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漠視生命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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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1521——1593)字文長,號天池山人,青藤道人等,我國明代杰出的畫家、書法家、詩人、散文家、劇作家、戲劇理論家、……;這一串炫目的頭銜,讓人難以想象一個人在其有限的一生之中,如何能涉獵如此眾多的領域,并取得至今令人驚羨的卓越成就,除了用“天才”二字,實在想不出任何更好的理由加以銓釋。

一個失意落魄的書生,一個有精神分裂癥的病患者,跌跌闖闖地走完了他七十二年坎坷的人生旅途,卻為后世留下了極其豐碩的文化遺產,特別是他的水墨寫意畫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藝術大師,至今仍使許多藝術家為之心儀,激動不已,使人感覺到他藝術生命的存在和延續。

人們將他譽為“東方的梵高”——天才與瘋子在他們的身上成為同義詞。他們以自己不朽的創作,各自影響著中國和西方的藝術發展歷程。

但是這種說法只是一種簡單的類比,如果將二人進一步加以比較,會發現他們身上表現出來巨大差異,體現了不同的文化精神與價值理念,是各自的文化背景下造就出來的崎形果實。

梵高(1853—1890)是宗教的,有著強烈的精神信仰,悲天憫人,他虔誠地侍奉著上帝,過著一種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一貧如洗。為了施愛于人,不惜深入到比利時南部礦區波里納。他要將基督的福音傳遞給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礦工,撫慰著那些疲憊不堪的靈魂。

梵高還有一個上帝,那就是他孜孜不倦追求的繪畫藝術,但是他又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厭惡并拒絕美術院校的清規戒律,走上一條獨立而顛狂的藝術之路,他的創作只服從于自己心靈的感召,那是上帝賦予他精神的力量。他是那樣的天真無邪,盡管窮困潦倒,卻依然熱愛生活,關愛生命

梵高一生貧困并飽受精神分裂癥的折磨和痛苦,還不得不忍受失戀帶來的無情打擊。但他的作品卻始終洋溢著對生活所懷有的熾熱感情,充滿生機,表現出生命的張力和對人的禮贊。

面對梵高的作品,你不會無動于衷,你會感到同他一起呼吸,感受到那來自心靈深處強烈的愛,給人帶來的巨大震憾。

然而,徐渭是世俗的,功利的。

他所追求的是現實世界的真實生活,沒有任何一個超自然的神祗能使他感到心存敬畏,進而支配他的靈魂,精神沒有歸宿和寄托。因而,也沒有任何力量能撫慰他干渴痛苦的心靈,只有獨自艱難地在茫茫塵世中苦苦掙扎。

他要出頭人地,他要干功立業,他要出將入相,封妻蔭子。

然而,命運之神卻從來沒有青睞這個才華橫溢的讀書人,并給他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沒有給他施展其抱負的任何一個機遇。

八次進入鄉試的科場,而八次都以名落孫山而使他的雄心壯志化為泡影。為了生存,徐渭不得不游離于統治集團的門檻邊,奔走于權門,乞求達官顯貴的一份施舍,過著寄人籬下的食客生活:

“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

這付對聯,道出了徐渭窮愁潦倒疲于奔命的生活窘境。

失意、落魄、牢騷、憤懣、痛苦如影隨形伴隨他,一直走向生命的終點。

也許,命運是公正的,如果他進入官場,或許明朝的官場中不過多了一個官僚,而中國的歷史將有可能失去一個天才。

也正是徐渭這種失意落寞才鑄就了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輝煌。

在他傳世的畫作上,那些看似漫不經心的墨塊,實際上是他長期郁積于胸中難以消解的塊壘;那些近乎于顛狂,縱橫姿肆的線條是一種神經質的渲瀉與呼號。這兩種極具個性的符號常常在他的畫作中共同構成了一個陰郁、無奈、憤懣的精神世界。

一首題墨葡萄詩,更是將他的這種精神世界表現無遺: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

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落野藤中”。

徐渭的一生,充滿了悲劇色彩。在他的身上我們看到專制制度的黑暗和不合理,聽到了一個來自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無力的吶喊和憂郁的怨訴。同時在他的身上也讓我們體會到傳統文化的種種缺陷——特別是缺少對人的尊重,對生命的人文關懷。

傳統文化,強調人的社會屬性,忽視人的自然屬性。個體生命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含糊而無關緊要。因而,對人的尊重只是出于對社會給予人的附加部分的尊崇,即對權力、名譽、地位、財富。因而缺少對自然人的尊重,缺少對生命的珍視。傳統文化中占主導地位的儒家學說所宣揚的“仁者愛人的思想”實際上是建立在“禮”的基礎之上的一種有親疏、貴賤之別的有等差的愛。這種思想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身份社會的確立。人被分成三六九等,人的身份決定了個人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決定個人在現實生活中所享有的榮辱、權力和義務。這種制度極大地遏阻了人渴求平等競爭的希望,抑制了人性的正常要求。

個人身份的等差,常常使社會各階層處于一種相互對峙的狀態,傳統文化缺少寬容與妥協的精神。因此,很難構建一個緩解矛盾和諧共處的社會機制。一但社會矛盾激化,對立很快就發展成對抗,暴力便成為最后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任何理性的討論都變得多余和毫無用處。誰擁有更強的實力,誰就有可能成為國家新的主宰。

歷史又回到它原來的出發點,因此,中國的歷史總是跳不出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給中國人帶來無窮無盡的災難。因此,歷代無論是造反的農民還是政府的軍隊都無一例外地表現出來的那些令人發指,滅絕人性的暴虐行為,正是這種傳統文化的缺陷醞釀出來的直接惡果。

在傳統文化薰陶下成長的徐渭,由于未能通過科舉而走上仕途,內心感到深深的失落和惆悵,為一種強烈的自卑情結所困擾。再加他自己性格中的偏狹,害怕被人蔑視,總懷有一種被社會遺棄的恐慌,因而常常以非理性的行為方式,肆意發泄。

狂傲不羈,率意使性,不懂得尊重人,即使是對朋友,也是“一語稍不合,即大詬詈策騎歸”。(煉萬歷野獲編•卷二十三》)

不尊重別人,自然也得不到別人的尊重。因此,徐渭在世時,很少能贏得人們的尊重和理解。他的才華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認可,就連他所推重的朋友著名劇作家湯義仍(顯祖)提到他,也是多有微詞。

徐渭的自卑和憤懣除了在他的作品中得到渲泄以外,就是以乖張暴戾的行為釋放出來,表現出自絕于社會的傾向。因而,走上一條漫長的不歸之路,悲劇不得不拉開它沉重的帷幕。

在徐渭的身上,除去天才的光環,我們看到傳統文化在他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記——對生命的漠視和冷酷。

這不能不說是構成他悲劇一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萬歷野獲編•補遺•卷三》中說抗倭名將胡宗憲在浙江駐防時,徐渭應邀在胡宗憲的行轅中充當幕僚,“時有健兒買酤肆醇酒、肉胙、飲啖而不酬值,且痛毆之。酤者不能平,訴之行臺,胡(宗憲)命縛卒至,卒力辨云:無之。胡不能決,時徐文長在坐,謂當剖腹以驗之。胡笑以為然,謂酤者曰:腹中有胙則已,不然,汝當抵償之。酤者聽命,立剖之,尚在,遂倍償之。軍中股栗,不復敢放肆。徐(渭)以書生有膽決乃爾。”

《萬歷野獲編》編輯者,是明萬歷年間的文人沈德符,而沈德符曾說:“徐文長暮年游京師,余尚孩幼,猶略記其貌(《萬歷野獲編•卷三十》)”,沈德符與徐渭年歲相距不算太遠。此事又與徐渭的行事作風頗為相近,不像是一般的道聽途說,有一定的可信度。

由此事件,我們看到了徐渭冷酷無情的一面,在他的心目中,普通人的生命是不值得珍惜的,是可以任意處置和剝奪的。只是為了證實一個問題的存在以否,便可置人的生命而不顧,竟將一個活生生的人開膛剖肚。

士兵的強取豪奪固然需要懲戒,事實的真相也確實需要得到證實,但絕對不能為此而付出一個鮮活的生命作為代價。

如此的冷血,如此的殘酷到了毫無人性的地步,這不能不說是徐渭極為丑陋的一面。

這一駭人聽聞的事件,沈德符不但不加以遣責,還居然贊楊徐渭的膽識和決斷,可見在當時文人士大夫對人生命的理解和漠視如出一轍毫無二至,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讓人感到極其悲哀之處。

曾經對徐渭恩禮有加的胡宗憲后來被彈劾為嚴嵩同黨,遭逮捕自殺。徐渭失去了依托并深受刺激,害怕禍及自己,出現了精神分裂的癥狀,不久又因懷疑自己的繼室有外遇而無故將妻子殺害,因而被投入大牢過了長達七年的牢獄生活。最后在朋友的幫助下才幸免一死。

徐渭再一次表現出對生命的輕賤,無視他人生存的權力,一條無辜的生命就這樣消失在他的手上。

輕賤別人的生命,也不珍視自己的生命,徐渭為自己的悲劇種下了一粒苦澀的種子。

徐渭出獄后,他的病已經到了顛狂的地步,出現了自戕、自殘的癥狀。用竹針貫耳,用鐵錐將自己的睪丸擊碎。

這一次,他所漠視的不再是別人的生命而是自己的生命。他瘋了,真的瘋了,這種瘋狂的行為雖說是在他失去理智后所表現出來的病態,但其潛意識中對人的生命的這種漠視仍在支配著他那神志不清的大腦。

徐渭一生的悲劇,很大程度是社會制度所造成的,但其中也有文化和個人的因素,我們在為徐渭的悲劇人生感到深深地嘆惋的時候,是不是也應當常常提醒自己:

尊重他人,關愛生命。

 

2006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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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懵懂 2011-04-13 20: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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