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

簡體傳統

在外人看來分明是明火執仗的勾當，美國人卻似乎真正相信它的正義性。關鍵在于，自16世紀以來，世界上的公理正義的標準大部分是歐洲人制定的，當西班牙人在西半球建立他們血腥的殖民統治的時候，使用的是所向無敵的毛瑟槍，打的是替天主行道的旗號。工業革命和啟蒙運動以后，英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暴力又加上了進步、工業、科學、民主和法制等裝潢。在這樣的旗號下，對印第安人的所有文治武功就統統成了“善意的征服”。

豪奪印第安財產本來沒有什么理由，強盜只需憑借武力。可是赤裸裸的強盜行為與美國人一向宣揚的自由平等之類的原則相去太遠，于是他們做了壞事后便想方設法去掩人耳目，和欺騙自己的良心。這里最便當的辦法是將對手打入文明世界的“另冊”。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美國一些政客和白人種族主義者把印第安人描繪成茹毛飲血的野蠻人，在他們眼里，印第安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即使有些古樸的魅力，也斷然不符合時代的潮流，歐洲文明有權利、也有必要用自己的模式來改造印第安文化。印第安人自愿歸順固然好，印第安人抵抗就更為白人使用武力提供了借口。

殖民時期和建國初期，白人企圖通過強制和非強制的手段讓印第安人接受歐洲人的生活方式，借此將印第安人置于白人政權的控制之下。19世紀上半葉，美國國內越來越多的頭面人物主張放棄這種努力，國務卿亨利?克萊(Henry Clay)就堅決反對任何企圖將印第安人納入美國白人社會的政策。但他并不是反對強制同化政策，也并不是出于人道主義，而是出于他根深蒂固的白人種族優越的偏見，在他看來，印第安人本性落后，根本不能參與文明社會。雖然他不主張用武力解決印第安人，但他相信，印第安人會自動消亡。克萊還認為，印第安人比歐洲白人低下一等，作為種族沒有存在價值，即使他們全部絕跡，對世界來說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損失。克萊的這種態度反映了美國白人社會對印第安人的主導態度。
傷心之旅

安德魯?杰克遜担任美國總統期間，美國政府對西部邊境上的印第安部落采取了強制遷徙的政策。首當其沖的印第安人當中有居住在喬治亞的切諾基人。183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杰克遜提出的《強迫印第安人遷移法》。該法案用50萬美元的代價換取了包括切諾基部落在內的印第安人的土地。切諾基人當然不愿意放棄自己祖祖輩輩休養生息的家園。他們派出代表，向美國的最高法院起訴喬治亞州政府，提出切諾基這種被美國聯邦政府承認的“主權國家”不受喬治亞州政府的管轄。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喬治?馬歇爾雖然承認切諾基人自治的權力，卻拒絕將切諾基當成主權國家對待。根據馬歇爾的定義，印第安部落是美國聯邦政府下屬的自治領地。但是杰克遜總統偏袒喬治亞州政府和那些無法無天的白人邊民，拒絕出面主持公道。印第安人進行了勇敢的抗爭。他們選派了最雄辯的代表出席最高法院的聽證，公開捍衛自己的生存權利：“你們叫我們放棄狩獵和戰爭，我們照辦了；你們叫我們建立共和政府，我們照辦了；你們叫我們開荒種地，使用機械，我們也照辦了；你們叫我們放棄自己的宗教傳統，信奉你們的神，我們同樣照辦了……我們所要求的只是對我們世世代代休養生息的土地的所有權。”當切諾基人的代表懇求杰克遜總統為他們作主時，這位粗俗的總統冷冰冰地說：“我對你們是友好的，但是你們的惟一出路就是放棄自己的家園，到西部去定居。”一部分切諾基人認識到保衛家園沒有出路，接受了杰克遜簽署的《印第安遷移法案》，另一些切諾基人決心抗爭到底。可是白人如狼似虎地闖進了他們的領地，最后，7千名聯邦政府的士兵把剩下的切諾基人強行集中起來。1838年的秋天，切諾基人扶老攜幼，被迫踏上了前往俄克拉荷馬的“傷心之旅”(Trail of Tears)。

多數人的暴政

法國作家托克維爾就美國19世紀“多數人的暴政”的做法作了一番議論：“當一個人或一個黨在美國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時，你想他或她能向誰去訴苦呢?向輿論嗎?輿論是多數制造的。向立法機構嗎?立法機構代表著多數，并且盲從多數。向行政當局嗎?行政長官是由多數選任的，是多數百依百順的工具。向公安機關嗎?警察不過是多數掌握的軍隊。向陪審團嗎?陪審團就是擁有宣判權利的多數，而且在某些州，連法官都是多數選派的。因此，不管你所告發的事情是如何的不可爭議和荒唐，你還得照樣服從。”“在今天的美國……沒有防范暴政的保證措施，而要解釋美國政府所以能夠寬容待人的原因，與其到美國的法律中去找，莫如到它的地理位置和民情中去找。”

印第安人遷移的結果，不僅使白人獲得喬治亞的大片土地，而且為他們敞開了俄亥俄河谷的大門。在聯邦部隊的押解下奉命遷居的切諾基等印第安部落輾轉千里，歷時十個月，到達政府指定的地點。一路上他們風餐露宿，忍饑挨餓。許多老弱婦孺禁不起勞累，染上疾病，死在途中。這次“傷心之旅”，共使切諾基印第安部落損失了1/4的人口。自此以后，再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印第安部落敢為自己的存在求助美國法律的保護了。切諾基印第安人的遭遇印證了著名的回顧美國對印第安人征服的前前后后，最使人震驚的似乎還不是白人對印第安人的暴力之頻繁、所采用的手段之殘酷，而在于他們在施用暴力時的思維模式和宣傳方式。

在對印第安人的態度方面，美國人同殖民地早期的英國移民沒有本質上的區別。他們的共同之處是種族、文化、宗教上的優越感，對物質財富極端的貪欲、對弱小民族極端的冷酷和在言行上極端的偽善。這使他們不僅能為所欲為地橫行霸道，而且使他們做盡壞事之后還能心安理得。例如，1847年《紐約先驅報》的評論員文章這樣來討論印第安人的處境和出路：“印第安人的藝術、戰爭、邦交、住所、工藝、財產、貿易以及享受方式都處于最落后的發展階段……這樣的人冥頑不化，活該消亡。神把大地賞賜給開發它的人們，任何違背主的意志的努力都是徒勞的。”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中，印第安人的存在本身就成為所謂的“印第安問題”。事實上，在美國的邊疆地區，印第安問題從來都是用暴力手段來解決，殺害印第安人是很受白人歡迎的事。這種暴力常常出于白人經濟上的需要。白人方面的解釋是，印第安人面臨饑荒，他們為了生存，就會捕殺白人的牲口。白人不能白白用他們的牲口來養活印第安人。因此，除非政府把印第安人都養起來，否則白人農民就必須徹底消滅他們。

在加州的威維爾鎮(Weavenrille)附近，全副武裝的白人暴徒屠殺了153個印第安人，就因為某個或某些印第安人殺了一個白人的五頭牛!在西部地區，殺害印第安人甚至成為白人的一種消遣和掙錢的方式、一種人們在閑著沒事干的季節的可靠的、由政府資助的勾當。1793年，辛辛那提的一家報紙在一份公告里懸賞捕殺印第安人：誰要是殺了一個印第安人，就可以從報社老板那里領到168美元的賞金。1850～1859年間，聯邦政府為加利福尼亞政府剿殺印第安人的白人提供了將近100萬美元的資助。一個加利福尼亞白人后來供認，1856～1860年間，他那里的白人居民每周外出兩三次，尋找和捕殺印第安人。平均每次出擊都要干掉五六十個印第安人。在通常情況下，連老弱婦孺都不肯放過。以加利福尼亞為例，1848年的淘金熱開始之前，這里有15萬印第安人，到1870年，這個州的印第安人僅剩3萬人。西部的其他州的情況與這里大同小異。

基督教的一個本質
歷史上以基督為名的暴行也不勝枚舉，白人對印第安人的所有征服及其所伴隨的暴力都是在文明和基督的旗幟下進行的。基督教義具有絕對性和排他性。基督教里的神是萬物的創造者、是宇宙里至高無上的權威。基督徒相信，只有對神保持絕對的崇拜，全身心地侍奉神，他們才能獲得拯救和永生。所以凡是反對神的人就是基督徒的敵人，凡是不信神的人就是異端。《圣經》里就記載有不少暴力征服的故事。自羅馬帝國以來，歐洲人相繼皈依基督教，教廷權力不斷擴張，到中世紀時期竟成為西方社會至高無上的權力中心。但也就是這一時期，歐洲人借助宗教的名義對穆斯林世界進行了血腥的十字軍東征。16～17世紀宗教改革時期，天主教會和新教勢力互相指責，互相戕害，內戰、外戰打了一百多年，打得白骨成山，血流成河，就是為了爭個“正統”。所以啟蒙時期的思想家對教會和宗教戰爭雙方的狹隘和殘忍深惡痛絕。

德國哲學家費爾巴哈指出，基督教“信仰包含有一個兇惡的本質。基督教式的信仰是基督教的迫害異端與處決異端者之至高無上的根據。……在信仰看來，一切物質基礎都是對上帝的信仰——信仰是絕對的義務，而那些對人應該盡的義務卻只是派生的、從屬的義務。這樣，不信者乃是……理應殲滅的主體。凡是否定上帝的東西，本身也就必須被否定。最高的犯罪，就是冒犯上帝的尊嚴。在信仰看來，上帝是一位人格式的、最最人格式的、最最不可冒犯、最最有權有勢的存在者。”了解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白人為什么在霸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時那么心安理得，在對付拒不皈依白人宗教的印第安人會那么殘酷無情。清教徒的領袖約翰?溫斯洛普宣稱：“印第安人充其量只對他們已占有的或有條件改良的土地擁有自然的權利……至于這個國家的其余土地，誰能夠并愿意改良它，誰就可以擁有它。”在美國建國初期，基督教各派勢力對印第安人的態度充分體現了絕對的宗教信仰這種絕對矛盾的現象。宗教信仰構成了美國人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不僅為他們提供了精神上的寄托，而且為一些本來非常復雜的倫理問題提供了非常簡明的答案，為他們對異類實施暴力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

比黑奴的命運更慘

1864年，由于林肯三年前簽署《廢奴宣言》對廣大奴隸的激勵，南北戰爭以北方的徹底勝利而告終。南北戰爭結束后，美國的西進運動再次掀起狂潮，來自北方的農民借聯邦政府的軍事勝利，對印第安人土地的掠奪較之過去更加有恃無恐，加之少數印第安部落在戰爭期間協助南方軍隊，就更給了白人強占他們的土地以理由。其矛頭所指是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平原印第安人”，包括謝安(Cheyennes)、阿拉巴赫(Arapahos)、蘇(Sioux)和內斯?佩西(Nez Perce)部落。白人的武裝民團在屠殺印第安人的過程中担任了急先鋒。

他們對印第安人肆無忌憚的屠殺在1864年發生的“沙溪慘案”中反映得非常充分。這一年，科羅拉多地區政府說服謝安和阿拉巴赫兩個部落的印第安人到一個位于沙溪(Sand Creek)河畔名叫里昂要塞(Fort Lyon)的地方集中，并聲稱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這里的印第安人大約有600人，其中2／3是婦女和兒童。五月里的一天，一伙武裝民團在一個名叫契文頓(J．M．Chivington)的上校的率領下，來到里昂要塞。契文頓直言不諱地對駐扎在里昂要塞的聯邦部隊指揮官安東尼少校宣稱：“我來到這里的目的就是殺印第安人。我相信在上帝的眼里我們無論怎樣消滅印第安人都是合情合理、光明正大的。”安東尼少校手下的兩個軍官指出，政府已經宣稱要保證印第安人在里昂要塞的安全，聯邦部隊有責任保護他們，如果聽任民團攻打印第安人，那么無異于濫殺無辜。身為指揮官的安東尼居然不理會下屬的勸告，聽任契文頓手下的暴徒對印第安人下毒手。

慘案發生的當天，契文頓率領的民團和一些聯邦正規部隊，打著一面白旗和美國國旗，騙過了印第安人的崗哨，沖進印第安人營地，他們見人就開槍，屠殺了133名印第安人，其中包括105名婦女和兒童。白人還不罷休，他們把每個死人的頭皮都割下作為戰利品。一些白人甚至把婦女的陰部割下，釘在馬鞍上或別在自己的帽子上。其殘暴無恥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在沙溪慘案中白人暴徒之無法無天、殺人手段之兇殘使美國政府感到十分難堪，國會于是組織了所謂的“印第安和平委員會”(Indian Peace Commission)，負責與印第安人就土地問題進行談判。在1867年和1868年與印第安人的兩次談判中，美國政府單方面要求印第安人遷移到奧克拉荷馬和達科他地區的一些不毛之地，叫他們把自己祖輩生息繁衍的地方拱手讓給虎視眈眈的歐洲移民。政府官員的理由是讓沖突雙方隔離開來，在這里根本沒有公道可言。很多印第安人對此十分憤恨，但他們知道，如果抵抗只會自討苦吃，于是只得默默地服從。

種族滅絕的最后完成

直到1871年，美國政府在同印第安人打交道時，名義上將印第安部落當成“主權國家”，而在事實上，美國政府卻一再出爾反爾，恣意踐踏印第安部落的主權。1871年，印第安部落的“主權”事實上已經蕩然無存。這使美國政府面子上感到尷尬，國會決定撕下這一塊遮羞布，將印第安部落強行納入美國的管轄之下。這一政策的制定，意味著美國政府從此對印第安部落行使主權，對敢于抗拒政府命令的印第安人進行“合法”的彈壓。1887年，國會通過了《道斯土地占有法》(Dawes Severalty Act)。這一法案授權總統將印第安部落的土地分配給部落的成員，凡接受政府分配的土地的印第安人都立即變成美國公民。這一法案使印第安人像美國白人一樣成為自耕農民。從而打破原始公社的集體所有制和印第安社會的組織結構，削弱部落首領的權威。對印第安文化來說，這是釜底抽薪的一招。這就是說，白人在完成對印第安人的武力征服之后，進一步又摧毀他們的文化和社會組織。

從此以后，美國政府加緊步伐，利用軍事和政治上的手段，強迫幸存不多的印第安人接受美國的生活方式，遷居到政府制定的“保留地”里去。武力征服結束后，繼之而來的是對印第安的“訓政”，包括對印第安少年兒童的強制教育。在政府支持下，白人教育工作者開辦了印第安學校，接收印第安學童，在學校，學童除了學習英文，還必須參加基督教的禮拜等活動。這種“開明”的權威主義旨在徹底改變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乃至宗教信仰。1898年，國會通過了《柯蒂斯法案》(Curtis Act)，這一法案剝奪了印第安部落在保留地上的主權，廢除了所有的印第安法規。至此，一個強大文明對一個弱小文明的暴力征服全部完成。17世紀初，當第一批英國殖民者踏上北美的土地時，美國的土地上當時大約居住著450萬印第安人。到1860年時，印第安人的數量已經減少到30萬左右。印第安戰爭之后，美國境內的印第安人僅剩10萬上下。

西部地區針對印第安人的暴力也是令人發指。美國陸軍名將謝里丹將軍這樣記述了他的管轄地區的暴力狀況：“自1862年以來，在我的轄區里至少有八百名男女和兒童慘遭殺害，其被害情況令人發指。男人通常被剝去頭皮，肢體分離，他們的生殖器被兇手割下，放在他們嘴里。婦女被暴徒強奸，有時多達五六十次，然后被殺害，她們的頭皮被兇手剝下，陰道里被插入棍棒，有的在她們死之前，有的在她們死之后。”他得出結論說，無論肇事者是誰，反正白人與印第安人之間的關系是有你無我的關系，沒有調和的余地。只有把印第安人斬盡殺絕，美國才有最后的安寧。
作為軍人，謝里丹和其他參加清剿印第安人的美國軍人一樣，必須忠實執行政府的政策，在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沖突當中，他們無一例外地是站在白人的一邊的。謝里丹這樣來為政府的政策和自己的軍事行動辯解：“不過，在印第安問題上討論道德是非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印第安人的社會即將死亡，這是不可逆轉的事情。對一些人來說，把印第安人集中起來、像處置無用的牲畜那樣統統殺掉是件難以設想的事。但這種解除印第安人的痛苦的方式并非一無是處。”

印第安人的遭遇是歷史上非常突出的種族滅絕的例子。美國人長期以來對此避而不談，即或提起，也只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這種態度其實不難理解：因為這一時期死于疾病和白人的暴力的印第安人太多了，他們的文化受到的摧殘太嚴重了，對他們進行的種族滅絕的暴力太殘酷了，對印第安人出爾反爾的例子太司空見慣了。白人對印第安人的所作所為以及所造成的后果無論用什么樣的尺度來衡量，都算得上是人類有史以來歷時最長的慘劇。最近二三十年來，這種情況稍有改變，一些嚴肅的學者開始研究這段歷史，重新評價美國對印第安人的所作所為。

回顧美國的白人以進步和基督的名義對印第安人的種種不義行徑，當今有一些美國知識分子發出了這樣的懺悔：“我、還有其他所有的美國人所安居樂業的土地是不久前從別人那里偷來的，我們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不惜殺光所有敢于抵抗我們的人，然后將他們的財產據為己有。當我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時，我立刻對我所接受的犯罪與懲罚、公正與不公正、財產和盜竊、合法與不合法的標準產生了懷疑。”

美國長期以來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當白人在17～18世紀來到北美大陸時，他們除了每人手里捧著—部《圣經》之外幾乎一無所有；當地的印第安人沒有《圣經》，卻擁有大片肥沃的土地。通過各種方式的交易，一百年之后，印第安人每人手里捧上了一部《圣經》，但卻沒有了土地；而白人不僅獲取了印第安人的土地，而且也保留了手里的《圣經》。綜觀20世紀以前的美國歷史，我們很容易看出美國政府對印第安人的政權歸根到底是種族戰爭和種族征服。白人要的就是印第安人的土地，買得過來的就買，拿得過來的就拿，既買不過來又拿不過來的就搶。既然要搶，就可以不擇手段，搶到手后，不妨表示一點遺憾。可以說，美國文明的建立是以印第安人的種族消亡作為代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