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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是我國的一個小省，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它卻是一個社會意識的實驗場，擁有極其豐富的社會意識斗爭的歷史經驗。僅以當代文學意識的呈現來看，就比大陸要豐富得多。初期有中國文學與皇民化文學殘余的斗爭，接著有中國文學與西化文學的斗爭，繼則有中國文學與“臺獨”文學的斗爭。這些都是關乎中國臺灣文學前途和命運的斗爭。其中，從50年代持續到70年代的臺灣新詩論爭，則是中國文學與全盤西化文學斗爭的一個重要戰役。這一戰役參與的雙方，從人員的身份來說，都是中國人，但就其思潮和理論的主導面來看，卻具有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斗爭性質。
　　　　　　一
　　1949年國民黨政權的殘余勢力，從大陸逃亡到臺灣之后，其對意識形態尤其是對文藝方面的鉗制，甚至比它在大陸時期還要嚴厲和殘酷。不僅宣布革命作品為非法，而且宣布所有留在大陸作家的作品均為禁物。不準任何一支具有紅色翅翼的小鳥和蝴蝶入境，臺灣民眾中因一本紅皮書坐牢、殺頭的已不再是鮮聞。他們一方面滴水不漏地阻斷了祖國大陸文學與臺灣文學的血脈，斬斷了臺灣文學在祖國大陸的根，另一方面也死死地把臺灣文學和臺灣文藝青年的思想，禁錮在反共八股的文學囚籠之中。為了打破這種禁錮，為思想尋找一個窗口，為文學尋找一點活水，一批具有民主意識的臺灣文學青年，便把渴求的目光朝向了西方。于是存在主義哲學和現代派文學便成了他們敬慕和吞食的對象。從50年代初期起，西方現代派的詩，便首先涌進了臺灣。1953年至1956年之間，臺灣現代派的三大詩社，即：現代、藍星和創世紀，便紛紛地舉起了旗幟。現代派的詩成了臺灣詩壇時興的鮮貨。這種情況表明，現代派的詩在打破禁錮，傳輸文學的民主氣息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但是所有事物都具有兩面性。西方現代派新詩引入臺灣，雖然對打破反共八股控制臺灣文壇的局面起了一定積極作用，對臺灣詩歌整體藝術水平的提高功不可沒，但其消極面卻大大超過了積極面。眾所周知，文學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其性質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并和經濟基礎相適應。現代派是西方資本主義上升時期的產物，它是產生在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之上，成為適應資本主義社會需要的文學。而50年代，臺灣社會還處于極其分散和落后的小農經濟狀態。社會上存在著極其殘酷、野蠻的壓迫和剝削，廣大民眾衣不蔽體，食不果腹，人民急需的是斗爭和反抗、揭露和批判的現實主義文學，不是現代派那種無病呻吟的文學迷宮。因而50年代臺灣的現代派詩是在不適宜的氣候、土壤和水分條件下，移植過來的不適宜的文學之苗。所以它一出現，便與臺灣當時的主客觀環境格格不入。一場論戰便不可避免地暴發了。
　　一般的戰爭，只有交戰雙方，不是戰友便是敵人。但是臺灣的新詩論爭，卻是一場奇特的戰爭。論爭的初期，大體上處于一種非正規戰的實驗戰爭階段。
　　1、保守右翼勢力與現代派的論爭。自50年代現代派登陸臺灣之后，最初向現代派發難的，是代表保守右翼勢力的蘇雪林教授。蘇雪林自五四時期起就站在新文學的對立面，頑固地反對新文學，反對魯迅。到臺灣之后，還出版《我論魯迅》等反對魯迅的著作。她于1959年7月在《自由青年》七月號發表了《新詩的創始者李金發》一文，借李金發之尸，攻現代派之魂。說現代派從大陸渡海赴臺之后，傳了無數徒子徒孫，仍然大行其道。“隨筆亂寫，拖沓雜亂，無法念得上口。”她攻擊現代派的目的，僅僅是因為現代派打亂了舊文壇的秩序，改變了原有的詩歌成規。第一個站出來批駁蘇雪林的并不是西化派的干將，而是反對新詩全盤西化的老詩人覃子豪。他在《自由青年》1959年第4期發表《論象征派與中國新詩——兼致蘇雪林》。在指出蘇雪林的偏激、保守，“是不前進的批評家”的同時，也指出當時臺灣現代派的弊端：“由于盲目擬摹西洋的現代詩，其結果以暖昧為含蓄，以生澀為新鮮，以暗晦為深刻，成為偽詩。”蘇、覃的論爭進行了兩個回合，這種從歷史角度引發的論爭便讓位了。這一階段論爭雖然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本質，但它卻是臺灣20年新詩論爭的揭幕典禮。
　　2、雜文家邱言曦和寒爵與現代派的論爭。在蘇、覃論爭稍后的日子里，雜文家邱言曦在1959年11月20日至23日的《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了《新詩閑話》的文章，從中國傳統的古詩出發，對現代派詩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其鋒芒主要指向現代派詩語言的詰屈聱牙、晦澀難懂，將本來明白的話語變成夢囈。如果說邱言曦的文章還未能刺入現代派的要害，只觸及了詩的形式。那么，寒爵的《四談現代詩》便前進一步了。寒爵認為，臺灣的現代派詩人們，不應當把法國象征派的那種充滿了頹廢、幻滅、消極、厭世、絕望，向酒精中求麻醉，向女人身上找沉迷的思想移植到臺灣來。這是“一種背逆時代的走向，是一種不應有的逃避”。邱言曦、寒爵的文章一發表，臺灣詩壇頓時失去了平靜。現代派方面余光中、洛夫、鐘鼎文、羊令野等紛紛發表文章進行反擊。卷入這一論爭的刊物有：《現代詩》、《創世紀》、《文學雜志》、《筆匯》、《現代文學》、《劇場》、《文星》等。當時最有名的是余光中的兩篇文章：《文化沙漠中多刺的仙人掌》和《摸象與畫虎》。論爭的這一回合，雖然幾乎涉及到了詩的方方面面，但最要害的問題還是新詩的民族化和大眾化的問題。以余光中的兩篇文章為例，其一，他認為臺灣的現代派并不是法國的象征派和早年李金發的?離了現實，脫離了大眾，脫離了人生，既不可能有詩，也不可能有詩人，又從何處來的默契和期待？如果詩人們都去追求“高山流水”和“名山期待”，世界不是要真的變成文化沙漠了嗎？所謂超越傳統，打破機械，豈不成了空話？此外，打破成規，超越傳統是現代派，流水知音，名山期待是古典名士派，既想在意識上超越，又想在風度上守舊，豈不自相矛盾？可見現代派的許多理論是站不住腳的，不過有時氣勢奪人也是可怕的。當時傳統派中雖然有桓來、風人和梁容若諸將參戰，但比起現代派洶涌而來的潮水，仍然處于劣勢，現代派握著論爭的主動權。
　　3、讀者參戰。現代派像只多面獸一樣闖入臺灣詩壇，不僅引起了詩界、理論界的反感，也引起了廣大讀者的不滿。有位自稱為“門外漢”的讀者，于1959年11月在《自由青年》22卷6期發表來信說：“我要代表廣大的讀者群向詩人們呼吁：詩人們啊，請從你們那象牙之塔尖上走下來吧！走出來，走到群眾之間來，用你們敏銳的才思，生花的妙筆，寫一些為我們所理解，所欣賞的好詩。愉悅我們，啟發我們，使我們感動、使我們興奮、使我們哭和笑吧！讓我們在歡樂的時候，縱情地歌唱它；寂寞的時候，用它來排遣愁思；頹喪痛苦的時候，更從它獲得莫大的安慰與勇氣，讓它像甘泉一樣，來滋潤我們的心田，讓它成為我們不可缺少的一份精神食糧吧！你也許以為這會降低了你的身份，貶損了新詩的藝術價值么，可是，你們現在的作品，盡管藝術價值是多么的高，其奈讀者們看不懂何？讀者們是沒有那么多閑情去鉆你們的迷魂陣的。詩人們，請把鑰匙交給讀者吧，不要再在文學上故弄那一套暖昧，朦朧的玄虛了！我們不需要那些只有專門讀者和門人子弟才能懂的詩。我們要平易動人，老嫗都能解的詩；我們不一定要明白語言宣告的詩，但要能懂易懂的詩。請為我們寫吧！”讀者的來信可能沒有文人學士的理論文章有理論性和戰斗性，也沒有那種伏
　　論爭初期，雖然已經形成了規模性戰場，但那也只是初試鋒芒。不但雙方還有許多大將尚未出戰，而且許多重大問題的提出和討論，也還僅僅是露出冰山的一角。就論爭的局勢看，雖然現代派處于被進攻和批判的地位，但是他們人多勢眾，并且占著輿論媒體的優勢。他們的反駁，對發難者形成一種強大的壓力。加之發難的參與者多系作家而不是理論家、批評家，理論上顯得相當貧乏無力，那種情感式和印象式的批評，不但難以擊中要害，置對方于死地，而且他們異矛異盾，既無法集中使用火力，又難以持久和深入。所以初期的論爭，僅僅是暴風雨來臨前的一股陣風；大戰來臨前的一次遭遇戰。
　　　　　　二
　　臺灣的新詩論爭，是多種社會矛盾，包括意識形態的矛盾、內外文學思潮的矛盾和詩歌主張的矛盾互相醞釀、撞擊的結果。因而它展現出的面貌也就相當復雜和詭異。這首先表現在它的非單一性上。它沒有單一的敵我界限，沒有單一的交戰戰場，沒有單一的是非標準，也沒有單一的理論主張。然而在另外一些問題上，它的表現又是多面的和復式的。比如表面上是文藝主張之爭，實際上是民族的精神和情感之爭；乍看是民間的詩歌流派之爭，實則是兩種政治勢力的較量；粗看是兩條陣線，細瞧卻有多個營壘；從這個角度看是“內戰”，從那個角度看卻是“外戰”。這次論爭中，現代派內部發生的兩次較大、較有影響的論爭，是現代派主將覃子豪與紀弦，余光中與洛夫之間的互相論爭，這種論爭就頗具神密和詭異色彩。現分別敘述。
　　先說臺灣現代派詩的兩大首領之間的論爭，即“現代詩社”社長紀弦和“藍星詩社”社長覃子豪之間發生的論爭。臺灣現代派發難之初，雖然號稱為三大詩社，但是他們之間的觀念和主張是有所區別的。以紀弦為代表的“現代詩社”和以洛夫、痖弦、張默為代表的“創世紀詩社”，屬于比較激進的現代派，它們一前一后代表著臺灣新詩西化的主張，也是反對新詩西化中受到沖擊最激烈的詩社。而“藍星詩社”是被稱為現代派中比較溫和的一派。雖然該詩社中個別詩人，比如余光中，也曾經受到反對西化戰火的波及。但就整體而言，“藍星詩社”位于反西化火網的邊際。不僅如此，“藍星詩社”的頭號人物覃子豪，還是反對臺灣新詩西化戰線上的主將之一。1956年元月，以紀弦為首的“現代詩社”在臺北成立，《現代詩》詩刊從此變為該詩社的社刊。《現代詩》詩刊第十三期，即改為社刊的首期，刊登了紀弦為現代派創作的《六大信條》：
　　1、我們是有所揚棄并發揚光大地包含了自波特萊爾以降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2、我們認為新詩乃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這是一個總的看法，一個基本的出發點，無論是理論的建立或創作的實踐。3、詩的新大陸之探險，詩的處女地之開拓，新的內容之表現，新的形式之創造，新的工具之發現，新的手法之發明。4、知性之強調。5、追求詩的純粹性。6、愛國、反共、擁護自由與民主。
　　紀弦這六大信條一公布，迅即成為眾矢之的。首先向紀弦開炮的，是“藍星詩社”的覃子豪，他在1957年8月的《藍星詩選叢刊》第一輯“獅子星座”上發表題為《新詩向何處去？》的文章，對紀弦的《六大信條》，進行了深入的批評，明確地指出其“六大信條”的方向錯誤，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中國新詩的“六條正確原則”：
　　1、詩的再認識：詩并非純技巧的表現，藝術的表現實在離不開人生；完美的藝術對人生自有其撫慰與啟示、鼓舞與指導的功能。2、創作態度應重新考慮：一些現代詩的難懂不是屬于哲學的或玄學的深奧特質，而是屬于外觀的，即模糊與混亂，暗晦與暖昧。詩應該顧及讀者，否則便沒有價值。3、重視實質及表現的完美：所謂詩的實質也就是它的內容，是詩人從生活經驗中對人生的體驗和發現，沒有實質詩無生命，如何表現這實質，詩人應該嚴肅的苦心經營，有中肯的刻劃。4、尋求詩的思想根源：強調由對人生的理解和現實生活的體認中產生新思想。詩要有哲學思想為背景，以追求真理為目標。故詩的主題比玩弄技巧重要。5、從準確中求新的表現，樹立標準，有了標準才有準確。6、風格是自我創造的完成：自我創造是民族的氣質、性格、精神等等在作品中無形的表露，新詩要先有屬于自己的精神，不能盲目移植西方的東西。
　　覃子豪針對紀弦的民族虛無主義，提出了新詩必須有民族的氣質、性格和精神；針對現代派詩的無病呻吟，提出了詩應注意實質，詩人應從生活經驗和人生體驗中發現實質；針對現代派詩的飄浮、缺乏思想和主題而提出，詩要有新思想，要以哲學為背景，以追求真理為目標，反對玩弄技巧。覃子豪更明確提出，反對盲目移植西方的東西。覃子豪的這些主張，不僅對臺灣現代派是治病良藥，救命仙丹，而且對臺灣整個新詩，也是至理名言。可以說，這些主張是對中國五四以來新詩寶貴經驗的科學概括，因而它一面世，便得到了人們的支持和響應。
　　紀弦的“六大信條”受到猛烈攻擊之后，他又發表《新現代主義全貌》文章進行辯解。這種辯解是以表面強硬，實際退卻的方式進行的。紀弦在該文中稱自己為“新現代主義”，是一種“革新了的現代主義”。這種現代主義是“國際現代主義之一環，同時是中國民族化的一部分”。從“六大信條”中的“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到《新現代主義全貌》中的“中國民族化的一部分”并不是紀弦理論主張的改變，而是窮于應付中馬腳的暴露；是失敗者慌亂中表現出的自相矛盾。不過紀弦的失敗，并不是他個人的無能，而是對現代派理論的誤認。后來，當紀弦真正認識了現代派的弊端之后，便發表聲明解散了現代詩社，并在1964年2月《現代詩》詩刊終刊的《編者話》里，公布了現代派詩的三種病癥：一、缺乏實質內容的虛無主義的傾向；二、毫無個性的差不多主義傾向；三、漠視社會性貴族化脫離現實傾向。
　　紀弦不愧為臺灣50年代的詩壇領袖；不愧為有氣魄、有担當的大詩人。當他認識了現代派真實面孔和靈魂之后，便毅然地對它作出判決，并與之決裂。
　　現代派內部的另一場論爭，發生在洛夫和余光中之間。50年代末期，余光中的長詩《天狼星》發表之后，洛夫便在1961年7月第9期《現代文學》上發表長篇論文《天狼星論》，以激進現代派的姿態，對《天狼星》發出尖銳的批評。他認為，《天狼星》未經孕育成熟就急于成篇，是一部“早熟的失敗之作”。《天狼星》的失敗在于：他強調了作品的主題思想；企圖刻劃完整的人物；語言太明白；意象太清晰。洛夫的文章發表后，余光中隨即發表了《再見，虛無》一文進行辯解。余光中在某些方面反駁了洛夫，但卻承認《天狼星》失敗的原因是孕育不夠，“定力不足”，是還不夠虛無之故。70年代中期余光中在香港教書期間，對《天狼星》進行了重大手術，這是洛夫診斷的結果。
　　覃子豪與紀弦之間和余光中與洛夫之間的論爭，表面上看均為現代派的“內戰”，但事實上，他們都有著質的區別。覃子豪和紀弦不同，紀弦在大陸時期，就是現代派的重要成員，到臺灣后仍立志要舉起現代派的旗幟，聚集和培養現代派后續隊伍。因而他在臺灣最早創辦《現代詩》詩刊。新詩西化的綱領《六大信條》出自他的手筆，并不偶然。而覃子豪雖然身為“藍星”盟主，但他是堅持中國詩歌精神和理論的，因而《六大信條》一出籠，他便洞若觀火地看出，這是要把中國新詩引向邪路，于是發表《新詩向何處去？》從根本上提出了新詩的方向問題。經過幾個回合的論爭，終于使紀弦改變了自己的認識。而余光中和洛夫關于《天狼星》的論爭，基本上是激進現代派的洛夫處于主導地位，余光中進一步向虛無和西化靠拢。這兩個論爭沿著兩個相逆的方向，一個是代表中國詩的精神，向西化派的綱領進攻；一個是代表激進現代派，向不夠西化的溫和現代派進攻。這兩個論爭結果相異，一個是現代派的頭號人物迷途知返；一個是溫和派進一步走向西化。再就內涵而論，上述兩個論爭，雖然發生在現代派內部，但由于內涵不同其性質也有別。余光中和洛夫之間的論爭，可以視為現代派或西化派之間的內戰，而覃子豪和紀弦之間的論爭，卻是中國民族詩的精神和主張與西化派之間的論爭，這一論爭為臺灣新詩的中國路線理論的提出和鞏固，埋下了一塊基石，為臺灣新詩的西化敲響了一計響亮的警鐘。
　　　　　　三
　　中國有句古話：“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臺灣新詩論爭的真正風暴，是由在西方留學和執教最熟悉、最了解西方的幾位“洋教授”、“洋博士”掀起來的；臺灣的現代派是在他們手里敗下陣來的；臺灣的新詩是因他們而走向回歸民族、回歸鄉土方向的；臺灣的一些現代派的大將們是在他們的猛擊下而醒悟，并由西方轉向東方的。他們的威力就在于，他們身在西方而熱愛中國；他們既熟悉中國，也熟悉西方；既懂得中國文學，也懂得西方文學。
　　1972年在新加坡大學教書的關杰明教授（英國劍橋大學博士）用英文撰寫，用中文發表于《中國時報》人間副上的《中國現代詩的困境》（注：臺灣《中國時報》1972年2月28-29日。）和《中國現代詩的幻境》（注：臺灣《中國時報》1972年9月10-11日。）等文章，立足于中國詩的傳統，激烈地抨擊現代派詩人們“忽視傳統的中國文學，只注意現代歐美文學的行為，就是一件愚不可及而且毫無意義的事。”他們“以忽視他們傳統的文學來達到西方標準，雖然避免了因襲傳統技法的危險，但所得到的不過是生吞活剝地將由歐美各地進口的新東西拼湊一番而已。”他并引用了西方現代派詩歌大師艾略特和葉慈的話來強調民族傳統對本國文學發展的重要性。關氏在文章中點名批判了當時臺灣詩壇最活躍的幾位現代派的示范者。文章寫道：“假如我們捫心自問，葉維廉、葉珊（楊牧）、或者是張默究竟與真正中國的傳統有何關系；我們無可避免地會得到以下的結論：譬如說，葉維廉除了寫些塞滿著古人辭句的白日夢囈外，與舊文學絲毫攀不上關系，葉珊與傳統的關系在于他舍本逐末、紀弦像是個走馬看花的游客，而張默則是一些雜亂無章的斷簡殘篇……”關杰明的文章發表之后，《創世紀》等躍躍欲試，準備掀起反關風暴。他們說不出別的什么道理，
　　但是時間既沒有給現代派喘息的機會，也沒有給他們充分反駁關杰明的空當，理論強度和深度上，批判的激烈和無情上，都大大超過關杰明的另一位在美國大學教書，被臺灣大學數學系聘為客座教授的唐文標，便向現代派諸君們連連地扔下了殺傷力巨大，且具有埋葬送終性的“核彈”。唐文標先后在《龍族評論專號》、《文季》、《中外文學》諸刊物上發表了《詩的沒落——臺港新詩的歷史批判》、《僵斃的現代詩》、《日之夕矣——平原極目序》、《什么時代、什么地方、什么人》等文章。后來這些文章結集為《天國不是我們的》。唐文標的文章空前尖銳、潑辣而猛烈。唐文標指出：他們“生于斯、長于斯，而所表現的文學竟全沒有社會意義，歷史的方向，沒有表現出人的希望。每一篇作品都只會用存在主義掩飾，在永恒的人性，雪呀夜呀！死啦血啦！幾個無意義的辭中自贖。（注：《天國不是我們的》第190頁。）”唐文標毫不容情地宣布：“今日的新詩，已遺毒太多了，它傳染到文學的各種形式，甚至將臭氣閉塞青年作家的毛孔。我們一定要戳破其偽善面目，宣稱它的死亡，而希望中國年輕一代的作家，能踏過其尸體前進。（注：《天國不是我們的》第144頁。）”唐文標叫現代派諸君們“靠邊站”并宣布他們的死亡，給了現代派致命的
　　在現代派詩人們向唐文標反擊時，理論家顏元叔，也參與了這一行動。他在《中外文學》上發表了《唐文標事件》一文。從此，唐文標對現代派詩的批判，被定格成“唐文標事件”。
　　從關杰明、唐文標、劉紹銘等從美國、英國大學畢業的博士和教授們的文學觀念中，我們發現了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那就是，愈是攻讀西方文學，愈是熱愛中國文學；對西方文學鉆得愈深，愈是強烈反對中國文學西化。這次臺灣新詩論爭中，向現代派詩沖鋒陷陣的基本上都是從西方回來的博士、教授。而與此相反，那些主張全盤西化的激進的現代派諸君，大都是不懂、或不甚懂西方文學的人，他們之中除少數人留學美國外，多數人并沒有專修過西方文學課程。那時臺灣呈現出對西方文學兩種奇怪的態度，即：有知者的清醒反對和無知者的盲目崇拜。有知而醒止，無知而盲動，仿佛具有某種較普遍的規律性。
　　關杰明和唐文標對現代派的嚴厲批判，在臺灣詩壇發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不僅震撼了現代派的大將們，使他們深思猛醒，創作上很快出現由西方向東方的轉向，并且以他們鮮明的現實主義理論影響了臺灣一代青年詩人。臺灣青年詩論家孟樊，在他1995年出版的《當代臺灣新詩理論》一書中，這樣寫道：“大體上，關、唐的兩個主要論點：(1)回歸中國傳統，重視自己的民族性（關），以及(2)關懷社會現實，尊重世俗生活（唐）。在70年代后來陸續出現的年輕詩社，諸如龍族、大地、草根、詩脈、綠地、陽光小集等，都已被接納吸收。創作的寫實風格，日漸增強，反之，‘現代風格’則逐漸褪色。譬如余光中和洛夫兩人的轉變即為顯例。（注：《當代臺灣新詩理論》118頁。）”
　　　　　　四
　　顛復和建構是一對孿生兄弟，所有的革命和改革大體由這一對矛盾組成。臺灣新詩論爭，實際上是一場新詩革命。這場新詩革命表面上看來，沒有領導，沒有組織，沒有綱領。但它卻歷久不衰，步步前進，步步深入，步步勝利。壓力面前不屈服；恐嚇之下不止步，直到把對手擊退，這不能不是一個奇跡。我們仔細研究發現，這一論爭雖有自發性質，卻沒有自生自滅。其主要原因是，它雖然沒有統一的組織者和指揮者，但卻有堅毅的主宰和靈魂。在近20年的論爭期間，凡是反對新詩西化的人們，個人自覺地，不約而同地抱定一個主張，那就是呼喚中國詩的復歸；恢復中國詩的主人公地位；捍衛中國詩領土的完整。這種壓不跨，打不破，擊不退，始終成為每一個參與者膽魄的，就是中國的民族之魂。因而這一次新詩革命就是由這種不屈的民族魂主宰的。由這種民族魂主宰的新詩革命，最大的特色是一面顛復，一面建構；破除敵人、建設自己。
　　70年代初期，是臺灣以一部分知識分子為先導的民族意識大覺醒時期。反對崇洋媚外，反對洋奴哲學的浪潮此起彼伏。這種民族意識的大覺醒，雖然與整個大氣候有關，但已經進行了十年的新詩論爭，無疑也是這次民族意識大覺醒的一付清醒劑。新詩論爭促進了民族意識的大覺醒，民族意識的大覺醒反過來又促進了新詩論爭的深入。新詩論爭深入的顯著標志是中國民族詩的大廈在臺灣的土地上雨后春筍般矗立；中國精神、中國風格的新詩創作大大發展。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新詩回歸運動。
　　1、1962年以文曉村和王在軍為代表的一群臺灣詩人，組成了“葡萄園詩社”，創辦了《葡萄園詩刊》，高高地舉過了“明朗，健康的中國新詩路線”并以他們民族化風格的作品，在臺灣詩壇上牢牢地扎下了根。和葡萄園詩社風格大體相同，詩人也有所交叉的，以女詩人涂靜怡為主編的《秋水詩刊》，也在這時期創辦。他們以秋水般明凈的中國化作品，獲得了社會肯定。
　　2、1964年，一大批臺灣本土詩人組織成了“笠詩社”，并創辦《笠詩刊》，提出了寫實主義的“新即物主義創作路線”。他們的作品以濃郁的鄉土氣息贏得了讀者。不過該詩社的一部分詩人，90年代發生了轉向，傾向于“臺獨”，這是新詩的不幸。
　　3、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臺灣出現了一個規模巨大，震撼整個臺灣詩壇的青年詩人運動。幾年之間由數百位青年詩人，組成的數十個詩社，創辦的數十家詩刊，像綠蔭鋪滿臺灣的土地。從第一個“龍族詩社”到最末一個“陽光小集詩社”，均鮮明地繼承和發揚新詩論爭中激發和提出的反對西化，創造中國化新詩的精神。這些詩社是：龍族詩社、主流詩社、大地詩社、詩人季刊、草根詩社、綠地詩社、噴泉詩社、詩潮詩社、掌門詩社、心臟詩社、詩脈詩社、陽光小集詩社等。這批青年詩人以初生之犢的精神，虎虎有生氣的沖進了臺灣詩壇，成為臺灣詩河中的強大激流。“龍族詩社”以象征中華民族的龍，自居和自許，響亮的提出“敲我們自己的鑼、打我們自己的鼓、舞我們自己的龍。”由高尚秦主持的《龍族評論專號》成為臺灣新詩民族化理論的一面重要旗幟。臺灣新詩民族化的理論，到了1977年5月，以高準為代表的“詩潮詩社”成立，逐漸完整而系統。《詩潮詩刊》創刊號上刊登的發刊詞：《詩潮的方向》，具有相當的理論價值。該發刊詞共五條：
　　一、要發揚民族精神，創造為廣大同胞所喜見樂聞的民族風格與民族形式。
　　二、要把握抒情本質，以求真求善求美的決心，燃起真誠熱烈的新生命。
　　三、要建立民主心態。在以普及為原則的基礎上去提高，以提高為目標的方向上去普及。
　　四、要關心社會民主，以積極的浪漫主義與批判的現實主義，意氣風發地寫出民眾的呼聲。
　　五、也要注意表達的技巧，須知一件沒有藝術性的作品，思想性再高也是沒有用的。
　　“詩潮”的這五條主張，已基本上含納了中國化詩的主要內容。比“詩潮”之前那些詩社提出的主張，均要具體、明確、完整而系統。這些理論主張的提出和相應的作品的創作，是新詩論爭的具體成果，也標志著新詩論爭中中國民族化新詩的勝利。當然新詩論爭的目的，不是要把現代派打倒，也不是要將西方詩歌掃地出門，而是讓現代派退出它們在臺灣詩壇的霸主地位，讓他們回到他們應該居住的位置；同時讓西方詩歌退出它們獨霸的中國詩的主權，回到它們的客居身份上去，將過去那種主、客顛倒和主、次錯置的局面，重新顛倒和更正過來。這就是二十年新詩論爭的重大成果。因而臺灣新詩論爭的實質，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文學主權的斗爭；是一場新詩的反侵略，反占領的斗爭；是一場文藝思想上反對崇洋媚外，愛祖國、愛民族的情感和理論教育。唐文標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現代派實際上是一種“文學殖民地”，這在當時并不是一種聳人聽聞。有了這種高度清醒的認識，才激勵他那么忘我地戰斗。當現代派退出詩壇霸主地位，當西方詩回到客居身份之后，這場新詩革命的歷史使命便已實現。臺灣的新詩論爭是一場中華民族魂主宰的，有始有終的新詩革命。
　　　　　　五
　　臺灣新詩革命使命的實現，僅僅完成了臺灣文學革命的一半任務，它絲毫沒有觸動臺灣小說及其他文學領域中的西化問題。暴發于1977年至1978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從社會意識、文藝思潮看，它是二十年新詩論爭的繼續，是要完成小說諸領域中的文學主權斗爭，是要反對小說諸領域中的崇洋媚外和西化問題。不過，兩者在形式上是有所區別的。新詩論爭是以漸進的方式進行的，時間先后達二十年之久，而鄉土文學論戰則是以疾風暴雨的方式體現的，先后不到兩年時間；新詩論爭是主張中國詩一方向西化方發起攻擊，而鄉土文學論爭則是由西化方向中國的鄉土文學挑戰。由于這兩次論爭具有連續性，參加過新詩論爭的一部分成員，又投入了另一場交戰并成為主角之一。比如詩人余光中等。新詩論爭的起因是中國新詩失去文學主權的焦慮和憤怒促使其奮起反抗，而鄉土文學論戰則是鄉土作家創作的輝煌成果，使臺灣當局及其御用文人們感到某種革命氣息的恐懼，而大打出手。兩次論爭比較起來，鄉土文學論戰帶著更明顯，更露骨的政治色彩。由于鄉土文學論戰，帶著兩種文學思潮，兩種政治勢力的決戰性質，因而其廣度、深度和激烈程度上，都遠遠地超過了新詩論爭。也正因為如此，鄉土文學論戰便成了臺灣文學向民族、向鄉土回歸的總樞紐。如
　　回眸歷史，是為了反饋現實，但如今臺灣文壇的現實，卻與二十年前大不相同。二十年前的新詩論爭，凡是懷抱著一顆滾燙的中國心的人，不管是參與者和非參與者，不管是批判的一方和被批判的一方，他們對中國文學的勝利，都是滿意和歡呼的。即使新詩論爭中站在西化一方的現代派詩人余光中、洛夫、痖弦、紀弦等，對中國文學的勝利，對自己能在刺激中轉向，也是抱著一種欣慰的感情。他們不僅創作上有了明顯的風格上的變化，而且認識上，態度上判若兩人。痖弦有：我的詩路歷程是由西方到東方，轉了好大一個圈的總結；余光中有：詩只有是民族的，然后才是國際的名言。這表明，他們早期的西化是出于對反共八股的不滿和思想上的一時迷誤，本質上，他們是愛護自己的祖國和民族的。雖然在論爭的當時，他們受到了不同的批駁，但是后來的勝利果實，卻是中國人共同的。而與這一現象相反的是，原先新詩論爭和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另一部分參與者和骨干人物，論爭中他們也曾向西化派沖鋒陷陣過；曾經發表過許多令人敬仰和羨慕的理論文章。如新詩論爭中的陳芳明，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王拓等，如今，他們卻自食其言。陳芳明在新詩論爭中是“龍族詩社”的靈魂人物之一，新詩論爭中他寫道：“第一，龍族同仁能肯定地把握住此時此地激起一些正義的波瀾。
臺灣研究京86～9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古繼堂19981998古繼堂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 作者：臺灣研究京86～94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古繼堂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1:4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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