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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252;K313.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257-2834(2003)02-0062-07
　　自從西方世界的“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了大規模地向東方入侵的殖民侵略活動。及至晚清時期，西風東漸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世界歷史潮流。面對未曾有過的世界“大變局”，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認識給各自國家、社會的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后各自國家的命運和前途。因此，探討和研究中日兩國知識分子的西方觀，個案分析其對西方認識的異同及其所產生的原因，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中日兩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認識，不僅同受限于時代，也分別受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社會環境及自身的經歷所影響。
　　馮桂芬，字林一，號景亭，江蘇吳縣人，生于1809年，卒于1874年。曾為林則徐門生，后中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太平天國時期，他曾協助李鴻章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并先后在江寧、上海、蘇州諸書院主講。李鴻章在回答同治皇帝詢問馮桂芬“才識若何，品行有無可取”時稱：“該員好學深思，博通今古，喜為經世之學，綜其所長，于鹽政漕務尤為洞悉源流。惟持論務求刻ｈé＠①，不無偏倚。洋務機要，研究亦深。”[1](P317)他也被張之洞推為“中體西用”的啟蒙先賢。他的代表作《校ｂīｎ＠②廬抗議》被梁啟超評價為：“雖于開新條理未盡明備，而于除舊弊之法，言之甚詳。”[2](P115)應該說，李鴻章是晚清時少數“深諳洋務”的官員之一，而張之洞則是力主“中體西用”的洋務派代表人物，能被李、張（李、張本身也屬知識分子）二人尊崇為對“洋務機要”深有研究和“中體西用”的啟蒙先賢，足見馮桂芬對西方的認識和了解在其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至少是居于前列的。
　　左久間象山，一名啟，字子明，號象山，1811年生于信濃國松代城下（現長野縣境內），1864年在京都三條木屋町被暗殺。同馮桂芬相比，在日本思想界，象山有更為值得炫耀的地位和影響。幕末維新志士吉田松陰、小林虎三郎、橋本左內、坂本龍馬、高杉晉作都曾拜在象山門下，甚至明治時期明六社的成員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茂樹等都是他的學生。作為幕末的思想家，象山以其著作《省ｑｉāｎ＠③錄》而聞名于世，其他著作如《上書》、《象山書簡》與《雜纂》也成為日本重要的思想文化遺產。他所提出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論，更成為幕末開國論者的有力思想武器。
　　除馮桂芬比左久間象山晚卒10年之外，兩人幾乎生活于同一時段。并且，兩人都是在儒家的文化熏陶中長大，都經歷了各自的開國巨變，都為各自的國家命運和發展前途提出自己的主張。馮桂芬出身于晚清江南地主家庭，可謂家道殷實，為其從小接受儒家教育提供了經濟條件。史載：“桂芬少年工駢體文，中年后乃肆力古文辭。于書無所不窺。尤留意天文、地輿、兵邢、鹽鐵、河漕諸政。”“自未仕時已名重大江南北。”[3](P13 438)象山之父左久間一學是一位有教養的下級武士，曾任松代藩的一職小官吏，家境亦不貧寒，這也為象山的求學儒家文化創造了條件。象山14歲時隨本藩儒學家竹田錫命學作漢詩，16歲時又從師于博學且長于經書的鐮原桐山，“22歲時就在儒學方面成為很有造詣的青年人”[4](P61-62)。從兩人的部分經歷來看，均可稱之為年少即有名的知識分子。
　　以仕途觀之，馮桂芬在授編修之后，充任廣西鄉試的正考官，后因母逝而奔喪。及至1851年咸豐皇帝即位時，因大臣舉薦受到咸豐的召見，但旋因父逝而服喪。服喪甫闕之時，正值太平軍攻陷南京，遂受詔募辦團練，協助朝廷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因“功”晉五品銜，擢右中允，1862年又以“治團功”加四品銜。太平天國運動被鎮壓下去之后，再以“耆宿著書裨治加三品銜”[3](P13 438)。馮桂芬前后為官10年，官至三品，在晚清的知識分子中，也可算是官運得行者。左久間象山1842年任松代藩藩主真田幸貫的海防顧問，晚于馮桂芬中進士兩年之后，但這還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官”，充其量只是官的智囊而已，此后基本沒有真正做官。非但如此，1854年4-9月，還因為他的弟子吉田松陰偷渡美國未成而受牽連，被投入江戶傳馬町監獄。出獄后便把其在獄中所思考的前此的自我思想、行動及道德主張付之于筆紙，這就是廣為人知的《省ｑｉāｎ＠③錄》。此后直至1864年4月，被幕府召至京都，任命為一橋慶喜的國防顧問。之后僅3個月，即7月11日便被尊攘派所暗殺，可以說他基本是與官運無緣的。
　　　　二
　　馮桂芬與左久間象山對西方的認識，都是來源于其前人或同時代的人對西方的描述以及自己在本國內對西方的有限接觸，而都沒有親歷西方的經驗，加之兩人都接受儒家文化教育，這就決定了兩人對西方認識有相同的一面。但由于兩人的經歷和所處的文化背景、社會氛圍的不同，又決定了兩人對西方的認識有相異的另一面。
　　馮桂芬對西方的認識主要反映在他的《采西學議》、《制洋器議》、《善馭夷議》和《上海設立同文館議》（均收于《校ｂīｎ＠②廬抗議》）等著作中。他在《采西學議》中提出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主張，常為后人所引用，或被作為“中體西用”的先導。左久間象山在其《省ｑｉāｎ＠③錄》中所言“東洋道德，西洋藝術”也同樣為當時日本思想界所推崇。兩者之根本點，都是站在儒家正統的道德觀念上，主張對西學加以利用，從而服務于各自國家之本。在把自己的國家與西方進行比較時，馮桂芬認為：“今顧ｔｉǎｎ＠④然屈于四國（指俄、英、法、美）之下者，則非天時地利物產之不如也，人實不如耳……以今論之，約有數端，人無棄才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至于軍旅之事，船堅炮利不如夷，有進無退不如夷”。[5]這種認識，尤其是“君民不隔不如夷”的認識，甚至涉及了政治層面。這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也是極少見的。這一點，左久間象山也是難望其項背的。左久間象山雖以《省ｑｉāｎ＠③錄》而聞名于日本思想界，但此書實際很少表述他對西方的認識。他對西方的認識更多的則是在他的《上書》、《象山書簡》、《雜纂》中反映出來。他在1858年3月給梁川星巖的信中說：“方今之世，僅以和漢之學識，遠為不足，非有總括五大洲之大經綸不可。全世界之形勢，自哥倫布以窮理之理發現新大陸、哥白尼發明地動說、牛頓闡明重力引力之實理這三大發明以來，萬般學術皆得其根底，毫無虛誕之處，盡皆為務實。由是，歐羅巴、亞美利加諸洲逐漸改變面貌，及至蒸汽船、電信機等之創制，實屬巧奪造化之功，情況變得驚人。”[6](P377-378)他還在其《雜纂·贈小林炳文》中，對他寄予厚望的這位弟子說：“近年西洋發明，許多學術，要皆實理，＠⑤足以資吾圣學，而世之儒者，多為凡夫庸人，不知窮理，視為別物。不特不好，動輒比之為寇仇。宜乎？彼之所知，莫之知；彼之所能，莫之能，蒙蔽固深，永守孩童之見”。[6](P421)左久間象山不僅看到了西方科技文明的飛速發展，“情況變得驚人”，看到了西方的“務實”和“實理”，而且還指出自己人敵視西方、不了解西方的做法是“永守孩童之見”。這種認識不僅包含了馮桂芬的“人實不如耳”的思想，而且不同于馮桂芬的是，他沒有停留于不如人的認識上，而是對這種不如人的狀況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馮桂芬在對西方科技文明的認識上，十分注重西方的數學即他所稱之的“算學”。他在《采西學議》中注“算學”一詞時說：“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西人十歲外無人不學算，今欲采西學，自不可不學算，或師西人，或師內地人之知算者具可。”[5]在這一點上，左久間象山的認識幾乎同馮桂芬完全一致。他說：“詳證術（即數學），萬學之本也。泰西發明此術，兵略亦大進，ｘｉòｎｇ＠⑥然與往日別。所謂下學而上達也。孫子兵法度、量、術、稱、勝，亦其術也。然漢與我，有孫子以來，莫不誦習而講說，而其兵法依然如舊，不得與泰西比肩。是無他，坐于無下學之功也。今真欲修飭武備，非先興此學科不可。”[6](P414)在這里兩人雖然都認為數學最為基礎，若學西方，必學數學。但是，馮桂芬的認識似為就事論事，而象山的認識中，則明顯寓有對中日古文化的反省批判之意，其深刻程度，不言而喻。
　　馮桂芬在《上海設立同文館議》中說：“互市二十年來，彼酋類多能習我語言文字之人，其尤者，能讀我經史，于朝章國政，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無其人。”之后又說“夫通習西語西文，例所不能禁，亦勢所不可少。”所以他建議，在上海廣州推廣同文館之法，“招八旗學生，聘西人教習語言文字”[5]。這可以看作是馮桂芬對于當時的這種“彼知我而我不知彼”現狀的不滿而要改變這種現狀所作的努力。左久間象山對于改變“不知彼”的現狀則做得更為直接。1849年2月，他上書松代藩主，要求增訂出版《蘭和辭書》，失敗后，又以《荷蘭語匯》為題，打算自費出版，并從松代藩借得資金。1850年3月，他又上書幕府老中阿部正弘，請許可其出版《荷蘭語匯》。他在上書中說：“夫用兵之道，以知己知彼為先務，而知彼又為先務之先務。”[6](P288)馮桂芬關于設立同文館的建議，完全是無奈，是因為在通商中充當通事即翻譯的兩種人不好。“此兩種人者；聲色貨利之外，不知其他，惟借洋人勢力，狐假虎威，欺壓平民，蔑視官長，以求其所欲。”他甚至把“小嫌釀大釁……彼己之不知，真偽之莫辨，宜與宜拒，汔不得要領”[5]都歸罪于翻譯。所以他建議設同文館主要是為培養合乎要求的翻譯人才，而不是出于自身就想“知彼”。即是說他并不是主觀上、主動地想了解西方，只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堵漏洞措施而已。而象山則是主動而為，是出于了解西方、學習西方的需要。他說：“馭夷俗者，莫如先知夷情，知夷情者，莫如先通夷語。固通夷語者，不惟為知彼之階梯，亦是馭彼之先務也。”[6](P415)兩者相較，雖都有“知彼”的目的，但一是迫于被動、出于無奈，另一卻是出于主動、出于“馭夷俗”和“知夷情”。
　　從“師夷”的思想看，馮桂芬與左久間象山也有相似之處。馮桂芬在《制洋器議》中說：“昔吳受乘車戰陣之法于晉，而爭長于晉；趙武靈為胡服而勝胡。”[5]左久間象山在給小寺常之助的信中則說：“古昔兵器初造之時，蚩尤為佳，黃帝習用其干戈，遂擒殺其于涿鹿之野。”[6](P347)兩人都是引經據典來說明在歷史上就有“師夷”而制勝的先例，因此都主張可以“師夷”。馮桂芬還在其文中提出應該在通商口岸設船炮局、聘用外國人等等。
　　再從具體的“馭夷”或“制夷”的方法來看，馮桂芬在其《善馭夷議》中，曾把“夷務”看作是國家“第一要政”。但涉及到具體方法時卻說：“夷人動輒稱理，吾即以其人之法，還治其人之身，理可從從之，理不可從據理以折之，諸夷不知三綱，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國群起而攻之，是不得不信也。”[5]觀其此文通篇，除了他認為西方國家之間存在互相“自斗”的矛盾，清廷可以加以利用這種“以夷制夷”的空洞思想外，幾乎再沒有任何具體的建議和措施。而左久間象山在1842年11月給松代藩主真田幸貫關于海防的上書中，就提出了著名的“海防八策”，其內容都是十分具體的，并在上書的《追記》中附有制作大炮的材料和方法。1853年6月，他又在給小寺常之助的信中說：“夫愚意以為，以夷之術防夷為最佳。彼有大艦，我亦應造大艦；彼有大炮，我亦應造大炮。”[6](P347)此外，象山在其他上書和給別人的信件中，都多次提出他關于海防的具體主張。有趣的是馮桂芬和左久間象山都曾讀過魏源的著作，都對其提出過批評。馮桂芬在《制洋器議》中有這樣一段話：“魏氏源論馭夷，其曰‘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無論語言文字之不通，往來聘問之不習，忽欲以疏間親，萬不可行，且是欲以戰國視諸夷，而不知其情大不侔也。魏氏所見夷書新聞紙不少，不宜為此說。蓋其生平學術，喜自居于縱橫家者流，固有此蔽。愚則以為不能自強，徒逞譎詭，適足取敗而已。獨師夷長技以制夷一語為得之。”[5]除最后一句肯定“師夷長技以制夷”外，馮氏的批評，體現出具體內容的，就是“語言文字之不通”，余則多集中于理論上，顯得空泛而非具體。象山除了肯定魏源，認為魏源“真可謂海外同志矣”而外，則就魏源的具體主張提出批評：“海防之要，在炮與艦，而炮最居首。魏氏海國圖識（志）中，輯銃（槍）炮之說，類皆粗漏無稽，如兒童戲嬉之為。凡事不自為之，而能得其要領者無之。以魏氏之才識，而是之不察。當今之世，身無炮學，遺此謬妄，反誤后生，吾為魏深惜之”。[6](P415)象山是從魏源所論的具體內容著手，指出其具體錯誤，甚至具體到“制夷”的武器——槍炮上，而且注重身體力行，親身實踐。
　　　　三
　　從以上的粗略比較中，可以看出馮桂芬和左久間象山對西方的認識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處。其相同之處很多都是由于兩者皆為飽學之儒士，受儒家文化熏陶所致。所以兩人無論在“師夷”還是“制夷”方面，都始終停留在物質技術層面上，而對儒家的綱常教化、等級制度、倫理道德卻無比推崇。在這一點上，象山除了和馮桂芬一樣具有“貴賤尊卑之等級，不得不殊嚴”[6](P308)的思想而外，他在所謂“君臣大義”的名份上，甚至認為“在漢土，帝王有諸姓更替之風習；在本邦，皇統古來便與天地共長久”[6](P366)。可見，其皇統思想絲毫都不比馮桂芬遜色。不過，盡管兩人在維護帝王正統的思想方面有相同之處，但在維護帝王統治的方法上，即“體用”結合上卻是大相徑庭的。馮桂芬的“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其中明顯地將“中國之綱常名教”和“諸國富強之術”即后人所稱的“體”、“用”截然列為主次之分，將“諸國富強之術”置于輔佐之地位。而左久間象山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則不同，他是把兩者看成是并行不悖并有同等作用的。他說：“人謂泰西之學盛，孔子之教必衰；予謂泰西之學行，孔子之教滋得其資。夫泰西之學，藝術也；孔子之教，道德也。道德譬則食也，藝術譬則菜肉也。菜肉可以助食氣，孰謂可以菜肉而損其味也。”[6](P421)他認為“方今之時，以漢土圣賢道德仁義之教為經，以西洋藝術諸科之學為緯，興皇國之威，實為良策也。”[6](P340)這表明象山將東洋道德和西洋藝術兩者等量齊觀，認為無主從之分，都可以“興皇國之威”。
　　這種認識上的差異同個人的經歷不無關系。諸如象山的蘭學老師對他的影響，他本人也學會了荷蘭語，直接閱讀西洋書籍等，這使他對“西洋藝術”有更深刻的理解。而馮桂芬則為官多年，在晚清的官場上，對西方的排斥自不待言，這些都會影響馮桂芬對西方“富強之術”的深刻認識。但更重要的則是文化背景不同。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建立在以農業為核心的基礎之上，不僅造就了統治階層和知識分子的“重農抑商”、視西方興起的科技文明為“奇技淫巧”的觀念，而且，由于中國“地大物博”，所需皆可自給，也封閉了知識分子向外探索精神。加之在15、16世紀以前，中國文化長期處于世界文明前列，使中國知識分子背負了文化優越的沉重包袱，以至釀成夜郎自大的劣根性。這極大地影響了晚清知識分子認識西方的視野。日本傳統文化雖然也是以農業為核心，但自從有文字起，就是在大量吸收中國文化的基礎上而發展起來的。日本之所以吸收中國文化，原因就是中國文化先進于日本固有文化。其實從日本吸收中國文化開始，就體現了日本文化的包容性和開放性以及善于吸取先進的外來文化的特點。西方文化對日本來說，與中國文化一樣同屬于外來文化。盡管在鴉片戰爭之前，日本的知識分子也同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將西方人目為“夷狄”，但由于他們沒有根深蒂固的自我文化優越意識，所以在現實面前，就很容易主動接受西方文化。從日本最初與西方接觸就能看出這一點。1543年“最早來到日本的歐洲人（葡萄牙人），是乘中國人的海盜船漂流到種子島，從而帶來的火槍很快就能在國內大批生產，對信長的統一戰爭起了重大作用，這一事實表明了日本這一期間的形勢。此后一百年間日本和歐洲的關系，可以說是在此時形成了雛形。”[7](P47-48)此后經過蘭學的傳播和鄰國的“前車之鑒”即中國鴉片戰爭的沖擊，在日本很快便產生了力主向西方學習的知識分子群體。中國有學者評論道：“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的‘蘭學’盡管流傳不廣，在政治上也無大影響，但它振聾發聵，使日本人對夜郎自大的‘華夷’思想開始產生懷疑……應運而生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論，首先在科學技術這一角，沖垮了鎖國制度與‘華夷’思想的壁壘。這不僅使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和文化蜂擁而入，而且打開了探索日本落后于世界的社會根源的端緒。”[8]蘭學能夠在日本“振聾發聵”，左久間象山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論能夠沖垮“華夷”思想的壁壘，而馮桂芬的“中體西用”的先導思想卻沒有起到如此大的作用，固然有其思想本身的原因和國情的不同，但其根源卻是中日兩國文化背景不同所使然。馮桂芬在“師夷”上所表現的被動和象山所表現的主動，其實都源于兩種文化背景的不同。
　　正是由于中日兩種文化背景的不同，直到甲午戰爭之前，中國都沒有形成向西方學習的知識分子群體，甚至能為“西學”的人都很少。1862年一名唐學塤的中國人，在倫敦向福澤諭吉問及在日本能讀洋書并兼教他人者有多少，福澤諭吉答約500人，當福澤轉問唐氏時，“唐氏沉吟片刻，愧答曰，只有11人”[9](P64)。兩人所言數字未必都精確，但以中國知識分子之眾，同日本相比，學西方的知識分子與之不成比例，當是事實。1834年出生的仙臺藩士岡千仞，精通漢學與西學，“其前后共有弟子3000人，著述達300余卷”[10](P127)。再從魏源的《海國圖志》傳到日本以后的情況看，“僅1854年至1856年三年時間，日本出版《海國圖志》選本的翻刻本、訓點本和日譯本竟達21種之多”[10](P121)。讀此書者雖未必盡為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無疑是主要讀者。從以上情況看，日本至少在明治維新前后就形成了一個向西方學習的知識分子群體。
　　中國知識分子沒有形成向西方學習的群體，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他們還不能擺脫中國傳統文化中“華夷”思想的束縛；二是傳統的科舉制度。馮桂芬在《采西學議》中說：“今之習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達，游閑不齒鄉里，無所得衣食者始為之……且其能不過略通夷語，間識夷字，僅知貨目數名與俚淺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學問乎？”[5]
　　從馮桂芬不止一次談到通事的素質低下，可知當時的一般知識分子是不齒于“習于夷”的。直到1875年郭嵩燾出使英國時，他的朋友還說“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使，真為可惜”。“費力不討好，亦命苦也。”[11](P204)難怪他在1880年8月做詩慨嘆：“ｎá＠⑦舟出海浪滔天，滿載癡頑共一船；無計收帆風更急，那容一枕獨安眠。”鐘叔河先生就此詩分析說：“他深深地感到：封建末世的中國，外部環境正值‘浪滔天’‘風更急’；和他同命運的士大夫階級，卻猶如滿滿‘一船癡頑’。”[12](P194)正是由于“士大夫階級”的“癡頑”居多，所以，鐘叔河先生將郭嵩燾稱為“孤獨的先行者”。這種使先進的知識分子處于孤獨地位、不能形成向西方學習的群體的現象，除了知識分子本身受“華夷”思想所主宰而外，就是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使得“儒學之經典學習，有立身行世的可能。所以優秀的人才都熱衷此道。而與外國有關的學術，則不被認為是‘學問’——遵其道之人，為社會所拋棄者有之。”[13]任何時代，任何一種先進的思想或主張，沒有知識分子的多數參與，都不可能推而廣之。認識西方，向西方學習也是如此。
　　對外危機意識是產生認識西方、學習西方的直接動力，這是毋庸置疑的。夜郎自大的劣根性與中國確實“地大”的客觀現實，又使中國知識分子對外危機意識十分淡薄。馮桂芬在《制洋器議》中說：“據英人地理全志稽之，我中華幅員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美），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地之大如是，五洲之內，日用百須，無求于他國而自足者，獨有一中華。”[5]基于這種認識，豈能產生對外危機意識？當然馮桂芬在鴉片戰爭后，有很多主張自強言論，甚至提出改革國內弊端的建議，但那不是出于危機意識，而是出于天朝大國敗給“英夷”的屈辱感。相比之下，由于左久間象山身處“蕞爾小國”，所以他在關于攘夷策略給藩主的匯報書中說：“本邦面積，以德意志里法量之，不滿一萬方里。即如所述，遠不及五大洲二百分之一。即便本邦盡為膏腴之地，外國過半為不毛之地，猶如一比一百，此乃鄒楚之懸隔也”[6](P32)。這種深刻的危機意識，是比較自覺地認識到日本的缺陷，它不僅成為其認識西方、學習西方的動力，也增長了其對西方的探索熱情。
　　任何一種先進的思想觀念的發展，都離不開批判性。西歐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思想觀念，就是在批判中世紀神學和宗教哲學的過程中發展起來的。我們“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思想也是通過對“兩個凡是”的批判才得以深入人心。在對西方的認識和主張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左久間象山充滿了對儒家文化的批判意識，除了本文中所引之處外，“他曾批評視外人為‘夷狄’者是‘迂人’、‘俗客’”，批評“清儒學問雖考證精密，然畢竟多紙上空談，甚乏實用”。[8]而馮桂芬則缺少這種批評的銳氣。
　　本文所述，雖僅為晚清時期中日兩國知識分子的個案情況，并且，因為他們同受儒家文化熏陶，有著很多相同之處，但是我們從中還是能夠窺視出當時兩國知識分子對西方認識的不同程度。這種認識程度的深淺廣狹，無疑會左右兩國知識分子面對西方挑戰所采取的對應態度。面對西方的先進文化，中國知識分子由于背負自家文化的優越意識，不能及時擺脫夜郎自大的“華夷思想”的束縛，而日本知識分子則沒有自家文化的優越意識，他們很容易就擺脫了原來并不那么根深蒂固的“華夷思想”的影響；在吸納西方先進文化時，中國知識分子仍是居高臨下，少有平等對待西方先進文化的心態，而日本知識分子則是以平等的心態學習、汲取西方的先進文化。這些不同點，恰恰構成了后來兩國知識分子西方觀的不同走向——中國知識分子堅持與發展“中體西用”，參與洋務運動；日本知識分子則推崇“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參加倒幕維新運動。迨至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中國知識分子不惟對西方，對日本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但這已不再是本文要論述的內容了。
　　收稿日期：2002-09-02
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62～68K3中國近代史陳景彥20032003馮桂芬和左久間象山所處時代相同，都是在儒家的文化熏陶中長大，都經歷了各自的開國巨變，都為各自的國家命運和發展前途提出自己的主張。在對西方的認識過程中，兩人有著許多相同之處，但由于中日兩國文化背景和社會氛圍的不同，在對西方的認識程度上又有許多不同之處，而這些不同點，恰恰構成了后來兩國知識分子西方觀的不同走向——中國知識分子堅持與發展“中體西用”，參與洋務運動；日本知識分子則推崇“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參與倒幕維新運動。中國/日本/馮桂芬/左久間象山/西方觀/比較研究　　China/Japan/Feng Guifen/Sakumasyouzan/views toward the West/comparative research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Views toward the West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Intellectnals in the Late Qing　　——Feng Guifen and Sakumasyouzan as an Example　　CHEN jing-yan　　(Institute of North-East Studies,Jilin University,Jilin,Changchun,130012,China)Feng Guifen and Sakumasyouzan were lived in the same time,they grew up under the nature of Confucianism culture,went through the great change of their countries opening to the world and put forward proposals for the destiny and prospect of their countries.Although they had many same points in the process of getting knowledge of the West,they had many differences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of culture background and social conduct between China and Japan.However,.these differences led to the different trend of views toward the West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intellectuals laterly.陳景彥(1955-)，男，吉林德惠人，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　東北亞研究院，吉林　長春　130012 作者：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長春62～68K3中國近代史陳景彥20032003馮桂芬和左久間象山所處時代相同，都是在儒家的文化熏陶中長大，都經歷了各自的開國巨變，都為各自的國家命運和發展前途提出自己的主張。在對西方的認識過程中，兩人有著許多相同之處，但由于中日兩國文化背景和社會氛圍的不同，在對西方的認識程度上又有許多不同之處，而這些不同點，恰恰構成了后來兩國知識分子西方觀的不同走向——中國知識分子堅持與發展“中體西用”，參與洋務運動；日本知識分子則推崇“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參與倒幕維新運動。中國/日本/馮桂芬/左久間象山/西方觀/比較研究　　China/Japan/Feng Guifen/Sakumasyouzan/views toward the West/comparative research

網載 2013-09-10 2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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