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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地理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介乎民族學與地理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是在本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民族學家提出的概念。但就目前研究的廣度與深度而言，無論是學科資料的積累、學科理論的抽象與概括，還是學科的研究內容、對象、方法等方面的探討，都尚處于起步階段。有鑒于此。我們如果能從其他學科的研究視角，把民族地理學置于社會科學的大背景中，去探索其特定的內部結構、學科地位、體系及其與相關學科的關系，必將會進一步推動民族地理學的研究與發展。
　　　　　　一、民族地理學的學科體系
　　民族地理學的研究，雖然涉及到一個學科群，但至今尚未有一個公認的學科分類體系。不同學科的學者、不同領域的專家，由于選擇的視角不同，接觸的內容有異，研究的方法、手段不一樣，得出的往往是反映問題某一側面的結論。在我們看來，要確立民族地理學的學科地位、分類體系，必須結合民族地理學的發展歷程、研究內容來進行全面的考察。
　　從發展歷程而言，本世紀20年代，人們使用民族地理學這一術語，只注重從種族學的視角去研究人類群體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與學科意義上的民族地理學有著原則上的區別，50年代末期，前蘇聯民族學界為了確定世界范圍內某一國家和地區的民族構成（民族的自然、社會歷史及人口構成），正式提出了民族地理學這一科學概念，側重于研究特定地區社會歷史發展和經濟發展過程中，各族人口和民族成分以及引起變動的原因，它的全部內容只包括民族繪圖學、民族人口學兩大分支序列。稍后一段時期，學者們在對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的人們共同體——民族及其形成發展和演變過程中，所賴以生存的包括巖石圈、水圈、大氣圈、生物圈組成的無機與有機自然界諸要素有機結合的地理環境進行專門的研究，并在注重分析地理環境所影響的民族活動的地域特征和地域差異之后指出，民族地理學的實質是民族生態問題，和達爾文的生物發展觀念一樣，民族共同體也是“適者生存”。某民族長期生活在某一特定區域，說明該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環境中，尋求到了一種文化地理的生態平衡，所以，民族地理學是屬于文化生態學這門學科范疇之內的。
　　發展到后來，隨著地理學學科體系的不斷完善，以及大量分支學科的產生，大多數地理學家認為，雖然民族地理學有別于地理民族學，但由于它是通過民族來研究地理的特點和過程，所以，在總體上應屬于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序列。如日本地理學界就把民族地理學與宗教地理學、語言地理學一同劃入文化地理學當中。本土學者金其銘、董新編著的《人文地理學導論》一書中，也把民族地理學歸屬為社會文化地理學的體系當中。
　　然而，隨著民族地理學與民族學之間本質聯系的進一步揭示，也有人指出，由于民族地理學的研究離不開特定的人們共同體——民族，而民族是民族學全面考察的對象，所以，民族地理學和民族學在研究的內容上，有一小部分是重疊的，研究資料與方法也是可以相互借鑒與補充的，一些民族學研究的領域也是民族地理學關注的重要課題。從這個意義出發，民族地理學也應是民族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或者屬于廣義民族學的范疇。
　　我們認為，民族地理學與民族學和地理學之間內在的歷史淵源關系和學科內部的緊密聯系，決定了它的兩棲性，即既是地理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又是民族學的一個分支序列。它既要研究民族的形成、分布、演變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又要研究民族地區的自然、歷史、經濟、人口、聚落、文化等的發展變化規律。由于這一特定的研究內容，初步奠定了民族地理學的學科體系中大體應包括右圖分支序列。
　　　　　　　 ┌民族自然地理學
　　　　　　　 │
　　民族地理學 〈　　　　　　　 ┌民族人口地理學
　　　　　　　 │　　　　　　　 │民族歷史地理學
　　　　　　　 └民族人文地理學 〈民族經濟地理學
　　　　　　　　　　　　　　　　│民族聚落地理學
　　　　　　　　　　　　　　　　└民族文化地理學
　　當然，隨著民族地理學研究內容的不斷充實、豐富和某些研究領域的進一步深化、拓展，民族地理學的學科體系也相應的處于不斷完善和發展之中。這要求我們在將來的研究中，既要善于歸納、總結，又要不斷用新的成果去豐富和發展它。
　　　　　　二、民族地理學與相關學科的關系
　　民族地理學交叉性邊緣學科的屬性，特定的研究內容與方法，決定了它不僅與民族學和地理學之間有著很深的學科淵源關系，還與民族人口學、民族生態學、民族經濟學、種族地理學、歷史地理學等學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一）民族地理學與民族人口學
　　如前所述，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前蘇聯民族學家把民族地理學作為一個單獨的學科概念提出之時，其最初的意旨是為了確定世界范圍內某個國家和地區的民族構成，繪制民族人口地圖，研究民族人口狀況及其變動規律。當時的民族地理學和民族人口學處于相互依存之中，彼此之間有著血緣的不可分割的聯系，民族地理學的全部概念也只包括民族學的兩個部門——民族繪圖學和民族人口學。
　　后來，民族人口學逐漸獨立出來，并獲得了充分的發展，在學科體系、內容、對象和任務等方面，都表現出與民族地理學之間較大的區別。民族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內容也日漸形成。但是，判定某一地區的民族構成，研究民族人口空間分布的差異性及其規律性，亦即民族人口再生產、民族人口地圖繪制、民族人口地域類型、人口密度、人口性別、年齡構成、人口自然素質和文化素質等諸多課題和領域，一直都是兩門學科共同關心和研究的課題。綜上所述，民族地理學是孕育民族人口學的母體學科之一，民族人口學的本質規定性又內涵著與地理學的本質聯系。
　　民族地理學與民族人口學之間的科際淵源關系，除反映在學科內容的交叉、重疊方面，還表現在相互間都要利用和參考彼此學科研究成果中的有關數據和材料。如民族地理學側重于根據民族人口的居住空間研究民族的地域構成時，需要借助民族人口地圖、密度圖，民族人口城市化狀況，民族人口區劃以及民族人口的年齡、文化、行業、職業構成的分布情形等民族人口學的相關資料。換言之，民族人口學的獨立發展，在客觀上也為民族地理學積累和準備了豐富的資料。
　　　　（二）民族地理學與民族生態學
　　民族生態學是在民族風土志與人類生態學兩門學科領域的邊緣地帶形成的一門新興學科。它主要運用生態學的觀點和方法，研究各民族與地理環境的關系，其形成是以人所具有的特殊共性即民族特性為條件的。
　　民族地理學在研究民族分布時，不僅要研究民族的行政、族際分布，還要關注民族的生態和地緣分布。而后者是相對于民族分布地區有特征性的邊界和民族的生態環境而言的，具體是指一個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樣態（如丘陵、河谷、山川、草原）以及由此環境樣態所決定的民族地域分布界限。如我國的塞外民族以草原為其分布的自然界限，非洲的閃米特——含米特民族以撒哈拉大沙漠為其地緣特征。另外，民族的地域分布界限、自然環境樣態，同時又制約和決定著民族的變化和狀態，影響民族的自然素質、外貌特征、地理分布和人口密度。我們平時在民族研究中所慣用的山地民族、六山六水民族、河西走廊民族、熱帶雨林民族、熱帶沙漠民族、壩居民族、雪域民族等概念，就是以民族生存環境的主要自然地理特征和自然區界為劃分依據的。
　　由上可知，民族地理學和民族生態學在通過“民族——環境”這對矛盾，去研究民族結構變動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時，對地域的民族性和民族的地域性，地理環境對民族的影響和民族對地理環境的適應，都表現出各自學科獨特的研究視角與傾向，在研究的內容、手段、方法與資料上可以相互補充、利用，互相促進、豐富與發展。
　　　　（三）民族地理學與民族經濟學
　　民族經濟學是研究民族地區經濟的特點、結構及其發展變化規律的科學。它與民族地理學的重要內容——民族經濟地理，有著內在的緊密聯系。
　　眾所周知，人類生產活動與環境關系以及如何協調二者的關系這一屬于民族經濟學中的重要課題，也是民族地理學研究的中心內容。生產活動是人類謀求生存最基本的活動，任何一個民族在其歷史發展過程中，都與周圍環境發生這樣或那樣的關系，都從自然環境中獲取相應的生產生活資料。然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異的生境條件，常會產生樣態各異的生存方式。如中國云南的部分彝、獨龍、傈僳、景頗、佤、布朗、拉祜、基諾、瑤、苗等山地民族，長期以來一直以刀耕火種農業為其主要的謀生手段。此種生計方式，如果對之進行民族地理學的考察就會發現，主要分布在滇南到滇西與越南、老撾、緬甸接壤的邊境環形地帶，地處南亞熱帶和北亞熱帶，受控于印度洋西南季風和太平洋東南季風，干濕兩季分明，四季溫差小，植被生長迅速，這樣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少地多的客觀現實，為靠燒、靠雨、植被生長迅速的刀耕火種農業提供了優越的自然屏障。如果再進一步從地區差異來看，還可根據輪歇方式和民族的定著性把刀耕火種方式分為如下四種類型：固定地域單一輪歇類型、固定地域混合輪歇類型、固定地域游耕混合輪歇類型、隨意游耕類型（注：尹紹亭：《云南的刀耕火種——民族地理學的考察》， 《思想戰線》1990年第2期。）。又如內蒙古東部和黑龍江省境內的鄂溫克、鄂倫春、赫哲等民族，由于居住在大興安嶺和黑龍江、烏蘇里江等野獸資源、魚產資源十分富饒的特殊寒冷地帶，決定了其民族經濟的漁獵、牧業的發展方向和衣、食、住、行等社會生活的樣式。
　　上面，我們以兩個比較大的地理條件相似一系列民族的“生境——經濟”系統為例，探討了民族生境條件對其生存經濟塑造和影響的一般事實。
　　理論的創造在于運用于實踐。民族地理學與民族經濟學之間的內在關系給我們的啟示是，開發邊疆民族經濟，必須根據各民族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地區差異的顯著性、生計方式的多樣性特點，充分利用民族地理學的技術手段、理論方法，全面考察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地區自然地理要素，合理布局民族經濟，規劃各民族的未來發展計劃。如有學者在對云南特殊社區的游耕經濟進行生態學的分析后指出，云南山地民族雖然已經開始變單一的游耕、不定居（半定居）的生產生活方式為農、林、牧、副、漁多種經營并舉、永久定居的新的生產生活方式，但在山地民族未來的規劃和發展中，要逐漸減少游耕面積。同時，“山地經濟發展規則不應單純從保護動、植物資源的動物生態學、植物生態學的觀點出發，還要從生態系統中人的因素出發。云南有復雜的地方地理、植被的文化特點，正確的地方經濟政策應植根于山地民族之中。確定劃分自然保護區不僅應著眼于植被，還須對當地民族的人口發展、糧食與能源需求量等加以預測，方能確定劃分的面積”（注：莊孔韶：《云南山地民族（游耕社區）人類生態學初探》，載《人類學研究》續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這是把民族地理學與民族經濟學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一個實例。
　　總之，民族地理學不僅與民族經濟學有著某一領域的共同研究內容，民族地理學的深入研究還對民族地區的經濟建設與開發，積累大量的資料，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四）民族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
　　歷史地理學系介乎歷史學與地理學之間的邊緣學科，它系統研究人類各個歷史時期各種自然的人文的地理現象的分布、變遷及其發生、發展、演變的規律。而民族地理學的產生和發展也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其重要的學科內容，無論是民族聚落、文化經濟、人口的地理背景，還是民族的產生、發展乃至民族所賴以生存的各種自然與人文環境，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人類歷史時期某一階段的歷史印痕和時代特征，都有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都與民族一樣作為一種社會歷史范疇和區域地理現象而存在，都受制于多種多樣的歷史原因。所以，民族地理學在研究這些重要內容時，不可避免地要借用歷史地理學的理論和方法，通過史料考證，輔以實地考察，去逐一加以揭示。當然，民族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之間最為本質的聯系，還在于都共同關心民族的歷史地理，即關心古今各民族的分布、構成、遷徙、流動、起源、形成、發展、興衰與地理環境的關系。
　　　　（五）民族地理學與種族地理學
　　民族地理學與種族地理學分別為研究民族與種族的形成、地域分布、遷徙及其與地理環境之間的關系的學科。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系通過民族與種族的特殊關系表現出來。
　　種族與民族同為歷史上形成的人們共同體，都是在一定的自然背景和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形成的。只不過是說，種族是以其體質的變化來適應環境，結果通過環境的選擇作用，使其更適應環境的體質特征得以保存。民族則是以一定的自然地理為基礎，人文地理條件為主導，通過以技術為基礎的經濟生產活動，政治、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及相適應的思想意識來順應自然和社會環境，結果通過社會的選擇作用，使更適應環境的民族得以存在和發展。但民族作為種族存在的一種屬性，其形態包括種族特征。同時，一個種族可以分為若干個民族，若干個民族可以混合成一個種族，二者可以互為從屬關系。所以，研究民族地理——民族形態的環境作用及其作用于環境的效果，亦涉及或不免以“種族——環境”這一對矛盾而展開。雖然很難用種族的地理分布、空間變動去套用民族的地域分布及其地區差異，也不可能用“民族——環境”的關系去概覽或類比“種族——環境”的關系，但如能從各自的學科視角對對方學科進行不同層面的探討，亦不失為一種新的研究視野。
　　　　（六）民族地理學與文化地理學
　　文化地理學是研究人類文化的空間組合、人類活動創造的文化起源、傳播方向與環境的關系的學科。它包括以個別文化現象為研究對象的部門文化地理和以區域文化綜合體為研究對象的區域文化地理兩個主要的部門。也就是說，它在自己的研究中，對人類利用或再利用的一切文化現象諸如生產與生活方式、語言文字、民族與民俗、宗教與風俗等方面的地理背景進行研究時，就會形成語言地理、民族地理（民俗地理）、宗教地理等重要的分支領域。故從這個特定的內容出發，民族地理學也就與文化地理學結成了不可分解的學科依存關系。不過，地球表面的一切文化現象與文化資源，常常是各種不同的人們共同體或民族共同體所創造、保留和利用的，也就是說一切文化都是人類活動的創造物。而民族作為人們共同體之一種，其在生產、生活實踐中所創造的帶有本民族特點的各種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的總和，即廣義上的民族文化。所以，民族地理學在對民族或者民族地區的各種文化現象產生、演變、傳播、擴散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進行研究，或者對民族居住環境進行文化評價時，就與文化地理學之間建立了一種相互補充、依存的學科關系。
寧夏社會科學銀川62～66K91中國地理管彥波19981998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　助理研究員　北京　100081 作者：寧夏社會科學銀川62～66K91中國地理管彥波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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