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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複雜性思想導論·譯者序》）以便適時修改我們的政策、策略等，作適應性跟進、改變    。

在時代的演化中，民族、民權、民生都將被賦予新的內容，都將面對新的問題。譬如，在今天，生民面對的巨大環境災難，就不是孫先生那個時代所具有的。新內容的湧現，新問題的提出，將是永無止境的——問題的解決，就是問題的提出。這要求三民主義審時度勢，及時地、適應性地變化自己。

    3、適應民族自治、多元（在空間中的演化）文化的需要。

“不存在總攬一切的，可忽略掉複雜系統中偶發性方面的複雜性理論。……關注複雜性，必須關注特定的複雜系統。”（《複雜性與後現代主義》第二頁）故而，應該考慮三民主義自身的多元化。

我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每一個民族都是這個國家的主體，都有發展自己文化的權利。考慮到民族文化不同，民意不同，倡導“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其在各民族中自然應該有所不同，以便使不同的文化在三民主義之下相融共生。這要求一種“入鄉隨俗”的演化。

這種不同，並不妨害三民主義的整體性。因為，“複雜性認識在看到了物件的多樣性因素之後，還要求看到物件的統一性因素，即把物件看成是多樣性與統一性的統一”（《複雜性思想導論·譯者序》第3頁）。

所以，我們要準備接受多元一統的三民主義。起碼，在心理上，現在就要有這種思考。以應對多元文化的複雜性。

    多民族、多元文化，依靠它們間微妙的影響力，它們間的頻繁交往，在歷史上創生了偉大的中華文明。換句話說，中華文明是在文化碰撞中湧現出來的。多元文化的聚集，意味著偉大的創造力，這是複雜性理論告訴我們的。因此，多元文化，是中華民族步入輝煌的優越條件。所以，多元文化對於我們十分重要。中華民國應該扶助弱勢文化，令其發展。馬克思的民族政策，是罪惡的民族政策，他要消滅民族和民族文化，是一切民族文化的公敵，也是人類文明的公敵。三民主義引導下的偉大的中華民國，將是我們所有民族在協同中走向輝煌的基本條件。

    “多元一統”，對於三民主義是可行的，但對於其他主義，恐怕很難。這是三民主義的一個極其重大的優點，諸君萬不可視而不見。它構成我們追隨三民主義的重大原因。何以如此，支撐三民主義理論的是複雜範式，這使三民主義有包容的襟懷，包容的哲學，故能夠適合於多元文化的需要。是地道的文明化的主義，其他主義多與簡單性範式相連，都追求邏輯上的協調一致性，故都有排他性，都唯我獨是。莫蘭說：“只有複雜性思想可以使我們的認識文明化”，是之謂也。

    演化的三民主義意味著，孫中山先生只能是三民主義的偉大創始者，奠基人，而不可能是三民主義的完成者。三民主義在不斷的演化與發展之中，將沒有最終的完成形態！它永遠年青，永遠充滿生命活力。這對於我們非常重要，因為演化、發展還與自由相關聯：

        “後現代思想家的傑出貢獻，就是大膽地將自由純粹理解成為‘可能性’”（ 《後現代論》第14 頁）。

“作為一種或多種可能性，自由不應該是現實存在和成形的東西。反過來，凡是現實的，都是不自由的，因為一切現實的，都存在於有限的條件中，都受到實際的各種條件的限制。現實的東西，都只能是自由的結果或仲介。現實可以成為自由的條件，但他永遠都不是自由本身” （ 《後現代論》14頁 ）。

故而，中國人不應忘記自身的創造性，不要忘記老祖宗的教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這實在是中華民族自由的標誌。

   我們要堅持三民主義，就必須不斷發展三民主義。發展三民主義，就是要堅持三民主義。三民主義自有其常理在，自有其不變的價值追求，這是被很多人講明瞭的，這裏不再贅述。

發展遇到的困難

首先，發展三民主義遇到了範式難題。

三民主義承傳了中國文化的優點，同時也帶著他的缺憾。錢穆先生說：

但因中國人觀念中不重分析，因此也沒有理論上的說明，一切發現，遂只變成像是技術般的在社會傳佈，缺乏了學理的解釋與再探討，如此則像是使後起的人僅能心領神會，不宜繼續模仿前進，這亦像是造成了中國科學界一極大的缺憾（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219頁）。

這個缺憾，不用說，是由中國文化簡單性範式不發達所致。依錢穆先生的意見，是不是說發展中國文化首先要用簡單範式梳理中國文化？可我們又不能走西方傳統的老路，放棄自己的複雜性範式。這路怎麼走呢？莫蘭說：

複雜性，這是簡單性和複雜性的聯合，這是選擇、層次化、分離、還原的簡化過程與另一個交流的、連接被分離和被區分的東西的反過程的聯合（《複雜性思想導論》111頁）。

莫蘭這一說，似乎很簡單。但是，莫蘭還說：“複雜性是一個提出問題的詞語，而不是給出解決辦法的詞語”（《複雜性思想導論》2頁）。莫蘭又說：“人們不能拿出、我不能拿出、我不企圖從我的口袋裏拿出一個複雜性範式”（《複雜性思想導論》78頁）。如此，複雜性不是一個答案，而是一種挑戰。三民主義和中國文化的發展問題，是個複雜性問題。這做起來何嘗容易！做為鼓勵，我們只能說：挑戰與光榮並存。

    莫蘭的話也告訴我們，中國的複雜性範式是有缺點的，它應該去聯合簡單性範式，以彌補自己。

    其次，發展三民主義面對著梳理、探究東西兩大文化的重任。儘管我們說，三民主義根基於中國民族文化，這不妨害它大量借鑒西方文化。三民主義實在是東西文化對撞的產物。“世紀人文系列叢書”之“出版說明”寫道：

“自中西文明發生碰撞以來，百餘年的中國文化建設既無可避免地擔負起雙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和脈絡，已成為我們理解並提升自身要義的借鏡，整理和承傳中國文明的傳統，更是我們實現並弘揚自身價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彙，乃是塑造現代中國之精神品格的必由之路。”

這也是發展三民主義的道路。三民主義走的正是復興、重建中國文化的路。更何況三民主義和中國文化還是母與子的關係呢！馮滬祥這樣描述三民主義：

儒家倫理與三民主義的關係，彷彿是源頭與活水的關係，相互依存，一脈相承；也彷彿是根與果的關係，相互依存，唯有紮根愈深，結果才愈多。吳經熊博士曾以母與子的關係作比喻，可說非常中肯：“中華文化是母，三民主義是子，子之成長，轉而反哺其母，這母與子的關係是不能分離的。這個關係，可以用老子的話來說明：‘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複求其母，終身不殆’”（《儒家倫理與三民主義的精神》192頁）。

迷失——三民主義的合理化

存在著一種使三民主義合理化的傾向，這主要表現在羡慕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精嚴”上。什麼是合理化呢？

合理化的本質在於企圖把現實關在一個協調一致的系統裏。他使得所有在現實中反駁這個協調一致的系統的東西都被排除、遺忘、棄置一邊，被看作幻象或表面現象（《複雜性思想導論》71頁）。

    莫蘭的下面這些論述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我認為自己是理性的，但是我立足在這個觀點上：理性是發展的，而且理性在它本身中包含著它最壞的敵人。後者就是可能使它窒息的合理化。……理性並不是已定的，理性並不在軌道上行駛，理性可能自我摧毀，通過內在的過程亦即合理化。合理化是邏輯學的狂熱症，這種狂熱症追求邏輯上的協調一致性而不再接受經驗顯示的制約（《複雜性思想導論》第128頁）。

（與合理化不同，我們追求的是合理性：）

依照我的觀點，理性根據它所維持的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的類型來確定， 這個外部世界在抵抗著它。歸根結底，真正的合理性承認非合理性，並與不可理性化的東西對話。需要再次指出，在思想史上，非理性主義的思想家常常帶來對狂熱的合理化的合理的矯正劑（筆者：中山先生尊重潮流，就和非理性相關）……（《複雜性思想導論》第129頁）。

我認為 真正的合理性是深切地容忍神秘性的。虛假合理性一向大談某些人群中的“原始性”、“幼稚性”、“前邏輯性”，實際上 在後者那裏存在著思想的複雜性。…（《複雜性思想導論》第129頁）。

合理性這是探討，這是我們的創造了邏輯結構的各個精神之間的不斷對話，他們還把這些邏輯結構應用於世界之上，並與現實世界進行對話。當這個世界不同意我們的邏輯系統的時候，必須承認我們的邏輯系統是不充分的，它只是與現實的一部分相合。合理性可以說永遠沒有在一個邏輯系統中窮盡現實的總體的奢望，它只是 與這個抵抗他的世界對話的意志。如同莎士比亞已經說過的：“在世界上存在的事物多於我們的任何哲學中的。”宇宙的內容遠比我們大腦的結構可能設想的東西豐富，即使我們的大腦已經很發達（《複雜性思想導論》71頁）。

因此我們需要一種自我批評的合理性，實行著與經驗世界的不斷交流的合理性，這個經驗世界是對於邏輯狂想症的唯一的矯正劑（《複雜性思想導論》73頁）。

    合理化，無論對於三民主義，還是對於中國文化，都是敵人。因為，合理化會斷送三民主義和中國文化的性命。中山先生與莫蘭一致。戴季陶寫道：

中山先生說：“要解決民生問題，是要用事實做基礎”這是很正確的科學的方法。因為空洞的學理基礎，去求解決實際問題，就很容易落演繹理論的毛病，不能夠得到“學理的證明”。如果用事實做基礎，我們時時刻刻，都能夠充分的得到證明的保障，可以少了許多錯誤。（戴季陶：《三民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多麼精審的評說。將三民主義合理化，是完全違背中山先生意願的、糟糕的做法。其與中山先生重潮流之精神，與知難行易之說，與“用事實作基礎”之原則皆不協調。由此，三民主義如何發展，是一個頗值得探究的問題。其實，在這裏，中山先生已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也許，我們可以從中山先生那裏得到許多啟示。

    將莫蘭與中山先生兩下對照，我們又一次見識了中山先生的偉大！

（連載之3）

大陸青年學者 沈 共 2012-09-04 22: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