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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灣當代小說創作的潮流中，六十年代興起的所謂現代主義小說流派給傳統的民族小說以巨大的震動。它改變了當代臺灣小說慣有的創作模式，在表現對象表現形式上均予讀者以別樣的感覺和新鮮的感受。作為這個現代小說流派的旗手——白先勇，他不僅被譽為臺灣現代小說的盟主，其小說則更體現著這個流派的藝術追求和藝術成就。筆者在潛心研讀其作品后，不僅更加清楚在臺灣當代現代主義小說創作中白先勇舉足輕重的位置，而且對被人們忽視了的而在其創作中卻強烈呈現著的西方存在主義文學的特質極為注目。
　　在白先勇的小說中更多地是闡釋世界或存在的荒謬性，人生追求的無奈情感。《寂寞的十七歲》寫一個男學生普普通通但卻煉獄般折磨人的生活：“我”整日無心向學，也不知該做些什么，父母的責罵，同學的捉弄，異性的追求，同性的糾纏，讓人難以接受甚至于讓人惡心，生活已使“我”厭煩到了不想活的程度。白先勇從人物心理及精神角度極寫人物對世界或存在的荒謬感受。
　　如果說《寂寞的十七歲》是白先勇較早體現存在主義觀念代表性小說的話，那么其在美國和回臺灣后創作的一些作品，則更自覺地呈現了與存在主義哲學的共識。最為突出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芝加哥之死》和《謫仙記》。這兩部作品，形象而完整地闡釋了存在主義哲學流派創始人海德格爾的“死亡本體論”以及著名的存在主義者加繆的“荒謬哲學”。《芝加哥之死》寫留美博士吳漢魂，在剛拿到學位便自覺感到人生的盡頭已佇立于眼前，六年精疲力竭的學習，使他身心交瘁；異國他鄉，使他極度寂寞。那種來自于自身的威脅的情緒，終于使他走向死亡，自沉于芝加哥密歇根湖。“這是一種擺脫了‘人們’的迷惘、實際的、確信自己而又畏著的自由。”與吳漢魂有著同樣選擇的《謫仙記》里的李彤，雖然她的生活看起來富裕、浪漫、冒險極富魅力，但在其興奮的飽含著蓬勃生命力背后，總是潛藏著巨大的危機。譬如大酒店里的狂飲狂舞，賽馬場上的偏拗押馬，好友家紗廊里的倦睡，敞蓬快車上招呼的雙手以及意大利斜塔前倔強孤傲的笑容，漸次為我們展露了李彤極度的精神苦痛和幾經失敗終而空虛的心靈，她也抗拒不了冥冥之中的神秘呼喚，在暮鼓晨鐘之畏中，自沉于威尼斯游河之中，束斷了自己與社會的所有鎖鏈，走向了“存在”的終極，從而揭示了死是在人生旅途中終被揭示出來的巨大可能。吳漢魂和李彤以驚人的相似之死形象地論述了海德格爾的死亡本體學說，他們還以對相同的生活環境的體驗，響應著加繆關于世界的荒謬哲學。
　　在白先勇的意識中，佛教“一切皆空”的思想和道家“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的思想有著一定的位置。在他看來，人生終歸是一場悲劇。他的大量小說感情的傾向，也表現著世界存在荒謬的一面。作為臺灣六十年代“現代小說”的旗手，他不僅在小說形式上勇于接受異族的現代小說形式，更在小說的精神氣質上努力表現著現代哲人的世界觀。除了《寂寞的十七歲》、《芝加哥之死》、《謫仙記》這樣比較清晰深刻體現著存在主義哲學思想的作品外，還有大量小說從不同側面同樣體現著這一主旨。
　　白先勇小說在表現形式上深得意識流手法及存在主義文學藝術技巧的熏陶，某些作品，還深刻染上了借鑒之痕跡，所以其作品頗有幾分存在主義文學的味道。存在主義文學在藝術上力求打破傳統手法，包括以往現代派的手法。他不追求小說的情節性，而著重人物心理精神情感狀態的表現，以實現傳達出存在主義哲學的某個命題。短篇小說《寂寞的十七歲》從藝術構思、人物描繪上深受薩特中篇小說《一個廠主的早年生活》的影響。呂西安幼兒時的俊美、少年成長時的煩惱曲折過程，《寂寞的十七歲》中的“我”都有過，經歷過。尤其是“我”在學校對班長好友的眷戀以及臺北新生園里對同性戀者的不安厭惡的心理，和呂西安對同學貝利亞克的友愛，對同性戀者熱貝爾的忐忑厭煩的情狀十分相似，它們都在表現某個階段中處于成長期的少年在心理精神情感上所遇到的障礙以及最終的逾越。所以，白先勇《寂寞的十七歲》表現的一個學生于社會環境中的種種恐懼、困惑、甚至于絕望的狀態，其情節的簡單而精神狀態的復雜，正是存在主義小說所追求的藝術形式。不獨有偶。《芝加哥之死》則更受于加繆的小說《局外人》的影響與啟發。從兩篇小說的情節構成看，均有母親病逝而主人公不悲情冷漠視之的情節；均有共同的呆板、空虛、沉悶、讓人惡心的環境；均有與女友、妓女的廝混等等。從人物形象看，莫爾索和吳漢魂都是“意識到一切都是荒謬的人”，是在同樣混濁的社會面前別格成了不能克服自己孤獨感和無力自控的“局外人”。是在巨大的危機、壓抑下形成的存在主義的“人”的形象。盡管吳漢魂不如莫爾索塑造得那么豐滿，但在表現其與客觀世界不相容的矛盾關系上，他的生死觀念上，白先勇與加繆達到了共識。存在主義文學另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運用寓意或隱喻的筆法，表達觀念。這一特征在白先勇小說中有著不凡的表現。《謫仙記》中，作者對李彤左鬢發上的飾物——一枚碎鉆鑲成的大蜘蛛有過三次刻意的描繪：第一次是在耳際處，蜘蛛的四對足緊蟠在發上，身子卻高高的飛翔；第二次蜘蛛“爬到了肩膀的發尾上”，象吊在蛛絲上甩蕩著；第三次蜘蛛“十分生猛地伏在她的腮上”。很顯然，作者對蜘蛛三次描寫是寓意或隱喻的筆致。這里，蜘蛛象征著一種恐怖、抑制乃至絕望的力量，它與李彤美麗、奔放的個性剛好相對，它使人感到孤獨，感到被一種抑已的力量包圍著擠壓著，從而意味著人與虛無的對視。加繆《局外人》中比較明顯的以對太陽的客觀描寫和主觀感覺而表達作者存在主義觀念的筆致，在白先勇的《火島之行》、《游園驚夢》等小說中均有相似的出現。《火島之行》中反復描寫日光：“正是下午兩點鐘，太陽最毒辣的當兒。白色的沙灘全著了火一般，卷起一片刺目的亮光”；“太陽象一爐熊熊的烈火”；“太陽紅得象個火球，好象要掉到他的頭上來了似的”。《游園驚夢》中的“太陽照在馬背上，蒸出一縷縷的白煙來”；“太陽，我叫道。太陽照得人的眼睛都睜不開了”；“太陽，我叫著，太陽直射到人的眼睛上來了。”這些具有象征，比喻意義的詞句與《局外人》中的“太陽在天上越來越高，曬得我兩腳發燙”；“開始感到太陽的壓力，炎熱在迅速增長”詞句多么一致，作者都用思辯的方法從他內心感受來反映這個矛盾重重荒謬種種的世界。依照通常的經驗，太陽帶給人類的是光明、愉快和幸福。但是當作者用存在主義眼光來觀察，所得感受迥然相反。美好的大自然是荒謬的、不可理解的，它使人痛苦、孤立和煩燥。
　　
　　
　　
作家報濟南00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淑賢19951995 作者：作家報濟南003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淑賢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4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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