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風悠悠—傳統政治與精神文明  >>>

簡體     傳統

---

　　“孔子與旅游”應該是孔子研究、中國旅游史與旅游學研究中一個重要論題。
　　　　　　一
　　對孔子的旅游觀，可從其旅游德育觀、旅游智育觀、旅游美育觀、旅游社會觀、旅游致思觀、近游觀六個角度認識。
　　孔子的旅游德育觀，可見諸荀況的《荀子·宥坐》：“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偏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ｇｕāｎｇ＠①ｇｕāｎｇ＠①乎不ｑǔ＠②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至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ｑì＠③，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劉向《說苑·雜言》中有類似的記述：“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義；淺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后人稱孔子的這種自然（大水）觀為“比德說”。“旅游”常被人釋為“游山玩水”。后者代替不了前者，但前者包括了后者：凡游山玩水，必可稱旅游。從旅游客體——自然景觀（東流的大水）身上，前往觀水的旅游主體——孔子，慧眼發現其可貴的稟性：仁、義、道、德、勇、法、正、察、志及善化等。我們知道，所謂德育，就是以一定的社會要求來對人們（受教育者）施加心理影響，以培養教育者所企望的思想品德。如所周知，德育是各個文明社會所共有的教育現象。進入文明時代以后，人類具有共有的思想道德規范。作為自然物的大水，是屬于所有親歷者、目睹者共有的景觀；孔子從這個人類共有的自然景觀身上所發掘的仁、義、道、德、勇……，正是人類普遍認同的思想道德規范。
　　孔子的旅游智育觀，以《孟子·盡心（上）》所記最早：“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又可見諸劉向《說苑·雜言》：（子貢問曰：）“夫仁者何以樂山也？”（孔子曰：）“夫山ｌóｎｇ＠③ｃōｎｇ＠④ｌěｉ＠⑤，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眾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群物而不倦焉，四方并取而不限焉，出云風通氣于天地之間，國家以成；則仁者所以樂山也。”劉向所記，與早于他一個世紀的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山川頌》中文字有類同處。孔子“登東山小魯，登泰山小天下”的登高旅游觀的涵蓋面，不僅止登高望遠而已，還能發展登高旅游者認識外界環境的心理能力。人的所謂智力，便是認識、適應、改變外部世界的心理能力。能力是包括智力在內的、更為廣泛的概念。所謂智育，無疑包括培育、發展人的智力、能力。孔子對大山有科學的、正確的認識，認為大山生長、滋育萬物，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大千世界，故標舉“仁者樂山”的旅游觀，提倡、號召人們去游山，去認識大山，去利用大山，去開發大山，使之利國利民。我們知道，探索世界（包括大山）的奧秘，在認知世界奧秘的過程中增長自己的知識、豐富自己的智慧，是智育的內容，也是智育的形式。對孔子的“智者樂水”，我們實可與上述“仁者樂山”之剖析作同一認識；它同樣發展旅游者的理智感，激發旅游者的情感因素。凡此，皆有利于智育。
　　孔子的旅游美育觀，最典型的是《論語·先進》中子路等弟子侍坐章。孔子請弟子們言志。子路、冉有、公西華等述畢，最后是曾點道出己志：“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擊節獨賞曾點的暮春旅游：“吾與點也！”這一記載鮮明地表現了孔子一大美育方法：暮春時節，由五六個志同道合的青年，再加上六七個朝氣蓬勃的少年，組成一支春游小分隊，投向大自然的懷抱，沐浴于春風、春陽、春水之中，盡情地享受自然美，接受自然美的陶冶。此外，還有人文美。朱熹注云：“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ｓｈàｎ＠⑥樹木也。”雩祭本古人求雨之祭；因有樂舞，乃謂“舞雩”。何況，這里面還有沂水流域的民俗之美。歷史美、藝術美、民俗美皆人文美。所謂旅游美育，就是通過旅游活動產生、完成的審美教育。旅游美育的核心是通過旅游過程中所見所歷的自然美、人文美來培養、提高旅游主體（即旅游者）的審美力。孔子之所以激賞這種春游，筆者以為正在于“詠而歸”。“詠而歸”，可見這群旅游者在旅游中發現了美，領略了美，接受了美的洗禮，并由此培養、提高了自己的審美力，悅志暢神，乃發而為歌。這是審美的旅游，是高層次的旅游；以這樣的旅游來進行審美教育，乃是大教育家獨具的只眼。
　　《論語》首篇（《學而》）首章“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標舉了孔子的旅游社會觀。孔子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旅游史早期的興盛時代，商賈之旅、外交聘旅、游說之旅、政治婚旅、游學之旅、游獵之旅、游覽之旅……蔚為成風。當時的孔子便是天下莘莘學子向往的大師。在庠序學校森嚴的局面下，孔子高舉“有教無類”的大旗，向“學在官府”挑戰，杏壇設教，闕里辦學，把官府之學變成“四夷之學”，乃有賢人七十、弟子三千的煌然碩果；在“五官失業，雅頌失錯”的禮崩樂壞的社會，是孔子担當起“文不在茲乎”的大任，他也因而成為文宗，洙泗遂為天下教育與文化的中心、求學之旅與文化之旅的目的地與輻射中心。可以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既是孔子對為他而紛至沓來的客人的歡迎詞，也是對當時人際交往頻繁、旅游之風興盛的社會現象的一種良性指導。從社會學的眼光看，“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是對主人、接待地、旅游媒體的一種行為規范，也是一種文化氣質方面的要求。
　　孔子的旅游致思觀是卓爾不凡的。《孔子家語·卷二·上》載：“孔子北游于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于斯致思，無所不至矣！’”山野幽靜，空氣清新，置身其間，干擾消遁，雜念摒絕，正可靜思深慮。由旅游而致思，而收平時難以收到的工作效率，而解決平時難以攻克的問題，這種旅游致思觀，是獨到的。回歸自然，寧靜心志，已是而今浩大旅游大軍的出游動機之一。
　　“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論語·里仁》）代表著孔子的近游觀。孔子并不反對遠游——遠游必須事先把旅游的方向、目的地告訴父母，以免雙親掛念；孔子提倡近游，與“有方之遠游”是殊途同歸的，其前提均是一個“孝”字。要對父母盡人子之義務，而旅游又是人生之必須，調和二者的良策，孔子以為是：近游。
　　孔子的旅游觀是深湛的，是建立在其哲學基礎上的，因而二者是一致的。孔子的人生哲學最看重建立標準、健全的人格，因為以此可以維系人倫。孔子所訂的標準、健全的人格有三要素：知（智）、仁、勇。孔子認為：達到知、仁、勇的首要方法、第一途徑是格物致知（許按：還有其他方法，如舉一反三——因為事物不可一一去親身體驗）。旅游正可格物致知。樂山樂水、躬行旅游實踐，可獲知、仁、勇。我們看孔子的教育哲學，最重“實行”二字。旅游是“實行”的重要途徑。孔子的政治哲學，最重“禮”；由禮治，而建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的理想社會；孔子的旅游社會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說乎”的終極目標正是建立這種理想社會；從人際關系看，亦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論語·顏淵》）。
　　偉岸的孔子兀立于中國旅游長河的上游，他的旅游觀是中國旅游思想庫中的首批珍寶。他是中國旅游思想史上的拓荒者。
　　　　　　二
　　孔子的旅游觀，奠定了他在中國旅游學史上的地位；孔子的旅游活動，無疑使他老人家在中國旅游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
　　孔子的旅游活動，從性質上看，屬于仕游、學游、文化旅游。
　　魯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孔子34歲時，出游東周都城洛陽。這是孔子開門辦學的第五年，貴族子弟孟懿子、南宮適拜孔子為師。南宮適向魯昭公提出“請與孔子適周”的請求，于是孔子一行得以洛陽“問禮”。此為春秋末年，周室衰微，禮崩樂壞，諸侯多置周公禮法于不遵；孔子便以克己復禮為中心任務，到周都考察禮法。相傳，孔子此行，見到老子，與老子切磋、研討禮法，或云向老子請教過禮法。在這之前二、三年，也即32、33歲時，據劉向《說苑》載，孔子游齊國，受齊景公禮遇。這是很有可能的。因為據《史記》載，孔子30歲時，齊景公與齊相晏嬰訪魯國，向孔子請教禮法。
　　魯昭公二十五年，孔子35歲時，魯國內亂，孔子出游齊國。在齊，齊景公向孔子請教為政之道；孔子針對當時齊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腐敗政治、病態社會，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極為嘆服，感佩地說：“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顏淵》）孔子又告誡齊景公“政在節財”，這也是中的之語，齊景公聽后亦極為信服。孔子此次游齊，最大的文化收獲是在齊聞《韶樂》。韶樂乃虞舜時代的音樂，孔子對其仰慕已久。在這古代文化凋零的亂世，以整理、承傳古代文化為己任的孔子，面對韶樂演奏，聽得如癡如醉，乃至聽后“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論語·述而》）游齊搜求古代文化遺產，故此行足可謂文化旅游。
　　我們之所以稱孔子為中國旅游史上早期的大旅游家，主要在于其55歲至68歲作連續14年的列國之游，史稱“孔子周游列國”。所謂列國，共七國，即：衛國、鄭國、曹國、宋國、陳國、蔡國、楚國。14年中，孔子和他的學生，風塵仆仆，不顧冷遇、嘲諷、詛咒、饑寒、截殺、圍困，歷盡艱辛，宣傳禮樂教化，考察政風民情，尤其是他老人家年近古稀，仍“率彼曠野”。這一漫長而悲涼的壯舉，在中國旅游史上，是空前的。
　　孔子旅游活動的意義，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認識：
　　（一）造就斯文領袖，光揚中華文化。孔子周游列國，歷盡艱辛而矢志不移。孔子旅經匡地，匡人因為曾吃過陽貨的虧，對陽貨恨之入骨，孔子被匡人誤認為陽貨，乃遭匡人圍攻。孔子遭匡人之厄而堅定不移：“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后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論語·子罕》）盡管自古至今，孔子的周游列國一直遭到一些人的嘲諷攻擊，但都無損于孔子周游所煥發出來的光焰。面對困厄，他凜然呼喊：“周文王去世以后，古代文化不都保存在我這兒嗎？如果上天要毀滅中國的禮樂文化，那我當然沒有法子參與禮樂文化的繼承與建設了；如果上天不毀滅中國的禮樂文化，那么匡地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樣！”孔子旅經宋國，與弟子等習禮于大樹下。宋國司馬桓ｋｕì＠⑦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們對孔子說：“我們快走吧！”周游列國、推行仁義道德于天下的孔子大無畏：“天生德于予，桓ｓｈàｎ＠⑥其如予何！”（《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通過旅游活動去實現自己“行道”的夙愿和挽斯文于將喪的目標，發揚光大自周文王以來的中華一統文化，從而也自我塑造了一個時代所亟需的斯文領袖——孔子。
　　（二）孔子與學生在萬里旅行中，遍踏名山、大川、都邑、村野，開拓了視野，豐富了人生閱歷，獲取、增長了知識。眾所周知，知識分為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人們獲取知識的途徑，不外上述兩大途徑。直接經驗是在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中親身獲得的知識，間接經驗是借助書籍、文獻、他人口頭承傳方式而獲得的知識。春秋時期尚無造紙術、印刷術，因物質條件的貧乏，從間接經驗獲取知識大受限制，所以直接經驗顯得格外重要。這里的直接經驗便包括旅游。“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發明造紙、印刷之前的時代，“行萬里路”更其要緊。即使是屬于間接經驗的他人口頭承傳、碑刻題記等等，也得親身訪問、跋涉踏訪方可求得。從教育學原理看，學校教育不能只重視知識的傳授，還必須重視智力的發展與能力的培養。孔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已發現并實踐這一教育學原理，他的實踐之一便是帶領學生游學。周游列國屬遠游，他還十分重視近游、郊游。他常常帶領學生游舞雩臺。今曲阜城東南南泉村有刻著“舞雩壇”之石碑，并在郊游中施教。如：一次舞雩臺郊游，他邊游邊解答樊遲“崇德”之問。孔子的這一實踐是成功的，他在旅游實踐中培育、發展了學生的智力、心理能力。孔門的七十二賢人，大都跟隨乃師經歷了旅游實踐；他們從三千弟子中拔萃成為“賢人”，不能不說旅游活動有一份功勞。
　　（三）旅游實踐，對孔子提出一系列哲學思想功莫大焉。這里說的哲學思想，包括其人生哲學、政治哲學、教育哲學。對孔子來說，旅游活動是一座哲思的熔爐。
　　（四）成就了孔子偉大的著作。孔子一生著述中最大的成就，或可推其修《春秋》。他曾說過：“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修《春秋》是他晚年最大的工作。此書之所以成于其垂暮的晚年而不在精力充沛的壯年，正是因為修成《春秋》得力于周游列國之舉。《春秋》的原撰非孔子，本是史官的官書。孔子通過周游列國，進行細致的、長期的調查研究，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資料，乃可修訂成功。《論語·子罕》云：“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于此可見，孔子是在周游中搜輯文化遺產的基礎上，才著手編定《詩三百》——也就是后之所謂《詩經》的。古詩皆配樂，詩、樂合一；孔子編定《詩三百》，同時也便對音樂遺產作了系統的整理。“禮”與“樂”又是緊密相聯的，常說的孔子晚年功績——訂禮樂，實際是修訂禮、整理樂。孔子演周易、《易》由其而流傳；孔子編次《尚書》——孔子晚年著作的精華即后人列為“經”的五經。這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的碩果，俱得力于十幾年旅游的經營與積累。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倘沒有十幾年的旅游，便沒有孔子晚年偉大的著作。
　　孔子旅游活動的影響，簡而言之，是：開了中國文化旅游與政治旅游的先河。前者影響面廣，后者影響面窄。這里的政治旅游，指的是布衣知識分子的游說求仕。繼孔子之后，游說之士蜂起，著者可舉墨子、孟子、蘇秦、張儀、公孫龍、荀子等等春秋戰國時期，圍繞著統一中國的目標，各諸侯國展開激烈競爭，富國強兵，廣攬人才；在均等的機會下，為施展抱負、實現理想，諸子并起，群賢角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這一政治、文化背景下產生的政治旅游，發展到戰國中后期，演為畸形的憑三寸舌而朝秦暮楚。這種蛻變，至兩漢而反撥為宦游。宦游存在于整個封建時代。必須認識到，政治旅游具有正面、負面兩種影響。這里的文化旅游，包括文化探求與旅游學。這種文化旅游的影響是積極的、深遠的，不僅影響至今日，還必將影響至明日。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氵加光
　　＠②原字江去工加屈
　　＠③原字山下加龍
　　＠④原字山下加從
　　＠⑤原字山下加累
　　＠⑥原字土加單
　　＠⑦原字鬼右加隹
　　
　　
　　
山東大學報：哲社版濟南59-61,71F9旅游經濟許宗元19961996 作者：山東大學報：哲社版濟南59-61,71F9旅游經濟許宗元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19:2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