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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主義是當前文學主流？
　　現實主義需不需要重構？
　　怎樣理解小說中的形而上？
　　中國人的優根性誰寫？
　　余華轉回來了？
　　晚生代也是現實主義的？
　　為什么寫工人寫農民寫艱難
　　“新狀態”好比開車肇事
　　現實主義勇者為
　　好小說要有藝術上的貢獻
　　重提現實主義精神
　　時間：１９９６年７月９日上午
　　地點：濟南大眾日報社會議室　
　　７月９日，本報與大眾日報、齊魯晚報等單位邀集津冀鄂魯部分作家座談，就當前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現實主義文學的創作現狀、現實主義重構問題、文學主流、小說的形而上及新生代等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現摘要刊發此次座談會部分作家的發言內容，以饗讀者。
　　肖克凡　這兩年是我寫小說最糊涂的時期，以前受教育讀的文學史，知道了文學是有一定歷史的，是隨著物質的精神流動的演變，許多主義的流派，我們又配以政治經濟學的解釋，如批判現實主義產生于什么時期，在雨果前后現實主義的浪漫主義的替代關系如何如何。后來又在上面加了許多定語，似乎對這個主義越來越清楚了。中國新時期以來的文學創作無疑現實主義占了主導地位，當代作家中被冠以主流派作家的都是以現實主義作家的身份出現在當今文壇。后來出現了文體革命，有了先鋒派。進入９０年代又進入了這么一個局面。新寫實以后，被冠以“新”的東西多起來，我反而對現實主義不理解了。有相當多的人說，中國目前充滿了原始積累時期社會的種種特征，如果我們翻看文學史，看看原始積累時期的文學，現實主義應該有更廣泛的創作前景和空間，所以，現在這個局面我糊涂了。
　　我始終認為寫作是一種精神職業。說到精神與現實主義有關聯，現在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作家，如余華當時沒有人認為他是現實主義作家，而我記得他在一次會議上說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現實主義作家。現在這批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這么有信心地進行創作，有人說他們不是典型現實主義的，也有人說他們是現實主義的創作傾向，我想，這里是不是也有一種精神化的東西？
　　一個作家與普通人最大的區別是他的精神溶解能力。一個作家究竟能走多遠，就看他具備多少精神溶劑。有的作家體驗了六十年生活仍寫不出好東西，就是因為精神溶劑不夠。我越來越意識到小說中的精神的力量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越來越認為小說中充滿了生活現象是必須的前提，但必須有一種精神的陽光穿透這些東西，才能走向文學的境界和品位，我想這也許就是區別于五十年代現實主義的東西。今天與五十年代的社會不一樣了，文學的現實主義也不應當一樣。
　　李廣鼐　在這種文學進入了邊緣化的時期，我想問的是，現在我們的社會還需不需要一種主流文學？我說的主流文學不是那種圖解政治的主流，而是指那種被社會都承認的一種文學，還需要不需要？再就是個人化問題，在表現個人生活問題上，是不是還需要強調一種高度？還有形而上，怎樣理解小說中的形而上？
　　劉醒龍　我最近在多次場合說的一句話是，我們在某種意義上講比他們（指新生代作家）幸運，因為文學對我們無論是從文學上的成長還是政治及人生的影響都是很大的。如《歐陽海之歌》，作為小說現在看，許多地方是幼稚可笑的，但主人公那種英雄主義和無私的精神對我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而現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沒有那么多好的作品對他們的成長產生影響，他們對邊緣化特別感興趣。我認為文學主流從來都是一種現實存在，而這主流就是現實主義文學。我想，也只有三十五歲或四十歲以上的作家才能寫出這樣的作品，因為生活對于我們非常充分了。
　　現在一些小圈子用他的理論尋找一部分作家，在學校里教出一部分讀者來，將他們推崇的作品推薦給他們的學生，又通過他們的學生對他們推薦的作品的贊美來印證他們理論的正確。
　　除了現實主義文學這個主流，還有一個讀者的主流，我認為，如今的讀者中打工者、工人、軍人、教師、教授、干部甚至高級干部是我們今天文學作品讀者中的主流，而不僅僅是那么一部分做理論的“知識人”。我把他們叫作“知識人”而不是知識分子，是指他們雖掌握了一部分知識卻沒進入生活。
　　我參加過一個學術會議，與會者都是些頂尖科技界人士。我們一塊聊天，談到民族精神，說：你看到了海明威的作品就感受到了美國精神，失敗了也是英雄。說到日本精神，我們瞧不起日本人，但日本文學創造了一個阿信，他們的話：“你一看到了阿信，就看到了日本人什么都能忍受得了。”那么中國人是什么呢？外國人一提中國人就是阿Ｑ。阿Ｑ只是表現了中國人的劣根性。有沒有中國文學表現中國人優根性的作品呢？問得我啞口無言。在中國，對國人劣根性的批判沒有人能超得過魯迅，但優根性由誰來寫？
　　關于小說的形而上，我認為沒有一部小說沒有形而上，因為小說就是要寫人，這個人是受到具體的政治、經濟生活影響的一個人，不可能沒有形而上，看我們如何寫，如何研究。有的小說更注意理性，把許多東西直說了出來，這反而不叫形而上。（劉玉堂：是形式上的形而上。）小說的形而上要滲透在小說的每一個字里面，你看也看不出來。
　　宋遂良　現實主義精神我以為還是魯迅的那句話，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我認為如今的作家無論是主流也好非主流也好都是在一種夾縫中生存，在這種環境下，我們大批的作家還是有責任感有良心有良知的，盡量寫了一些與老百姓靠得比較近的作品，如貫通的《天缺一角》表面上寫了一個文化館，實際上用比較隱晦的手法寫了我們生活中的一些缺陷。一些晚生代作品，從王朔開始，他們寫人性的一些東西，寫欲望甚至墮落，包括小男人文學小女人文學，他們不是現實的嗎？它也是現實的，反映茫茫然的生活情緒，把一些東西揭露出來，讓那些假道學的正人君子的唱高調的知道生活不是那個樣子的。這也是從現實主義中來的，是從現實中來的。不過這部分作品的現實主義價值不一樣罷了，你若過分責備這部分作家把文章寫得那么輕松也是不公平的。
　　劉玉堂　現在不知是老了的緣故怎么的，剛粉碎四人幫那一陣，咱老覺得人家古板，現在自己也老了？我認為文學還是要寫一些實的東西，我說文學是一個精神家園，給人一個精神的補充。現在一些作品，民族向上的東西讓你感受不著，那些亂七八糟的主義一是讓人不懂，二是對創作實踐基本沒用，現在的一些理論與創作實踐是基本游離著的，沒有哪一個作家寫小說時故意按著你這個主義來按著那一個主義來。我認為北方作家太沉重，如果北方作家輕松一點南方作家沉重一點就是好作家。我們現在理解的現實主義絕不是五十年代的那一種。現實主義這東西跑不掉，包括先鋒作家先著先著又回來了，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是典型的。所以不管你搞什么小技巧現實主義你逃不出去，這是必由之路。對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我們非常理解，比他們自己還理解。
　　關仁山　我最早是寫武俠和通俗的，也出了幾本書。九○年以后才轉入純文學，選擇了我老家的一塊地掛職當村長，寫了一系列作品。先鋒的東西我搞不了，人家是學院派，一年讀多少書呀？我在縣城去哪兒找書，哪那么多信息？我只熟悉那里的農民、百姓，我就寫這些農民百姓。我和何申、談歌老見面，但從來沒有商量怎么寫，卻都不約而同地寫了這么一批作品，什么原因？我想是因為中國的工農業改革到了關口了，有很多工人開不出工資了，有的農民很苦，我們要寫他們的現狀，為他們說句話，在描述這種艱難時，還要給他們力量，讓他們挺過去，這力量不是我們附加的，也絕不是粉飾。中國是一個大家，工人一個家，農民一個家，老大掙了錢，老二沒有錢，老大老二老三都有矛盾，我們還是希望這個家好，和諧，所以即使我們寫腐敗，如劉醒龍的《挑担茶葉上北京》寫了腐敗，寫腐敗也是善意的。剛才劉醒龍說只有三十五歲的作家才能寫出現實主義的作品，我還不到這個歲數，也許只有到了那個年齡才能寫得好一些。我想的是，我只能照這個路子走下去，只是在這條道上要區別我們的老荷花淀派，我們河北的荷花淀派對我們影響太大了，我們不能重復，區別于他們的主要是有現代意識。
　　談歌　小說是一種俗文化，是給老百姓看的，搞得太莊嚴了容易偏了。你別覺得那里面有多么沉重呀，有那種政治感情呀。因為有搞哲學的有搞政治的，有搞經濟的，也有搞這種娛樂群眾的小說的，社會的一種分工。咱們自己在這里較勁，非要搞得那么沉重，就過。朱文那種寫法也成立，他們寫他們的，我們寫我們的，他們愿意輕松就輕松，咱們愿意沉重就沉重，應寬容一點，象交朋友一樣。關于責任感，也應寬容，有的人愿意寫工人農民，寫別人，有的人不愿意寫別人，就愿意寫自己，寫自己的私生活、自戕，也可以。還有這形而上的事不好說，小說本身就是一種形而上的東西，搞成一種味道不好，搞成一種味道就不用吃飯了，一色的咸誰吃？或者喝白酒就是形而上，喝啤酒的就是形而下，那不好。我看那個“新狀態”像那個肇事，開車撞了人他就跑，不管把人撞成什么樣，不管了，跑！肇事！
　　李貫通　現實主義重構論在一年前提出有一定的預見性，事實證明一年后確實出現了這么一批作品。雷達最近的文章《現實主義沖擊波及其局限》，并不是說以前沒有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了，不是，雷達把他點的一部分作品和以前的作品作了區別，區別我認為在于現實主義精神。所謂沖擊波即對淋漓鮮血的重視。對慘淡人生的重視。相對于晚生代的作品，這部分作品把責任放在大的社會，與那些東西迥然不同，能夠直面現實，才獲得了沖擊波的資格。你說現實主義重構也好，你說沖擊波也好，重構到哪個境界，沖擊到哪個位置呢？我想有三。一，有這個勇氣是第一位的，究竟能不能到位？一步到位是另一個問題。也可能本身就是形而上的東西，說不清。再一個，我那天說醒龍的《分享艱難》比其他的作品品位高，我覺得我們可以不談形而上，不談人文精神，但要講究品位。品位上到哪一步呢？我個人認為在藝術上和形式上要有貢獻。我們寫了許多，但它們給小說本身帶來什么意義呢？一種最常聽到的說法是，小說就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我們寫的東西光是堆砌現象，展示表象，提供大量的信息量呢？還是既有剛才說的這些，又有對小說這種形式本身的新的貢獻，確實讓大家讀起來感到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這就到位了。
　　王光東　新時期文學走過了十幾年的路程，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當代文學發生了許多變化，提出了許多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譬如現實主義問題。現實主義在文學創作過程中，我以為首先是一個“現實精神”問題，“現實精神”所包含的內容是極為廣泛的，它所著重強調的是文學與現實之間的聯系問題。文學離開了現實，離開了對人的生動的內心世界的揭示，離開了對于變動中的人的情感的關注，就會失去其生命力。在小說創作進入九十年代之后，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小說創作中的現實精神是淡化了，因此重提“現實精神”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是必要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對當前文學創作的某種否定，文學創作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是應有文學的“本體”意義和各種形式的探索的，文學只有在不斷的探索中才會富有新的生命活力。
　　　　　　　　　　　　（陳中華根據記錄、錄音整理，未經發言人審閱）＊
　　
　　
　　
作家版濟南⑸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肖克凡/李廣鼐/劉醒龍19961996 作者：作家版濟南⑸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肖克凡/李廣鼐/劉醒龍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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