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華棟小說創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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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新寫實小說”或“先鋒小說”以其對終極價值追索的舍棄、對舊有價值模式的拆解及激進的形式革命給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的中國當代文學注入了生機與活力,那么,以邱華棟、朱文、何頓、張mín@①、東西、徐坤、畢飛宇、祁智、李馮、刁斗、韓東、魯羊等為代表的所謂“晚生代”作家的出現,構成了90年代小說界引人注目的一道風景線。從這批小說家的創作實績考察,他們并非以敘事技巧與敘事語言選擇的創新使人振奮,而是憑其在題材領域的開拓即對當下文化背景下人的精神世界極富深度的人性挖掘,表現90年代“存在與虛無”的形而下敘述及形而上思考而令人感到沉重,從而變得深沉起來。在他們的寫作中,文學相對進入了一個平緩期,這些作家不再對社會的、歷史的大問題發生濃厚興趣,那種迷失感隱藏在時尚性寫作之下,文學寫作普遍成為即時寫作。在他們的作品中反復出現人與人、人與環境、生活方式、兩性關系的主題與傾向,宗教和深度思想已暫時消退,浪漫主義進一步削弱,非批判的現實主義蔓延開來(注:參閱吳亮:《批評者說·九十年代的寫作、藝術和流行文化》,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因此,“晚生代”小說成為“后新時期”文學發展中極為重要的內容。這里,我們以其代表作家邱華棟的小說創作為研究的切入點,通過對邱華棟小說欲望化敘述表現形態的分析和評判,特別是他對當下人們生存的精神虛無、倫理價值等精神意向的探索,進一步認識“晚生代”作家的寫作品性以及作品的價值、意義所在。
      一
  可以說,在90年代還沒有一個小說家像邱華棟這樣,在大量的幾乎迄今為止的全部作品中傾盡全力地表現人的欲望與夢幻,表現欲望在現實、在現代城市中的極度膨脹和消長,并通過對欲望的展示,表現城市與人性、欲望支撐下的人性在生活中的錯位,表現當下的生活與時代的本性。我們感覺,邱華棟像一個穿行在欲望溝壑中的刺客,以他年輕人所具有的非凡的勇氣與膽識,在稠密的城市與人群中游歷并記錄下亦喜亦悲或難言悲喜的生動故事。
  邱華棟的寫作,充分表現出他對人的自然天性和基本欲望的肯定。當代的生活史,就是欲望的力量不斷產生、高漲、滿足以及不斷松弛、懈怠、再起、緊張、期待等周期性循環。“一個民族的歷史,也就是這個民族的群體欲望不斷此起彼伏的循環興替”,“在欲望的鼓動下,生活展開了它那絢麗的畫卷。欲望是‘生活之父’,是生活程序的軟件”(注:謝選駿:《荒漠·甘泉》,山東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頁。)。當代中國自80年代邁進90年代以來,一個無欲的社會已經在時代的陣痛中轟然坍塌,而在那片瓦礫與廢墟之上,欲望的洪流開始在這個現實世界的每一條街道流淌,這種欲望的沖擊使生活變得前所未有的復雜。這些欲望的生成則集中在現代城市。進入90年代,中國的城市,尤其是大都市才成為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城市。而大批人口從四面八方涌入城市,成為城市新移民,充分表現出整個社會、時代的騷動不寧。邱華棟的小說充分表現著都市空間本身的成功擴展和膨脹、現代生活節率推進的快感與高速旋轉后精神坐標的傾斜。那么邱華棟是怎樣表現這種文化上的激進和其對世俗的認同呢?
  事實上,現代城市環境加劇了人的欲望的膨脹,加速了對欲望滿足的渴望,這種近乎瘋狂的對欲望的追逐也很容易使人的精神走向虛無。
  邱華棟小說中最早出現的是一批城市的“闖入者”的形象。《手上的星光》中的“我”、楊哭和林薇,《闖入者》中的呂安、赫建和楊靈,長篇小說《城市戰車》中那一大群青年藝術家,構成了現代都市輪盤中活躍的分子或細胞。
  我的楊哭從東部一座小城市來到北京,打算在這里碰碰運氣。我們都很年輕,因此自認為賭得起……我們都是屬于通常所說“懷揣著夢想”的那類人。我和楊哭除了夢想,便口袋空空,一文不名。但我們至少都對自己充滿了信心。我們倆離開青春時代還不算太久,因此保留了足夠的熱情打算把剩下的青春年景在這座城市中消耗掉,借以換取我們想得到的東西。
                     ——《手上的星光》
  在黑暗之中,這一地區仿佛是升浮起來的島嶼,有多少快樂的人群在那里歡宴!那些被高級商場與名牌轎車吞吐的男人和女人則像是一個種群,他們的笑容與聲音混合著淫靡的氣息與華貴的燈光,構成了城市森林中迷人又叫人厭棄的風景。這時候呂安忽然產生了一種幻覺,他覺得自己是這座森林中的一只鳥,一只奇怪的鳥,也許還瘸了一條腿,像某種鸛類那樣在大街邊向城市眺望。
                       ——《闖入者》
  邱華棟首先把城市置于人物面前,讓他們感受城市那老虎機般“令人瞠目結舌的、類似于腫瘤繁殖的速度在擴展與膨脹”,然后,他們懷著異常復雜、迥異的心態眺望城市,走近城市的玻璃山。人仿佛成了被放出的“籠中困獸”突然有機會去較斗。一方面邱華棟極力渲染著城市之“惡”,一方面又讓人懷著亦愛亦恨的心態充滿自信地去投入其中,諸如“各自投入絞肉機一樣的北京和深圳,像一塊帶著血絲的肉那樣和很多城市肉渣一起攪拌著。這兩座城市都同樣有吞吃各自人性與肉體的好胃口。”城市越來越使人在欲望云海中變成平面人,成為人的龐大的敵人。可人們依然像吸食鴉片一樣成癮,在半夢半醒之間穿梭,最后迷失于巨大的城市盆地,每一個來到這里的人,必須要去爬那些玻璃山一樣的城市樓廈,“肯定有人在這里摔得粉身碎骨,也肯定有人抓上了那些玻璃山,接受了城市的認同,心安理得地站在玻璃窗內欣賞在外面攀援的其他人,欣賞他們摔下去時的美麗弧線”。在這充滿刺激的欲望拉力賽中,人性的丑陋在城市闊大的空間里演繹出無數生動的環境戲劇。說到底,城市誘發了無數的欲望之火,欲望又營造了殘酷的生活之惡。楊哭、呂安、林薇算是城市欲望的幸運者和成功者,但在他人追逐欲望的過程中幾乎全部喪失了自我,無不引發生命本身的陣痛。也許生命就是痛苦的,這種痛苦的存在才能激發生命的潛能。生命不是積極保護,而是積極擴張。邱華棟用富有激情的文字寫人在欲望追逐中所經歷的痛苦,正視人與現實的種種沖突,在沖突中領略人生,求證人的存在。也就是說,各種欲望,作為反抗環境壓力的“生理需要”而存在、而活動起來,倘若無視或不顧及這些需要,有機生命就會趨于解體。所以,“欲望成為維持有機體正常生存必不可少的積極形式。”(注:謝選駿:《荒漠·甘泉》,山東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頁。)邱華棟小說中的“闖入者”們都試圖在酷烈的生存競爭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擺脫城市造成的物質與精神巨大反差下的陰影。他們找尋的只是某種約是俗成的結果,而不是找尋的過程,意義在他們那里變得荒唐而又可笑起來,《環境戲劇人》中主人公的精神之旅就遭到世俗生活的重創,他們自身的行為方式也顯得無可奈何,自我迷失,價值失衡,精神因落地無著而走向虛無。
  邱華棟既表現欲望追逐中的虛無,也描述欲望滿足達成后的虛妄。這在幾個女性人物那里被表現得淋漓盡致。《生活之惡》中的吳雪雯和眉宇,是兩個讓人過目難忘的形象。生活之役扭曲了她們的靈魂,把她們放逐到欲望之壑的邊緣,她們便放逐自己的靈魂,從此開始向男人們的游戲與征逐,以為感情完全是一場空,只有從男人那里得來的其它東西才是實實在在的。于是她們放縱欲望,向生活瘋狂地報復。吳雪雯以摧垮男人的意志,折磨他們的情感為快感,在物質欲望的極大滿足后走向虛妄蒼白的人生之路。最終以收集與之有過兩性關系的男人內褲為樂趣,欲報復生活,結果卻被生活吞噬而走上欲望的祭壇。眉寧的欲望之船似乎是在不知不覺、稍不留意中駛向邪惡的港灣。在與羅東的一場肉體交易中,眉寧的靈魂發生了裂變,以喪失與尚西林的圣潔之愛為代價,使自己加入原本不屬于她的生活序列。她義無返顧地踏著欲望的節奏,成為一個高級妓女,一個真正的城市空心人。眉寧的選擇似乎比吳雪雯、林薇更令人感到震顫,更使人感到世俗力量的強大。而在晚近的長篇《蠅眼·午夜狂歡》中,于磊的幻像游歷、秦杰的神經麻木癥、何曉的“飛行死亡”所表現出的欲望滿足后的虛妄達到了巔峰和極致。他們被置入了想超越虛無而不能的尷尬窘境,靈魂在世俗欲望的泥沼中無法真正地飛翔起來。
  對欲望的過分追逐使現實呈現出非和諧的生活狀態。應該承認,和諧不是歷史前進的方式,而是歷史平衡的方式,平衡很差,并使人獲得一種寧靜心理,但平衡沒有力量。社會、歷史是在對立、傾斜和超過限度后而產生的力量作用下前進的(注:參閱曹文軒:《思維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頁。)。邱華棟的敘述似乎在用形象反復說著黑格爾那句至理名言:“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之理所當然的合理性。這也是他對世俗欲望的認同,任何人的行為都源于他的世俗利益,又源于他的精神需要,而只要他做這件事是為了“活得更好”。因此,我們很難說清楚邱華棟賦予人物的是悲劇還是喜劇,也就很難將其存在的動因簡單地歸之于社會或人性的層次,但終究使我們的靈魂產生劇烈的震撼,這種力量之大留給我們更大的想象的空間,引導啟發著一種頗具哲學興味的存在探尋。
      二
  無疑,邱華棟創作了具有時代性特征的當下時代的文本,所以,我們在他的作品中獲得了一種寫實與虛構之間的閱讀感覺。可以說,邱華棟、何頓、朱文、東西等與蘇童、格非、余華、北村是一代人,都是具有“歷史晚生感”的文化貧血者,是對自身歷史有著蒼白記憶的群體。但面對過去和現實,他們的寫作姿態與內容、審美價值取向都表現出迥然的差異。新生代的邱華棟們的敘述直面世俗,他們不像蘇童、格非、余華、北村們沉醉于自己的想象世界進行主觀抒情式敘述,“編造”重塑歷史,而是目光凝視當下現實,深陷于日常生活事件的泥潭。在表現形式上也不似蘇童們迷戀于狂熱的語言組織過程,改變言說方式,改變感受世界、事物、人物的方式,也不追求新穎的語言世界,而是一味地讓人們直接“呼吸”,親自去傾聽“耳光響亮”(注:《呼吸》和《耳光響亮》分別是晚生代小說家祁智和東西的長篇小說。),讓人們確切地認知身在其中的現實生活與當下人生。這樣在邱華棟的小說中,語言與現實世界的關系是一種基本對應的關系,呈現出容易讓人理喻,沒有符號化的欲望表象化書寫。人性的沖動、現代人的處境、生活的存在形態在解讀中就給人樸素的顆粒般的質感。也可以說,這種對當下生活的即時性敘事,是邱華棟竭力回到生活本身以此來遏制語言敘事中慣性的一種有意識的創造性寫作活動。所以,我們在他的小說中聽到了隱蔽的敘述者和公開敘述者兩種聲音的交替出現。
  在《蠅眼》這部被作者自稱為拼貼式的小說中,作家交叉使用不同的敘事視角和話語表達形式,并通過“觀察者”、“參與者”完成這一敘事情境及主題意蘊。
  《蠅眼·天使的潔白》選擇的就是一個“城市觀察者”的角度。袁勁松以故事的主人公身份參與生活,可以說也是邱華棟敘述的視角。作家甚至覺得“參與者”視角不足以表現更深層的生活品性,而給袁勁松以雙重身份。袁勁松在現代城市的“惡之流”中追尋海德格爾的境界而不得,變得焦慮不安,孤獨難耐。他常一個人在街上游蕩,在陌生的人群中走動,并在風中豎起風衣的領子,“而孤獨這個可怕的蟲子咬噬著他那顆被黑夜浸泡的心”。他不可能詩意地安居。他開始厭棄城市,開始瘋狂地對生活進行照像式地捕捉,試圖洗印出生活的底色,顯現城市既誘人又令人恐懼的兩面性特征。袁勁松用另一只眼重新打量審視生活,重新構建自己的精神大廈,是為了擺脫虛無的折磨和世俗性存在煩惱對他的困擾。這暗含著邱華棟小說的母題,即都市欲望化生活的迷亂及其反抗。同時,正如邱華棟所言:“為什么要把這樣一部小說命名為《蠅眼》?顯然,蒼蠅的眼睛是一雙復眼,而作為我本人,也是在用這種分裂的、重疊的眼睛去觀察當代生活。也許在一雙蠅眼的注視下,當代生活過于碎片化、信息化、物欲化、惡夢化、殘酷化,而實際上這其中包含了很多生活本身真實的意味兒。”(注:邱華東:《蠅眼·后記》,長春出版社,1998年版。)最終袁勁松在發現劫匪產生的“刺激”中興奮起來。邱華棟沒有在社會責任感的層面挖掘袁勁松生命的亮色,而著力表現他在審視生活、發現自我生命潛能、提升自己存在根據的自覺,這也表現著觀察者的自覺意識。
  在邱華棟的大量作品中,經常以分開敘述者身份出現并貫穿一系列作品的還有“寫作者”形象。“寫作者”采取更多的是描寫、敘述之外的評論式話語行為,評論性話語中又以判斷性化居多。
  她從楊哭那兒找到了久已逝去的青春的激情與甜蜜。這就是當代城市的情感,以當下為主流精神,以欲望為核心,迅速、火熱、刺激,偷偷摸摸而又稍縱即逝。
                     ——《手上的星光》
  每天發生的各種現實事件已經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力。在這個他娘的什么都在結構的時代里戲劇的真正精神早已萎縮,已退化為乏味無聊的、充斥在電視臺上各個電視頻道的肥皂劇。
                     ——《環境戲劇人》
  從這些話語敘述中,我們從更深的層面感受、認識到敘述者或作家寫作所依據的某些外在價值、信仰、道德標準。邱華棟有時還在作品中運用接近“元敘事”的寫法,這時,很難分辨作家本人與“寫作者”、敘述人三者的界限。《手上的星光》、《把我捆住》、《爬著城市玻璃山》、《環境戲劇人》中的喬可、《闖入者》中的赫建在小說敘事功能上都有著雙重存在意味和所指。
  文本中“寫作者”多次坦言:“我終于決定,也許我會像王朔一樣靠寫作發財和掙得愛情。我終于決定寫作。”“在這個價值多元的時代,干什么都是社會的填充物罷了,作家也一樣”,“我打算靠寫作掙錢與成名”,“我必須要進入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在這樣一個社會迅速分層的時期,我必須要過上舒適的生活。”從敘述學的觀點看,“寫作者”所言不能簡單地歸納為是作家本人的思考,但我們完全可以把邱華棟與作家劉心武對話時的“公開敘述”視為對“寫作者”坦言的印證:
  我表達了我們這一代青年人中很大一群的共同想法:既然機會這么多,那么趕緊撈上幾把吧,否則,在利益分化期結束以后,社會重新穩固,社會分層期結束,下層人就很難躍入上層階層了。
  這能讓我們感覺到邱華棟逼人的坦率,并深深欽佩他敢于反諷自身的那種自信。作為作家,他絲毫沒有避諱談及自己的世俗欲望:“我已經越來越清晰了,我知道我該寫些什么”,“作為更年輕的作家,我的首要任務就是去表達我們所面對的現實了。”(注:參閱劉心武、邱華棟:《在多元文學格局中尋找定位》,載《上海文學》1995年第8期。)
  我們所憂慮的是,坦陳自己寫作的世俗動機固然可貴,這似乎揭去了蒙在“寫作者”頭上的一層神秘面紗,但倘若邱華棟視自己的“世俗欲望”為最高寫作境界,最終,欲望化的表達和表達的欲望化是否會扭曲作家與現實的對應關系,這也許會像另一位“晚生代”作家所說:“當寫作成了功能性需要,不再指向任何意義之后,就等于否認了寫作是一種精神活動,同時也等于否認了寫作的精神品質。一種不指向任何意義的寫作是虛無的寫作,它給這個無意義之痛苦日趨嚴重的世界出示的是消解一切意義的話語證據,盡管這種證據是虛擬的。”(注:劉繼明:《相對主義時代的寫作》,載《長江文藝》1998年第5期。)也許這種寫作的現實功利性最終會喪失寫作和自身的存在意義及價值,那樣的話,寫作倒真的成了當下的即時性選擇了。現在看,這種担心并非多余,在邱華棟迄今發表的一百余萬字的作品中,我們已經讀出了許多自己重復自己的敘述者、“寫作者”抑或作家本人的聲音。而我們所期待的是,邱華棟的“城市戰車”真能像他作品中那些青年藝術家們在搖滾式的行為藝術中推陳出新。
  人們很難在當下生活中找到可以安頓自己靈魂并在其棲居的精神家園與錨地。現實五光十色的魅力只向我們出示實利和誘惑,它根本無力給人提供新的精神的生長點。所以任何詩意的浪漫的想象都會顯得荒唐可笑。我們期待邱華棟在經歷了欲望化的陣痛后能更充分地認識到生活本身是變動不定的,但是生活的真正價值則應當從一個不容變動中的永恒秩序中尋找。這種秩序不是在我們的感官世界中,必須靠我們的判斷力才能真正把握它,因為判斷力是自由、自主、自足的(注:參閱[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1頁。)。
北方論叢哈爾濱63~6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學昕1999199990年代出現的所謂“晚生代”小說成為“后新時期”文學發展中極為重要的內容。作為這一作家群的代表,邱華棟在其大量作品中傾盡全力地表現人的欲望和夢幻,表現欲望在現實、在現代城市中的極度膨脹和消長,并通過對欲望的展示,表現當下的生活與時代的本性。在表現形式上也不追求新穎的語言世界,語言與現實世界的關系是一種基本對應的關系,呈現出容易讓人理喻,沒有符號化的欲望表象化書寫。后新時期/晚生代/邱華棟/世俗欲望/元敘事張學昕 作者:遼寧師范大學中文系 遼寧·大連116029 作者:北方論叢哈爾濱63~6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張學昕1999199990年代出現的所謂“晚生代”小說成為“后新時期”文學發展中極為重要的內容。作為這一作家群的代表,邱華棟在其大量作品中傾盡全力地表現人的欲望和夢幻,表現欲望在現實、在現代城市中的極度膨脹和消長,并通過對欲望的展示,表現當下的生活與時代的本性。在表現形式上也不追求新穎的語言世界,語言與現實世界的關系是一種基本對應的關系,呈現出容易讓人理喻,沒有符號化的欲望表象化書寫。后新時期/晚生代/邱華棟/世俗欲望/元敘事

網載 2013-09-10 21: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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