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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西方的市場經濟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現代市場經濟階段。與之相適應，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觀念轉換，根本出于現實的經濟關系變化。但是作為經濟理論觀念基礎的西方哲學“轉向”，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西方哲學，從康德開始，一步步地實現著“哥白尼式的倒轉”。此后，人們研究的視點，一步步從客體轉向主體；探討的主題，也由傳統的本體論、認識論，一步步地趨向價值論。與此同時，崇尚“實證”的實證主義，也在從事學術研究的人那里，越來越受到青睞。哲學觀念的轉向，必然會在經濟理論的觀點上和體系建構上產生影響。把握這種實際存在的影響，對于深入理解和把握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本質和具體特征，當是十分重要的。
　　 功利主義與效用主義的價值觀
　　市場經濟是以等價交換為基礎的經濟。價值和價格理論是市場經濟理論中最為基礎的理論之一。西方不少思想家對價值問題發表過看法。其中最為基本的有如下兩種看法。
　　一是勞動價值論。古希臘的柏拉圖，古羅馬的西塞羅，中世紀的奧古斯丁，都強調勞動在形成產品價值和價格中的作用，屬于早期勞動價值論的代表。到了近代，英國的斯密和李嘉圖，從勞動創造價值的基本觀念出發，創立了系統的勞動價值理論。
　　二是效用價值論。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古羅馬的卡多，中世紀的托瑪斯·阿奎那，則強調產品效用的價值性，屬于效用價值論的先驅。到了近代，法國的薩伊，從“效用決定價值”的觀念出發，創立了自己的效用價值論。
　　勞動價值論揭示了勞動在創造價值過程中的決定作用，從而肯定了勞動者在價值創造中的決定作用。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得以循著這個思路，引伸出“剩余價值論”，并以之揭示出勞動者被剝削的實質，進而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提供了經濟學的基礎。
　　效用價值論主要是著眼于產品自身的效能。在市場經濟中，對消費者來說，他有可能獲得自己所需的產品；對生產者、經營者來說，他有可能更好地占領市場，從而獲得更多的利潤。但是，效用價值論脫離勞動價值論，也會成為一種偏狹的理論，成為掩蓋剝削，為資本主義制度作辯護的“辯護”理論。
　　西方現代的市場經濟理論，本質上是為資產者服務的理論。資產者需要市場，需要追求利潤，需要掩蓋自己的剝削，因此，它需要選擇效用價值論而擯棄勞動價值論。
　　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宣揚效用價值論，淡化勞動價值論，得到現代西方哲學從觀念上的支持。事實表明，支撐效用價值論的哲學，主要是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
　　功利主義，是在１８—１９世紀歐洲廣為流傳的人生哲學和道德哲學。這種哲學的核心是合理的利己主義。實用主義，是在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在美國形成和流行起來的哲學。這種哲學注重于人的認識和行為的效果；突出認識和行為效果對人的效用性。從一定意義上講，實用主義把“實用性”和“實利性”當作標準的價值哲學。從形式上看，實用主義同功利主義不盡相同；但從實質上看，二者突出人的效用，從而是完全一致的。
　　在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觀念支撐下，從１９世紀起，歐美的一批經濟學的學者，堅定地打起了效用價值論的旗幟。早在１９世紀的前半期，德國的戈森就曾認為，事物的價值量是由任何事物所發生的供人享樂或滿足程度衡量。到了１９世紀后半期，奧地利的門格爾、維塞爾和龐巴維克，英國的杰文斯和法國的瓦爾拉等人，以這種觀念為基礎，結合邊際分析，創建了紅火一時的邊際效用學派。在這個學派看來，所謂價值，無非是物品與物主欲望滿足之間的關系；“快樂與痛苦無疑是經濟計算的最終目的”；經濟學則是“快樂與痛苦的微積分學”。到了２０世紀，效用主義價值論同樣在不少經濟學者那里起著基礎理論的作用。經濟學界一些代表人物如英國的馬歇爾和凱恩斯，都把這種理論吸收到自己的體系之中。不過，在這時，早先的功利主義的氣息有所弱化，而后起的實用主義色彩越來越濃。
　　 社會機體論與經濟學說中的整體觀
　　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理論觀念上另一個重要突破，是它的整體觀念形成和普及。從２０世紀初開始，西方的經濟學者一步步地習慣于運用整體觀念把握經濟問題。
　　在經濟理論中貫徹整體性觀念，根本在于經濟現象本身整體聯系的加強。這主要表現在：
　　１．經濟領域不斷擴充。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那些本不屬經濟領域的領域，如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甚至體育，也有自己的經濟內涵。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國際間的貿易和經濟合作急劇發展，產生了國際經濟龐大的新領域。
　　２．影響經濟活動的因素越來越多。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所有權與經營權急劇分散，投資者與經營者成了不同的人群，對利潤同利息的追求也有了分野。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壟斷成了經濟領域一種新現象；在壟斷和自由競爭并存的條件下，經濟活動的形式變得十分復雜。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資本和貨幣的作用，越來越顯得突出，實物經營同貨幣經營雙水分流。這時，經濟領域成了十分繁雜的復合體。
　　３．部門、區域間的聯系更為緊密。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原來彼此獨立的生產、流通、財政、金融等行業，互相滲透，互相交錯，互相支撐，聯系越來越趨緊密。與此同時，不同地區、不同國度之間，也出現了互相交錯和協同聯合的趨勢，在這基礎上出現了地區性和超地區性的集團或組織。
　　基于以上情況，把握經濟現象，只靠原先的那種孤立的、靜止的觀念和方法，是遠遠不能適應了。它需要人們從經濟現象的總體上或不同經濟現象的相互關聯上去把握經濟現象和解決經濟問題。
　　在西方哲學里，直接為經濟學研究提供整體觀念的，在早期是社會機體理論，在后期是一般系統理論。
　　機體理論本是生物學的基礎理論。按照這一理論，生物體不是它的不同器官和器官功能簡單拼湊，而是它們通過緊密聯系和協同作用融貫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整體。這是關于生物體的整體觀念。后來這種觀念被斯賓塞、畢希納和海克爾等人移置到社會生活領域，成了社會機體理論。
　　一般系統理論，是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首先提出來的。按照這一理論，事物就是系統；而所謂系統就是一組緊密聯系著的因素融貫成的整體。貝塔朗菲的一般系統理論，就其實質而言，是生物機體理論深化和普遍化。一般系統理論，較之社會機體理論，淡化了生物學的色彩，因而具有更為廣泛的適用性。
　　社會機體理論和一般系統理論，被一批經濟學學者引進到經濟生活領域，成了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中的一種基本觀念和方法。
　　２０世紀初，曾經雄踞經濟學界的馬歇爾，是一位首先將整體觀念引進經濟理論研究的大家。他曾經這樣宣稱：他的目標在于創建一種突出整體性研究的“生物經濟學”。
　　馬歇爾在社會機體論觀念的支持下，提出了以供給和需求均衡為基本骨架的均衡理論。在馬歇爾看來，整個經濟領域，無非不同方面的協調和均衡。在這種觀念下，所謂價值，無非是供求雙方相互均衡條件下的均衡價格；所謂分配，無非是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和勞動者對社會財富的均衡分割。
　　馬歇爾還在這種整體觀念指引下，注重生產過程中的“組織”的作用。在他看來，生產過程中的基礎性因素，如資本、勞動和土地，是重要的，但要使之化為現實的生產力，需得依靠“組織”來統攝。在他看來，“組織”的作用，在于它能使要素化為整體，并在此基礎上發揮出整體性的效能。
　　善于運用社會機體理論和系統理論中的整體性觀念把握經濟現象的，還有在２０世紀中期紅極一時的凱恩斯，凱恩斯在他的名著《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的序言中這樣說過：他之所以把他的理論稱之為“通論”，主要是他把經濟學的體系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基于這種觀念，他根據現實的經濟關系，創立起他的宏觀經濟理論。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的創立，把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
　　 漸進主義發展觀與經濟成長理論
　　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特別有光彩的部分，是不同學派的學者從不同側面描述了西方經濟成長的動因和過程，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經濟成長理論。
　　經濟成長理論基于西方經濟繼續成長事實。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西方國家，或是由于正確市場的導向作用；或是由于有效地運用了競爭機制；或是由于積極地將現代技術和現代管理引入發展過程；或是由于恰當地實行國家干預，整個經濟在不同程度上有新發展。這既包括經濟總量的增長，也包括經濟素質的提高。經濟成長的事實，為經濟成長理論提供了事實依據和經驗的證明。
　　但這些事實和經驗需要哲學來加工，并使之成為體系。在哲學上，為之提供觀念基礎的是流行西方世界的漸進主義的發展觀。
　　漸進主義發展觀來自于生物的進化觀。１９世紀中期達爾文創立了生物進化論之后，進化觀念在人們中間逐漸傳播開來，成了在當時流行的一種新觀念。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國哲學家斯賓塞對于進化的銓釋。
　　按照斯賓塞的銓釋，所謂進化，就是在外力推動下，無矛盾、無運動、從物體的分散狀態到凝聚狀態平靜的轉化。這樣的銓釋勢難說明新種何以產生；整個生物系統何能實現由低到高、由簡單到復雜的前進性、上升性的發展。正因為如此，這樣的進化觀被馬克思主義稱之為“庸俗進化論”；基于這種進化觀的發展觀，被馬克思主義稱之為“漸進主義”或“改良主義”的發展觀。
　　現代西方的經濟學者，大多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忠實擁護者和維護者。他們害怕革命，希圖在現在的制度下平靜地進化。因此，他們寧愿選擇平靜的、漸進的發展觀，而不愿選擇充滿火藥味的辯證法。在這樣的心態下，他們運用漸進主義的發展觀建構自己經濟成長理論。
　　現代西方經濟成長理論，包含著以下主要內容：
　　１．成長動因論。西方的經濟學者從不同側面上探索經濟成長的動因。例如：以哈耶克為代表的現代自由主義者，仍然強調自由競爭在發展中的作用；以凡勃倫、加爾布雷斯為代表的新舊制度學派，則強調制度和文化的功能；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者，突出貨幣在經濟成長過程中的作用；以熊彼特為代表的“創新論”者，則把新產品、新市場的開拓和新的組織和方法，當作經濟成長的突出力量；凱恩斯則把國家干預和宏觀調控當作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如此等等。各式各樣的見解，都從一定的側面揭示了經濟成長的原因，都有著一定的真理性。但是這些探討，存在著兩個缺點：一是不了解原因的綜合性。他們不了解只有把不同的原因綜合起來才是總的原因。二是不了解原因的深層性。他們不了解在這些表面原因的后面還有深層的原因；而深層原因只有深入到生產方式內部矛盾的分析上才能揭示出來。
　　２．成長階段論。西方的經濟學者，還從不同角度上探討經濟成長的階段。西方經濟學者，離開生產方式的演變談論經濟成長階段。一些從事經濟發展史研究的學者從經濟的外觀上來劃分階段。例如，有人將經濟劃分為“家庭經濟、城市經濟和國民經濟”；有人把經濟分為“自然經濟、貨幣經濟和信用經濟”等不同階段。前者突出的是經濟活動范圍；后者突出的是交換方式。當代美國經濟史學家羅斯托則根據主導產業和人們的消費心理的變化劃分經濟成長階段，在他看來，經濟成長大抵經歷這六個階段：①傳統社會階段；②準備起飛階段；③起飛階段；④推向成熟階段；⑤高群眾消費階段；⑥追求生活質量階段。西方經濟學者對于經濟成長階段的區分，比較客觀地描述了特定國家經濟成長的過程，從而對后來者有所啟發。但是，大多缺乏深層機理的揭示，也會使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３．成長限度論。西方經濟學者也對經濟成長的限度展開了討論。大多數學者屬于經濟成長的樂觀主義者。他們認為，經濟可以不斷地成長。同時，也出現了一批悲觀主義者。悲觀主義者看到了經濟一味成長帶來的成長條件的毀壞方面的問題。例如，糧食的缺乏，資源的枯竭和環境的污染等一系列的問題。于是他們提出了相反的理論：“成長極限論”。美國的經濟學者麥多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在為羅馬俱樂部起草的研究報告中提到，由于過分的成長，“世界的末日”不久就要來臨；唯一的選擇就是實現經濟和人口的“零增長”。悲觀主義者的“成長極限論”雖然有著一定故意聳人聽聞的成份，但是卻也提出了經濟要持續成長必須認真對待的一系列現實問題。正是在悲觀主義者提出的嚴重警告之后，西方的經濟學者轉向了經濟成長理論的一個課題——經濟可持續增長問題的研究。
　　 新經驗主義的分析和形式化的方法
　　西方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就研究方法而言，理性的色彩越來越顯得淡化，而經驗主義色彩變得越來越濃。在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研究中，分析的方法和形式化的方法占據著主導的地位。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首先在于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學科性質和特點。
　　１．它是社會科學中實證性最強的學科。市場經濟理論作為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它與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不同，它是以大量的準確的事實和數據為基礎的；離開大量的準確的事實和數據，它的理論就成了空論，就不能解決市場經濟發展中出現的種種實際問題。
　　２．它是同國計民生緊密相關的學科。市場經濟理論，同國計民生緊密相關。所謂國計民生，無非是財富的增殖和分配；而這些都是實打實的事情。如果理論上不實在，就會導致實踐上失誤和損失。
　　３．它是社會科學中成熟度最高的學科。在社會科學中，經濟理論特別是市場經濟理論，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成為最為成熟的學科。學科越是成熟，越要求精確和一貫。
　　基于以上情況，研究方法的實證化和形式化既有必要，又有了可能。
　　在經濟理論研究過程中，方法的實證化和形式化，又得到了西方的新經驗主義思潮的支持。
　　經驗主義，是在１６—１７世紀由英國培根首先提出來的；后來前后相承在歷史上綿延了近４００年。經驗主義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把經驗當作認識和知識的唯一源泉；由于過度地強調經驗的作用，也在不同程度上貶低理性思維的作用。
　　１９世紀前半期，法國的孔德，把經驗主義同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統一起來，創立了一種新形式的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實證主義同經驗主義的區別，主要是名詞的區別。到了２０世紀初，經驗主義、實證主義因為突出經驗作用和貶低理性作用的傾向越來越使人討嫌。于是，英國的羅素和奧地利的石里克等人把實證主義同邏輯分析結合起來，創立了邏輯實證主義，也稱分析哲學。
　　現代西方經濟學者，把邏輯實證主義，同一些自然科學方法（如數學方法、形式化方法）一并應用于經濟理論的研究，形成了魚龍混雜的方法論體系。
　　在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研究中，被廣泛采用的方法，主要有如下兩種：
　　１．經濟分析。市場經濟理論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是經濟分析。這種分析，既包括靜態的分析也包括動態的分析；既包括質的分析也包括量的分析；既包括微觀的分析也包括宏觀的分析。
　　馬歇爾在自己的研究中，經常采用的是靜態分析。他在研究中，既對需求方的“欲望及其滿足作出分析，也對供給方包括生產、經營等環節作出詳細分析，成了靜態分析的典型。在西方經濟理論研究中，瑞典學派的林達爾首創動態分析。他把分析分為“事前”的分析和“事后”的分析；他還提出分析的“動態序列模式”。在人們進行質的分析的基礎上，開始注意量的分析。邊際主義者的邊際分析方法，是突破了傳統的基數分析法而創立起的序數分析法，后來成了經濟學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在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凱恩斯開始注意對整個國民經濟作“整體分析”和“宏觀分析”。從而使整個分析方法趨于完善。
　　２．運用數學工具和形式化表達。從１９世紀初開始，人們開始運用數學方法研究經濟問題。到了１９世紀的下半期，瓦爾拉和帕累托等人首創了經濟學研究的數理學派。到了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弗里茨和丁伯根又開拓出經濟學研究的新分支：“計量經濟學”數學方法，包括數量統計、數量分析、建立數學模型，以及數學方式的表達等多項內容。隨著形式化的理論的提出，經濟學也一步步地趨向形式化。
　　運用數學方法和形式化方法研究經濟問題，對于提高經濟學研究的精確性和深入性無疑有著重要的推進作用。
　　但是，研究方法的實證化、數量化和形式化，也是有片面性的。因為，在事實上，經驗與理性，分析與綜合，量與質，形式與內容，都是辯證統一的；片面地突出某一方貶低某一方，都會造成研究上的失誤。德國的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曾經對當前普遍存在的迷信數學方法和形式化方法的傾向提出批評。他指出：大量數學符號的均衡公式演算是空洞的研究，對實際問題不可能作出什么有益的解答；沒有這些數學演算，經濟學仍是有用的。而那些首先注意數學方法運用的學者，如瓦爾拉等人，也始終沒有忘記，數學只是一種分析工具而不是經濟理論本身。
　　 （作者系中共甘肅省委黨校教授）＊
　　
　　
　　
新視野京40-43F11理論經濟學范漢森19971997 作者：新視野京40-43F11理論經濟學范漢森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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