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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十年來西方經濟學學派林立，新理論新學說層出不窮，國內在引進介紹這些新學說時多只重內容的簡單評價而忽視從整個西方經濟學發展的角度介紹該理論對原理論的突破、發展及對經濟學發展趨勢的影響。而要作到這一點就必須對西方主流經濟學整體框架和方法論基礎有深入的了解。經濟學的內容和方法是根本不能分離的，一定時期研究方法的限制往往決定了研究內容的取舍，如馬歇爾創立新古典體系時由于專業化分工機制形式化的困難而把制度組織因素排除在了新古典框架之外。理論進步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通過方法上的創新與突破把原理論不能解釋或解釋不好的內容納入一般分析框架。因此，我們說方法論是經濟學研究的重要領域，甚至可以說是基礎性決定性的領域。
　　　　　　一、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哲學基礎
　　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哲學基礎是西方經驗主義哲學。經驗主義哲學最早的代表是英國古典經驗主義。十九世紀中葉以后表現為科學主義思潮各流派。科學主義思潮的哲學流派有實證主義、馬赫主義、以邏輯實證主義為主的各派分析哲學以及當代多派科學哲學。
　　西方主流經濟學以經驗主義為自己的哲學基礎有其內在的、必然的原因。首先，經驗主義最早發源于英國，是文藝復興后自然科學尤其是實驗科學發展的產物。自然科學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使經驗主義在英國成為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流派，是包括社會學科在內的各門學科的哲學基礎。在這種背景下，主要誕生于英國，在很大程度上以英國經濟學家為主的古典經濟學從一開始就必然打上了經驗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的深刻烙印。
　　其次，經驗主義與科學的密切關系決定了致力于“科學化”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必然以經驗主義為自己的哲學基礎。經驗主義把人類的知識限定在經驗所能達到的現象范圍內，排斥了許多傳統哲學討論的形而上學命題。而強調哲學應當以實證自然科學為基礎，成為科學的方法論與認識論，為科學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論指導。經濟學之所以被稱為“社會科學皇冠上的明珠”，歸根結底是因為較之其他社會學科，經濟學更徹底地在理論建構和研究中貫徹了科學哲學對方法論的要求。最突出的表現是數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應用，實際上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設立正是因為“過去40年中，經濟科學日益朝用數學表達經濟內容和統計定量的方向發展。……正是這條經濟研究路線——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表明了最近幾十年這個學科的發展。”（注：參見《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講演集1987—199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24頁。）
　　最后，從更深一層看：經驗主義內在的認識論特征決定了它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之間在基本思想傾向上內在的本質聯系。對以自由選擇、自愿交換為基礎的市場機制的信賴和對經濟自由主義傳統的維護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最基本的思想傾向。這種傾向根植于以休謨為代表的英國古典經濟主義傳統。經驗主義認為人類所有的知識只能來源于經驗，不承認存在任何先驗的自明的真理，不存在絕對的必然的知識。既然否認了人獲取絕對真理的可能性，那么任何人都不能因為自己掌握了真理而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因此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是經驗主義哲學的自然推論。古典經濟學對建立在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基礎上的自由競爭市場機制的推崇除了反映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以外，其基本思想與經驗主義是一脈相承的。這一傳統經由實證主義、證偽主義，雖受到過沖擊，但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各個時期都有深刻的影響。它的進一步發展對處在博弈論階段的主流經濟學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具體來講，經驗主義哲學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影響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英國古典經驗主義對古典經濟學的影響；實證主義、證偽主義對新古典經濟學形式化的影響；證偽主義之后的科學哲學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演變的影響。（第二、三階段將在第二部分：科學哲學與經濟學方法論中作詳細論述。）
　　在古典經濟學萌芽、形成、發展的各個時期，英國古典經驗主義都給予了直接的影響與幫助，是其最重要的思想來源和方法論基礎。（許多作出突出貢獻的經濟學家本身就是著名的經驗主義哲學家。如約翰·洛克、大衛·休謨、約翰·穆勒等。）
　　威廉·配第在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上深受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創始人培根、霍布斯的影響。配第把他們經驗主義的認識論引入了經濟學研究，力圖以事實、感覺和經驗為依據，盡可能用數字來說明問題。“即用數字、重量和尺度的詞匯來表達我自己想說的問題，只進行能斥諸于人們的感官的論證和考察在性質上有可見根據的原因。”（注：威廉·配第：《配第經濟著作選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8頁。）
　　從配第之后到十八世紀中葉即魁奈、斯密之前的歷史階段是古典政治經濟學逐漸形成的時期。馬克思指出，從配第的直接后繼者洛克和諾思經濟學著作發表的1691年到休謨經濟學《論叢》出版的1752年，“是一個出現了很多杰出思想家的時期，對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逐漸產生來說是最重要的時期。”（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7頁。）約翰·洛克是17 世紀最著名的經驗主義哲學家，他對經濟學最大的影響在于，他“是同封建社會相對立的法權觀念的經典表述者，”他的哲學“成了以后整個英國政治經濟學的一切觀念的基礎。”（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93頁。 ）休謨是英國古典經驗主義杰出的代表。他對英國貨幣數量論的發展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但他對經濟學最大的影響是其經驗主義的人性論，他把人類社會經濟活動視為人類“自私”和“貪欲”這種自然本性的結果，這是構成西方主流經濟學“理性人”假設的主要哲學基礎。
　　休謨是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創始者亞當·斯密的摯友，是對斯密影響最大的思想家。另外，斯密的老師，功利主義創始人哈奇森對他也有重要影響。斯密在《國富論》中表現的基本哲學思想是以功利主義為基礎的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在自由競爭市場機制作用下的統一。他把人類利己主義本性當作經濟研究的前提，把經濟現象看作是客觀的、人類利己本性的表現。盡管歷史歸納法在《國富論》中是與抽象演繹法并列的研究方法，但基本的利己主義假設無疑是演繹體系絕好的基礎。因此，到了李嘉圖，為把經濟學建成象牛頓物理學一樣“精確”的科學，經濟學只剩下演繹方法了。經過“德奧方法論之爭”后演繹方法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標準方法。
　　古典經濟學在斯密之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大衛·李嘉圖、詹姆士·穆勒、約翰·穆勒。這一時期對他們產生影響的主要是以洛克、休謨經驗主義倫理學為基礎的邊沁功利主義哲學。邊沁是把功利主義同政治經濟學、經濟自由主義結合起來的始作俑者。他提出了功利原理和自利選擇原理，主張自由放任和財產私有權。約翰·穆勒既是19世紀英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又是當時影響最大的經驗主義哲學家。他是實證主義在英國的主要代表，在經濟學方法論方面有許多重要貢獻，“經濟人”這一經典概念就是他在1836年《論政治經濟學的定義》一文中提出的。（注：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68—70頁。）
　　綜上所述，英國古典經驗主義對經濟學的形成和發展主要起了三方面的作用：第一，把經濟學看成是以事實、感覺、經驗為依據，具有客觀性和規律性的科學；第二，認為作為科學的經濟學應當是建立在幾個假定之上的演繹推理體系，推論的結果應與現實經驗緊密聯系；第三，從經驗主義倫理學的功利原則出發，經過邊沁主義和穆勒的發展，把利己動機為基礎的“理性人”假設作為經濟科學的出發點和整個理論體系的基礎。
　　　　　　二、科學哲學與經濟學方法論
　　如果說英國古典經驗主義哲學是古典經濟學主要的思想來源和方法論基礎，那么19世紀中葉以后的科學哲學則直接決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構成和研究方法。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邏輯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
　　科學哲學是經驗主義在現代的主要表現形式。就科學哲學家的思想關系來說，存在著一條演變線索。從實證主義開始，經過實證主義的第二代馬赫主義，然后經過邏輯原子主義這個中介到了邏輯實證主義。這整個階段是實證主義的發展階段。從波普證偽主義開始，出現了庫恩的范式理論和拉卡多斯的精致證偽主義，以及費葉拉本德的多元主義方法論，這被稱為科學哲學反實證主義階段。以證偽主義為分界，科學哲學從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到研究目的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邏輯實證主義又稱邏輯經驗主義，是科學哲學在實證主義發展階段的最高峰。他們將實證主義的經驗主義與現代邏輯分析方法結合起來，以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的傳人自居，以最終統一人類的科學為自己的使命，是20世紀上半期在西方哲學界占主導地位的哲學流派。邏輯實證主義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科學理論的構成對經濟學形式化的影響，體現為數理經濟學的發展；一是實證原則對經濟學可檢驗性的要求，體現為計量經濟學的發展。
　　邏輯實證主義對科學理論構成的要求集中表現在理論公理化方面。理論公理化要作兩件事，一件是把該理論中的全部陳述安排成一個演繹系統，該理論的“基”由公理組成。這樣，該理論中的全部陳述都可以由公理通過演繹推理而導出。另一件是把理論中的全部概念安排成一個構成系統，該系統的基由“基本概念”組成，這些基本概念應當是人類直接經驗的反映或能解釋為物理操作。構成系統不僅要說明各類概念間的區別及相互關系，而且要表明從基本概念出發怎樣可以逐步導出所有其他概念。這種對理論構成的公理化要求指導著經濟理論的形式化進程。1947年薩繆爾森出版的《經濟分析基礎》一書遵循這一要求，以“經濟理論的操作意義”為副標題，將新古典經濟學的全部理論和方法轉譯為一致的數學形式，實現了最大化原理與一般均衡原理的綜合，大大提高了經濟學一般分析方法的水平，被看作數理經濟學史上以微積分為基礎的邊際主義時代終結的標志。從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流經濟學發展的主要方向是一般均衡理論的形式化。這一時期阿羅、德布魯等人引進集合論和拓撲學方法建立的阿羅—德布魯（Arrow-Debreu）模型嚴格證明了一般均衡理論，實現了新古典微觀經濟的完全公理化。薩繆爾森、阿羅和德布魯由于對數理經濟學的上述貢獻而分別于1970、1972 、1983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
　　理論的公理化是邏輯實證主義對科學理論構成形式的要求，而證實原則是從理論外部來檢驗理論優劣和可接受性的標準。證實原則要求對構成理論的前提假設和理論的推論結果進行經驗檢驗，以是否與現實經驗相符來判斷理論的優劣和可接受性。（從假設到結論的推理取決于邏輯檢驗，與經驗無關。）主流經濟學前提假設的“不現實性”一直是各派非主流經濟學攻擊的目標，對此主流經濟學有兩種反駁：一種是羅賓斯在經典論文《論經濟學的性質》中以經濟理論假設具有非常的顯明性作為理由，認為假設總是適用的觀點。（注：賈林·庫普曼：《關于經濟學現狀的三篇論文》，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44—151頁。）另一種意見是由弗里德曼提出并被廣泛接受的所謂“假設不相關”論題。弗里德曼認為，經濟理論假設的現實性與經濟分析的適用性無關。理論的全部意義在于能否對尚未觀察到的經濟現象作出合理的有意義的預測。以牛頓萬有引力理論為例，該理論假設運動著的物體的質量集中在它們的中心，這一假設顯然是不現實的，但這并不影響該理論對物體運動的準確預言。牛頓說過：預言就是一切。假設無足輕重。因此，“我們可以把兩個假設為獨立的檢驗（即對假設現實性的檢驗和對假設派生含義的檢驗）歸結為一個檢驗。”（注：參見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91—235頁。）這樣，判斷理論優劣和適用性只依賴于理論推論與經驗檢驗的相符程度。但是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無法通過有控制的實驗方法來進行檢驗，只能利用歷史資料和統計數據對理論涉及的有關變量進行相關回歸分析，因此計量經濟學成為經濟理論爭論的中心。對一種理論的評價總是圍繞著計量經濟學的檢驗結果進行，不是爭論統計數據的可靠性，就是對采用的回歸方法提出異議。計量經濟學使經濟學成為可檢驗的理論而大大增強了它的“科學性”。1969年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授予了計量經濟學的創始人弗里希和丁伯根，其后1971年的庫斯涅茨、1980年的克萊因、1989年的哈維莫都是因為在這一領域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邏輯實證主義的目標是通過對科學的邏輯分析找到人類知識牢固而堅實的基礎以及科學可靠無誤的根據。但“歸納問題”是這一目標最大的障礙。歸納問題最早由休謨提出，其中心是歸納邏輯的正確性問題。經驗主義認為不存在先驗的真理，一切命題都來自人類經驗的歸納，由于經驗的局限，人類永遠不可能知道歸納是否正確。因此人類知識是不確定的。科學以歸納得出的少數公理為基礎，也不可能是絕對可靠的。一個理論無論被經驗證實多少次，理論本身也不可能被證明正確。邏輯實證主義對歸納問題一般采取概率論的態度，即認為通過證實可以用確定的概率表示理論的可信度，或采用概率的頻率解釋來定義歸納結論的或然性。 （注：陳曉平：《歸納邏輯與歸納悖論》， 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204頁。）而對歸納問題采取另一種態度，即根本否認在科學研究中存在著從特殊到一般的邏輯推理則導致了波普證偽主義的產生。波普認為證實與證偽之間存在著基本的不對稱，可以用邏輯來證明這一點。證實主義用邏輯可以表示為：
　　大前提：“如果A是真的，那么B也是真的。”
　　小前提：“B是真的。”
　　結論：“A是真的。”
　　這種推理犯了“肯定結果”的邏輯謬誤。而如果小前提變為“B 不是真的”，那么可以得出結論“A不是真的”。也就是說， 理論一旦被經驗證偽，理論本身就可以認定為有錯誤。波普把理論能否被經驗證偽看作科學與非科學的分界，放棄了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原則，他認為一個理論被確認是暫時的，而被證偽是必然的，科學理論正是通過被不斷證偽而發展的。這樣波普用科學發展的動態模式取代了實證主義關于科學結構的靜態模式。波普把自己的方法稱為“試錯法”，又稱“批判理性主義”。
　　波普的證偽主義被稱為樸素證偽主義，由于堅持嚴格的證偽標準而遭到以庫恩為代表的歷史主義的攻擊。從科學史的角度看，如果理論一被證偽就遭淘汰，那么許多公認是最佳范例的科學理論早在萌芽狀態就會被摒棄。為補救樸素證偽主義，拉卡多斯提出了精致證偽主義，即“科學研究框架理論”。該理論用理論系列即所謂“研究框架”取代波普的“理論”。研究框架由作為基本假定的“硬核”和由各種輔助假設、初始條件構成的“保護帶”組成。改變“硬核”就是放棄框架。“保護帶”的任務是當經驗證據對框架不利時調整輔助假設以保護硬核。這種調整如果給研究框架帶來了更多的經驗內容，使它說明了更多的事實和現象，則被稱為“框架的進步”。而且，只有當一個更好的理論出現后才能證偽一個舊理論。因此，拉卡多斯的“研究框架”比波普的“理論”更具有韌性。
　　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理論上普遍接受了證偽主義，尤其是科學研究框架理論。一方面，他們用證偽原則逐漸修正自己的理論框架，并開始用經驗數據的證偽取代對理論的證實；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經濟學通過對輔助假設的調整來應付目前的危機。近年來獲得巨大發展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以及新的古典微觀經濟學等理論擴大了新古典經濟的研究范圍，說明了更多的經驗內容，而同時又保護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建立在“理性人”假設基礎上的關于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有效性的基本假設，因此被視為“框架的進步”。這是近年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主要發展方向。1982年斯蒂格勒、1986年布坎南、1991年科斯、1992年貝克爾、1993年諾斯都是因為對這種“框架進步”的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證偽主義之后歷史主義的興起使科學哲學發生了重大變化。證偽主義之前的科學哲學以各門具體的科學為研究對象，主要用邏輯分析的方法對科學實行理性重建，進行靜態結構的分析和研究，力圖建立科學的哲學（Scientific Philosophy）。 而歷史主義諸流派則以科學史實為研究對象，主要運用歷史考察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對科學進行動態分析，旨在建立有關科學的哲學（Philosophy of Science）， 發現科學發展的規律性。證偽主義是前者向后者轉化的中間環節。從波普開始，科學哲學逐漸注意到各種社會心理因素在科學中的地位和作用，意識到理性的局限，開始強調人的認識的相對性、變動性。這種非理性主義在費耶拉本德的多元主義方法論中表現得最為突出。這實際上是對古典經驗主義休謨傳統的回歸。
　　西方主流經濟學80年代末進入了博弈論階段，博弈論恢復了經濟學作為社會科學對人的重視，此時經濟學中的人不再是一種對價格參數作出被動的確定性反映的函數關系，而是有著不同知識結構，面對不同信息作出判斷的人格化的人。（注：博弈論引入經濟學，使經濟學可以將信息不完全條件下的決策納入分析領域，具有重大的意義。1994年的納什（Nash）、澤爾騰（Selten）、海薩尼（Harsanyi）；1995年的盧卡斯（Lucas）、1996年的莫里斯（Mirrlees）、維克瑞（Vickery）都是因為對博弈論理論發展和應用的貢獻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博弈論是主流經濟學理性主義運動的最新發展，但也可能是它的終結。因為經濟學家在對博弈論理性基礎的研究中，發現在博弈形成的多個可能的均衡狀態中，人們最終選擇哪一個狀態是無法用理性確定的。這取決于所有參與博弈的人的知識結構，而知識架構很大程度上決定與人們所接受的社會傳統。因此，許多經濟學家放棄了對博弈論理性基礎的探求，轉而接受了休謨和哈耶克的觀點：“理性是我們習慣的產物，而不是相反。”西方主流經濟學這種人文化、社會化的發展方向無疑受到了同一時期科學哲學向休謨傳統回歸的影響。可以預計，科學哲學的非理性主義傾向將進一步影響主流經濟學今后的發展。
　　　　　　三、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特征
　　以上我們論述了科學哲學的發展演變對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下面我們具體說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主要方法論特征及與之有關的幾個問題。
　　總的來說，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是“唯科學主義”的。所謂“唯科學主義”是指一種認為自然科學的方法應該應用于哲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等一切研究領域的觀點，認為只有自然科學的方法才能有效的探求知識。這種一元主義的方法論觀點遭到了非主流經濟學的攻擊，他們認為作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由于研究對象與自然科學有著本質的區別，也應在方法論上有所不同。但是，具體研究手段的不同并不能說明這個問題，因為這種差別在各門自然科學之間同樣存在。一門科學的方法論是接收或拒絕這門科學的理論或假說的基本原理，否定一元主義方法論意味著存在一種或幾種與自然科學可檢驗標準不同的評判理論的途徑和方法。不以經驗的、可度量的第三人稱知識而以人類可以領悟的第一人稱知識為社會科學基礎的所謂“悟”學說是西方經濟學以米塞斯為首的奧國學派的方法論觀點。也是西方經濟學界反對一元主義方法論的主要學說。近年來由于科學哲學歷史主義思潮的影響，一元主義方法論越來越受到攻擊。但是如果拋棄科學的可檢驗原則，就等于放棄了科學評判的客觀標準，經濟學將更加混亂，西方主流經濟學從理論構架到研究方法都將失去基礎，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西方主流經濟學是不可能動搖這一根本原則的。
　　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理性人”假設基礎上的公理化的演繹邏輯方法。一般來說，解釋現實世界可以有兩個基本的思路。其一是進化論的，靠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律，我們不需要假設“理性人”也可以解釋現存的社會現象。其二是“工具理性”的，靠了“理性人”假設，我們可以邏輯的說明現存的社會現象的原因。出于對自然科學演繹邏輯體系的推崇及古典經濟學傳統的影響，馬歇爾在為現代經濟分析奠基時選擇了“工具理性”的方法，開始了經濟學的理性主義運動。“理性人”假設決定了主流經濟學以均衡分析為基本方法，因為“理性”要求行為的一致、有序和可觀測，而只有處于均衡狀態的人的行為才是穩定的，具有可觀測性，或實證性，才能表現出“理性”。因為均衡分析要求有穩定的外界環境，所以新古典經濟學把制度、人的偏好、企業組織形式及技術水平等容易變化的因素統統看作外生變量，排除在經濟學研究范圍之外。這種均衡分析方法始終受到來自持進化論觀點的經濟學家的挑戰，如約瑟夫·熊彼特、F·哈耶克、F·奈特、赫伯特·西蒙、艾爾弗雷德·錢德勒、尼古拉斯·卡爾多等。他們認為在現實生活中，理性假設是站不住腳的，無論個人還是企業，人們由于判斷能力、信息收集能力等的限制，決策往往基于習慣和長期有效的簡單規則（rule of thomb）。如西蒙所說， 人只有“有限理性”，不可能有“完全理性”。主流經濟學對此的反駁集中體現在所謂的“貝克爾—艾智仁辯護”中，他們指出，經濟學理性假設只是工具性的，它只假設“如果已經觀察到了一組均衡的行為，那么與那些中途因為種種原因無法持續下來，從而無法被觀察到的行為相比，這些被觀察到的行為必定是看上去理性的行為。”（注：汪丁丁：《在經濟學與哲學之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頁。）也就是說，非理性行為是存在的，它們的消失確實是演進的力量在起作用，但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假設這是因為他們沒有理性。非主流經濟學對“理性假設”現實性的批評是有道理的，但關鍵在于，目前還沒有任何一種非主流經濟學說可以取代主流經濟學的演繹體系，因為按照科學研究框架理論，只有當一個新理論能比舊理論更多更好的說明現實問題時，新理論才能證偽一個舊理論。相比之下，無論從方法的“使用方便”，還是從內容的嚴謹準確方面，西方主流經濟學目前仍是進行經濟分析的最好選擇。
　　更重要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在“理性人”假設基礎上，通過對輔助假設的調整，采用比較靜態方法，逐漸把一些外生變量納入了分析領域，使主流經濟學對制度、偏好、企業組織、技術變動等因素有了基于理性假設的分析說明。如科斯的新制度經濟學引進交易費用概念，改變了新古典經濟學關于零交易費用的假設，把企業組織、產權制度、經濟體制等制度因素納入了主流經濟學的分析范圍。貝克爾引入時間價值，把消費者看作是投入商品和時間，生產“滿足”的經濟人；把家庭看作與企業一樣根據相對價格、成本、收益作出資源配置決定的基本生產單位；擴大了人們偏好的范圍和滿足欲望的手段，在此基礎上用基本的“理性人”假設解釋了偏好的變化，婚姻、生育、教育以及人們之間的相互作用等過去主流經濟學視為外生變量或無法解釋的問題。另外，以楊小凱、黃有光為代表的新的古典微觀經濟學通過突破新古典經濟學規模收益不變和消費者與生產者分離的假設，把專業化分工機制引入主流經濟學，開始建立制度演進與市場均衡相統一的理論框架。所有這些發展，都是在堅持“理性人”假設基礎上的發展，因此我們說這是對主流經濟學的改進而不是新理論框架的“革命”。
　　應引起注意的是近年來博弈論的發展，就博弈論改寫經濟學本身來說，這是主流經濟學理性主義運動的繼續。因為博弈雙方作出決策的根據仍是“理性人”假設基礎上的最大化原則。但關鍵是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由于突破了新古典經濟學完全信息的假定，經濟學開始涉及現代社會的根本性問題，即在專業化分工高度發展的今天，在信息或者說知識分布高度不對稱的情況下，社會是如何通過人與人之間的博弈過程達到均衡狀態的。前面講過經濟學家在對博弈論理性基礎的研究中發現，博弈均衡的最終實現形式是無法用理性決定的，這取決于人們的知識結構，尤其是人的主觀預期。（注：經濟學中關于信息的問題大都與不確定性和人們的預期有關，預期分為客觀預期與主觀預期。客觀預期是能夠用確定的概率表示、與大數定理作用有關的概率，這種預期問題通過概率可以轉化為確定性問題納入經濟學分析。但主觀預期中絕大部分是不能用客觀概率確定和解釋的，人們對某些問題的預期與人們接受的共同傳統和相互了解的程度有關。這種基于第一人稱知識的主體之間的相互認識問題是現代人文科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博弈論的意義在于經濟學通過博弈論的發展也開始觸及這一問題。汪丁丁在《在經濟學與哲學之間》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精辟的闡述。）而人的主觀預期受到社會心理、行為習慣等諸多非理性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可以歸結為人們所接受的社會傳統。因此，有人認為博弈論是經濟學理性主義的終點。
　　西方主流經濟學態度法論的另一個主要特征是堅持實證與規范的劃分，以可檢驗性作為評判理論的標準，這一特征與一元主義方法論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為作為科學建立的前提是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的分離（這一原則可以追溯到休謨在《論人的本質》一書中提出的“一個人不能從是中推論出應該是”的命題）。主流經濟學據此劃分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盡管非主流經濟學一直強調人們在提出理論觀點時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各種價值傾向的影響，但問題的關鍵實際上并不是理論本身有沒有價值判斷，而是應該以什么標準判斷理論。堅持以客觀的、可檢驗的事實即所謂的第三人稱知識作為評判理論的標準，而不是以理論本身的價值傾向或所謂的“悟”學說為標準是西方主流經濟學與其他經濟學派別在方法論上的一個主要區別。這一區別的意義在于對經驗檢驗的追求使西方主流經濟學必須根據現實的發展不斷對理論作出修正。因此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基本上是開放的、不斷調整的，與其他派別相比有更大的“韌性”和適應性。這種淵源于英國古典經驗主義傳統的“韌性”，經由實證主義，尤其是證偽主義的發展，可以說是主流經濟學基本的生命力所在。
　　西方主流經濟學建立在“唯科學主義”基礎上的另一個方法論特征是對方法論個人主義原則的追求。所謂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原則是指一種認為社會科學最恰當或最有效的認識來源于對個體現象和過程的研究的觀點。這一原則從邏輯上講是理論公理化的必然結果，因為公理化的理論體系要求一切推論都來自于基本假設，主流經濟學以“理性人”為基本假設，就應該從個體的“理性”行為中推出所有的經濟學命題，包括宏觀經濟學命題。也就是說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在經濟學中意味著將排除所有不能簡化為微觀經濟學命題的全部宏觀經濟學命題。雖然一般均衡的阿羅—德布魯模型實現了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公理化，但這種公理化體系并不包括主流經濟學中以凱恩斯主義為基礎的宏觀經濟理論。為宏觀經濟學尋找堅實的微觀基礎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一直在進行的努力。隨著博弈論進入主流經濟學，方法論的個人主義原則得到了加強，經濟學研究越來越轉向個體，放棄了一些沒有微觀基礎的假定，如消費函數及其投資函數、銷售量大化等，一切從個人效用函數及其約束條件開始，解約束條件下的個人效用最大化問題而導出行為及均衡結果。另外，近年來主流經濟學強調了對個人理性行為歸集為集體行為的過程與機制的研究，這一研究導致了公共選擇理論與機制設計理論的發展，也為宏觀經濟命題向微觀命題的轉化提供了條件。可以說，以個人主義原則為基礎建立包括所有經濟學命題在內的統一的公理化理論體系始終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努力方向。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特征決定了主流經濟學今后的幾個主要發展方向。一是通過數理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增強理論的可檢驗性和經驗數據對理論評判的準確性和可信度；一是通過假設的調整和改變，增加理論的經驗內容，使理論在保護好“硬核”的同時，更多更好的說明現實經濟問題，實現主流經濟學“框架的進步”；再一個是通過引進新的方法如博弈論來促進經濟學的發展。近年來出現的“實現經濟學”和“混沌經濟學”也是引進自然科學方法研究經濟學的范例。
　　　　　　四、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幾點啟示
　　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對我國經濟學的發展有很多有益的啟示，我個人認為集中體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經濟學研究要從過去以“應該是”什么為主的規范研究轉向以“是”什么為主的實證研究。過去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由于忽視了對社會主義經濟現實的研究而變成了空洞的說教和僵化的教條。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情況有了很大改善，但仍擺脫不了政策解釋學的地位。造成目前我國經濟理論相對于經濟現實嚴重滯后局面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的經濟理論尚未完全實現價值判斷與事實判斷的分離。經濟學界長期以來在無法用觀察檢驗的價值觀念之類的問題和概念上爭論得你死我活，而很少有人考慮這些問題的現實意義和科學意義。因此，我國經濟學的科學化有待于對理論的基本概念和命題進行一次基于證實原則的公理化洗禮。
　　第二，應當把經驗檢驗看作是評判理論的標準和基礎。在我國經濟學界長期以來存在著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說明論證經濟學問題的現象，雖然馬恩著作對我們目前的許多經濟問題有精辟的論述，但這與把前人的著作作為評判理論的標準是兩回事。這造成了理論界的一種怪現象，爭論的雙方都大段引述馬恩經典著作來說明自己理論的正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經濟學還沒有形成大家公認的評價理論的標準，也很少有人致力于用經驗數據評價理論的工作，我們的經濟學還處于前科學狀態。這種局面的改變依賴于人們觀念的轉變和計量經濟學等技術手段的引進和被廣泛采用。
　　第三，經濟學研究要有一定的層次和分工，要重視經濟學基礎理論的發展。科學一般分為基礎科學、應用科學和工程技術三個層次。科學工作者往往以此為基礎進行總體的分工。西方主流經濟學公理化的理論結構有利于這種分工機制的發展，因為理論本身的邏輯推演和邏輯檢驗可以完全獨立于計量經濟學的經驗檢驗，這樣理論建構和經驗檢驗可以分作兩步，由不同的人來完成。另外，基礎科學在理論體系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應用理論和具體技術的發展都建立在基礎理論的發展之上，因此必須重視基礎理論的研究。我國目前的經濟研究大多集中在應用理論和具體的對策研究上，由于缺乏統一的理論基礎和有效的分工機制，研究大多處于低水平重復的階段。我國經濟學研究水平的提高依賴于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入和分工機制的發展。
　　
　　
　　
經濟科學京99～107F11理論經濟學張斌19991999張斌，山東大學經濟學院　250100 作者：經濟科學京99～107F11理論經濟學張斌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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