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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來我國國際共運史學經歷的四個階段
　　19世紀4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首先在西歐興起。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國際共運史”這門科學初步建立起來。雖然我國的民間群眾組織“天地會”早與第一國際有過聯系，從19世紀70年代起我國書刊中也已有關于巴黎公社和歐洲社會黨活動的記述，但也是直到19世紀末即1899年在上海出版的中文報刊《萬國公報》上才開始介紹馬克思恩格斯其人及其個別觀點，這標志著中國人從此開始了解國際共運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從這時起迄今，一百年來，國際共運史學在我國的成長大體上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1899—1919），主要是初步介紹和傳播國際共運史知識。這時，以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改良派和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從西方尋求救國救民之道，在其各自創辦的書刊中初步介紹了國際共運史。如梁啟超于1904年在《新大陸游記》中記述了國際社會黨的盛況；朱執信于1905年發表了《德意志革命家小傳》，評介馬克思的革命生涯；宋教仁于1906年編成《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簡述第一國際和第二國際歷次代表大會的概況和決議；同時日本人著的《近世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史大綱》也被譯成了中文。這些都幫助中國人初步了解到了國際共運史的概況。
　　第二階段（1919—1949），大體上從五四運動起全面介紹、傳播國際共運史，并且結合我國實際，開展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共和國。從五四運動起，一批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先后轉變為共產主義者，從此開始自覺全面地掌握、傳播國際共運史。李大釗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五一”運動史》、《一八七一年巴黎的“康妙恩”》和《工人國際運動略史》等文，1920—1921年他還曾在北大講授《工人的國際運動》。瞿秋白也在報刊上和中國大學講壇上評介過有關國際共運史的內容。1920年陳望道翻譯出版了《共產黨宣言》。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黨的出版物和各類學校中都積極傳播國際共運史的知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曾經幫助中共克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促進中共把馬列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了第一次思想認識上的飛躍，形成了毛澤東思想，它指引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于1949年取得重大勝利。
　　第三階段（1949—1978年），更加重視國際共運史的學習，初步建立了“國際共運史”學科，在與實際結合中既有重大成績也有重大失誤。建國后加強和加快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翻譯和出版。1953年成立中共中央編譯局，陸續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三大全集。從1950年開始，全國高校和各類干部學校普遍開設馬列主義基礎課程，內容以蘇共黨的歷史經驗為主，但都加上了《共產黨宣言》、巴黎公社、三個國際等內容。1956年，劉少奇正式批示以國際共運史取代蘇共黨史作為高校政治理論課之一。1958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了我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兩卷本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隨后有關國際共運史的著作和文獻出版越來越多。這對于教育廣大干部起了頗大的積極作用。但由于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路線越來越“左”，難免會用“左”的思想片面理解國際共運的歷史經驗。這樣，國際共運史科學不但難以正常成長，而且還在長達二十年的時間內為錯誤路線起了推波助瀾的不好作用。
　　第四階段（1978—　），國際共運史科學開始健康成長，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服務。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路線，開始糾正“左”的錯誤。中共把馬列主義與當今時代的中國實際相結合，實現了第二次思想認識上的飛躍，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這一理論指引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改革開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時也促使我國迎來了科學繁榮的新春。國際共運史科學從此也糾正了以往過分突出路線斗爭、大黨地位、領袖人物和經典著作的四突出偏向，盡力還歷史以本來面目。1979年開始，全國高校文科普遍開設國際共運史課程。80年代初，全國性和地方性的國際共運史學會紛紛建立起來。同時，國際共運史的博士點、碩士點逐步增加，研究機構和專業刊物也興辦起來，有關出版物也越來越多。國際共運史科學研究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局面初步形成，其研究成果對于教育廣大干部和青年學生、對于推進有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起了有益的良好作用。
　　但是，也應該看到，長期以來，國際共運史這門科學所發揮的科學功能還是非常有限的。在多數情況下，它通常只是跟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之后，按照領導人的觀點去總結國際共運史的歷史經驗，作一些論證和注釋的工作。如果領導人觀點正確，這種總結和論證就能起良好的育人作用。如果領導人認識出了差錯，這門科學就會起不良的作用。總結以往經驗，如何使國際共運史這門科學只起正作用，不起負作用，而且能夠起越來越大的正作用，這是這門科學的教研工作者值得深思的頭等重要的大事。
　　　　　　二、如何進一步發揮國際共運史科學的功能
　　1996年6月28日， 薄一波在全國黨史研究室主任會議上講話時提出了黨史研究要“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八字方針。1998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信中正式表明，“我希望各級黨委重視黨史工作，充分發揮黨史資政育人的作用”。（注：參見《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6期。）“以史鑒今，資政育人”， 這是對中共黨史的科學功能的簡明扼要的概括。過去一般只講黨史科學在培養干部即育人方面的作用，現在進而強調其在資政即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方面的作用。這是對黨史科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國際共運史實質上是國際共產黨黨史、各國共產黨黨史，中共黨史理應是國際共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中共黨史研究的八字方針，也完全適用于國際共運史的研究。不過國際共運史研究的范圍更加廣闊，為此，我想在“以史鑒今，資政育人”之外，再增加八個字，即“以洋鑒中，興中輔洋”。也就是說，要借鑒外國共運豐富的歷史經驗，促使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更加興旺發達，進而推動世界共運更加發展壯大。“以史鑒今，資政育人，以洋鑒中，興中輔洋”，這十六個字我想可以作為我們國際共運史科學教研工作者今后的努力方向。這樣國際共運史這門科學的功能就能得到更充分的發揮。
　　黨史這門科學既然具有資政的新功能，這在客觀上就需要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切實保障憲法所賦予的各項公民權利，鼓勵學者為決策的民主化科化出謀劃策。黨史這門科學既然具有資政的新功能，這在主觀上就要求國際共運史研究者必須要有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要高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新階段的鄧小平理論，站在當今新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和知識經濟撲面而來的新時代的制高點，徹底清除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左”的流毒，同時警惕右的侵襲，努力挖掘新史料，重新全面總結150多年來世界共運的歷史經驗， 以推進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我們國際共運史學工作者必須要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要有科學的良心和科學的態度，不能把科學性與黨性對立起來或者割裂開來。盲目服從違背科學真理的各種決策不是黨性強的表現，探求并且掌握真理的科學性，力求使黨的決策科學化，才是最強的黨性。我們應該有清朝碩學宏儒戴震“治學不為媚時語，獨尋真知啟后人”的膽識和氣魄，盡心竭力寫出有份量的論文和專著，寫出象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那樣的國際共運史通鑒，以便用國際共運史的巨大成就激勵人，用國際共運史的成功榜樣教育人，用國際共運史的嚴重挫折警示人，用國際共運史的沉痛教訓啟迪人。尤其要從當今國際共運和中國的實際需要出發，全面深刻地總結國際共運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喚起民眾，喚起青年，喚起黨員，喚起干部，為黨的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提供良好的借鑒，并且用以提高廣大干部和青年學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這樣，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就會取得順利進展和全面成功。這樣就能夠為世界人民樹立一個社會主義的好樣板，對世界廣大人民產生強大的說服力、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進而極大地推進世界共運的新發展。當然，這種推進決不是過去那種指揮別國、強加于人的國際主義援助，而是輔助性的示范和示警作用。
　　　　　　以史鑒今，以洋鑒中的幾種情況
　　從以史鑒今，以洋鑒中方面來看，國際共運史的經驗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國際共運歷史上經過反復實踐檢驗證實了的好經驗，已經被我們黨所充分吸取，成為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基本路線和具體決策。國際共運包括建黨、掌握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三部曲，貫穿于這三部曲的主題和基調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和全人類解放的科學。這四者也就是當今我們所要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列寧主義主要是結合俄國實際初步探索了落后國家如何首先實現社會主義的問題，其精髓之一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長期推行允許資本主義有一定發展的新經濟政策，不能急于求成。我們黨堅持以馬列主義及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這就是正確借鑒了國際共運好經驗的重要成果。對此我們應加以深刻的論證。
　　第二，國際共運歷史上經過反復實踐中檢驗證實不成功、不大好甚至很不好的經驗，已經被我們黨所改變，已經被新觀念所取代。例如從馬克思恩格斯以來一直認為由于各國革命發展不平衡，總有某一國站在斗爭最前列，產生的影響最大，所以世界共運各個時期總有某一國很自然地形成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中心。在19世紀，革命中心先后在英、法、德三國。到20世紀，考茨基、列寧、斯大林等人認為革命中心進一步向東轉移到俄國（蘇聯）。歷史上革命中心在某一國時固然對其他國家起過良好的示范和推動作用，但也暴露出了大國主義、大黨主義的錯誤。尤其是到斯大林領導時期，蘇聯作為世界革命中心，已經不僅是影響中心，而且變成了指揮中心、控制中心、統治中心，對很多國家的共產黨粗暴地進行干預，阻礙了很多黨獨立自主的發展。毛澤東曾經領導我們黨長期抵制蘇共的大黨主義，這無疑是非常必要、非常正確的。不幸我們黨也犯過大黨主義的錯誤。毛澤東于1959年11月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批語中就提出：“20世紀中葉，世界革命的中心又轉到中國”。1967年11月6日以《人民日報》、 《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編輯部名義發表的紀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文章則更進一步宣布：“20世紀初期，革命中心轉到了俄國，產生了列寧主義。隨著，世界革命中心又逐漸轉到中國，產生了毛澤東思想。經過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國這個世界的革命中心，變得更鞏固、更加強大了”。實踐表明，蘇聯和中國，作為世界革命中心不僅未能實現世界革命的目標，而且對世界革命都起過不良的作用。鄧小平在重新總結國際共運歷史經驗時說過：“我們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中心。我們也不贊成搞什么‘大家庭’，獨立自主才真正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1頁。）對世界革命中心理論的撥亂反正，必然非常有利于各國革命獨立自主的新發展。再如，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論斷，也是對一百多年來國際共運史上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搞計劃經濟的不切實的設想和不成功的經驗的否定和改正。
　　第三，國際共運歷史上正確的設想和成功的經驗，有的至今未被借鑒和采納。這就要求共運史工作者勇于提出新的資政建議。例如，從馬克思恩格斯到列寧，一直都主張共產黨要有黨內民主，黨的重大決策應該由作為黨的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大會來決定，而不能僅由作為黨的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的中央委員會越俎代庖。為了及時不斷調整黨的決策，他們主張黨的代表大會必須實行年會制，即每年召開黨代會。如果說在黨尚未掌握全國政權之前還難以完全做到的話，那么在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之后就完全能夠做到。所以在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后的頭六年，在列寧領導下，俄共（布）風雨無阻地召開過六次代表大會。蘇共代表大會的年會制是在1925年以后被斯大林破壞的。兩次代表大會之間的間隔由2年、3年、4年、5年直至13年（1939年召開黨的十八大，到1952年才舉行黨的十九大）。在斯大林最后一次參加的十九大上修改黨章時規定每隔四年召開一次黨代會。黨代會年會制被破壞后，實際上是蘇共中央政治局取代黨代會成了黨的權力中心和決策中心。在政治局也不能實行集體決策時，實際上則是斯大林的個人專斷，以至黨的某些重大錯誤長期無法糾正。我們黨在建黨初期即使還處于地下狀態，仍然能夠堅持或者大體上堅持年會制（如從一大到三大是年會制，三大到四大相隔1 年半，四大到五大相隔2年3個月，五大到六大相隔1年2個月）。只有六大到七大因處于戰爭環境才相隔17年之久。1945年修改黨章決定每隔3 年召開一次黨代會，可是卻延至1956年才舉行八大。鑒于斯大林破壞黨內民主、搞個人崇拜以及我們黨自身從七大以來不重視黨代會的歷史教訓，八大黨章作了新的規定，即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實行年會制和常任制，即一屆代表任期五年，每年召開一次黨代表大會。這是對馬列主義建黨學說的重大發展。鄧小平當時在作修改黨章報告時說，“我們相信，這種改革，必然可以使黨內民主得到重大的發展”。（注：《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33頁。）由于1957年以后黨的指導思想受到越來越嚴重的“左”干擾，八大的這項重要改革措施未能付諸實踐。1969年九大通過的黨章規定，每隔五年召開一次黨代會。 這樣黨內民主必然難以發揚。1978年，黨的指導思想端正以后，至今卻仍在沿用九大的規定，未能恢復實行八大的重要改革措施。因此，為全面貫徹鄧小平理論，我們應大聲疾呼，喚起共產黨員達成共識，爭取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上修改黨章，力求恢復八大的決定，實行黨代表大會年會制和常任制，為發展黨內民主而奮斗。當然，問題不僅在于是否每年召開一次黨代會，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要改變黨代會的開法：1.黨代表要從自上而下選定改為自下而上差額競選產生；2.黨代會召開前黨代表要收集所屬地區或單位廣大黨員的意見和提案；3.在黨代會上對上屆中央工作和中央領導人要全面評價，既要有肯定，也要有批評和建議，除在分組會上普遍發言外，還應該有各組代表在大會上發言，以達到廣泛交流的目的；4.重大議題（包括新一屆領導人人選）應在大會上充分討論，如有不同意見要適當爭論，明辨是非，統一思想；5.重大決策（包括新一屆領導人人選）最后要每人一票平等表決，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6.會后各代表要對所屬地區和單位的黨員群眾如實傳達大會實際情況，包括爭論情況。只有這樣開法，才能使黨代會真正成為黨的權力中心。
　　第四，國際共運史上經過反復檢驗證實了的不成功的、不大好的甚至很不好的經驗，至今還沒有被引以為鑒，著手進行改革。這也要求共運史工作者為黨的決策科學化敢于提出新的資政建議。這方面最突出、最重大的例子莫過于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問題。1871年巴黎公社時期工人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時尚未建立社會主義政黨，在工人中只是存在蒲魯東派、布朗基派等不同政治派別，所以當時尚未遇到完整意義上的黨政關系問題，當然從巴黎公社的黨政關系中我們也可以吸取到一些經驗教訓。1917年在俄國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后首先遇到黨政關系問題。在1917—1920年特殊的嚴酷的戰爭環境下形成了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局面。列寧對此很不滿意。他于1922年提出“必須十分明確地劃分黨（及其中央）和蘇維埃政權的職責”，“黨的任務則是對所有國家機關的工作進行總的領導，不是象目前那樣進行過分頻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瑣碎的干預”。（注：《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 第64頁。）但列寧未能解決黨政如何分開問題就過早逝世了。斯大林時期，這一問題不僅沒有解決，反而發展到了更加嚴重的地步。后來，這種模式被普遍推廣到社會主義各國，但實踐都不成功。雖然毛澤東于1928年井岡山工農政權建立初期、鄧小平于1941年講到抗日民主政權建設時都明確表示不能學國民黨“以黨治國”那種由黨向政府下命令的錯誤作法和惡劣傳統，但由于種種原因，建國后我國的以黨代政、黨政不分事實上比蘇聯更加嚴重。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總結歷史經驗、端正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路線時，在公報中明確提出要“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此后，鄧小平曾多次談到要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并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于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7頁。）1989年以后，為了維護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以及避免在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轉軌到市場經濟體制中失控和混亂，我們黨近十年來沒有再提出黨政分開。但十月革命以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長期的實踐證明，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這種權力過度集中的領導體制使黨不能集中力量管好黨，又使政權機關不能獨立自主地治理好國家；不僅黨政兩方面受損害，而且增加矛盾，缺少制約，加重失誤，助長官僚主義和腐敗。現在我們已經平安地度過了20世紀末改革的難關，在21世紀初應該把政治體制改革重新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全黨都要為如何實現黨政分開、改善黨的領導進行新的探索和試驗。應該認識到，這是事關社會主義改革成敗和國際共運前景的頭等大事。蘇聯東歐諸國在1989—1991年發生劇變，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執政的共產黨長期改不掉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弊端，社會主義民主嚴重不足，致使廣大人民群眾對改革大失所望，轉而贊成引進西方的議會民主和多黨制，結果導致政局大亂，共產黨丟失政權。
　　第五，世界共運史上沒有先例、沒有現成經驗的新問題。這就要求我們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獨立自主地探索，創造性地加以解決。例如，為了實現國家的統一，鄧小平經反復醞釀和深沉思考，明確提出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新概念、新構想來和平解決臺灣、香港和澳門的回歸問題，以減少各種阻力，同時有利于我國社會主義的發展。現在，香港和澳門問題已經按照“一國兩制”的構想順利解決。只要我們繼續解放思想，從臺海兩岸的實際出發，大膽探索，臺灣問題也必將會最終得到解決。科學工作者也應當積極為此獻計獻策。
　　總之，只要我們本著“以史鑒今，資政育人，以洋鑒中，興中輔洋”的方針，全身心地投入，并且同心協力，從實際出發，加強研究國際共運史的歷史經驗，我們就必能在21世紀使我國的國際共運史科學得到更大、更新的發展，并且進一步更加有效地發揮它的科學功能。
[from]D3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放20002000本文是作者根據于1999年12月7 日北京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主辦的“國際共運史學科百年研究講學會”上的發言寫成。 作者：[from]D3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高放20002000本文是作者根據于1999年12月7 日北京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主辦的“國際共運史學科百年研究講學會”上的發言寫成。

網載 2013-09-10 21: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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