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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核心能力的內涵是難于精確定義和表達的，它更象托馬斯·庫恩所提出的“范式”(Paradigm)的概念，而且通常是在事后發現和總結的。但是我們不得不認同這樣一種思想，一個公司、一個產業或是一個國家即使沒有整體競爭優勢，它也可以通過幾個關鍵技術或幾個優勢知識領域而獲得成功。探究其原因，往往是這些要素構成了其戰略核心能力的結果。因此我國國防高技術產業要想在當今科技經濟飛速發展的時代獲得競爭優勢，培育我國的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是一條有效的途徑。
    　　1、概念的理論來源：從技術能力到戰略核心能力
    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概念的提出，來自于對技術能力和核心能力理論研究的延伸。技術能力思想的萌芽始于20世紀60年代。對技術能力本質的認識，許多學者注重從知識的角度做研究。阿羅“干中學”思想和羅森伯格的“用中學”思想是該階段的代表性觀點。阿羅(K.Arrow)認為，技術進步可看作是人們不斷從其環境中學習的結果，一個經濟系統的知識量，取決于過去的經驗，而生產技術的提高，則主要是因生產而積累經驗的結果。從技術能力的角度看，阿羅的思想為以后研究國防高技術能力的積累效應提供了理論基礎，使人們意識到科技人員能力的提高應該建立在不斷的學習和積累的基礎上。羅森伯格的“用中學”思想主要表現在對知識的認知上，他認為“用中學”產生兩類知識：體現型知識和非體現型知識。這種所謂的非體現型知識，尤其是存在于組織中的而非個人的知識對專有技術和競爭優勢來說常常是很重要的。這種知識可以反映在代表生產率、成本或質量改進的學習曲線中。現有的知識經濟學理論所認同的關于知識經濟的“效益遞增規律”，正是強調了知識作為特殊的資源，對競爭優勢的獲取和維持具有重要意義，技術創新的實現就是知識運動的結果。
    技術能力理論初步形成的標志是馬丁·弗萊斯曼(Martin Fransman)和肯尼斯·金(Kennedy King)主持的“第三世界技術能力”課題的完成以及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泰國技術能力研究小組向聯合國亞太地區經濟與社會委員會申請立項的關于“基于技術的發展”課題。自馬丁·弗萊斯曼提出第三世界國家技術能力的概念以來，國外一些著名的科技管理學家和研究機構對國家技術能力做了進一步的研究。貝爾(1984)在繼承阿羅和羅森伯格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從系統學習的角度研究技術能力。貝爾認為一個國家自主技術能力是通過組織學習、變革學習、產品性能反饋、培訓學習、工作學習和研究學習形成的，發展中國家應通過不斷提高自主技術能力實現持續競爭力。
    到了80年代后期技術能力的研究已經進入了發展階段，其標志是理論界開始從兩個層面研究技術能力，即宏觀層次的技術能力和微觀層次的技術能力。對企業技術能力研究的日益重視產生于實業界開始認識到企業最關鍵的資源與財富是他所擁有的能力。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爾稱這種財富是企業的核心競爭能力，從戰略管理角度分析技術優勢的獲得、技術自主持續發展的本質是重視技術能力的儲備和擁有有效的使用和支配技術知識的能力。而阻礙技術能力提高的關鍵原因，在于缺乏核心技術能力以及由此所構筑的戰略核心能力。
    自90年代初以來，核心能力研究開始受到許多學者和政策機構的重視。核心能力的基本思想在90年代之前就開始產生了。有的研究者提出了專有能力、具有特性的知識、組織能力、資源配置、無形資產等概念。自核心能力概念提出之后，出現了基于技術和技術創新觀的核心能力、基于知識觀的核心能力、基于資源觀的核心能力、基于組織和系統的企業核心能力和基于文化觀的企業核心能力等學派。不同研究者從不同的觀點研究核心能力，并提出了各自的論據，這說明核心能力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新概念、新思想。并且這些不同流派的觀點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相互滲透、互相印證的。現有的研究從不同的側面對核心能力進行了闡述，反映在人們對核心能力的本質和載體的認知上，總結它們的觀點會得出核心能力的表現形式有知識、能力、專長、信息、資源、價值觀等，這些不同形式的核心能力，存在于人、組織、環境、資產／設備等不同的載體中，它們為人們了解核心能力提供了一個有益的視角。
    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爾(1990)第一次明確指出：核心能力是組織中的積累性知識，特別是關于如何協調不同的生產技能及整合多種技術的集合知識。從這一觀點出發，核心能力理論強調知識和技術的重要性，這種知識和技術的很大一部分是以不規則或內部規定的特殊形式存在，從而使核心能力隱形化或內部化，這是其他競爭對手無法仿制和模仿，必須經過長期的培育和積累才能夠形成。總的來說，綜合國內外許多學者對核心能力的不同見解，我們可以把核心能力理解為一個系統，將其界定為是一個以知識、創新為基本內核的某種關鍵資源或關鍵能力的集合，是能夠使企業、行業和國家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和實現潛在競爭優勢的動態平衡系統。
    事實上，即使從中觀的角度來看，即一個行業或一個產業也具有上述意義的整體技術能力以及核心能力，國防工業也是如此。但要賦予這種能力具有戰略意義，即戰略核心能力，則這個行業在結構和功能上必須進行特別的安排。
    　　2、概念的現實來源：從副產品模式到兩用技術模式
    國防產業是一個與國家安全和國家綜合國力密切相關的戰略性產業。冷戰的結束，使得世界各國為適應國際形勢的變化，相應地調整了國家安全戰略和軍事戰略。同時，技術進步和經濟的全球化趨勢正在改變人們對“國家安全”的定義。從過去單一對“國防安全”的重視正在增加對“經濟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關切，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對巨額國防經費的使用效率提出了質疑。我國國防產業目前仍處于體制轉換的過程中，傳統的國防高技術系統的封閉運行狀態，阻礙了國防高技術在社會大系統中的轉移、擴散及滲透，而軍民分離的制度安排也使得國防高技術資源由于不能得到有效的激活而成為了“沉沒”成本，造成了資源配置的非效益性。但是美國國防產業改革的實踐證明，充分合理地利用國防高技術公共物品的“外溢效應”，對促進國家的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和提升國際競爭力具有深遠影響。
    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在國防政策上把主要精力放在國防科研和軍用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上，只是對過時的軍用技術以副產品的方式應用于民用工業領域。美國原有的這種副產品模式曾經被當作發展民用工業的成功經驗予以總結。但是，由于軍轉民副產品模式重視創造全新市場的革命性發展，而不是商業競爭所依賴的逐步改進和快速反應方法。并且副產品模式的存在條件是戰后美國與前蘇聯軍備競賽的格局所導致的，它所能得到的政治利益已被冷戰后的四種因素抵消了。
    第一，美國工業內部軍用與民用這兩部分的分離限制了發展機會并使副產品的成本上升；
    第二，對軍事發明轉用于商業所需的投資進行適當的結算后，可以證明副產品是來自政府技術工作的免費福利這種概念是虛假的；
    第三，由于政府拒絕根據商業重要性和為技術投資制定目標，所以副產品政策就只能限于處理與政府機構的任務需求有關的技術；
    最后，副產品投資產生商業技術的效率比其他類型的聯邦投資低。
    正是美國原有的副產品戰略存在諸多問題。冷戰結束后，美國政府全面調整了國家安全戰略，將發展經濟確定為新的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內容，并強調要充分發揮整體的科學技術實力對經濟發展的促進和帶動作用。在新的戰略思想的指導下，一方面大幅削減國防預算，使得美國的國防部門對全球技術基礎的貢獻日趨減少；另一方面在繼續保持國防高技術的優勢與軍事強國地位的同時，積極推進對多年形成的龐大的軍用科研生產能力的合理利用。
    事實上，美國國防高技術產業戰略思想的轉變主要來自應付世界競爭壓力的需要，而非軍方的要求和規則。后冷戰時期美國政府的任務是加強國家的科學和技術事業，提高它對市場和技術機會的響應能力，尋找商業驅動的基層機構去滿足經濟和國家安全的需要。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軍民結合的新型工業基礎，美國國防改革的實踐證明發展軍民兩用技術是其最為有效的途徑之一。雖然在很多技術中都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兩用潛力，但是技術所固有的多用途性質與技術是由目標非常不同的機構資助的實際情況之間存在著脫節。從國防方面來說，副產品和技術轉移在應用于商業時完全不是免費的。軍事需要使得優先考慮的技術方向遭到扭曲，使技術趨向復雜化和高性能目標，而只有很有限的商業應用。必須找到一項新的政策，它必須符合美國式利益集團政治的現實。
    1993年3月，美國政府首先提出了國防轉軌戰略，要點有三：一是支持政府所屬研究機構和工業界（包括軍工企業）合作，大力發展軍民兩用技術；二是推動軍用技術商業化，促進經濟發展，保護國防工業基礎；三是在武器系統中大量使用民品，以降低采購費用。為此，美國國防部于1995年還發表了《兩用技術，旨在獲取經濟可承受的前沿技術的國防戰略》的報告，認為加強軍民兩用技術的研究和開發，是建設經濟可承受的國防科技工業的關鍵，廣泛依靠商業界開發軍民兩用技術、工藝和產品，是美國國防科技發展戰略的重點。
    　　3、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的功能體現
    在國防高技術系統中，國防關鍵技術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戰略性資源，他們對保持武器裝備的質量優勢、推動經濟發展、保障國家安全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由于各國對國防關鍵技術本身的過分關注，反而對國防關鍵技術資源的有效利用產生了非效益的結果。技術能力理論認為，技術能力是知識資源的一種表現形式。國防關鍵技術只有表現為知識資源的集合，內化為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才能更有效地發揮其功能。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在國防高技術系統中的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我國國防高技術產業要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獲得競爭優勢并且提升潛在競爭威懾力，必須有較強的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做支撐。如果一個國家跟蹤科技革命的代價極其高昂，超出了它的體制和物質條件所能承受的限度，結果只能是在可以使用的軍事力量方面更加落后。因此目前我國國防高技術產業只能采取“有所為，有所不為，集中力量，重點攻關”的方針，從國情軍情實際出發，立足于國防關鍵技術，力爭在建立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方面有較大的突破。
    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的載體是國防高技術產業，而不是產業內的某個業務部門或某個領域；國防高技術產業的核心能力是從產業過去的成長歷程中積累而產生的，而不是通過市場交易獲得的；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關鍵在于“協調”和“有機結合”而形成的整體的能力，而不是某種可分散的技術和技能的簡單疊加；它存在的基本形態是結構性的、隱性的，而非要素性的。更為重要的是產生國防關鍵技術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和知識體系，以及技術之間的整合能力也是組成國防戰略核心能力的重要資源。在國防高技術產業中存在著獨特的不可模仿性資源，這種產業內部的資源是一種很難學習的隱知識。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就是這種隱知識的集合。
    第二，世界范圍內掀起的國防工業轉軌問題實質上就是國防高技術資源在社會大系統中實現優化配置的問題。應用戰略管理理論將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商業競爭力和軍事威懾力的來源整合為一個共同的國家技術基礎，從而更好地實現國防高技術資源的合理分配，無疑是解決國防高技術資源有效利用的途徑之一。
    我國因缺少對國防高技術潛力和技術存量的有效激活，使得國防高技術系統相當一部分的技術要素的潛力沒有發揮，從而導致了國防高技術資源的沉沒。這種技術能力的相對過剩從深層次表現為國防技術創新能力和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的不協調。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不能充分激活的現實，表明國防高技術產業有絕對的能力基礎優勢，但由于沒有活化為現實競爭能力，相對而言就出現了高技術能力資源的沉沒。我們知道技術能力的實質是知識資源，因此通過國家技術基礎將國防高技術能力資源的沉沒轉變為知識資源的累積、轉移和滲透，從某種意義上講，不是需要而是必須。
    本文根據國防高技術系統的功能與特點提出了以下模型，這個模型是一個動態的比較優勢模型，是立足于國防高技術資源和我國現有的軍費狀況，逐漸提升未來具有核心競爭能力和潛在發展優勢的國防關鍵技術的戰略核心能力增長的動態模型。如圖所示，國防高技術系統和民用高技術系統都應用作為知識系統來看待，而且這兩個系統在高技術領域有很大的交集。如何啟動這個交集，要靠國家技術基礎的作用。只有國家技術基礎從知識系統的角度來發現和激活這個交集，國防高技術才真正形成了自己的戰略核心能力。
    附圖{C7P225.jpg}
    第三，研究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為解決軍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均衡的問題提出了嶄新的思路。長期以來，追求軍事效益最大化的現象使我國的國防經濟處于封閉、壟斷的體制中，導致了國防經濟的不經濟和市場競爭機制的失靈。當軍事效益最大化的國防戰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轉變時，由于國防產業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部門的特征，使它區別于其他商業部門，無法把追求經濟效益最大化作為它的發展戰略。
    許多學者利用外部性和政府管制之間的關系來解釋軍事費用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問題。研究的結果表明，雖然衡量國防費用的效益會伴隨很多困難，然而這種正的外部性確實存在，而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是國防高技術。美國國防工業產值只占GDP的3%-4%，但它養活了全美大約25%的工程，支持了制造業的大約20%和大學計算機科學研究工作的50%。美國在過去近十年的經濟持續增長中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其國防科技對相關產業部門的“溢出效應”。我國國防預算在GNP中的比重平均不到1.5%，為了維護地區安全目標，我國必須在綜合國力上升的同時，適度增加軍費開支。要集中力量把武器裝備搞上去，提高武器裝備的現代化水平，解決最核心的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問題，是解決軍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均衡可持續發自然辯證法研究京61～64C7高新技術產業化于巖巖20052005當今各國國防科研發展戰略都選擇某些關系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發展全局性的關鍵技術領域優先發展，集中力量，全力突破，繼而帶動國防科技乃至國家整體科技水平的提高。本文在研究技術能力和核心能力理論的前提下，通過對美國國防改革中國防關鍵技術“溢出效應”本質和途徑的研究，提出了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的概念，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利用國家技術基礎，在社會大系統中合理配置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資源，進而實現我國國防工業軍事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均衡發展的構想。技術能力/戰略核心能力/國防關鍵技術/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網絡技術在現代社會中的政治效應分析”(01FZZ002)階段性成果之一。滴石殷劍Political Consultation in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WANG Zhi/DING Jun-ping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Hubei,China
   WANG Zhi(1972-),male,Doctoral candidate,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DING Jun-ping(1955-),female,Doctor & Professor,Doctoral supervisor,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majoring in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于巖巖，哈爾濱工業大學管理學院技術經濟及管理專業博士研究生（黑龍江　哈爾濱　150001) 作者：自然辯證法研究京61～64C7高新技術產業化于巖巖20052005當今各國國防科研發展戰略都選擇某些關系國防科技和武器裝備發展全局性的關鍵技術領域優先發展，集中力量，全力突破，繼而帶動國防科技乃至國家整體科技水平的提高。本文在研究技術能力和核心能力理論的前提下，通過對美國國防改革中國防關鍵技術“溢出效應”本質和途徑的研究，提出了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的概念，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利用國家技術基礎，在社會大系統中合理配置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資源，進而實現我國國防工業軍事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均衡發展的構想。技術能力/戰略核心能力/國防關鍵技術/國防高技術戰略核心能力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網絡技術在現代社會中的政治效應分析”(01FZZ002)階段性成果之一。滴石

網載 2013-09-10 21: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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