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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４４年５月著名翻譯家傅雷在《萬象》雜志上發表署名“迅雨”的《論張愛玲的小說》一文以來，在迄今為止的半個世紀中，大陸、臺港和海外學者發表了上百篇評論、研究張愛玲小說的文章，并且出版了這方面的論文集和研究專著。這些論文和專著從創作心態、題材特征、審美態度、人物塑造、心理描寫以及意象運用等諸多角度對張愛玲的小說作了深入細致的考察，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但如何從整體聯系上把握張愛玲小說的思想內容并從而確定其思想價值，卻至今仍然是一個沒有得到圓滿解決的課題。以在張愛玲小說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臺港和海外學術界而論，情況就是如此。他們在如何評價張愛玲小說創作成就問題上分為意見尖銳對立的兩派。一派以夏志清為代表。他在其《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設專章介始張愛玲的小說，并認為她是今日“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作家”。但他所推崇的主要是張愛玲觀察生活的準確、反映歷史的忠實、審美態度的老練、心理描寫的細膩、想象力的活躍等方面的才能，而沒有對其小說的思想內容和思想價值作明確而具有整體感的把握和確定。另一派以唐文標為代表。他沒有否認張愛玲的藝術天才，但卻在《張愛玲研究》一書中對他作了嚴厲的批評。他認為張愛玲只是“趣味主義”地描寫她所熟悉的那個“腐朽、衰敗、垂死、荒涼”的“死的世界”，而沒有加以“道德的批判”。唐文標以此否定張愛玲小說的成就，因而被推崇張愛玲小說的人們批評為狹隘功利主義。實際上，唐文標的失誤并不在于他的功利主義態度，而在于他與他的批評者一樣，也沒有把握到張愛玲小說真正的思想內容，因而也就無從確定其思想價值。本文擬在這方面作一次嘗試性的考察。
　　　　一
　　張愛玲在其小說創作的后期曾經寫過一些具有政治傾向的作品。《小艾》和《十八春》有歌頌新社會的內容，《秧歌》和《赤地之戀》則是兩部反共小說。但《十八春》基本上是一部婚戀小說，政治內容在作品中所占比例不大，其他三部則不在她的成功作品之列。她的大部分小說，包括她全部的成功之作，不僅以婚戀生活為題材，而且創作旨趣也在婚戀問題本身，而不是借婚戀題材去表現其他方面的思想。因而我們可以認為她是一位以寫婚戀小說而獲得成功的作家。對于這樣一位作家而言，其小說的主要思想價值當然只能存在于她的婚戀小說之中，存在于她在這些小說里對于各種婚戀問題的反映和評判之中。　　
　　張愛玲小說反映生活的時間跨度自辛亥革命前后至５０年代初期長達４０多年。這一時期正是中國社會轉形期，新文化、舊文化以及新舊折衷的文化同時并存，因而新的、舊的以及新舊折衷的婚戀現象和婚戀觀念也同時并存。張愛玲忠實深刻地描繪了這些紛然雜陳的婚戀現象，為人們認識當時的婚變狀況提供了真實生動的歷史圖畫。而且，她并沒有像某些評論家所批評的那樣，只是純客觀地或者說是趣味主義地描寫這些現象。的確，她不喜歡運用善與惡強烈對比的方法去構思故事，而愿意本著真實的原則使用善與惡參差對比的方法去再現生活；她不欣賞“卒章顯志”、令人一覽無余的表現手法，而醉心于含蓄蘊藉、意在言外的藝術風格。這使她的作品“有時候主題欠分明”（張愛玲：《自己的文章》），給讀者和研究者理解她的作品帶來了一定困難。但只要我們認真觀照作品所描繪的生活畫面，仔細體味文字間的審美情調，了解作者的基本思想傾向是可以做到的。綜觀張愛玲的婚戀小說，可以發現她評判各種婚戀現象都是從她關于婚戀問題的基本觀點出發的。這個基本觀點就是：愛情生活是人類的基本需要之一，兩性互愛應當成為兩性結合的基礎。正是以這一現代婚戀觀念為標準，她對當時各種婚戀現象作了自己的道德審視。這就使她的婚戀小說除了具有反映各種婚戀現象的認識內容外，也具有了評判婚戀現象的道德內容。
　　兩性關系是人類最基本的關系之一，愛情是發生于人類兩性間的肯定性審美情感。有無兩性互愛的愛情生活決定著兩性生活質量的高低和幸福與否，因此愛情生活是人類基本需要之一。張愛玲就是這樣認為的。她在解釋《海上花列傳》中有的嫖客連續幾年鐘情于一個妓女的原因時說：“書中這些嫖客的從一而終的傾向，并不是從前的男子更有惰性，更是‘習慣的動物’，不想換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與性同樣必要－－愛情。”（張愛玲：《國語本〈海上花〉譯后記》）既然愛情生活是人類的基本需要，它就應當得到社會的尊重，既然兩性互愛與否決定著兩性生活質量的高低和幸福與否，它就應當成為兩性結合的基礎。然而在漫長的家長制的古代社會里，對于愛情的需求卻被視為有違禮教的非分之想，完全被排斥在締結婚姻時考慮的因素之外。當時子女的婚姻是由家長包辦的。家長考慮的是家庭的政治經濟利益而不是子女的愛情。“古代所僅有的那一點夫婦之愛，并不是主觀的愛好，而是客觀的義務；不是婚姻的基礎，而婚姻的附加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４卷，第７２－７３頁）這種家長包辦的婚姻制度將青年男女追求愛情的權利剝奪殆盡，不知給多少家庭造成了感情的的冷漠和痛苦。由于是男權社會，少數有錢的男人可以通過宿娼買妾以彌補婚姻的不足，或者去過淫樂的生活，而這又將他們的妻子推入了更為難堪的境地。這種舊的婚姻制度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得到了真實的反映和有力的批判。《怨女》所描寫的銀娣為兒子玉熹娶妻的過程就很有典型性。銀綈不喜歡新式女子，又要門當戶對，就她家的條件，只好在女方的相貌方面遷就一些。為了安撫兒子，她竟然在婚前就答應將來允許他納妾。她對兒子說：“我就看中馮家老派，不像現在這些女孩子們，弄一個到家里還了得？講起來他們家也還算有根底。你四表姑看見過他家小姐，不會錯到哪里。你要揀漂亮的，等這樁事辦了再說。連我也不肯叫你受委屈。我就你一個。”很明顯，這里雖然是兒子娶妻，決定權卻在母親手里，首先考慮的也是母親和家庭的利益。結婚后玉熹對妻子不滿意，于是納妾嫖娼。妻子抑郁成疾，加上婆婆的有意折磨，不久便喪命黃泉。這不能不說是作者對于舊式婚姻制度的血淚控訴。《相見歡》間接地描寫了兩對舊式婚姻的夫妻生活。伍先生和伍太太雖然有了三個孩子，但伍太太一直“不得夫心”。后來伍先生到香港去經營他的企業公司，帶去了與他生了兒子的女秘書，而將伍太太留在上海。另一對夫妻荀先生和荀太太的情形有所不同。荀先生對美麗的荀太太是非常滿意的。作者說他從來不批評舊式婚姻，因為：“盲婚如果是買獎券，他中了頭獎還有什么話說？”然而荀太太對荀先生卻感情冷漠，幾次談到他將來的死，態度都很平靜。由于對丈夫沒有愛情，她一生念念不望的倒是一個曾經盯過她的梢的身份不明的路人。這篇小說正面描寫的是伍太太和荀太太的“天真的同性戀愛”。少女時期發生這種同性戀愛還不算太反常，而一直維持到婚后很久卻是耐人深思的。正如伍太太的女兒苑梅所分析的那樣：這種同性戀愛應當只“是一個階段。但是上一代的人此后沒機會跟異性戀愛，所以感情深厚持久些”。可見小說表面上雖是寫同性戀愛，指歸則在反映舊的婚姻制度下夫妻間愛情的缺乏。《等》里的童太太和奚太太也是舊式婚姻的受害者。兩人的丈夫都納了妾。童太太提起丈夫便怒不可遏，奚太太則心存幻想，仍在等待著丈夫從內地回上海看她。小說末尾處以“生命自顧自走過去了”一句作結，對于舊的婚姻制度下人生的浪費表示了深深的惋惜。《封鎖》里的呂宗楨與母親給訂下的妻子過著感情無歸宿的沉悶生活，想離婚又顧及孩子們的幸福，要納妾又沒有足夠的錢，因而他那渴望新生活的欲念只能在封鎖期間的偶然機遇中向外探一探頭而又立刻縮回去。作品有對呂宗楨怯懦性格表示不滿的一面，但主要題旨還是揭示已成的舊式婚姻對于當事人愛情追求的“封鎖”。另外，《創世紀》中關于霆谷和紫微婚姻的描寫、《小艾》中關于席五老爺和席五太太婚姻的描寫、《茉莉香片》中關于聶介臣和馮碧落婚姻的描寫、《多少恨》中關于夏宗豫和夏太太婚姻的描寫、《花凋》中關于鄭先生和鄭夫人婚姻的描寫，也都是作者對于舊式婚姻制度的有力鞭撻。
　　　　二
　　“五四”以來，追求愛情、主張自主的婚姻觀念由西方傳入中國，并逐步引起中國婚姻生活的大變革。這種婚姻觀念是西方近代在肯定現世幸福、主張個體本位和男女平等的人道主義文化氛圍中形成的。它無疑是人類的福音，為追求愛情幸福的人們提供了巨大的幫助。然而愛情婚姻生活作為整個社會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必然要受到社會經濟生活的制約。即使婚姻當事人在法律上擁有了平等的自主權利，他們仍然會不同程度地受到他們所不能自主的經濟狀況以及在此經濟狀況下所形成的關于人生幸福的觀念的支配。也就是說，只要在經濟地位上各個家庭之間、男女兩性之間還存在著重大差異，真正以兩性互愛為基礎的婚姻就難以普遍實現，賣淫或變相賣淫的社會現象就難以從根本上杜絕。正因為此，恩格斯才將婦女的徹底解放和婚姻的充分自主寄托在婦女經濟地位的提高和階級對立的消滅上。他說：“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４卷，第７０頁）。又說：“結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系，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派生的經濟考慮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實現。到那時候，除了相互的愛慕之外，就再也不能有別的動機了。”（同上，第７８頁）　
　　張愛玲的許多小說都描寫過新的婚姻觀念在中國所引起的積極反應。《琉璃瓦》即其中較為突出的一篇。作品描寫的是接受了追求愛情的、自主的婚姻觀念的青年一代與死抱著追求實利的、包辦的婚姻觀念不放的老一代的激烈斗爭，并將兩種婚姻觀念所帶來的截然不同的結果作了對照，肯定了前者，否定了后者。《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關于阿小的婚姻的描寫、《小艾》中關于小艾的婚姻的描寫，也是張愛玲對于以純潔高尚的愛情為基礎的新式婚姻的贊美和歌頌。然而張愛玲小說的思想深度并不體現在這類作品中，而是體現在那些反映經濟狀況以及在此經濟狀況下形成的關于人生幸福的觀念對婚姻影響的作品中。《傾城之戀》寫的是雙方經濟狀況的巨大差異如何給本應甜蜜的戀愛帶來苦澀的。富商范柳原因為有錢有閑而尋歡作樂慣了，不愿受婚姻的束縛。他喜歡窮遺老的女兒白流蘇卻只想讓她作自己的情婦。白流蘇為了長久地抓住他也曾努力爭取與他結婚，但終因缺乏自立能力，娘家又無法再待下去而屈從了他。后來白流蘇僥幸與范柳原結了婚，但作者認為那是偶然因素帶來的“圓滿的收場”，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作品給人的基本感受是：雙方經濟狀況的巨大差異殺盡了這場戀愛的風景，將這杯愛情的甜水沖淡得近乎無味。《留情》中的淳于敦鳳在丈夫去世后生活陷入困境，只好嫁給自己所不愛的但卻有錢的米先生。這種長期賣淫性質的婚姻不僅賣方時時感到不如意，也使買方感到了夫妻感情上的隔膜。有些婦女委身于自己所不愛的男人是為生活所迫，是可悲的；另有一些婦女做同樣的事情則是受在金錢社會中所形成的拜金主義思想所支配，同樣可悲。《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梁太太就是后一類婦女：“梁太太是個精明人，一個徹底的物質主義者；她做小姐的時候，獨排眾議，毅然嫁了一個年逾耳順的富人，專候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些－－她已經老了；她永遠不能填滿她心里的饑荒。她需要愛－－許多人的愛－－但是她求愛的方法，在年輕人的眼光中看來是多么可笑！”作品通過描寫她那種種可笑的求愛方式給人這樣的啟示：切不可將婚姻視為謀財之道，過分藐視人類對于愛情生活的需要。另一篇小說《金鎖記》全篇表現的也就是這一思想。曹七巧的婚姻雖是由哥哥包辦的舊式婚姻，但作者在這篇小說中所要表現的卻不是包辦與否的問題，所以作品并沒寫七巧對這樁婚事的反對。七巧準備犧牲夫婦生活去換取富貴榮華，沒有想到自己對于性愛的需求會是那么的強烈。性愛方面的缺憾不僅造成了她自己一生的不幸，而且還暗中驅使她去破壞女兒和兒媳的幸福。“三十年來她戴著黃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不論是流蘇、敦鳳，還是梁太太、曹七巧，她們的經濟狀況都與男方存在著懸殊的差距。給她們的婚戀生活帶來苦澀和不幸的，不是或主要不是法律上婚姻自主權的缺少，而是或主要是她們在經濟方面的窘境和她們的拜金主義婚姻觀。通過這些文學形象的塑造，張愛玲抨擊了金錢社會對人類愛情婚姻生活的侵害，并揭示出婚姻狀況的改善對于社會整體進步的依賴關系。
　　　　三
　　除了父母包辦和婦女出于經濟目的而委身于自己所不愛的男子這兩大婚姻問題之外，張愛玲還在小說中反映和評判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婚戀現象。為戀愛而戀愛和為結婚而結婚就是其中之一。當戀愛結婚成為一種人生程式時，許多年輕人會像完成例行公事一樣，在沒有遇到真正的意中人之前就匆匆然、昏昏然地踏上這一關系終身幸福與否的人生征程。《年青的時候》描寫的就是這種現象。僅僅一次誤會就引起了潘汝良的戀愛興趣。他對于沁西亞“說不上喜歡不喜歡”。為了戀愛他竭力避免注意她的缺點，而“單揀她身上較詩意的部分去注意，去回味”。他是為了戀愛而戀愛。沁西亞是住在上海的俄國姑娘。在上海她難以找到中意的男朋友，便找了一個并不怎么喜歡她，她也并不怎么喜歡的俄國人結婚了。她是為了結婚而結婚。作品通過潘汝良的自省和沁西亞婚后的萎靡不振暗示出這種不以真愛為基礎的婚戀的極端危險性。《十八春》中所寫的沈世鈞和石翠芝的婚戀亦屬此類。兩人本來都另有所愛，遭到挫折后就耐不住寂寞，冒失地走到了一起。結婚的當晚才同時猛然醒悟：兩人互不喜歡。作品寫他們這時猶如兩個闖了禍的小孩一樣茫然無主。比為戀愛而戀愛、為結婚而結婚后果更不堪設想的是一種帶恨勉強成婚的婚姻現象。《十八春》中顧曼楨與祝鴻才的婚姻就屬這種。曼楨被品質惡劣的姐夫祝鴻才強奸了，并生了一個兒子。曼楨恨透了鴻才，但在姐姐去世后為了照顧留在祝家的兒子就勉強嫁給了鴻才。當然這只能給兩人和孩子帶來更多的痛苦。不久，他們只好離婚了。這種婚姻現象在實際生活中雖然不多，但勉強成婚的觀念則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張愛玲通過對曼楨和鴻才婚后沉悶的家庭氣氛的描寫告誡讀者：無愛就千萬別結婚。有一些人視性愛如游戲，這也是一種重要的婚戀現象，張愛玲不會視若無睹。《沉香屑－－第一爐香》中的喬琪喬、《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哥兒達先生就是此類人物。喬琪喬喜歡葛薇龍卻不尊重她對他的那份真摯的愛，朝秦暮楚，二三其德。哥兒達先生也同時與幾個女人相好而對哪一個也不動真情。在他看來，“所有的女人都差不多”，所以他對女人不過“想占她一點便宜就算了。如果太麻煩，那也就犯不著”。張愛玲說過：“戀愛的定義之一，我想是夸張一個異性與其他一切異性的分別。”（張愛玲：《國語本〈海上花〉譯后記》）因為賞識的是從外表到內心獨特的這一個，所以真正的愛情必然具有專一性和持久性。那些視性愛如游戲的人一般精神空虛，思想庸淺，他們所能觀照到的只是異性外表的東西，所以會有“所有的女人都差不多”的看法，自然也就不會發生真摯、專一、持久的愛情。張愛玲在作品中對他們表示了不滿和鄙夷。人生有許多需求值得尊重，有許多利益值得維護。它們有時會與愛情發生矛盾、沖突。如果為了崇高的理想、偉大的事業不得已而犧牲愛情，是無可非議的，甚至值得贊揚，但如果只是為了維護個人的名譽、地位而放棄愛情追求或者敷衍無愛的婚姻則是可悲的。《紅玫瑰與白玫瑰》和《鴻鸞禧》對這種可悲的婚戀現象作了反映。《紅玫瑰與白玫瑰》里的主人公佟振保聰明能干，“做人做得十分興頭”。他也很喜歡女人，但只要于他的名譽、地位有礙，無論多深的感情他都會毅然割舍，意志堅強到令他自己也感到驚奇的程度。他先后曾遇到過兩個真愛他，他也真愛的女人，都這樣被他割舍了。后來他娶的妻子不能使他滿意，雖然事業有成，但生活卻不幸福。他“覺得他白糟塌了自己”。《鴻鸞禧》里的婁先生也是個極能干的人，同時也“最會敷衍應酬”。作者所批評的是他在愛情婚姻這樣的大事情上也取敷衍態度。他憑媒娶一個愚笨的女人。他雖然對不滿意，卻仍然與她生了四個孩子，而且還“三十年如一日”地謙讓她。他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博得好名聲。這一點連他愚笨的妻子也明白：“若是旁邊關心的人都死絕了，左鄰右舍空空的單剩下她和她丈夫，她丈夫也不會再理她了；做一個盡責的丈夫給誰看呢？”好名聲是博得了，但如此敷衍人生給他留下的心理缺憾又有多少呢？這只要看一看他一見到未來的兒媳“就不由得要暢論時局最近的動向，接連說上一兩個鐘頭”就可想而知了。無論是為戀愛而戀愛、為結婚而結婚，還是帶恨勉強成婚，也無論是視性愛如游戲，還是為了地位名聲放棄愛情追求或者敷衍遷就無愛婚姻，都是與尊重人類的愛情生活需要，視兩性互愛為兩性結合的基礎的精神背道而馳的，因而必然與舊的婚姻制度和婦女出于經濟目的而委身于所不愛的男子的婚姻現象一樣，在張愛玲的小說中受到道德上的否定。
　　　　四
　　以上我以張愛玲關于婚戀問題的基本觀念為綱，對其絕大多數的婚戀小說的思想內容作了具體分析。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她的小說確實反映了那個時代林林總總的婚戀現象，并以她關于婚戀問題的基本觀點為依據，對它們作了一以貫之的道德審視或評判。這就是其婚戀小說的基本思想內容。
　　在文章的開頭部分我曾提到，迄今為止對于張愛玲小說的思想內容作整體把握的觀點以唐文標的最有影響。他認為，清朝滅亡之后，原來的一些官僚地主紛紛逃到上海托庇于外國租界，繼續過著腐朽的舊生活，企圖挽住歷史的車輪；張愛玲小說的基本內容就是無批判地反映了她所熟悉的這個小社會的衰敗。應當承認，張愛玲確有不少小說描寫過清朝遺留下來的一些望族的衰敗，但卻不能將其視為她的小說的主要內容。因為第一，她有許多小說根本就沒有寫到遺老遺少或封建大家族的衰敗，如《紅玫瑰與白玫瑰》、《鴻鸞禧》、《封鎖》、《年青的時候》、《琉璃瓦》、《留情》、《等》、《桂花蒸阿小悲秋》、《十八春》等。第二，有些小說雖然寫了望族或遺老家庭的衰敗，但只是作為故事背景或者附帶部分來寫的，情節的主體和作品的主題并不在此。比如《金鎖記》中七巧在議論長安的婚事時曾說：“別瞧你們家轟轟烈烈，公侯將相的，其實全不是那么回事！早就外強中干，這兩年連空架子也撐不起了。”但這層意思在《金鎖記》中并不起關鍵作用，去掉它絲毫不會損害作品的主題。再如《傾城之戀》中寫了白流蘇娘家（一個望族）的衰敗，這與白流蘇的屈從范柳原是有關系的。但作品不是要通過她的屈從范柳原來顯示她娘家的衰敗，而是要通過她的屈從去表現男女雙方經濟上的巨大差異如何給戀愛帶來苦澀的。因此，寫白流蘇是窮遺老的女兒固然可以，如果寫她是一個窮秀才的女兒也未嘗不可。這就是說，《傾城之戀》寫白家的衰敗不過是為情節的主體提供一個背景，并非作品的主旨所在。其他如《沉香屑－－第一爐香》、《茉莉香片》、《花凋》、《怨女》等寫遺老家庭的衰敗也多是給作品提供一個背景。當然背景本身也是有思想意義的，但卻不能將其視為作品的基本思想內容。
　　張愛玲婚戀小說的基本思想內容已如上述，那么，其思想價值又當如何認識呢？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中國人深受封建婚姻觀念的毒害，難以形成對于愛情婚姻的正確認識。“五四”以后，雖然西方先進的婚戀觀念傳入中國并獲得越來越多的人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擁贊，但舊的婚姻觀念依然有著廣泛的影響，依然在破壞著人們的幸福，而且即使那些擁贊新的婚姻觀念的人們對于婚戀問題也未必有全面深入的理解。因而，用文學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中存在著的種種婚戀問題，并以現代婚戀觀點給予道德的評判，以推進婚姻現狀的變革，仍然是時代向中國現代作家提出的一項艱巨的任務。“五四”以后，也確有許多現代作家在這方面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但是可以斷言，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還沒有第二個作家像張愛玲這樣廣泛而深入地反映和評判過現代中國的婚戀問題，也就是說，還沒有第二個中國現代作家像張愛玲這樣盡心盡力而且成效顯著地完成了時代所交付的這一任務。我認為，這就是張愛玲小說的思想價值之所在。同樣，張愛玲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應當主要從這個角度給予確定。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053-05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錢振綱19951995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053-058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錢振綱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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