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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問題的提出
　　政治信任近年來日益成為政治學界關注和研究的重要課題。政治信任之所以受到關注的原因可以簡要概括為兩點：第一，它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方）的政府及其行為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一般民眾的認可，從而體現了政府執政的合法性（或正當性：legitimacy）；第二，政治信任也是政府政策有效性的基礎，政治信任過低將意味著目前的政治體系或政府行為喪失了民眾的支持，這樣的政府在制定和執行政策的時候將會遇到更多的反對和阻力，并付出更大的社會成本。圍繞政治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信任的評估與測定、政治信任的起源兩個方面。以歐美國家為對象的政治信任研究成果已較為多見，但是以亞洲國家為對象的研究成果則相對較少，特別是有關中國的政治信任方面的實證研究在國內還相當少見。本文擬對目前政治信任的有關理論進行簡要回顧以后，對東亞及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政治信任及其起源進行實證分析，在此基礎上，筆者將試圖對目前有關政治信任的理論予以修正。
　　二、有關政治信任的主要理論
　　政治信任在政治學界日益受到重視實際上和社會資本理論的流行不無關系。在一些西方社會資本學者所設計的社會資本測量指標中，政治信任被當作測定社會資本的一項重要指標。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政治信任和社會信任并不是同一個概念。不少學者都指出，社會信任和政治信任是不同的(R.Hardin,1998; Levi & Stoker, 2000; K.Newton,2001;E.Uslaner & G. Badescu,2004)。政治信任一般指的是民眾對于政治組織（如政黨）、政府機構（政府、國會）、軍隊等的信任，而社會信任則指的是民眾對于社會上的普通人的信任。學術界經常使用的測定社會信任的指標，即“一般來說，你認為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可以信任嗎？”這一問題并沒有具體的信任對象，比如家人、朋友、陌生人，而是一個抽象的群體——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因而被當作衡量一個社會信任水平高低的最常用和最基本的指標。從實證研究結果來看，政治信任和社會信任之間也未必存在很強的相關關系(Newton & Norris,2001)。因此，紐頓(K.Newton)認為，“政治信任和社會信任并不是同一事物的兩個側面，而是兩個具有不同的起源的非常不同的事物。”(K.Newton,2001)
　　由于政治信任與作為社會資本的重要構成要素的社會信任不同，也由于對任何形式的政府來說，一定程度的政治信任都是必須的，因此，紐頓等學者也把政治信任當作一種“政治資本”來看待(K.Newton,2001)。不過，紐頓(2001)雖然在他的論文中使用了這一概念，但并沒有對其進行理論上的分析。盡管如此，把政治信任看作政府合法性的一個重要指標的想法基本上還是可以接受的。當然，過高的政治信任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當一個國家的民主化程度和法治水平較低、對政府權力的監督機制還不夠完善的情況下，高度的政治信任可能會縱容政府官員濫用權力、貪污腐敗。
　　對于政治信任的起源，目前主要存在兩種理論，即制度的解釋和社會文化的解釋①。文化的解釋認為“政治信任是外生的，是形成于政治領域之外的”，其起源于“植根于文化規范和通過人們成長早期社會化而形成的，長期的和根深蒂固的信念”，“從文化的視角來看，對制度的信任是人際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的延伸”(K.Newton,2001)。具體來講，也就是說社會信任作為一種文化性因素，是政治信任產生的原因，高度的社會信任導致高度的政治信任。在這一點上，對政治信任的解釋又和社會資本理論密切相關。最為著名的研究成果當數普特南(1993)對意大利地方政府績效與社會資本關系的研究，該書較為系統地闡述了社會信任、市民組織以及社會網絡如何影響了政府的績效。而制度的解釋則認為，“政治信任源于政治領域，是人們對政治制度和政府的績效、政治制度的可信性的一種理性的評估”(K.Newton,2001)。當一個政府的所作所為增加了民眾的福祉，民主制度的運行獲得了民眾的首肯，同時政府的腐敗行為也得到了控制，那么政府或者制度的可信性(trustworthiness)就會導致人們對政府或政治制度信任的增加。反之則反是。米施勒(William Mishler)與羅斯(Richard Rose)在對中東歐和前蘇聯10個后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治信任進行實證分析以后指出，無論是微觀層次（即個人層次）還是宏觀層次（即社會層次），制度主義的解釋更具有說服力。目前，從制度主義角度探討政治信任的學者居多數，其中不少實證研究結果也支持了他們的觀點(Chanley, Rudolph and Rahn,2000; Susan Pharr,2000; Newton and Norris,2000; Levi and Stoker,2000;Luke Keele,2007)。此外，在西方學者中比較流行的觀點是，民主制度下無論是社會信任還是政治信任，都更容易形成，而獨裁或者威權主義政權下，社會信任和政治信任則較難形成(Uslaner,1999; Levi,1998)。
　　那么，以上對于政治信任的解釋是否也適合用來解釋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的政治信任的起源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單純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政治信任源于社會信任的解釋，對東亞國家來說可能并不是一個十分完整的答案。筆者認為，威權主義價值觀同樣可以成為政治信任的一個文化上的原因。威權主義對于西方民主國家來說可能已經相當遙遠，可是對于東亞國家來說，仍然是支配人們行為的重要的價值觀念。中國及其他東亞國家都有著歷史漫長的專制或威權主義統治的歷史，在這樣的社會歷史環境中形成的傳統價值觀中，威權主義價值觀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臺灣社會心理學家楊國樞通過長期的實證研究，概括出了中國人的四種社會取向的特征，即家族取向、關系取向、權威取向和他人取向。在家族中的父權至上和國家中的君權至上，兩者“相輔相成，便構成了傳統中國社會的封建專制主義。在家族內外，自幼長期生活在這樣的專制環境下，自然會形成一種過分重視、崇拜及依賴權威的心理和行為取向”（楊國樞，2006）。權威取向具體來說有三個特征：對權威的敏感；權威崇拜；權威依賴（楊國樞，2006）。威權主義傾向不僅是中國特有的現象，在儒家思想長期影響下東亞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以韓國為例，即使在正式的政治制度民主化以后，韓國人的威權主義傾向也是相當明顯的。這種傾向不僅體現在韓國人的日常行為中，而且還體現在韓國的語言結構中。從一般的觀察來看；韓國人在師生、上司和下屬、父母和子女、長幼、甚至上下級學生之間的等級尊卑比中國要嚴格得多，韓國甚至存在著年齡相差7歲就不會成為朋友的說法。韓語的語言結構中對敬語的使用有相當嚴格的規定，對不同的年齡、地位的人應該使用不同的語言表達方式，否則就會被認為是一種冒犯和不敬。
　　威權主義價值觀會對政治信任產生影響嗎？從邏輯上講，筆者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因為在傳統儒家文化中，政府和政治領袖是整個國家中最重要的權威象征，對權威的敏感、崇拜和依賴自然會導致人們對政府、政治領導人的信任。為了從經驗角度對這一假設加以證明，接下來的實證分析中，威權主義價值觀將被作為政治信任的一個可能的成因加以重點考察。
　　三、對亞洲8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信任的實證分析
　　1.使用的數據庫及變量
　　本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數據庫是由亞洲民主調查(Asian Barometer)研究組提供的。該研究組以東亞和東南亞8個國家和地區的18歲以上成年人為對象，包括中國（分大陸、臺灣、香港三個地區）、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蒙古。調查時間為2001-2003年，調查以問卷調查形式，以隨機抽樣確定樣本，通過直接訪問被調查者，共獲取了12,217個有效樣本。各個國家或地區的樣本分布為：中國大陸：3183；香港：811；臺灣：1415；韓國：1500；日本：1418；蒙古：1144；菲律賓：1200；泰國：1546。該項調查由美國及東亞各國著名大學和學術機構的著名學者來主持，調查的可信度較高②。中國大陸地區的調查由杜克大學政治系教授史天健主持，中國社科院具體實施調查。
　　關于因變量政治信任的測定，可選擇某一個政治組織，如政府、政黨、國會、軍隊等分別進行測量。但是這里容易產生一個問題，就是在實行政黨輪流執政的民主國家，民眾的政治意識形態上可能會影響他們對政黨和政府的信任，對自己喜歡的政黨或政府可能會更加信任，對自己不喜歡的政治組織可能會傾向于不信任。為了避免這種情況，我們將民眾對7個政治組織的政治信任綜合起來作為一個指標來衡量政治信任，這樣就可以更接近政治信任的一般情況。這7個政治組織是：法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安部門（警察）、議會（中國大陸為全國人大）、軍隊、政黨（中國大陸為共產黨）。為了能夠更為形象地反映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信任狀況，我們這里并沒有采用7個組織的因子分析值（盡管這7個變量可以提取出一個單一的因子值）來作為描述政治信任的指標而是采用了平均值來描述。獲得政治信任指標的計算公式如下：
　　
　　注：政治信任＝對7個政治組織的信任（法院、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議會、政黨、警察、軍隊），回答“信任”者為“1”，“不信任”者為“0”。N：樣本數。分別代表7個政治組織的信任。該公式計算出來的結果代表一個國家整體的政治信任度，各國的政治信任度的分布值將在0-1之間。
　　在影響因變量政治信任的自變量的選擇上，反映制度視角的變量有三個：即“對現在國家經濟整體經濟形勢的評價”、“對目前民主制度的運行狀況的評價”以及“對目前地方政府腐敗狀況的評價”；反映文化視角的變量有兩個：即“對社會上大多數人信任與否”和“政治威權主義價值觀”③。筆者認為雖然可以從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等很多角度來分析，但是這些變量對政治信任的影響最終可以通過受訪者的價值觀以及對政府績效方面的評價中反映出來，因此不作為單獨的自變量來考察。
　　圖1：亞洲8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信任分布
　　
　　注：政治信任：對7個政治組織的信任度，問題：請問你對下列組織的信任程度：1、中央政府，2、地方政府，3、法院，4、軍隊，5、公安部門，6、議會，7、政黨。“1”=信任；“0”=不信任。數據庫：Asian Barometer(2001-2003)。
　　2.政治信任的分布
　　通過公式計算出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的結果來看（圖1），中國大陸的政治信任處于最高水平，為0.907，其次為泰國，為0.664，其他國家或地區按政治信任的高低排序，依次為香港(0.662)，蒙古(0.538)，菲律賓(0.475)，臺灣(0.451)，日本(0.387)，韓國(0.371)。根據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屋”的分類，中國大陸屬于“非民主”制度，日本屬于“老牌”民主制度，中國的香港地區屬于“半民主”制度，臺灣地區、泰國、韓國、菲律賓、蒙古均屬于“新生民主”制度④。從我們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到，被認為是新生民主國家的韓國，政治信任處于最低水平，在民主制度確立時間較長的日本，政治信任的水平也較低。其他被認為是“民主”制度的蒙古、泰國、菲律賓、中國的臺灣地區以及“半民主”的香港的政治信任分布都存在一定差異但并不是最高的，而被認為是“非民主”國家的中國（大陸），政治信任卻最高，這一結果顯然與許多西方及其他國家學者的主張相左，按照政治制度來解釋這8個國家和地區的政治信任分布顯然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因此有必要對政治信任的原因作進一步探討。
　　3.對政治信任的原因分析
　　對政治信任原因的分析，可以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來探討。宏觀層次的分析主要目的在于了解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政治信任產生差異的原因，而微觀層次的分析則主要是為了探討在相同的政治社會環境下哪些因素會影響個人的政治信任。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宏觀層次兩個變量存在相關性并不意味著它們之間在微觀層次存在因果關系。比如，在社會信任高的國家政治信任也高，但是根據這一現象這并不能得出社會信任就是政治信任的一個原因的結論，只有當兩個變量在微觀層次也存在相關關系的情況下，即，對他人更加信任的人對政治或政府的信任也更高的情況下，我們才可以說社會信任可能是政治信任的原因。
　　這里，我們不打算對所有變量都進行宏觀和微觀層次的分析，而只打算對我們加以檢驗的“政治威權主義價值觀是政治信任的重要來源”這一重要假設在宏觀層次上進行分析，其它變量僅在微觀層次進行分析。為了獲得政治威權主義價值觀在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狀況，我們依照計算政治信任的辦法對宏觀層次的政治權威主義價值加以計算，計算公式如下：
　　
　　注：政治威權主義為各個國家或地區所有樣本關于5個問項的平均值，問題：表示測定政治威權主義價值觀的5個問項。F[,1]：我國的政府形式目前仍然是最好的；F[,2]：一般來說你認為我國政府的官員所做的事都是對的；F[,3]：政府的首腦就像一家之長，我們應該服從他們的決定；F[,4]：什么樣的話題可以在社會上討論應該由政府來決定；F[,5]：如果政治領導人的道德品質好，我們就可以讓他來決定所有的事（肯定回答為“1”，否定回答為“0”）。N=樣本數。該公式計算出來的結果代表一個國家整體的政治信任度，數值的可能分布范圍是0-1之間。選取這5個問題是因為可以從5個變量中提取一個共同的因子值，即政治威權主義因子。這里使用平均值只是為了使各國間的比較更為直觀。
　　根據公式計算得出的政治威權主義指標按高低分布依次為：中國：0.717，泰國：0.684，蒙古：0.65，菲律賓：0.54，韓國：0.446，臺灣：0.365，香港：0.356，日本：0.248。為了能夠清楚地了解政治威權主義價值觀與政治信任之間的關系，筆者以政治威權主義價值觀為橫軸，政治信任為縱軸，描繪出兩者關系的散布圖（圖2）。可以清楚地看到，兩者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相關性。這一分析結果有力地支持了筆者的假設，即，政治威權主義是政治信任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同時，這一分析結果也很好地解釋了東亞及東南亞部分國家和地區在政治信任分布上的差異。政治威權主義越強的國家和地區，政治信任也越高。不僅如此，政治威權主義價值觀可能并不是儒家文化所特有，而是所有曾經具有專制或威權主義政權統治歷史的國家和社會所共有的現象，至少，在本研究中被認為不屬于儒家思想影響下的泰國、菲律賓的例子部分地支持了這種看法。另外也可以看到，政治威權主義價值觀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現代化而逐漸遞減，社會經濟的發展比政治制度因素對政治威權主義價值觀的影響更為明顯。當然，這種關系是否在個人層次上成立，即，威權主義傾向越強的人是不是更傾向于對政府信任還需要進一步的檢驗。
　　圖2：威權主義價值觀與政治信任
　　
　　數據庫來源：Asian Barometer(2001-2003).
　　
　　為了清楚了解在個人層次上，哪些因素影響人們的政治信任以及這些因素的影響強度，我們選取了東亞5個國家和地區以及全部調查樣本（8個國家和地區）來分別進行回歸分析（見表1）。通過標準化系數（β）的比較，我們可以知道哪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程度更大。負號表示影響作用是相反的。可以看到，代表制度主義解釋的三個變量在各個國家或地區對個人政治信任度的影響都很明顯。對國家經濟狀況的評價和對民主制度運行狀況的評價分別從正面角度影響人們的政治信任，即對國家經濟狀況評價越好，對民主制度運行狀況的評價越好，人們的政治信任度也就越高。而對腐敗的認識則從負面影響人們的政治信任，即對腐敗狀況的認識越嚴重，人們的政治信任度越低。代表社會文化解釋的兩個變量有所不同，政治威權主義價值觀變量在各個國家對政治信任均有明顯的正面影響，即當一個人的威權主義價值觀念越強的時候，那么他對政府的信任度也越高。從分析中也可以看到，威權主義價值觀無論在日本還是韓國、蒙古還是中國，都與政治信任具有較強的相關性，這表明威權主義價值觀并不會輕易地消失。當然，在人數上隨著社會經濟的現代化呈現遞減趨勢。
　　代表社會文化解釋的另一個變量——社會信任，在日本和中國大陸對政治信任有正面影響，但是在韓國、蒙古和臺灣的影響并不顯著。這一分析結果也同以往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相一致，即社會信任和政治信任未必具有相關關系，社會信任對政治信任是否產生影響可能會因具體社會環境的不同而不同。從全體樣本來看，對經濟狀況的評價對人們的政治信任的影響最為強烈，威權主義價值觀緊隨其后。兩個變量對人們的政治信任的強度明顯高于其他變量。社會信任對政治信任的影響雖然在統計上具有顯著性，但是它卻是5個變量中最弱的一個。
　　四、結論
　　通過以上分析，本研究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結論：
　　1.制度主義的解釋和文化的解釋對分析政治信任的起源來說都是有益的，兩者在實證分析中并不排斥，而是相互補充的，至少在我們分析的8個國家和地區中是這樣的。
　　2.制度和文化兩個分析角度相比之下，制度角度的因素對政治信任的影響似乎更大一些。社會信任作為文化因素，并不是影響政治信任的重要因素。這一因素在一些社會中（日本和中國大陸）對政治信任有影響，但是在另外一些社會（如韓國、臺灣、蒙古）對政治信任的影響并不顯著。
　　3.本研究最為重要的發現是，被許多研究政治信任的學者，特別是西方學者(Levi,1998,2000; R.Hardin,1998; Uslaner,1999)所忽視的對政治信任具有重要影響的文化因素就是政治威權主義價值觀。西方學者習慣于從理性選擇理論角度出發，把人們設想為可以進行合理的、理性的判斷的個體，以此作為分析政治信任成因的理論起點，但是他們卻往往容易忽略文化因素對人們政治信任形成的影響。在一個具有專制或威權主義統治歷史的國家，人們對政府的信任不僅是基于政府的表現，而且也基于人們對權威的崇拜和依賴。本文的分析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上都有力地支持了筆者的觀點。
　　4.從長期來看，持有政治威權主義價值觀的人群會隨著現代化、民主化而逐漸減少，其對政治信任的正面影響也會減弱。因此，對一屆政府來說，對腐敗的預防和控制、提高政府的執政能力，特別是政府在改善國家經濟狀況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都將是提高政治信任、增加其合法性的有效手段。
　　根據本文的分析結果，中國大陸地區的政治信任目前仍處于相當高的水平，這對于中國政府和領導人來說或許是個“不壞”的消息。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支撐政治信任的因素不僅來自體現政府執政能力方面的因素，而且還有文化上的因素。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深化，當政治威權主義價值觀因素對政治信任的正面影響日漸減弱的時候，政治信任的下降或許是不可避免的。當人們對政治信任的評價更多地依賴于政府的表現時，政府如何以提高其執政能力來避免政治信任不至于過快下降將是今后需要持續加以關注的事情。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們將進一步探討東亞特別是中國政治信任的變化趨勢，并較為全面地分析其原因。
　　注釋：
　　①有關政治信任起源的研究請參閱：William Mishler and Richard Rose,2001,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4,No.1,pp.30-62.
　　②詳細情況可參閱該組織的網站：www.asianbarometer.org
　　③這里之所以稱作“政治威權主義價值觀”，是因為所選代表這一變量的因子（即問卷中的問題）其政治性更為突出，而不適合作為一般性的威權主義價值觀的測量指標。
　　④參見該網站：www.freedomhouse.org.
經濟社會體制比較京79～86D0政治學馬得勇20082008
政治信任/起源/權威主義價值觀/亞洲
政治信任是一個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指標之一。本文以亞洲8個國家和地區為研究對象，首先對政治信任的分布現狀進行了實證分析，然后對政治信任的成因進行了探討。根據分析結果，目前對政治信任起源的兩種理論視角，即制度的和社會文化的視角對政治信任成因的解釋均具有意義，兩種解釋理論至少在實證研究上并不相互排斥。本文最重要的發現是，在東亞及東南亞國家，權威主義價值觀作為一個文化的因素，對人們的政治信任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一分析結果部分地修正了目前關于政治信任的有關理論。
作者：經濟社會體制比較京79～86D0政治學馬得勇20082008
政治信任/起源/權威主義價值觀/亞洲

網載 2013-09-10 21:3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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