時間,中華民族繼續要作為中華民族而存在。中華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中的優秀成分不僅要保留,而且必須發揚光大;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在保持中華民族的民族特點上,將起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的作用。這里所說的“保持中華民族的民族特點”,不是不分優劣,凡“國粹”盡皆在保存之列,而是批判地繼承民族傳統的遺產,發揚光大民族精神中的優秀成分,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更富有朝氣的民族。
在現代化的進程中,不可忽視優秀傳統文化的作用,也不可忽視外來文化的作用。其實,任何一種外來文化從本質上說,都是一種民族文化,是該民族傳統文化與現實文化的結合體,具有產生、存在和發展的社會歷史條件,植根于自己民族之中。外來文中也含有超時空意義的優秀成分,很有借鑒的價值;也存在著不少弊端,這些弊端對我們民族同樣會產生不良影響。能否有選擇地吸收外來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將這些成分融入到自己民族的文化中去,使其產生優化民族精神的作用,是檢驗一個民族是否具有活力的標志之一。不過,欲正確決定棄取,解決好外來文化“為我所用”的問題,必先知“我”為何物,才能進行對比和鑒別。如果自己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知之甚少,不通國情民情古今之變,何來消化外來文化的能力?若無消化外來文化的能力,該棄的不棄,該取的不取,其后果將是災難性的。
三
我們民族傳統文化中確有大量封建主義的糟粕,是我們改革和現代化進程中的嚴重障礙。嚴肅地解剖傳統文化,對傳統文化中的封建主義成分及其造成的民族心理素質上的缺陷進行剖露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否則,時代賦予的改造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質、優化民族精神以適應現代化進程的任務就無法完成。但是,也應當充分估計到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質改造的復雜性,在實施改造時一定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民族傳統文化的形成是歷史選擇的結果。眾所周知,從戰國百家爭鳴到漢武帝儒術獨尊,就是一個思想文化的選擇、淘汰、揉雜的過程。春秋戰國之際作為“顯學”之一的墨家所主張的“兼相愛、交相利”不應有貴賤親疏之別的思想,應該說是比較合理的,卻沒有在傳統文化中站住腳;歷史選擇的是儒家“明長幼貴賤尊卑之序”的旨在強化等級秩序的主張,使其成為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而垂之后世。荀子等進步思想家主張“制天命而用之”,但經歷史選擇,成為人們歷代相循的觀念,卻并不鼓勵對自然界進行積極探索和征服,而是引導人們去追求對自然的適應與平衡。歷史對傳統文化內容的選擇不一定是合理的,但傳統文化之所以被選擇成為傳統文化,都是有其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的。我們不僅應當重視研究傳統文化的哪些內容對民族心理素質構成產生有利影響,哪些內容產生不利影響,而且還應當重視是哪些因素促成歷史選擇了這些東西,使其形成決定我們民族心理素質的傳統文化。只有弄清這些問題,我們在改造與優化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質的努力中,才能真正做到胸中有數。
第二,必須全面地認識傳統文化的作用。傳統文化和傳統文化決定的民族心理素質所發揮的社會歷史作用優劣所居多少,有時很難作簡單明確的判定。“《春秋》大一統”;“大一統”觀念成為我們民族的一種傳統意識。這種意識對于維護國家民族的統一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它在鞏固封建專制體制、維護專制主義思想、壓抑人們的個性與活力方面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以往,我們高度贊揚“大一統”觀念在歷史上起到的維護統一的作用,甚至以是否主張統一作為劃分歷史人物進步與反動的一種標準;而前些年又有人猛烈抨擊它對封建體制和封建思想的維護作用,似乎它在我們的現代化進程中只是一種障礙,對國家民族今后的發展毫無積極意義可言。其實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大一統”觀念都是片面的,將“大一統”觀念的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簡單地來個三七開或四六開,也是片面的。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某種意識觀念,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據近年來美國傳媒報道,亞裔美籍學生已成為美國各種族團體中,學術成就最高的一類。美國教育學家和研究人員調查分析指出,亞裔學生成功的一條重要因素是承襲儒家思想,家長十分關注子女的教育。儒家重教育絕非認識到“知識就是力量”,而是發端于“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等觀念。儒家的這種思想理論實在不值得恭維,但這種在我們封建社會形成的傳統意識支配下的行為,拿到發達的現代工業社會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積極作用。又如不鼓勵對自然界進行征服,而倡導對自然界的適應與平衡的傳統理論,在工業化進程嚴重威脅地球上的生態環境的今天,也顯示出其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根據此類事例的啟示,我們在研究傳統文化及其作用時,視野必須開闊,態度應當慎重,應把傳統文化中被研究的部分在某一歷史時期的作用,與它在歷史長河中的作用(包括在未來歷史中可能發揮的作用)緊密聯系起來加以考慮,切忌輕率下結論。
第三,民族心理素質的改造不能操之過急。民族心理素質是由傳統文化決定的,而傳統文化是有其存在的深厚社會基礎的。隨著社會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政治結構的變化,民族心理素質的某些組成部分失去了社會基礎。這些失去社會基礎的部分早遲會發生變化。但必須看到,由于心理素質的構成具有較高的穩定性,這些失去社會基礎部分的改變,要滯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論民族心理素質的這些組成部分是多么落后于時代,要改造它絕非朝夕之功!我國至少從30年代起,戀愛自由就呼聲日高;解放后又頒布《婚姻法》,禁止婚姻包辦,保障婚姻自由。但是直到今天,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廣大農村地區,男婚女嫁仍遵“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例。由此可見,對于民族心理素質的落后成份,理論上批判它是不難作到的,但要真正把它改造過來,必須做許多艱苦的工作。那種試圖用激烈的言辭或手段來改造民族心理素質的舉動、因欲速不達而怨天尤人的情緒,都是不可取的。
第四,必須重視改造措施的可行性。古希臘人重視探索人與自然界的關系,我們的老祖宗則重視研究人與人的關系,最關注社會治亂,國家興替等社會現實問題。我國歷史上的著名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乃至自然科學家大多涉足政治。他們探索的問題雖然升華到相當的思想高度,但總是回過頭來落腳于現實政治。魏晉玄學之“以無為本”、“玄冥”、“獨化”等主張,表面上言及玄遠,超凡出世,實際上都歸宗于“治道”,為建立和鞏固世家大族的統治服務。在兩千年封建社會一直居于獨尊地位的儒家學說,為全社會規定的倫理秩序是“修、齊、治、平”,將個人的思想道德修養和政治融為一體,作為人們思想行為規范的準則。因此,我們民族傳統文化的整個傾向是入世的,面向社會的;我們民族的傳統思維方式也是入世的,主張“體用一源”,習慣于在思想學術問題與現實政治中間“搭橋”。這是我們民族思想行為不同于西方思想模式之處。我們民族的這一特點是優是劣姑置而不論,它在中國社會中影響力之強固,卻是不可等閑視之。天竺佛教的傾向是“逃世”,要人們背對現實;但傳到哲學思想與現實政治融為一體的中國,為求存身,不得不創立“格義”,硬著頭皮拿佛經中事去攀附玄、儒典籍,聲稱“逃世”的釋迦牟尼與“入世”的堯舜周孔同道,以求社會承認。因此,我們在探索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質改造的正確途徑時,必須高度重視某種觀念與口號提出后,產生什么樣的社會效應;(社會的接受程度如何)認真研究怎樣能使改造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質的正確主張為廣大群眾接受和理解,并轉化為他們的自覺行動。那種對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一味抨擊、對西方文化和觀念意識不加分辨地一味贊賞的態度,不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我想援引一個眾所周知的、說明不同民族道德倫理觀念各有不同的比喻故事:大樓失火了,猶太人首先搶救自己的錢袋;法國人首先搶救情婦;中國人首先搶救老娘。如果用西方觀念取代我們的傳統觀念,那么大樓失火時,中國人也應該置老娘于不顧,全力以赴去搶救錢袋或者情婦。可以設想,如果真要去動員中國的民眾接受這種主張,會得到什么樣的后果!因此,我們在吸取外來文化問題上,在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素質的改造問題上,在肯定某種觀念或某個口號時,不僅要考慮這種觀念或口號的科學性、合理性,還應當注意它的可行性,充分估計到提出這個觀念或口號的社會反應(是否對改革大局有利,能否為群眾接受或者通過引導為群眾接受)。只有這樣,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負責任的態度。
(責任編輯 王玨)
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成都51-55A849民族研究陳玉屏19971997 作者:西南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成都51-55A849民族研究陳玉屏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1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