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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中舒先生是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早在30年代，他就以一個“學術水平很高的專家”（注：《古史辨》第一冊第16頁顧頡剛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揚名于學術界。他一生勤勤懇懇，自強不息，從事學術研究和教學工作達70年之久，撰寫學術論文100多篇，專著數冊，為國家培養出一批又一批優秀的專業人材，碩果累累，桃李滿園，為學術研究的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98年是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四川大學與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在成都四川大學聯合舉辦紀念先生百年誕辰暨國際古文字學學術研討會，眾多海內外知名學者云集川大。值此之際，學界同仁無不深切緬懷先生。筆者作為先生晚年的學生，師從先生敬承教誨近10年，特撰此小文，以作為對先生的紀念。
　　　　　　一、生平梗概
　　徐中舒先生，安徽省懷寧縣（今安慶市）人，生于1898年10月15日。上代務農，世居安慶城北的月山。祖父徐振慶家境貧困，生有3子，長子徐家文，即先生之父。徐家文自幼學木工，有一手精湛的雕花技藝，稱道于鄉里。不幸于先生3歲時因意外事故逝世。
　　先生的母親姓金，先生父歿后，于1902年帶著5歲的兒子進了當時的慈善機構——清節堂。堂內附設織布廠和義學（育正小學），使堂內受救濟的婦女能通過勞動補助收益，孤兒也能有讀書的機會。先生7歲入育正小學讀書。母子生活極為艱苦，后來先生在《先妣事略》中談及當時的光景說：
　　每日辨色而興，則使不肖起，不肖東行入學，則吾母西行入織。及薄暮，不肖歸自學，則吾母歸自織。入夜則一燈熒然。凡日間未竟之事，如不肖母子衣服縫治與浣濯，皆于此時為之。往往刀剪聲與碓杵聲相雜下。或至凌晨雞鳴，入息片刻時即興。吾母織作之勤，恒倍他人，每當盛暑，汗出如瀋，機旁恒置水一盆，巾一方，汗下則出巾自拭，閑時絞之，則若小雨淅瀝自檐溜間下注于盆。及今思之，其艱辛之狀，不禁為淚涔涔下也。這段艱辛的經歷，對先生今后的立志立德都無疑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1914年先生考入安慶第一師范學校。在該校他接觸到桐城派古文，學習興趣很濃。1916年畢業，在該校附小任教。1918年后又曾在武昌高等師范及南京海河工程學校讀書。1921年經人介紹，到桐城方家任家庭教師。1922年又到上海李家任教，均講授《左傳》。1925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梁啟超等著名學者。一年后從清華畢業回到安慶，在合肥六中任教半年，旋又受聘于上海立達學園。其間，曾在《立達》第一期上發表了《古詩十九首考》，引起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劉大白的注意，1928年即被聘為該系教授。不久又被聘為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1930年因陳寅恪先生推薦，到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專任編輯員，兩年后升為研究員。1931年兼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九·一八”事變后，史語所南遷上海，后又輾轉至長沙，先生在長沙應中英庚款與四川大學的協聘，辭去史語所職務，到四川大學歷史系任教。1939年暑期，川大為避空襲，遷往峨嵋山。其間先生又受武漢大學之聘兼該校教授（當時武大遷在樂山）。1943年川大遷回成都，他又到華西大學和遷到成都的燕京大學兼課。1946年秋應聘到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次年返回川大，任歷史系主任直至80年代（中有短期間斷）。
　　建國后，先生于1952年被任命為西南博物院院長，1956年經教育部審定為一級教授，又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粉碎四人幫后，又當選為五屆人大代表，還被推舉為四川省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
　　　　　　二、學術貢獻
　　1925年，徐先生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王國維、梁啟超等著名學者。王、梁等人為學界巨子，學貫古今，涉獵甚廣。先生承其學風，學路寬廣，在先秦史、古文字學、考古學、地方史、民族學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詣，撰寫論文100多篇，專著數冊，多有獨到之處。本文擇要介紹史學、古文字學和文獻學三個方面的成就。
　　（一）史學
　　先秦史是徐先生的主攻方向，撰文達四五十篇之多。早年的重要論著有著名的《耒耜考》，該文將出土古文字材料與古代典籍及實物相互對照，作了周密的考證，闡明了古農具耒和耜的形制及其功用。關于耒和耜，雖兩千年來有不少學者作過研究，但他們大多僅僅根據文獻典籍來考察，故而始終眾說紛紜，似是而非。該文的發表，一舉廓清了這學術上的迷霧。文章首先從考釋甲骨文的“藉”字入手，此字字形奇詭，不易認識。以前羅振玉先生曾釋為“掃”字，但驗之卜辭，字形與辭例均不相合。先生該文聯系與此字形相近的金文，探索其發展變化的蹤跡，發現甲骨文“藉”字是“象人側立推耒，舉足刺地之形”。此字既明，“耒”字之形以及由耒字省變的“力”字、從力的“男”、“協”、“加”等字的字形均隨之而明。一些有關字的本義與引申義也可從而鉤稽出來。如金文中的“麗”字，從兩耒，古時兩耒并耕為耦耕，故而“麗”有匹偶之意，引申之，夫婦二人稱為伉麗。這一系列與耒字相關的字，不僅可以證明藉、耒二字考釋的正確，并可從金文耒字像秉耒之形而知耒的形制是“上端鉤曲，下端分歧”的木制農具。
　　徐先生對古代生產工具的考察，最終目的是為了揭開古代社會發展的奧秘。他在文中指出：“雖是一兩件農具的演進，有時影響所及，也足以改變社會的經濟狀況，解決歷史上的困難問題。”該文發表后，得到了國內外學者很高的評價，在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該文的另一重大收獲，是古文字研究方法的重要進展。早期的古文字研究，方法很不完善，很多人輕出臆說，不講究科學的方法，更無周詳的考證，務在釋山別人所不識的新字，而結果往往是一無所獲。而徐先生則是將出土的古文字材料與古代典籍充分結合起來進行古史研究，使文字的考釋與古史研究緊密結合，其結果不僅使古史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而且在古文字的考釋上也大有創獲。陳夢家先生就曾對這種方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他在談到《耒耜考》的時候指出：“用這種方法處理文字是很正確的。”（注：《殷墟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67頁。）
　　為了論證殷商文化絕非受西方外來文化之影響而產生，徐先生發表了若干論著，其中《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一文，對商及先商農業之悠久歷史進行了全面深入的討論，論證了甲骨文的“為”字是“從又（手）牽象”，表示役象助勞之意。并從《禹貢》豫州之得名，進一步證實古代河南產象之說，指出“豫”字乃“象”“邑”二字之合文，“予”字乃“邑”字之訛。聯系到古時姓名字多從女，表示以“女生為姓”，從而得知舜后為妫姓，乃服象之族；春秋時鄭有ｗěｉ＠①＠②之地，也不外因服象而得名。傳說舜弟象封于有庳，庳、鼻古音相近通假，鼻為象之特征，有庳蓋附會服象之事而出現。
　　后世傳說的古史，多荒誕不經。由于象之南遷，到戰國末年，韓非說人們很少看到活象。中原既無象，這就使人們無法理解“象為舜耕”，“商人服象”以及周公“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的傳說，這些傳說經過徐先生的研究，所謂荒誕也就成為信實了。
　　徐先生在先秦史研究方面的重要論著還有《殷周文化之蠡測》，該文打破一般學者把我國古代王朝視為同一個民族的傳統見解，指出殷周本屬兩個不同的民族，周人承受殷人文化而有所革新，故而殷周在文字、生活習俗等方面大體相同，而在姓氏、歷法等方面則有異，這體現了民族習慣之間的差異。《殷周之際史跡之檢討》，認為太王居岐以后，即以經營南土為其一貫之政策，所謂文王受命，乃是周人國力膨脹已臻極限，舍伐紂而無他途之時的國勢，舊史所言文王積德行義之說實不值一辯。《黃河流域穴居遺俗考》，根據考古發掘材料，指出黃河流域有大批豎穴和竇窖，其中有的有足窩可以上下，有的有臺階可以出入，并用古文字材料與上述情況相印證，說明古時黃河流域以穴居為主，這一地區地面建筑的出現，乃是受淮河流域地面建筑的影響所致。《井田制度探源》，認為田的初義為田獵，為戰陣，“田之所象，實與田獵之陣營相符”，“井田之形方，實由田獵社會演變而來”；并對周人的“爰田制”作了新的探索和解釋，指出殷周之際，荒土頗多，周人在農業上實行粗耕，地力既竭，便轉徙他處。其后空地漸少，不能供轉徙之用，則須與他人換土易居，這就是爰田制，所謂“爰田”，就是“交換其田”。《論東亞大陸牛耕的起源》，闡明春秋以前牛耕說之不可靠，指出牛耕始于戰國時的三晉，而普遍推廣則始于西漢趙過。《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論西周是封建社會——兼論殷代社會性質》兩文，從田制入手對周代社會性質作了詳細考察，并將殷周社會進行對比研究，指出兩者性質不同，殷代是奴隸社會，而周代則屬封建社會。這些論文方法新穎，論據充實，創獲頗多，此不能一一詳述。
　　徐先生執教于四川大學，居蜀以來，又致力于四川地方史的研究。記述著名特產，作《蜀錦》。考證出土文物的特點及其與中原的關系，作《四川彭縣ｍéｎｇ＠③陽鎮出土的殷代二觶》、《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鈕＠④于》、《青川木牘簡論》等文。探索四川古時與鄰接地區的相互關系，撰有《論〈蜀王本紀〉成書年代及其作者》、《試論岷山莊王與滇王莊蹻》、《宋代斗夷源于楚國令尹子文說》、《川甘邊區的白馬人為古氐族說》、《〈交州外域記〉蜀王子安陽王史跡箋證》、《古代蜀楚的關系》（與唐嘉弘合作）、《古代都江堰情況探源》等文。晚年出版的《論巴蜀文化》，是他研究四川地方史的代表著作，該書涉及廣泛，見解深透，對四川地方史的研究具有不可磨滅的開拓之功。此外，在研究四川地方史的同時，徐先生還把視野擴展到整個西南地區，《論商于中楚黔中和唐宋以后的洞》一文，對歷來認識模糊的所謂“洞”的概念作了新的解釋，指出“洞”乃是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村公社，從古代一直延續到明清。這些研究成果都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
　　（二）古文字學
　　古文字學與古史研究互為表里，徐先生在研究古史的同時，在古文字學上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徐先生親自主持編纂的《甲骨文字典》，是甲骨學劃時代的巨著。該書兼采各書之長，獨創最先進的編纂體例，對甲骨文字的解釋，分為字形、解字、釋義三部分，所收甲骨文字形，按時代先后分五期排列，使讀者能通過該書對甲骨文有一個較為全面深入的了解。書中既廣泛吸收了最新研究成果，又融入了徐先生數十年研究甲骨文的重要收獲。對甲骨文字的解釋，充分體現了徐先生的研究方法，強調字與字之間的相互聯系和文字與歷史背景的密切關系，釋出許多新字，糾正了許多以往考釋工作中的謬誤，代表了20世紀甲骨學研究的新水平。由于《甲骨文字典》的這些長處，所以該書一出版，就飲譽中外，受到學術界一致的高度評價。
　　《金文嘏辭釋例》是徐先生研究金文的重要論著。該文全面系統地對銅器銘文的祝嘏之辭作了比較歸納研究，充分結合古代典籍，考釋了金文中各種嘏辭的含義，解決了許多前人未曾弄清的問題，并對各種嘏辭的時代進行了探索，許多成果今天看來仍然準確無誤。如指出“萬年無疆”、“萬年眉壽”、“眉壽無疆”等嘏辭主要盛行于西周厲、宣之世；而凡言“無期”者，如“眉壽無期”、“萬年無期”、“壽老無期”、“男女無期”等，均為春秋時成周偏東地區之器，結合《詩·魯頌》“思無期”之語，可知“無期”語春秋時盛行于東方。由此推論，《小雅·南山有臺》有“萬壽無期”，《小雅·白駒》有“逸豫無期”，或即東周之作。又如金文時常提到“永命”、“靈命”、“嘉命”，以前多誤解命為性命之命，該文結合古代典籍指出：命并非性命之命，乃天命。這反映了古人以人世興衰系于天的思想。在時代上，“永命”主要流行于西周，而“靈命”、“嘉命”則是春秋時的常用嘏辭。由于該文考釋精到，論證翔實，因而飲譽學界，成為治金文者的必讀參考資料。徐先生在金文方面的重要論著還有：《＠⑥氏編鐘圖釋》，對＠⑥氏編鐘銘文中不常見的疑難怪字作了詳細的考釋，釋出了許多前人不曾認得的難字，并考定該編鐘為春秋時晉器。《陳侯四器考釋》，綜合考察戰國時期田齊國君之器，提出了許多新見解。該文在學術界有廣泛影響，郭沫若先生就曾根據該文所取得的成果對其所著《兩周金文辭大系》作過修改。《禹鼎的年代及相關問題》，聯系大量金文材料，對禹鼎的年代作了全面的考察，將該器年代考定在厲王時期。文中并對金文材料所記載的西周時期周王朝與南方淮夷的戰爭，廣泛結合文獻記載，作了全面系統的研究，指出西周時期，周王朝與淮夷的戰事主要發生在穆、厲、宣三世，使文獻記載與金文材料相吻合，在銅器斷代和西周史的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貢獻。徐先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除上舉《甲骨文字典》之外，重要的論著還有《甲骨文中所見的儒》，對甲骨文的儒字作了全面的考察研究，指出該字的多種形體，論證了殷商時期儒為巫師一類人物及其對后世的影響。《周原甲骨初論》，對與殷周史實有關的周原甲骨文作了詳細的考釋，指出了周原甲骨文在字體結構和詞匯上的特點，并論證了周原文化的兩個來源以及周文王時期的殷周關系，這些成果都在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三）文獻學
　　古代典籍是賴以研究古代歷史文化的寶貴材料，對典籍的整理研究直接關系到古史研究的質量，所以自古即有不少學者致力于此。但只有學臻高深、實事求是的學者，其研究成果方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徐先生的《戰國策的編寫及有關蘇秦諸問題》一文，對《戰國策》作了深入的研究。戰國時期的蘇秦和張儀，傳統說法一直認為二人是同時的敵對人物。該文廣泛結合其它有關典籍，對此作了詳細的考證，指出《戰國策》中有關蘇秦事跡的記載與史實不符，蘇、張二人并不同時，張儀早于蘇秦。張儀在秦惠王時期（前377—前311年）仕于秦，與之敵對的同時人物是公孫衍和陳軫；而蘇秦乃是齊閔王時期（前300—前284年）的風云人物，與之同時的人物是田文。蘇秦因替燕國在齊國進行反間活動，被齊國發覺而致死。該文的這些研究成果，竟然為10年后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所證實，1974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其有關記載與先生所論基本一致。
　　徐先生在這方面的成果還有：《豳風說》，該文根據《詩·豳風》所反映的風俗習慣和物候農產，指出《豳風》并非如傳統所說，產生于高寒干燥的豳地，而應是春秋時期東方魯國之詩。《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一文，指出《左傳》記事雖有夸張失實之處，不必盡信，但其成書充分利用了當時的文獻材料，保存了許多古史傳說，仍不失為研究古史的必讀書籍，并將其成書年代考定在公元前375—前351年之間。《九歌九辯考》一文，論證了《九歌》《九辯》并非作于戰國末期，而是西漢人所作。另外，徐先生在這方面還有不少研究成果并未公諸于世，如他在講課中多次談到《尚書·盤庚》應為西周時宋國人所作，不過，文中的記載仍然符合殷代的實際情況，所據材料是可信的。如篇中講到盤庚對殷庶民說，如果我做得不對，我的祖先要懲罚我；但如果你們不聽我的話而帶來了惡果，我的祖先也要懲罚你們，并且還要告訴你們的祖先，你們的祖先也不會來搭救你們。這種禍福由祖先而不由上天的思想，就是典型的殷人思想，等等。這些古文獻經過了徐先生的深入研究，將會在學術研究上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治學方法
　　徐先生在長期的學術研究中，在繼承前人治學方法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較有特色的科學的治學方法。
　　（一）“古史二重證”的繼承和發展
　　自王國維先生提出“古史二重證”的研究方法以來，傳統的史學研究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徐先生在古史研究中充分繼承并發展了這種方法，他發表的百數十篇論文，都無一不是運用這種方法的良好范例。如上文提到的《耒耜考》、《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等文，都是將出土古文字材料與古代典籍充分結合來進行古史研究，其結果不僅使古史研究取得突破，而且在古文字研究上也大有創獲。由于時代的局限，王國維先生的“古史二重證”依據的地下材料主要只是出土的古文字資料，而徐先生除古文字材料而外，還充分吸取了考古學成果。他早年撰寫的《再論小屯與仰韶》，根據當時的考古發掘材料，參以文獻記載，探討了仰韶文化的性質及分布地域。建國以來，考古工作有了很大發展，徐先生充分吸取最新考古學成果，于1979年寫成《夏史初曙》，放棄了他以前主張仰韶文化為夏文化的觀點，同意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為夏文化，并結合典籍記載，對夏史作了新的探索。此外，如上文提到的《黃河流域穴居遺俗考》等文，在古文字材料以外，也充分結合了當時的考古發掘資料。
　　考古學離不開對古器物的研究，徐先生在這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底，撰有《論古銅器之鑒別》、《說尊彝》、《殷代銅器足征說兼論〈鄴中片羽〉》、《福氏所藏中國古銅器》、《壽縣出土楚銅器補述》、《關于銅器之藝術》等論著，為我國考古學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上文提及的《四川彭縣ｍéｎｇ＠③陽鎮出土的殷代二觶》和《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鈕＠④于》，也都是通過對考古器物的研究，揭示出古代四川與外界聯系的史實。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徐先生對“古史二重證”的發展并不止此，重要的還在于他進一步將對照范圍擴大到邊裔的少數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等各個方面。這就是他時常提到的“古史三重證”的研究方法。例如他認為，研究殷代史，如果只從有關殷代的史料去考察，還是不容易弄清楚。如果通過對四方邊裔各種族歷史的考察，再結合古史去研究，就容易弄清真相。如中國古史關于“五服”、“九服”之制，兩千年來迄無定論。徐先生根據對三國時期夫余族和遼代契丹族的研究，指出“漢代的夫余，乃殷亡以后北遷的蒲姑之后，因此夫余部族中，保存了不少的殷商舊制”，“殷商的奴隸制度和契丹的奴隸制頗為相似”。具體說來，契丹人的部族制類似殷“侯”服，乃防守邊境的部族；契丹人的“捺缽”相當于殷之“甸”服，獻納皮革及農產品；遼之“南面官”相當于殷之“男”服，任一切人力物力之徭役；遼之“斡魯朵”相當于殷之“衛”服，是担任保衛工作的近衛軍。這是殷之“四服”，是指定服役制。而《禹貢》的“五服”和《周禮》的“九服”，則是后世根據殷制改編而成的。這種指定分工服役制甚至在前半個世紀的中國境內的傣族、貴州洞崽苗族中還可以看到（注：《傣族社會調查報告》，《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9日。）。徐先生的“古史三重證”，使中國古史的研究方法更臻完善。
　　（二）科學的古文字考釋方法
　　考釋古文字是古文字學最基本最重要的工作，而掌握正確的考釋方法，乃是該項工作的核心。徐先生根據多年來研究古文字的心得體會，逐漸總結出了自己的一套科學的考釋古文字的方法，后來寫成《怎樣考釋古文字》一文，系統地向學術界介紹這種方法。文中說：“古人造字，決不是孤立的一個一個地造，每個字的形音義，都有它自己的發展歷史。因此考釋古文字，一個字講清楚了，還要聯系一系列相關的字，考察其相互關系。同時還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產、生活情況，根據考古資料、民俗學、社會學及歷史記載的原始民族的情況，和現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況，來探索古代文字發生時期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根據這些東西，探索每個字的字源和語源。這樣考釋古文字，才有根據，也才比較正確。”如古代黃河流域普遍是穴居或半穴居，即所謂的“陶復陶穴”。反映在文字上，就有一系列與此相關的文字，如：
　　“穴”字，甲骨文像以土覆蓋梁木之上，為穴居的窯洞。
　　“復”字，甲骨文像半穴居有前后兩道出入之形，引申之，則有覆蓋、復雜、反復諸義。
　　“良”字，重在描繪半穴居的兩道走廊，為廊之初文，兩道走廊，空氣流通，生活條件改善，故引申之有良好、明朗諸義。
　　“丘”字，像半穴居地上有兩個門洞之形，與“復”字同是半穴居，只是“丘”字描繪地上的門洞，“復”字則是地下的平面圖。
　　“京”字，甲骨文、金文均像地面上有小屋頂，深穴居下面有木柱支撐之形。此字與丘字同是穴居，丘像半穴居，京則像深穴居。《說文》云：“京，人所為絕高丘也。”《后漢書·東夷傳》說挹婁“土地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這種深穴居就是京。周人居豳時所居的深窯洞也叫京，周人遷居周原后，雖有宮室宗廟等地上建筑，全周人仍稱他們所居的地方為京。《詩·大雅·大明》歌頌王季之婦太任，說“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周人初居周原時，還是周京并稱。
　　“享”字，甲骨文、金文并像穴居上有小屋頂，下有火塘之形，一家人飲食睡眠皆在其中，今邊區少數民族還保存有這種風俗。人們只要看到這個小屋頂上有炊煙上升，就知道這家人正在烹調食物飲饗盛饌，故享字往后在楷書中就分化為烹、亨、享三個字。
　　以上這些字，如果只了解其一面，就很難全面地探索其字源和語源。
　　附圖
　　　　　　四、人師風范
　　先生作為一代學術大師，不僅于學術有重大貢獻，而且品德高尚。他有強烈的愛國熱情，自強不息，誨人不倦，提攜后學，誠以待人。其較為突出者，略舉以下數事。
　　先生為人正直，威武不屈。十年動亂中，“四人幫”瘋狂地迫害知識分子，先生受到極不公正的對待，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劫難中，有人示意要他寫一篇“西南女國”的文章，會有好處。但先生抱定“臨難毋茍免”的信念，斷然拒絕，終不充當“四人幫”的御用文人，正氣凜然，堪稱楷模。
　　“人之有德惠術知者，恒存乎ｃｈèｎ＠⑩疾”，早年的艱苦生活造就了先生高尚的品格。先生是從艱難困苦中走過來的，深知物力為艱，終身極為節儉，在生活上衣取蔽寒，食取果腹而已。記得我們剛入學時去拜見先生，見先生作為一代知名大學者，竟然居住在總面積不到30平方米的兩間舊房里，大家都深為他抱不平，而先生卻處之泰然，反而勉勵我們說：“‘士志于道’，搞學術研究的人重要的是要在學術上作出貢獻，生活上的一切都是小事。你們以后一定要把精力集中在學業上，千萬不要在生活瑣事上花費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后來學校退還給了先生原來的舊居，先生又把最大的一間會客室拿來作為古文字研究室，作為授課、編寫《甲骨文字典》等工作的場所。
　　先生誨人不倦，為培養后學傾注了大量心血，但卻從不收受學生的任何禮物。大家都深知先生的為人，節假日去看望先生，都從不敢買任何東西。記得一個同學報考先生的研究生，考前的春節，去給先生拜年，同時也向先生請教一些學習上的問題。先生詳細解答了他的問題，并勉勵他認真備考。臨走時他拿出了禮物，先生的態度一下就變了，堅持要他把東西拿走，最后他只得把禮物提走。他回去后惴惴不安了好多天，覺得對他報考研究生肯定會產生極其不利的影響。其實先生待人極為寬厚，也很理解學生的心情，并未因此對他產生什么成見，后來他通過考試，終以優秀的成績錄取為先生的研究生。
　　先生本性謙虛樸實，就是對他的學生也一樣。記得畢業后我們在他家編寫《甲骨文字典》，有一次適逢成都古籍書店翻印《說文解字段注》，來請先生提寫書名，我們也乘機求先生的墨寶以作永久之紀念，先生欣然應允，而在落款的時候竟稱我們為“先生”，我們作為他晚年的學生，實在不敢承命。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仙逝了，但他留給了后人不朽的學術成果和高尚的人師風范，為后人所景仰。作為一代學術大師，先生德業長存。
歷史研究京121～129K1歷史學彭裕商19991999作者彭裕商，1949年生，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歷史研究京121～129K1歷史學彭裕商19991999

網載 2013-09-10 21: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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