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風悠悠—傳統政治與精神文明  >>>

簡體     傳統

---

　　1　生態哲學是以生態及生態系統為對象的哲學反思。 這里的“生態”，包括人類生存與發展須臾不能離開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生存環境，是其二者的統一體；這里的“生態系統”，包括“人——自然”系統和“人——社會”系統，是其兩系統的關聯巨系統。德國學者漢斯·薩克塞認為“生態哲學研究的是廣泛的關聯”，也“就是探討自然、技術和社會之間的學說”。〔 1〕還有諸多學者用“人類生態學”（〔美〕巴羅斯，1922年），大地倫理學（〔美〕A·萊昂波特，1933年），“系統生態學”（〔美〕E·P·奧德姆，1952年），“地球倫理學”（〔日〕丸山竹秋，1991年）等理論專門研究生態領域價值問題。
　　我國自80年代初開始，研究生態哲學有關論著亦相繼問世。但有兩種傾向值得注意：一是把生態哲學混稱為“生態學哲學”，并把生態哲學僅僅理解為生態學中的哲學問題；二是僅僅從生態學角度研究生態問題并以此來建構生態哲學理論體系。這里的問題在于：前者大大地縮小和限制了生態哲學的研究對象和理論視界，混淆了“生態哲學”與“生態學哲學”的界限；后者缺乏必要的哲學提升層次和理論統攝高度，混淆了“生態哲學”與“生態學”的區別。
　　我以為生態哲學與哲學、生態學、生態學哲學等學科的關系極為密切自不待言，但又不同于它們。在我看來，生態哲學是考察和研究包括人類社會和自然環境及其相互關系和規律在內的整個生態系統領域，而不是整個物質世界，當然也不是生態領域的某個或某些領域。它是整個生態領域的哲學理論，給人們提供生態哲學世界觀方法論指導，而不是一般生態理論的簡單重復和匯集，亦不是生態實例的機械堆積和匯總。生態哲學與哲學的區別不在于對問題是一般還是具體的研究上，因為它們都是各自研究對象的一般說明，而在于這種一般說明的研究對象、領域的整體與部分的區別上。換言之，哲學是以整個物質世界為對象，而生態哲學則是以整個世界的一部分——生態領域為對象。生態哲學與生態學的區別，不在于研究領域不同，因為它們都是對生態領域的說明，而在于對生態領域研究、說明的層次不同。換言之，前者以生態領域的普通規律和一般應用為研究對象，是對生態領域的最一般說明和最高抽象概括，后者則以生態的具體規律及具體應用為對象，是對生態領域的比較具體的說明和實證的考察。可見生態哲學是既有分析性又有規范性的哲學分支。
　　這里更為關鍵性的問題還在于：生態哲學與生態學哲學亦有區別。生態學哲學是以生態學為對象，研究生態學的理論體系的邏輯結構，一般理論與方法，即研究生態學中的哲學問題，因而屬科學哲學的一個分支。它不研究任何生態實際問題。而生態哲學是從哲學角度研究生態問題，它既是現實的生態問題的深層哲學思考，又是對生態分支學科哲學底蘊的揭示和揚棄，可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綜合優化發展提供一般思路和方法論。
　　我認為生態哲學的理論體系四為一體：第一，生態本體論。它探對以人為核心的生態系統的生成、發展和變化的規律。要點有：人與自然以及人與社會的同一性；生態時空與社會時空運動、變化和發展的規律及辯證關系；生態（人與自然及其關系）平衡的性質及其“生態”與“人態”平衡的實質。第二，生態認識論。它研究作為生態主體的人及人類重新審視自身并認識生態客體的歷史活動及與之相關的理論，它從實踐角度看，是人對人類的生態活動及其后果進行的理性思考。要點有：生態主體與生態客體（生態系統、過程、結構、要素等）及相互關系；生態客體的發展規律與生態主體的實踐活動；生態主體對自身以往認識和實踐的反思。第三，生態價值論。它揭示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價值關系。要點有：生態主體需要以及生態資源、能源、遺傳、經濟、科技、工藝、文化、權利、義務、責任、倫理等基本生態價值觀念及評價；這些生態價值觀念如何內化為公眾的生態行為準則；如何外化為有利于生態生產和生態文明形成的社會制度。第四，生態方法論。研究人的生態哲學思維，即人們在認識、改造生態客體和生態主體以及創造世界的過程運用生態系統思維方式，研究生命與環境，包括人類社會及其活動所有的問題的規律性。要點有：對生態普遍規律應用的原則；生態原理實踐的準則；生態整體關聯的一般方法。
　　2　生態哲學思想源遠流長， 但作為學科形態出現卻是現代的事情。生態哲學是伴隨著生態問題的日趨全球化和生態學研究領域的日益拓展化而逐步建立起來的。起初，有關“生態學”和“生態系統”的研究只涉及生物與環境及其關系，并未明確包括人及人類社會。問題在于離開人或社會的所謂生態研究是無論如何升不到哲學層次的。令人欣喜的是，美國地理學家巴羅斯早在1922年首次提出“人類生態學”概念，認為人們應該研究人類的生態，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適應，進而論述人與自然和生物環境的相互影響。生態哲學家弗·迪卡雷斯把人類自然界相互作用的演變作為統一課題來研究，才算找到生態學的真正歸宿。現代系統生態學家E ·奧德姆認為生態哲學是“人與環境整體性的科學”，“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橋梁”，它“使生態學領域出現革命”。〔2〕B·康芒納則提出頗具哲學世界觀意蘊的四個生態學的規律：事物皆相互聯接；物質不滅皆并入循環；自然最熟悉自己；不能無償獲得一物。〔3〕俄國著名哲學家弗羅洛夫認為，研究生態問題的本質， 至少應當考慮到生態問題具有的三個因素：第一，與危及自然資源枯竭有關的技術經濟方面；第二，在世界性環境污染條件下有關人類社會同自然界的生態平衡；第三，社會政治方面的因素。他認為，這些問題不僅僅在各國、各地區范圍內，而且在包括整個人類在內的全球范圍內都有解決的必要性，因此恰恰是社會政治因素在解決生態問題當中具有決定性作用。他還認為，如果只把生態問題看作是某些協調人與自然相互作用技術措施的評價或篩選，是極狹隘的。〔4〕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東斐濟和東加勒比地區“人與生物圈”各項活動的首席技術顧問布魯克菲爾德教授認為，“對生態系統進行社會科學的研究，意味著生態系統是問題的中心，但這并不是說‘自然的’的生態系統是問題的中心”，“人不僅可能是，而且實際上就是他所創造或改造的所有生態系統的主體‘動物’。因此，我們需要找的是一種方法，它不僅包括主體動物的所有活動，而且把這些活動與同一空間之內的所有其它動植物的活動及它們所處的共同環境——不論是自然的、經過改造的或完全由人創造的環境，統統聯系起來。”〔5〕
　　挪威著名哲學家A·內斯于1972 年提出“淺”生態學與“深”生態學理論，認為淺生態學是以人類為中心的，它表明，我們應該保護環境，但不是為了環境本身，而是因為環境對于我們的價值。而深生態學否認環境中的人的形象。而贊成關聯的總體的形象。因此，生物體被視為“生物網的網結……”。淺生態學通常被稱為“資源管理”或“資源保護和發展”的研究，它滿足以改良主義的方式按照“占主導地位的社會范式”發揮作用，并且經常采用經濟還原法來進行決策。相反，深生態學著重于探討現存的社會、政治及經濟安排，并且要以生態承受力的觀念取代經濟增長的觀念。〔6〕
　　探究技術文明與人文主義精神的有機結合，成為第19屆世界哲學大會（1993.8.22—28·莫斯科·主題是， 轉折點上的人類：哲學的前景）的一個熱門課題。蘭克（德國）認為科技發展是一種復雜的系統工程，同社會各層面，諸要素緊密相關，特別應有合理的倫理價值導向，統一權利的責任，慎重周密地作集體決策，以防止技術誤用濫用。昆塔尼拉（西班牙）認為，應切實研究技術體制中的主體因素，注重其中的行為評價，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才能收到科技進步促成社會發展的功效。弗羅洛夫認為，當代任何科學項目都不能孤立于社會與人的根基之外，都應納入人文主義文化體系來思考、運籌，否則會導致否定性、悲劇性后果。蒂敏尼卡（美國）根據現象學的“生活世界”學說，指出當代技術文明的危機在于人與自然的基本關系失衡，應確立一種“自然——生活”的基本概念……使之既滿足人的生活需要，又發展人的創造性才智。美國環境倫理學家羅爾斯頓則認為：地球是人生存的“家園”，應確認其自然的價值；單純只以人為中心作環境決策，會發生只求短期效益的弊病。〔7〕
　　在現階段，下列西方社會思潮和觀點應引起我們認真關注和研究。
　　實證主義及科學主義。鼓吹科學主義和工業進步的實證主義，強調人藉助于人本身形成的理智武器去遭遇和克服未知東西的能力，它認為這種能力導致人日益發展其對自然生態環境的支配。它還認為科學技術進步就整個而言，是一個用計算和控制的世界來掃除習俗和無知的世界的有益過程，這個過程還在于用在自然科學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來研究人本身。例如，美國人曾相信能夠依靠自己的技術解決一切問題。
　　浪慢主義及悲觀主義。以法蘭克福學派為典型。它認為科學技術使人非人化，歷史的目標不應是對自然的統治，而應是同自然的和解，這就意味著要拋棄那種使自然服從于人的“粗野”而“無望”的企圖，要擺脫邏輯和數學的“專制主義”。
　　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它出現于本世紀70年代末世界范圍內的生態保護運動中，是西歐北美發達國家的“新馬克思主義”者以其理論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產物。他們立足于現代生態學，對今天人類以科學技術為中堅的生產力對自然的傷害和過度的經濟增長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提出批評。
　　綜合上述，在西方生態哲學研究中，以實證主義為代表的唯科學主義，狂熱單向而不計后果地推崇科學技術而走向了它的反面。以浪漫主義悲觀主義為代表的反科學主義卻是現代西方人本主義哲學思潮和流派的共同特征。他們在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的消極方面提出合理的批評的同時，卻站在浪漫主義立場上根本否定現代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意義，從根本背離馬克思主義科學歷史觀，更是值得商榷并引入高度警覺的。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科學技術始終是一種起推動作用的革命力量。造成對人的奴役和統治的并非完全是科學技術本身，而主要的是對科學技術的壟斷，資本主義式的、空前絕后式的應用。愛因斯担說得好：“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帶來幸福還是災難，全取決于人自己。”〔8 〕我們寄希望于人類當代的明智的選擇。
　　從全球范圍看，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而在實現這一主題的過程當中，加強并加速生態哲學理論的研究，對于人類角色的轉換，產業結構的調整，生產模式的變革，科技綠化的進程以及未來文明的走向都具有指導意義。因為，在我看來生態環境問題決不是單純孤立的問題，如若處理不好，它不僅制約經濟的持續發展，影響人類的身心健康，阻礙社會的全面進步，而且有可能轉化為棘手的社會問題乃至尖銳的政治沖突。“文明如果是自發的發展，而不是自覺地發展，則留給自己的是荒漠。”（馬克思語）
　　——從我國的情況看，我國當今正處在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傳統向現代轉變的關鍵時期，遇到了如何避免重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時期“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轍，如何實現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達到可持續發展等一系列問題。在這樣的關鍵時刻研究生態哲學就顯得格外重要。我們既抓住機遇，加快發展，又展望世界和未來21世紀的發展趨勢，將工業化、現代化和生態化“畢其功于一役”，才能制定出產生重大經濟效益、良好社會效益和最佳生態效益的科學決策。可見，生態哲學對國家宏觀規劃和決策是必不可少的。那種輕視生態哲學，蔑視生態問題的種種謬論，是急功近利，缺乏戰略眼光的短視者的觀點。因而是站不住腳的。
　　——生態哲學是在諸多生態感性材料的基礎上抽象出來，再把這一抽象上升為思維具體，形成它的概念、范疇、規律、原理及其體系，這樣形成的科學的生態哲學理論反過來為生態科學、環境科學、生態經濟學，生態法學第一系列學科提供理論基礎和方法論指導，進一步有效地指導人們的豐富多彩的生態實踐。例如，我們對“生態價值”作出哲學規范，對生態經常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提供理論基礎。而人們的豐富多彩的生態實踐和生態科學等學科本身的發展又為生態科學提供材料、概念和方法。隨著人類實踐的拓展，科學技術的進步，認識水平的提高和整體素質的強化，生態哲學的理論和方法也會肯定不斷地得到深化和完善。尤其是在當代，我們必須深入研究生態哲學，這對生態系統的宏觀控制和卓越管理，對規范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角色的行為，對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換和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對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技術科學以及眾多邊緣科學、交叉科學和綜合科學的滲透發展，都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是至關重要的。
　　注釋
　　〔1〕漢斯·薩克塞：《生態哲學：自然——技術——社會》， 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3頁。
　　〔2〕E·P·奧德姆：《生態學基礎》，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年版，第3版序言等。
　　〔3〕葉平、韓剛森：《生態哲學理論的建構及其意義》， 《學習與探索》1993年第2期。
　　〔4〕徐春：《蘇聯學者對生態問題的哲學研究》， 《遼寧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
　　〔5〕哈羅德·布魯克菲爾德：《論人與生態系統》， 《國外社會科學雜志》1984年第4期。
　　〔6〕W·福克斯：《深生態學：我們時代的一種新哲學？》，《國外社會科學動態》1985年第7期。
　　〔7〕蓋示山：《世紀之交的哲學和人類》，《哲學研究》1993 年第11期。
　　〔8〕《愛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56頁。
內蒙古社會科學呼和浩特6～9B2科學技術哲學包慶德19981998作者單位　內蒙古大學哲學系 作者：內蒙古社會科學呼和浩特6～9B2科學技術哲學包慶德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20:3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