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一、經濟開放度的測度問題
　　考察我國自1978年以來經濟體制的變化，可以看到兩條線索的制度變遷：一是由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變遷；二是由封閉經濟向開放經濟的變遷。毋庸置疑，相比于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的對外開放度必然是大大地提高了。
　　一國對外開放包括實物經濟部門的開放和金融部門的開放兩個方面，也就是說對外開放度包括了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兩種。通常而言，經濟較為落后的國家金融開放度低于貿易開放度，而在發達的開放經濟國家，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都處于較高的水平。對開放度的衡量一直是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難題，不少人認為對外開放度是不可能得到精確的測度的。由于經濟的開放與各國經濟的相互關聯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機制，確實使得開放度的測度具有很大的難度，但是對一國經濟與國外經濟的關聯程度作出大體上的量化和國際比較還是可能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開放度還可分為兩個方面：即一國經濟在總量上的開放度（即對外開放的廣度）和在價格上的開放度（即對外開放的深度）。所謂總量上的開放度是該經濟體與其他經濟體經濟往來的總量占其經濟規模的比重，例如廣為人們接受的一些衡量經濟開放度的指標：對外貿易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資本流動規模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貨幣供應量中來自國外的部分與來自國內的部分之比、來自國外的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總額的比重，等等，都是屬于從總量上把握一國經濟對外開放水平的指標。而所謂價格上的開放度是一國經濟活動與國外經濟活動在價格上的關聯程度，也即是國內市場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的聯動水平，表現在國內商品市場、國內金融市場價格水平和國際商品市場、國際金融市場價格水平是否體現出趨同的趨勢，換句話說就是購買力平價和利率平價是否能夠有效地成立。事實證明，某些國家雖然在總量上的開放度并不高，但其經濟與外部經濟體在價格水平上的關聯度卻可能較高；而有些國家雖然在總量上的開放度水平看起來很高，但其與外部經濟體之間在價格水平上的關聯度卻可能并不高。不過通常而言，兩者之間存在較密切的聯系，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兩者是統一的。真正能夠反映一國對外開放總體水平的指標應該是一個包括了總量開放度和價格開放度兩個方面的一整套關于開放度的指標體系。
　　有學者對中國經濟開放度的研究建立了一套指標體系（羅龍，1990），但主要研究的是一國實物經濟部門的開放度即貿易開放度，比較深入地考慮了一國對國際分工的參與程度，卻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金融開放水平，而且僅僅考慮了總量上的開放度。因而不足以真正反映在當今條件下的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水平。
　　　　　　二、我國總量對外開放度的演變與現狀
　　對一國經濟在總量上的對外開放度而言，測度的指標非常多，主要包括：貿易開放度——可用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出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以及進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表示。而且除了商品貿易外，還可以考慮無形貿易的情況。金融開放度——可用資本流動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資本流動總額與對外貿易總額之比、貨幣供應量中來自國外的部分與來自國內的部分之比、國際投資額與全社會投資總額（包括短期投資和長期投資、證券投資和固定資產投資）之比，等等。總量上的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綜合起來才是一國經濟的整體的總量開放度。
　　在此，我們制定衡量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總量開放度指標如下：
　　O[,總量]＝（AO[,貿易]＋AO[,金融]）／2
　　AO[,貿易]＝商品貿易總額／GDP＋服務貿易總額／GDP
　　AO[,金融]＝（AO[,資本]＋AO[,貨幣]）／2
　　AO[,資本]＝直接投資總額／GDP＋證券投資總額／GDP ＋其他投資總額／GDP
　　AO[,貨幣]＝央行國外凈資產／央行總資產
　　上述指標比較全面地從總量的角度反映了一國經濟國際化的水平。AO[,貿易]指標實際是一國有形商品市場和無形商品市場的開放程度，其中無形商品市場的開放程度常常受到人們的忽視，然而這一市場對國民經濟的重要性已經有了很大的發展，是不能忽視的。AO[,金融] 反映的是一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水平，由資本市場開放度（AO[,資本] ）和貨幣市場開放度（AO[,貨幣]）兩個子指標組成。AO[,資本]表現了一國資本市場的開放水平，它由本國同其他國家之間的直接投資往來、證券投資往來、其他投資往來三大部分組成。AO[,貨幣] 表現了一國貨幣市場的對外開放水平，這里選取了中央銀行國外凈資產占其總資產的比重作為衡量的標準，以表現國內貨幣供給中來自國外部分所占的重要性。圖1是作者對中國對外開放的總量開放度所作的測算。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水平在這一時期有了非常顯著的提高，按照我們的指標設置方法，1994年我國的總量開放水平約相當于1982年的5 倍，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對外開放度提高這么大的幅度是相當驚人的。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特別是大國的開放水平相比，我國的開放水平也處于比較高的層次。考慮到我國是從1978年后才開始推行對外開放這一事實，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速度就更為可觀。圖2 是我國與部分國家總量開放度的對比情況，從中可以發現我國經濟的總量開放性要高于美、日等發達國家，也高于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但比韓國、泰國、新加坡要低得多，大體上與英國、墨西哥、俄羅斯和德國水平相當。但圖2 并不能反映各國開放度的構成，有些國家貿易開放度較高，有些國家金融開放度較高。從圖3 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的對外開放中存在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水平不對稱的情況，貿易開放水平較高，而金融開放度較低。為充分說明我國金融開放度較低的事實，我們再將金融開放度進行分解，即將金融開放度分解為直接投資開放度（直接投資總額／GDP）、 證券投資開放度（證券投資總額／GDP）、 其他投資開放度（其他投資總額／GDP ）和貨幣市場開放度（央行國外凈資產／央行總資產）等幾個子指標，反映在圖4中。從圖中我們可以發現， 中國資本市場開放度的數值構成中，直接投資開放度占據了壓倒性的比重。這意味著，我國資本市場的開放主要表現在大量引進的外國直接投資和我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上，而直接投資對一般的金融市場金融資產收益率的敏感度是非常低的，直接投資的主要推動力來自一些非金融因素，如生產成本的考慮、打入東道國市場的考慮、市場的內部化等等因素。從國際比較來看，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資本市場開放度的構成中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的地位都是相當重要的，通常都遠遠高于其直接投資開放度，泰國、韓國、新加坡等國的證券市場開放水平也遠遠高于我國，這也反襯出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的真實水平遠沒有其總量規模顯示的那么大。在金融開放度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貨幣市場開放度方面，我國也顯示了很高的水平，然而我國央行國外資產主要來源于多年來的巨額貿易順差。因此，我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水平是較低的。不過，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總量上看的金融開放度是不斷提高的。而且和貿易開放度的提高過程相比較而言，我國金融開放的提高幅度更為驚人。其原因在于：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金融體系幾乎是完全封閉的，而且金融市場的發育水平極其低下；改革開放后，隨著利用外資成為新時期的基本國策之一和對外貿易的大發展，金融市場的開放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1994年我國實行了外匯市場的改革，以之為鍥點，我國的金融開放有了突飛猛進的提高。
　　附圖
　　圖1：中國總量開放度的演變（1982—1995年）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各年；　IMF 《InternationalFinancial Statistics》有關各期。
　　附圖
　　圖2：部分國家總量開放度的比較
　　數據來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有關各期。
　　附圖
　　圖3：部分國家的貿易開放度和金融開放度
　　數據來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有關各期。
　　附圖
　　圖4：各國金融開放度的組成
　　數據來源：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有關各期。
　　　　　　三、我國對外開放深度的演變
　　相對于對外開放在總量上的表現，衡量一國對外開放在國內外價格聯系上的水平即對外開放的深度就要困難得多了。這種困難表現在指標選擇比總量指標要困難，無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指標體系，難以進行國際比較。但更大的困難在于價格性質的指標檢驗難度大大地高于總量指標的統計，結果的可靠性也較差。
　　簡單地說，表現一國在價格水平上與國際市場的關聯程度的標準主要是看各種價格平價機制能否成立，例如，購買力平價表現了商品市場與國際商品市場關聯的程度，利率平價表現了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關聯程度。同時，還有一些輔助性的標準可以用于說明一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關聯性質，例如根據薩繆爾森－斯多帕定理（Samulson—Stople　Theroem），如果國際貿易充分地發展， 國內商品市場與國際商品市場聯系程度的深化會反映到要素市場上，其結果是各國生產要素價格的均等化，除了各國金融市場上資金的價格——利率會出現趨同外，其他重要的在國際貿易商品的生產過程中參予程度較高的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如勞動力價格、土地價格也會出現趨同趨勢，因此對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的檢驗也就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有關國家的貿易開放度。進一步分析則可以看出，由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主要是以勞動密集型的商品交換資本、技術密集型的商品，薩繆爾森－斯多帕定理的對勞動力價格影響的一個間接結果就是在發展中國家技術勞工和低技術勞工的收入分配差距減小，而在發達國家兩者的差距拉大，因此檢驗國際貿易對一國收入分配結構的影響也可以從一個特定的角度看出該國貿易開放的水平。再例如，從金融市場上看，國內金融市場如果和國際金融市場實現高度的一體化，不僅僅金融資產的價格會滿足平價機制，而且不同期限結構的金融資產價格也應該表現出趨同的趨勢。這樣，檢驗某國金融市場的收益曲線（Yield Curve ）是否和國際金融市場的收益曲線相吻合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該國金融開放度的水平。
　　除了以上這些方法外，80年代以來，伴隨世界范圍內的金融一體化浪潮所引起的對國際資本流動的關注使得許多經濟學家研究了測度資本流動度（也就是金融開放度）的新方法。但遺憾的是我們無法充分利用這些檢驗手段，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現存的外匯管制和利率管制使得上述這些基于完全市場經濟機制的檢驗方法不能有效地在我國運用；我國的金融市場發育尚處于初級階段，缺乏與國際金融市場各種資產價格相比的資產價格指標；數據獲得上的困難更阻礙了檢驗的可能，事實上，這方面的數據很多是根本無法收集到的。
　　在以上因素中，最主要的還是當前我國的制度性背景是非市場性的，特別是存在嚴格的資本管制和利率管制。但即使如此，這并不能說明我國金融市場是完全封閉的，也不能斷定我國金融市場上的金融資產價格是和國際金融市場完全脫節的。雖然我國存在嚴格的外匯管制、人民幣無法進行金融帳戶下的自由兌換，但外匯管制的作用并不是絕對有效的，市場仍然會找到規避管制的渠道。
　　雖然利率平價檢驗對我國而言不是一種有效的金融開放度檢驗方法，我國金融市場也遠不是一個開放的、自由的市場，但在我國經濟現有的發展水平下，我國企業已經大量地對海外投資，日益實行商業化原則經營的國有金融機構越來越多地進入國際金融市場，外資金融機構越來越深地卷入國內金融業務，港、澳、臺金融資本進入大陸內地也是一件事實。因此，國內資金市場通過某些非正規渠道和國際資金市場建立起某種程度的聯系也是可能的。根據利率平價理論，兩國之間存在不同利率水平時，國際套利資金的流動要么使得國際利率差消失，要么使得有關貨幣匯率發生變動，以維持利率平價。因此，即使我國利率管制限制了國內利率水平反映國內外資金的相對豐缺程度，但我國同國際市場的利率差異通過人民幣匯率變動部分地反映出來卻是可能的。
　　　　　　 利率平價的檢驗又分為檢驗有抵補的利率平價（CoveredInterest　Rate　Parity,　　CIP ）和無抵補的利率平價（UncoveredInterest Rate Parity, UIP）。 由于我國尚不存在系統的遠期外匯市場，無法獲得人民幣的遠期匯率，只能檢驗無抵補的利率平價是否成立。無抵補的利率平價表示為：
　　（1＋i[,t]）＝E[,t]［（1＋i[,t][*]）e[,t＋1]／e[,t]］
　　其中i[,t]和i[,t][*]分別為本國和外國利率水平，E［. ］表示預期，e匯率水平（直接標價法）。采用合理預期假設， 我們可利用下式來檢驗利率平價是否成立：
　　（1＋i[,t]）＝α＋β［（1＋i[,t][*]）e[,t＋1]／e[,t]］＋ε
　　在利率平價條件下，須滿足α＝0、β＝1，而且ε必須序列不相關。作者選用了1990—1997年初中國的一年期人民幣存款利率和美國一年期CD利率和人民幣匯率的月度數據進行檢驗，采用最小二乘法回歸結果如下：
　　（1＋i[,t]）＝1.07＋0.024［（1＋i[,t][*]）e[,t＋1]／e[,t]］
　　t：（31.44）（0.766）
　　R[2]＝0.022　F＝0.587　DW＝0.315
　　結果表明我國利率水平和國外利率水平之間不存在利率平價關系。考慮到國內的利率管制，采用分析人民幣匯率變動率與國內外利率差關系的方法也許更有說服力，因此我們采用下面的檢驗模型：
　　△e＝α＋βI＋ε，I＝1n（1＋i[,t]）－1n（1＋i[,t][*]），△e＝1n e[,t＋1]－1ne[,t]
　　得到回歸結果如下：
　　△e＝（－0.01324）＋0.87305I
　　t　（－0.40）　（1.13）
　　R[2]＝0.047　F＝1.28　DW＝2.27
　　這一結果仍然不能令人滿意。由于人民幣匯率在1994年以前是固定的官方匯率，我們將樣本期改為1994～1997年初，結果如下：
　　△e＝（0.00367）－0.1685I
　　t　（0.68）　（－1.51）
　　R[2]＝0.19　F＝2.28　DW＝2.02
　　與前面相比，這一結果有所改善，特別是α＝0 和ε序列不相關都能成立，只是總體檢驗的可靠性還是太差。這表明1994年后我國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在收益率上的聯系還是有了一定的增強。
　　利率平價關系的檢驗幾乎完全取決于金融市場的開放性，而貨幣政策自主性和儲蓄—投資相關性的檢驗卻包含了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兩方面的內容。由于我們只能得到儲蓄和投資的年度數據，樣本太少無法進行檢驗，我們主要考慮貨幣政策的自主性檢驗。貨幣政策自主性檢驗主要是分析中央銀行資產負債的變化。一國貨幣供應可以分為來自國外的部分和國內部分，反映到中央銀行資產中，前者表現為央行持有的國外凈資產，后者表現為央行的國內資產，以A表示央行總資產，FA 表示央行國外凈資產，DA表示央行國內資產，有下列關系：
　　A＝FA＋DA
　　△A＝△FA＋△DA
　　如果一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較強，央行便可以通過改變DA來改變A；反之，央行改變DA，相應地引起FA的反向變動，A 就不會發生變化或變化較小。也就是說，如果一國開放度較高，DA的變動將會引致FA的變動，△DA和△FA之間為負相關關系。從1987～1997年間中國人民銀行的總資產、國外凈資產和國內資產的情況，它們在這一期間都表現出很強的上升趨勢，考慮到我國經濟在這期間的高速增長，這是可以理解的。央行貨幣政策的方向更多地是表現在資產規模變動率的波動上面，即較緊的貨幣政策反映為央行總資產增長速度放慢，較松的貨幣政策反映為央行總資產增長速度加快。根據這一情況，為了更好地反映央行國內外資產之間的關系，我們計算了央行國內資產和國外凈資產變動率的波動，從圖5中可以看出兩者之間存在較強的負相關關系， 計算得出央行國內資產變動率的波動和國外凈資產變動率的波動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37），查相關系數表證實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上兩者存在明顯的負線性相關。
　　附圖
　　圖5：中國人民銀行國外凈資產和國內資產變動率的波動（1987 —1997年）
　　資料來源：《中國金融年鑒》有關各期；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有關各期。
　　我們進一步用格朗哥因果檢驗（Granger Causality Test）方法來檢驗央行國內資產和國外凈資產之間的關系，理由是這樣的：如果央行國內資產的變動引起國外凈資產的變動，就可以說國內資產變動是國外凈資產變動的格朗哥原因，表明央行通過改變國內資產來改變貨幣政策方向的努力難以實現；如果央行國外凈資產的變動引起國內資產規模的變動，就可以說國外凈資產的變動是國內資產變動的格朗哥原因，表明央行采取了“沖銷”性政策，來自外部的沖擊為央行國內資產的變動所抵銷。
　　首先我們檢驗央行國內資產變動率波動是否為央行國外資產變動率波動的格朗哥原因。建立下面形式的檢驗模型：
　　△FA＝C＋α[,1]△DA[,-1]＋α[,2]△DA[,-2]＋β[,1]△FA[,-1]β[,2]△FA[,-2]
　　檢驗△DA是否為△FA的原因的零假設為：
　　H[,0]：　α[,1]＝α[,2]＝0
　　通過計算得出F統計值為5.58，查F分布表得F[,0.01]＝5.39，F ＞F[,0.01]，拒絕H[,0]，即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下△DA[,-1]、△DA[,-2]對△FA的聯合影響是顯著的， 央行國內資產的波動情況對其國外凈資產的持有額有顯著影響。用同樣的方法發現央行國外資產的波動情況對其國內資產的持有沒有顯著影響。這樣，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我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受到國外因素較大程度的影響，央行貨幣政策自主性有所削弱，而且央行的操作未能有效地沖銷來自對外部門的對貨幣政策的沖擊（這一結論似乎是反直覺的，但它更準確地反映了央行自1994年以來的緊縮性貨幣政策在對外經濟部門引起的反饋）。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上述結果并不能表明我國金融市場開放度較高，相反它是我國商品市場開放度較高的證明。央行國內資產變動對國外資產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商品市場的渠道得以實現的，因為1994年以來導致央行國外凈資產規模變化的主要途徑是我國巨額的對外貿易順差，流入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大部分都是以設備代替現金投資的，而設備投資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商品進口帳戶中得到反映，所以實際上外國資本的流入對央行外匯儲備的貢獻并不高（易綱、范敏，1997）。導致央行資產變化的首要因素是我國貿易部門的經營狀況。
　　從我國商品市場的對外開放度來看，我們可以考慮的檢驗標準主要是購買力平價成立的情況。購買力平價分為絕對購買力平價和相對購買力平價兩大類。對絕對購買力平價的檢驗需要極大的人力物力投入，才可能得出有價值的結果。在這方面國外的一些經濟學家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都曾對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匯率作過大型的測算，國內一些學者也對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匯率作過一些估計，結論差異較大。不過，在他們的結論中有一個共同點是都認為人民幣的購買力平價匯率應該大大地高于現有的人民幣市場匯率，即認為現在的人民幣匯率水平低估了。這些研究的一個共同缺陷在于它們忽視了一國商品市場上貿易商品和非貿易商品的區別，購買力平價應該只是在各國的貿易商品之間成立。因此，不能根據前述的研究結果就認為購買力平價在我國不成立，并進而推斷我國商品市場的對外開放水平是很低的。能夠反映我國商品市場對外開放深度的應該是檢驗在我國的貿易商品上購買力平價是否成立以及貿易商品占國內商品市場的總比重。
　　根據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由于發展中國家商品結構中非貿易商品的比重往往較大，根據購買力平價決定的匯率通常會價值高估，從而壓制發展中國家的出口。從東亞國家和一些拉美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來看，推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實行對外開放的過程往往就是根據貿易部門購買力平價使本國貨幣對外貶值的過程。盡管根據貿易部門購買力平價確定的匯率水平普遍存在使本國貨幣匯率低估的問題，但這一策略一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經濟發展績效，另一方面使得相關國家的經濟開放度大幅度提高。這一指標在我國就是我國對外貿易的換匯成本（包括出口換匯成本和進口換匯成本）。可以作出以下的判斷：如果我國外貿易換匯成本等于人民幣市場匯率，那么對我國的貿易部門而言，購買力平價就是成立的，我國商品市場的開放度就是較高的。即使兩者之間不能完全相等，但如果兩者的差異是不斷縮小的，我們也可以認為購買力平價機制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我國的貿易開放度是不斷地深化的。從我國對外貿易出口換匯成本（包括了一般貿易和三資企業對外貿易）和人民幣匯率的演變情況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從1980～1994年間，我國貿易部門出口換匯成本與人民幣匯率之間的差額沒有表現出很明顯的縮小趨勢（理由非常明顯，即在1994年以前我國人民幣實行官方固定匯率，基本沒有體現出市場供求因素），但兩者確實都表現出同樣的上升勢頭，而在1994年后兩者明顯趨于一致，差額越來越小。這表明我國在貿易部門即在可貿易商品上面與國際商品市場的聯系程度有所提高。由于自改革開放以來可貿易商品在我國總體商品結構中的比例上升很快，我國整體的商品市場與國際市場之間在價格水平上的聯系是變得密切了。
　　與絕對購買力平價的爭論相比，對相對購買力平價的檢驗要簡單得多，而且爭論也少得多。檢驗相對購買力平價的最簡單的方法是計算實際匯率（Real Exchange Rate），即根據下面的實際匯率計算公式計算出人民幣的實際匯率：Er＝（p／p[*]）En。其中Er為實際匯率。P[*]為外國的物價水平，p這本國的物價水平（兩者都用物價指數表示），En為名義匯率。如果實際匯率在一定時期內保持不變，則可以認為購買力平價成立；如果某一時期的實際匯率高于前一時期的實際匯率，則名義匯率偏離其購買力平價，表現為實際匯率貶值，即名義匯率低估（如果認定其基期的名義匯率為合理的話）；反之則反是。
　　圖6表明我國自1994 年以來存在比較嚴重的實際匯率變動與名義匯率變動的不一致：以1992年初為基期，人民幣實際匯率一直處于貶值之中，而名義匯率自1994年第一季度后持續升值，在1995年上半年以前，人民幣匯率存在低估，在這之后則是高估。當然，如果我們選擇1994年為基期，計算出來的人民幣實際匯率又會不同，但不管以什么時間為基期，人民幣匯率走勢與我國與國外的相對物價水平變化并不同步卻是可以肯定的。這表明我國國內商品市場與國際市場之間在價格水平上的聯系并不密切。當然人民幣匯率的這一反常變化的產生可能與下面的事實有關：1994年人民幣大幅度貶值并不是市場因素作用的結果，人為的過度貶值之后市場力量促使匯率反彈，這類似于市場匯率超調后的反向調整過程；1994年后國際資金大量進入中國，在外匯市場上人民幣匯率受到了強大的升值壓力，而與此同時中國國內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使得人民幣實際匯率持續升值。
　　綜合以上檢驗的結果，我們無法用量化的方式來表現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深度。但總的來說我們可以肯定在價格的國際聯系上我國商品市場和金融市場的真實水平并不高，無法和在總量開放度上表現出來的高水平相比。而且結合前面對我國金融市場開放度的幾個檢驗結果和對商品市場開放度的檢驗我們可以發現我國金融市場開放水平和商品市場開放水平之間具有不對稱性：對外貿易部門的盈虧直接和國內物價水平以及人民幣匯率的變化相聯系，而且這種聯系在人民幣匯率改之后更加突出。而金融市場受到資本管制和利率管制的雙重制約，利率平價機制無法成立，央行資產組成的變化雖然表現出國內貨幣政策自主性有所削弱，但導致這一結果的力量主要來自商品市場，即央行國外凈資產的增減主要受制于貿易差額。總的來說，我國商品市場的開放深度要高于金融市場的開放深度。
　　附圖
　　圖6：人民幣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變化趨勢（1992年—1997年）
　　　　　　四、關于我國對外開放度的幾點結論
　　根據前面我們所作的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對于我國的對外開放度大體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1.經過20年的對外開放，我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無論是在總量開放度還是在價格開放度方面，我國的開放水平自1978年以來都表現出很強的上升趨勢，特別是自1990年以來上升的勢頭更為明顯。
　　2.我國對外開放度在總量和價格方面存在不相稱，即用總量指標衡量的開放水平較高，而用價格指標衡量的開放水平較低，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并沒有以同樣的速度發展。這表明盡管我國經濟對外開放水平有較大提高，但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之間的價格聯系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上，我國國內市場本質上仍然保持著封閉經濟的一些特征。
　　3.我國對外開放在金融市場和商品市場兩方面存在不對稱性質：商品市場開放水平較高，金融市場開放水平較低。這一特征在宏觀經濟的運行上有其獨特的影響的。例如由于這一不對稱性質的影響，外部平衡的調整壓力幾乎全部集中在貿易部門身上，使得貿易部門往往處于擴張—困難的循環之中。此外，在我國的金融市場開放方面，還存在資本管制的不對稱性，即資本流入較為容易而流出較為困難。
財貿經濟京14～20，49F10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李心丹/路林/傅浩19991999經過20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國經濟的總量規模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經濟的開放程度也越來越高，已經初步體現出開放經濟的特征。目前，我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到底處于何種水平。本文采用橫向和縱向比較的方法系統地研究我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力求對我國當前的對外開放水平作一個清晰的評價。李心丹（東南大學金融系　210096）　　路林（中國高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200031）　　傅浩（復旦大學金融系　200433） 作者：財貿經濟京14～20，49F10國民經濟管理與計劃李心丹/路林/傅浩19991999經過20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國經濟的總量規模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與此同時，經濟的開放程度也越來越高，已經初步體現出開放經濟的特征。目前，我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到底處于何種水平。本文采用橫向和縱向比較的方法系統地研究我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廣度和深度，力求對我國當前的對外開放水平作一個清晰的評價。

網載 2013-09-10 21:28:02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