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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之吳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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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宓
吳宓是錢鐘書的老師，據說錢鐘書曾罵他笨，他一笑了之；他一生苦戀毛彥文，不惜與發妻仳離，卻最終孤苦一人；他自號怡紅公子，認為一牛肉館名起名“瀟湘館”褻瀆林妹妹，而前去砸館；他認為愧對朋友吳吉芳，在吳去世后，他照顧朋友遺屬，幾十年如一日；他是中國比較文學的鼻祖，被人評價為“博、雅、惠、通”；他與陳寅恪的一世情誼為世人所稱頌；他晚景凄涼，躺在床上喊：“我是吳宓教授，我要喝水！”。
風采
溫源寧這樣描寫老師吳宓：“吳先生的面孔堪稱得天獨厚：奇絕得有如一幅漫畫。他的腦袋形似一枚炸彈，且使人覺得行將爆發一般。瘦削的面龐，有些蒼白、憔悴；胡須時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臉之勢，但每天清晨總是被規規矩矩地剃得干干凈凈。粗獷的面部，顴骨高聳，兩頰深陷，一雙眼睛好似燒亮的炭火，灼灼逼人。--所有這一切又都安放在一個加倍地過長的脖頸上。他的身軀干瘦，像根鋼條那樣健壯，堅硬得難以伸縮。”
課堂上的吳宓教授，常穿一襲灰布長袍，一手拎布包袱，一手拄手杖，戴一頂土棉紗睡帽就走上講臺。打扮雖然古板，講的卻是純英文詩歌。而且開講時，筆記或紙片看都不看一眼，所有內容均脫口而出，講到得意時，還要拿起手杖，隨著詩的節律，一輕一重地敲著地面。
吳宓是一個詩人氣質很濃的人，在清華上課時，主講英國浪漫詩人和希臘羅馬古典文學，他的學生回憶：“雨僧先生講課時也洋溢著熱情，有時眉飛色舞。”
在西南聯大時，雖然生活貧困，但吳宓卻始終保持著紳士風度，這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個人衣著，一個是對女士的態度。當時朱自清身著云南當地趕馬人穿的氈披風，可吳宓始終西裝革履，很注意儀表。劉兆吉在《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中寫道：“記得在西南聯大，無論在長沙、南岳還是蒙自、昆明，吳先生都是西服革履，臉上的絡腮胡刮得光光的。”
傳道
1926年吳宓回國，即受聘在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任教授，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并且常以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學整理及中國儒家學說這四大傳統作比較印證。
一九二五年，清華學堂改為國立清華大學。同年二月，吳宓被聘為清華外文系教授，吳宓當時住在清華工字廳的“藤影荷聲之館”。曹云祥校長請吳負責清華研究院國學門的籌備工作，按照哈佛模式制訂學生培養計劃。吳宓在清華期間被后人稱道的一項主要工作，就是替清華國學院聘請了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四個國內一流的學者，也就是世人公認的清華四大導師。在“四大”之中，只有趙元任一人懷揣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證書，而王、梁、陳等三位，均無博士、碩士頭銜，甚至連學士學位也未拿到。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則是他到了清華國學院任教之后由美國耶魯大學贈予的。
吳宓是一位熱心的老師，對學生的請求幾乎有求必應。他在聯大開設的“歐洲文學史”是一門很重要的基礎課，他還教英國文學史、希臘羅馬文學選讀、歐洲名著選讀、中西詩之比較、文學與人生等課。
吳宓生活上風流韻事頻出，學術上嚴謹，授課一絲不茍。在南岳時，教授宿舍緊張，于是合并，吳宓、沈有鼎、聞一多、錢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錢穆看來，三人平日孤僻，不愛交游。每天晚上，聞一多自燃一燈放在座位上，默默讀《詩經》《楚辭》，每有新見解和新發現，就撰寫成篇。吳宓則為明日上課抄寫筆記寫綱要，逐條寫，又合并，有增加，寫好后，用紅筆加以勾勒。吳宓嚴謹備課給錢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次日，吳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備課所寫條目，反復誦讀。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
錢穆記錄了吳宓的認真：當時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長桌。入夜雨僧則為預備明日上課抄筆記，寫提要，逐條書之，有合并，有增加，寫成則于逐條下，加以紅筆勾勒。雨僧在清華教書，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課，其嚴謹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寫各條，反覆循誦，俟諸人盡起，始重返室中。余與雨僧相交有年，亦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
講課的工夫來自備課的工夫。其實，吳宓教授從走上講臺那一天開始，備課認真就很有名。去清華之前，吳宓教授曾在南京東南大學任教三年，講授《歐洲文學史》等課程，一時聲譽鵲起。
吳宓先生記憶驚人，許多文學史大事，甚至作家生卒年代他都脫口而出，毫無差錯。吳先生還為翟孟生的《歐洲文學簡史》作了許多補充，并修訂了某些謬誤的地方。他每次上課總帶著這本厚書，里面夾了很多寫得密密麻麻的端端正正的紙條，或者把紙條貼在空白的地方。每次上課鈴聲一響，他就走進來了，非常準時。有時，同學未到齊，他早已捧著一包書站在教室門口。他開始講課時，總是笑瞇瞇的，先看看同學，有時也點點名。上課主要用英語，有時也說中文，清清楚楚，自然得很，容易理解。
據說，吳宓不僅能用多種語言背誦許多西方文學名作，甚至整篇的莎士比亞的劇本都能全部背誦下來，反映出其學術根底深厚和學習上的刻苦。
吳宓的陜西同鄉、弟子李賦寧也有類似的回憶：“先生寫漢字，從不寫簡筆字，字體總是正楷，端莊方正，一絲不茍。這種嚴謹的學風熏陶了我，使我終生受益匪淺。先生講課內容充實，條理清楚，從無一句廢話。先生對教學極端認真負責，每堂課必早到教室十分鐘，擦好黑板，做好上課的準備。先生上課從不缺課，也從不早退。先生每問必答，熱情、嚴肅對待學生的問題，耐心解答，循循善誘，啟發學生自己解答問題。先生批改學生的作業更是細心、認真，圈點學生寫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寫出具體的評語，幫助學生改正錯誤，不斷進步。”
每天早上七點半，《歐洲文學史》教授吳宓準時來到教室，開始在黑板上書寫。很快，講義抄了滿滿一黑板，詳細寫著參考書、著者、出版社、出版年代等。學生上前偷看，發現他所寫的，竟全憑記憶。吳宓給學生們留下的印象是“認真、負責、一絲不茍”，“上課像劃船的奴隸那樣賣勁”。這些學生中，許多人后來大名鼎鼎：錢鐘書、曹禺、呂叔湘、李賦寧……
學生茅于美回憶老師吳宓：“……先生不善料理家務瑣事。但他給我們修改文章時，總常用毛筆蘸紅墨水書寫，字跡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很四方滿格，免被誤認。他那種治學的嚴謹與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吳宓被形容為“像一座鐘，講課勤勤懇懇”。他給學生批改作業，字跡工整，寫下的外文字母及數字，筆畫粗細，好像印刷的一樣整齊。一次，有個青年教師不小心把上課用的教科書丟了，吳宓要求他上課前必須找到。當晚，宿舍熄燈睡覺，吳先生前來敲門，高聲問：“教科書找到沒有？”這名不耐煩的教師只好騙他：“找到了，吳先生，請放心吧。”這才過關。
溫源寧《吳宓先生》則說：“作為老師，除了缺乏感染力之處，吳先生可說是十全十美。他嚴守時刻，像一座鐘，講課勤勤懇懇，像個苦力。別人有所引證，總是打開書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長，老是背誦。無論講解什么問題，他跟練兵中士一樣，講得有條有理，第一點這樣，第二點那樣。枯燥，容或有之，但絕非不得要領。有些老師無所不談，卻不發任何議論，吳先生則直抒己見，言之有物：也可能說錯了，然而，至少并非虛夸。他概不模棱兩可，總是斬釘截鐵。換句話說，他不怕直言對自己有什么牽累。在事實根據方面，尤其是見于各種百科全書和參考書的事實，他是無可指摘的，只在解釋和鑒賞的問題上你還可以跟他爭論。”
在1943年的日記中，吳宓曾痛批西南聯大的老師們“不務正業”，服役于各種社會機關，“惟多得金錢之為務”，講課卻潦草敷衍，不接見學生，不審閱作業，甚至連評閱新生考卷都不到場。而極講究“師道自尊”的吳宓本人，就連學生考試的時候，也要親自陪在一旁，親手準備糕點、茶水送給學生。
劉兆吉《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提及一件發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師丟了上課用的教科書，問吳宓先生是否有此書想借用一下，沒想到引起了吳先生的嚴厲批評：‘教師怎能丟失textbook(教科書)呢！一定要找到，上課前必須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燈睡覺了，聽到后樓敲門聲，聽到吳先生高聲問：‘textbook找到沒有？’也聽到不耐煩的回答聲：‘找到了！吳先生，請放心吧，我已經睡了，就不開門了。’聽到吳先生說：‘那就好，教師不能丟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丟！’后來聽那位青年教師說，‘其實當時并未找到，怕得罪吳先生再發神經，撒了個謊’。現在想來，這件小事反映了吳先生對教育事業的認真負責，而且終生不渝。”
吳宓精通多種外國語，學貫中西，又沒有一般教授的學究味，所以在西南聯大時很受學生歡迎。一時興起，他還會在課堂上朗誦自己的詩作，甚至他寫給毛彥文的情詩，課堂氣氛是相當活潑輕松的。他的上課風格也很特別，很有些歐美之風，“先生講課從不照本宣科，而常是漫談性質的，只指定些參考書，要我們自己閱讀，提出看法，并多寫讀書報告。課上先生有時講些文人軼事，風趣橫生，使我們忍俊不禁。”
1977年，因飽受折磨而身體虛弱的吳宓回到陜西老家，聽說一些中學因為沒有外語老師而不開英語課，便急切地問：“他們為什么不請我啊？我還可以講課。”
1956年，吳宓將多年珍藏的1000余冊西文圖書（其中有不少是早已絕版的珍本）全部捐贈給西南師范大學圖書館。
真誠
治學
名字
吳宓多情，處處對女士設身處地著想，照顧非常細致。遇有車馬疾馳而來，他就非常敏捷地用手杖橫著一攔，讓女士走在街道里邊，自己卻紳士派地挺身而立，站在路邊不動。等車馬走過才繼續行走。他這種行動不禁令人想起中世紀的騎士行徑。
癖怪
師生
吳宓教授在清華講《中西詩比較》，寫過一個教學說明：“本學程選取中西文古今詩及論詩之文若干篇，誦讀講論，比較參證。教師將以其平昔讀詩作詩所得之經驗及方法，貢獻于學生。且教師采取及融貫之功夫，區區一得，亦愿述說，共資討論，以期造成真確之理想及精美之賞鑒，而解決文學人生切要之問題。本學程不究詩學歷史，不事文學考據，惟望每一學生皆好讀詩，又喜作詩，終成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在武漢大學，吳宓担任為外文系系主任之職，吳宓為系里工作付出了太多心血：他給學生設計比較完備的課程，聘請和介紹許多知名教授（如周煦良、田德望等）來系任教和講課，并且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許多外國文學書籍建立起外文系圖書館。但當時學生們大都參加到“反內戰、反饑餓、爭民主”的學生運動中去，無心于學業。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吳宓寫了一則日記：“下午二─四時，外文系圖書館開館，宓往指導。乃學生來者只二三人，殊乃懊喪。使宓痛感今日學生不好學，與宓之每事徒自熱心，空費精力也。”
吳宓曾在文學院布告欄里貼過一個紙條，他用毛筆工工整整地寫道：“今日宓來授課，教室內空無一人。珞珈山風景優美，正是諸君大好求知時期，為何不予珍惜，宓深以為憾……”。這里，吳宓對學生不好學痛心之極。
吳宓的日記也記載了學生不愿意上他的課的原因：“晨八─九點上《文學批評》課。徐本炫、劉萬寅二生來見，嫌宓所講太淺近，又嫌宓不讀中國新文學作品……宓滋不懌。蓋宓在武大？覺未能盡我之所長，發揮正常作育英才。而諸生懶惰不好讀書，愚暗凡庸，反譏宓為不合時宜，益令宓無所戀於武大矣。”
1914年4月6日春，在清華水木間，學子吳宓和湯用彤在這個春夜，討論著國亡時自己的選擇這樣一個嚴肅而又沉重的話題。“國亡時，我輩將如何？”湯用彤發問。吳宓回答：“上則殺身成仁，轟轟烈烈為節義而死。下則削發為僧，遁于空門或山林，以詩味禪理了此一生。”湯用彤則表示，國亡之后，作為學人不必一死了卻，因為有兩件事可以作為選擇。從小處說，是效匹夫之勇，以武力反抗，以圖恢復。從大處講，發揮學人的內在精神力量，潛心于學問，并以絕大的魄力，用我國五千年的精神文明，創造出一種極有勢力的新宗教或新學說，使中國在形式上雖亡，而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和靈魂不滅，且長存于宇宙。這將是中華民族不幸后的大幸。這番話使吳宓感到自己的修養還不夠，因為作為學人，浩然之勇氣不是一日可養成的，更不是臨危一死可以表達的。
21歲的吳宓感到忽忽年華，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學問與德行尚無所成，因此他更覺義務與責任心的重要，對自己的要求也更嚴。面對大的社會心理和重私忘公、輕視道義觀念，他在讀了《佛說無量壽經》后，表示自己“誠能犧牲一己，以利群眾，則恝然直前，無復顧慮”。他甚至認為自己在佛經中找到了“以養成深厚高遠之人格”的道理。
吳宓的英文教師告訴吳宓：“沒有什么像猶豫如此有力地摧毀人的道德力量。”這使他更加明確地認識到了人生道德、名譽、志業的敗壞，不是毀于一時，而是壞于逐漸消磨，棄德而不修，舍道而不行，萎靡從俗，久則無以自拔。因此，吳宓更加勤勉，在讀書時注意內省，尤其注重自己的道德理想主義信念的確立和完善。此后，自勉、自勵、內省、反思，使得他一生都不脫日記這訴說和發泄對象相伴。
留美十年間，吳宓對19世紀英國文學尤其是浪漫詩人作品的研究下過相當的功夫，有過不少論著。
1921年，吳宓獲得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是白壁德（IrvingBabbitt）“新人文主義”的堅定擁護者。1922年，作為《學衡》雜志的創辦人和主編，他用文言文寫作，批判白話文。
吳宓在東南大學與梅光迪、柳詒徵一起主編于1922年創辦《學衡》雜志。1922年《學衡》創刊，吳宓任總編輯。其宗旨是：“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1928年改為雙月刊，到1933年停刊，共出七十九期。雖是同人發起的刊物，但后來卻基本上成了吳宓一個人的事，所以吳宓自稱：“謂‘《學衡》雜志竟成為宓個人之事業’者，亦非誣也。”《學衡》于新舊文化取徑獨異，持論固有深獲西歐北美之說，未嘗盡去先儒舊義，故分庭抗議，別成一派。這一時期吳宓撰寫了“中國的新與舊”“論新文化運動”等論文，采古典主義，抨擊新體自由詩，主張維持中國文化遺產的應有價值，嘗以中國的白璧德自任。
吳宓到東南大學后，任東南大學外文系教授，講授西方文學和世界文學。他也是第一個把“比較文學”概念介紹到國內的人，首開比較文學研究之先河，因此吳宓被視為研究中西比較文學的先驅者。
劉文典上課，吳宓坐在后排聽，講到得意處便問吳：“雨僧兄以為何如？”吳宓恭敬起立而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
1926年吳宓回國，即受聘在國立東南大學文學院任教授，講授世界文學史等課程，并且常以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學整理及中國儒家學說這四大傳統作比較印證。
鑒于吳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聘他為英國文學部聘教授，與陳寅恪（歷史）、湯用彤（哲學）同時獲得“部聘教授”殊榮，后又被聘為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委員。這是對吳宓學術成就的一種肯定。
1936年外語系紀云秀的畢業論文為外國小說《癡情的愛》的譯文，吳先生的批語如下：“此劇中Christine以一貧女而戀愛一登徒子，自無幸果。劇中主角Christine癡于情，Mizi富虛榮心，Theodore與Fritz雖同為紈绔子弟，但Theodore較Fritz富于理智，態度冷靜。此劇場面緊張，趣味生動。譯筆甚能表達劇中之情態，對話流利。”批語用毛筆小楷書寫，雋秀工整，鈐有朱文“吳宓”方印。同年同系石淑宜的論文，同樣是外國小說《但尼斯哈加蒂之妻》的譯文，吳宓用朱筆批閱，有眉批，也有夾批，字跡細密清秀，多就所感而批，完全從性情中來，倒是與陳寅恪的引經據典大相徑庭。
在西南聯大外文系，吳宓主要講授世界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古代希臘、羅馬文學史、新人文主義、文學與人生、翻譯課、中西詩之比較等。吳宓同時還給研究生上課，主要課程有：雪萊研究、西方文學批評、比較文學等。
他本名吳玉衡，乳名禿子。“玉衡”取自《書經》“陳璇璣之玉衡”之義，是北斗七星之一。1901年，祖母決定為孫子改名，以破除不祥，增強體質。于是，請玉衡的姑丈，詩人陳伯瀾另取新名。這是吳家的大事，好酒好肉使主客如在節日之中，醉眼蒙眬的姑丈在一張破紙片上寫出“陀曼”二字，吳玉衡也就變成了吳陀曼。
吳宓之名是吳宓在1910年報考清華學校時自己所取。當時他隨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在某冊某頁，閉目確指，得一“宓”字，意為安靜。1912年春，清華學校因清廷倒臺，民國改制而暫時休學，時在上海圣約翰大學讀書的北方“鄉下人”吳陀曼，被一些小洋奴的子弟同學所譏笑，他們趁吳陀曼課間外出，便在黑板上寫下頗具諷刺意味的“糊涂men”。待吳陀曼進門，教室里揚起一陣笑聲。他莫名其妙地環視四周，方發現在同學們的笑聲里，是把“吳陀曼”與黑板上“糊涂men”連在一起。于是，他決定以后在發表言論的場合，用“吳宓”，而不用“吳陀曼”。
在遭到同學們的嘲弄之后，４月１５日下午的國文考試課上，教員龐先生忽然要為“吳陀曼”改名。龐先生問，“陀曼”二字是否出自“曼陀羅”？他回答，是。龐先生說“曼陀羅”語出佛典，是名詞譯音，指的是“紅蓮花”。“曼陀”二字萬不可前后倒置。說罷，龐先生在試卷上把“吳陀曼”改成了“吳曼陀”。課堂上，吳陀曼點頭稱是。但他心里嘀咕，這是祖母之命，姑丈所言，且得到全家人的同意，弟妹都以“曼”字排行，自己怎敢輕易改動？所以，那個名為“吳宓”的詩人、教授，在以后的歲月里，不論走到哪里，總是對人說起，他原名“吳陀曼”。
到哈佛大學讀書期間，吳宓結識了陳寅恪，陳研習梵文，當面向吳宓指出，“曼陀羅華”（Ｍａｎｄａｒａ）本是梵文名詞譯音，“曼陀”二字正如“威廉”、“亨利”，決不可顛倒為“廉威”、“利亨”。所以“陀曼”一名實在不通。
吳宓的字“雨僧”多認為出自蔣捷的詞《虞美人•聽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一句。
馮友蘭說：“雨僧（吳宓）一生，一大貢獻是負責籌備建立清華國學研究院，并難得地把王、梁、陳、趙四個人都請到清華任導師，他本可以自任院長的，但只承認是‘執行秘書’。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很難得的！”
吳宓字雨僧，早年就讀北京清華留學預備學校，有一個擅寫詩的好朋友吳芳吉，在一次學潮中兩人雙雙被開除。事后，校長宣布凡寫悔過書的人，均可以恢復學籍，畢業后留學美國。結果吳宓寫了悔過書，念完了中學，如期出國深造，前途輝煌；而吳芳吉則因為拒絕悔過，回鄉當教師，清苦了一輩子。此事讓吳宓愧對友人，悔憾一生。吳芳吉早年去世，吳宓主動承担起了照顧吳芳吉遺屬的責任，幾十年如一日。
吳宓對五四運動的不以為然，他的日記多次提及新文化運動，但每次說及，沒有別的，就是一個罵字，說新文學是“亂國文學”，“土匪文學”（1919年12月30日），說白話文學是“倒行逆施，貽毒召亂”（1920年2月12日），說“白話文學”、“易卜生”、“解放”是“牛鬼蛇神”，“糞穢瘡痂”。
組建清華國學院時，吳宓去請王國維。在登門之前，吳對王氏這位清朝遺老的生活、思想、習性專門做了調查研究，計定了周密的對付辦法。到了王國維住所后，吳宓進得廳堂，二話沒說，“撲通”一聲趴在地下，先行三叩首大禮，然后起身落座，再慢慢提及聘請之事。如此一招，令王國維大感意外又深受感動，當場答應下來。據《吳宓日記》載：“王先生事后語人，彼以為來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
1925年10月22日，吳宓初任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滿之際，受邀為清華普通科學生作“文學研究法”的講演。令他萬沒想到的是，演講完畢，卻被張彭春借機當場諷刺戲弄了一頓。為此，吳覺得自己“空疏虛浮，毫無預備，殊自愧慚。張仲述結束之詞，頗含譏訕之意。宓深自悲苦。緣宓近兼理事務，大妨讀書作文，學問日荒，實為大憂。即無外界之刺激，亦決當努力用功為學。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
有一次，吳宓在一家旅館約見毛彥文，兩人談得投機，不覺窗外暴雨大作，天至深夜，外面交通工具已斷，吳宓便提議毛彥文上床休息。吳先生對毛彥文說：“我反對《西廂記》的張生，我贊成《紅樓夢》的寶玉，賈寶玉從不對林妹妹動手動腳。”當夜，吳宓與毛彥文果然同睡在一張床上。吳宓以“非禮勿動”的君子風度，把毛彥文照料得體貼入微，并把這件事鄭重地寫入“吳宓日記”。
吳宓是一位頗有儒家風范的學者，盡管他有一顆為情所困的內心。小偷偷了他的西服，他就穿舊式的長袍和夾克。他走路時總是自豪地挺起胸脯，持手杖，堅持走直而窄的路，絕不抄近路橫穿草坪。下午三點的約會，他會在兩點五十出現，但禮節意識不允許他在三點整之前敲門。
七七事變后，吳宓在日記中寫道：“當今國家大變，我亦軟弱無力，不克振奮，不能為文天祥、顧亭林，且亦無力為吳梅村。蓋才性志氣已全漓滅矣!此為我最傷心而不可救藥之事。”七七事變再次誘發了他久違了的“殺身情結”——戰爭破壞，玉石俱焚……但有自殺，別無他途。吳宓和陳寅恪探討局勢，寫詩抒發心中的憤懣。“北都又失好山河，隔歲吟酬涕淚多”，“志事亭林難學步，梅村才薄奈余何?”
1944年，吳宓即將離開昆明的時候，幾名研究生去看他，好客而又寒酸的吳宓帶著弟子們上街下館子。先生要來菜單子，對照墻上懸掛的菜譜，親手在點菜單子上寫上菜名和單價，一筆一劃，工工整整，認真地計算總數，把錢數算好，和自己口袋里的錢數相符、不超，這才交給堂倌下廚。
在南岳時，教授宿舍緊張，吳宓、沈有鼎、聞一多、錢穆四人同住一室。在錢穆看來，三人平日孤僻，不愛交游。每天晚上，聞一多自燃一燈放在座位上，默默讀《詩經》《楚辭》，每有新見解和新發現，就撰寫成篇。吳宓則為明日上課抄寫筆記寫綱要，逐條寫，又合并，有增加，寫好后，用紅筆加以勾勒。吳宓嚴謹備課給錢穆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沈有鼎看到他們勤奮用功，則喃喃自語，“如此良夜，盡可閑談，各自埋頭，所為何來”。吳宓聽此言，加以申斥，“汝喜閑談，不妨去別室去自找談友。否則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礙人。沈有鼎只得默然。（吳宓日記中有幾處記錄，看得出，吳宓不喜歡沈有鼎，有時反感，因其不講衛生，且自私）。吳宓又規定宿舍作息紀律，限十時息燈，勿得逾時，妨他人之睡眠。次日，吳宓一早最先起床，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拿出昨晚備課所寫條目，反復誦讀。等他人都起床后，回到宿舍。錢穆和吳宓同住一宿舍，了解其為人之后，慨嘆：“余與雨僧相交有年，亦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非日常相處，則亦不易知也。”
吳宓點名，點到“金麗珠”這個名字，情不自禁地說：“這個名字多美。”全班大笑。
吳宓與發妻陳心一的感情危機出現后，很快招致周圍朋友的反對。陳寅恪認為吳宓因墜入與毛彥文的情網之中，盲目而無理性，應當嚴持道德，懸崖勒馬。湯用彤也勸吳宓三思而后行。周光午認為如果吳宓離婚另娶，“將為新女性派人所盡情譏侮；知友如湯、柳、呂、吳諸公皆將失望而絕交”。諸師友皆從維護傳統道德的角度去規勸吳宓，浦江清見吳宓倍受情感的折磨，甚至想出一個“萬全之策”，讓吳宓與毛彥文先后赴美，在美為友或同居均可，每月寄生活費給陳心一，久居美國不歸。吳宓對這一建議斷然否定，認為：“宓之事業及志愿，如以戀愛而犧牲，則此愛將無價值，宓在中國，有其職志，未可擅離，以此與離婚較，則離婚所損為較小矣。”吳宓所說的“事業”包括《學衡》，自然也包括《大公報•文學副刊》，吳宓是想愛情與事業二者兼得的。權衡再三，吳宓最終選擇了離婚。《離婚聲明》登在了《大公報》和《新聞報》上。
1967年5月9日，吳宓在“勞改隊”勞動中，看到了自己被抄去的書物， 74歲的吳宓“不勝傷心憤恨”，決定冒險“偷書”。1967年6月，西師兩派發生大規模武斗沖突，重新統治了學校的春雷造反兵團無暇再緊盯著吳宓這類“牛鬼蛇神”了。就在這樣的形勢下，9月27日，機會來了。吳宓在當天日記中記載：“下午陰、風、寒。3—5：30學習；仍在中文系資料室。……教師閱覽室門偶開。入內察視，紅衛兵所抄去宓之書物，均在，然多破損。宓乘間私取回1914甲寅上半年之日記一小冊。” 初次得手，顯然增強了吳宓的勇氣。10月7日，他再次“偷書”： “上午7：30—11：30中文系上班……取回宓1951日記及畢業文憑（英文）三張。”“下午3—5中文系上班……宓取回《游美同學錄》一冊。” 吳宓一發而不可收。兩天后的10月9日，他再一次“偷書”，沒想到，這次卻差點被人發現，但幸好有驚無險。他在當晚日記中記載：“上午宓又自中文系閱覽室取回《吳宓詩集》一部，以贈與凌道新。宓仍插懸于衣內之胸前，但當眾寫大字報時，宓俯身左偏，《詩集》忽墮于地上。——幸無人注意。” 此后的11月2日，12月7日、25日、27日，吳宓又“偷”了一些書回來。從吳宓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吳宓不但冒險“偷”書，還公然把其中一些拿給其他同事去閱讀，甚至“贈予”或托人“帶交”尚在“勞改隊”中的“右派分子”凌道新、曹慕樊閱讀。這在當時若被發現，肯定是要遭到嚴厲批判的。然而，吳宓根本就沒有考慮這些。這可以看作是文弱而年邁的吳宓對“文化大革命”作出的特殊反抗。
在文革“批林批孔”運動中，吳宓堅決捍衛孔子的歷史地位。他說，“沒有孔子，中國還在混沌之中”，“寧愿殺頭，也不批孔”。結果他被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給自己帶來了滅頂之災……
一九四七年六月一日，“六一”慘案發生后，從來不過問政治的吳宓，此時也按捺不住了。他從人道主義出發，嚴詞譴責國民黨對學生的暴行；當聽到被抓的師生中有外文系的教授和學生時，更有著切膚之痛；便毫不猶豫、自告奮勇地去找他的陜西同鄉、武漢行轅負責人孫蔚如等人說理，要求無條件地釋放被捕師生。由於國內外強大輿論的壓力，也由於吳宓等人的努力，武漢當局終於釋放了所有的被捕師生。外文系教授繆朗山被捕出獄后決定去香港，吳宓幫他買好機票，冒著白色恐怖的危險，親自送他去機場，并在機場等候，直到知道繆氏已安全到達目的地后，才返回珞珈山。
吳宓1967年12月7日的日記中記載了一件事情：“由系辦公室收到騶掛號寄來書一包，層層封固，賀君代宓用刀（甚費力）開啟之。包內并非《語錄》英譯本而是北京精印之塑料薄膜燙金字紅封面《毛澤東選集》一部，四冊（小本，橫排）——宓本不需此而擅代訂購；幸劉又辛君愿購去，即付宓書價二元，清。書內附騶與宏勛十二月三日稟，又附其'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紀念章’一枚，供宓佩帶者——宓向不佩帶，留存印章盒中。”“回舍后，宓以騶夫婦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所以求媚悅宓之辦法，徒增宓之怫郁，于是甚怒……”“騶”即吳宓老友、已故著名詩人吳芳吉之女吳漢騶，“宏勛”即其夫楊宏勛。吳宓托他們買英譯本《毛主席語錄》，只是為了在這樣的時局里繼續研讀英文用，而他們“完全不了解宓之性情、思想”，卻“擅代訂購”了《毛澤東選集》四卷袖珍合訂本，還給他寄來“宓向不佩帶”的“家中最好的毛主席紀念章”。
吳宓有寫日記的習慣和毅力，其日記行文優美，議論獨到，與好論政治時勢的胡適日記大為不同，內中充滿了真性情和對世事的深邃見解。其珍貴的史料價值與引人入勝的“好看”程度，在學術界備受推崇。吳宓在日記中極為坦誠，從不隱瞞自己所做所想。
有人愛馬，有人愛狗，有人愛貓，吳宓獨愛騾。
1942年夏，吳宓開始為騾作詩。1950年1月至2月中旬，他作《憫騾詩》，稱之為《騾史》，其中四首，是專為他所愛的騾而作，名為《某騾（黑而牝，最美）之自傳》。
1899年6歲時已經開始。這一年，他感到自己已經有了一個奇特的習慣和癖性：喜歡他家的騾子。他家養有兩匹駕車、拉碾磨的騾子，一牝一牡。紅色的騾小姐，性情溫順，青栗色的騾小伙兒，性情剛勁。同時還有一匹供乘騎的馬。這時，吳宓開始與家中的騾馬戲狎，注意其性動作。他幼年時的男女性知識，多得之于騾馬。這時，他曾忽發奇想，欲變身為騾。他和家中的仆童到碾磨房中，扮作騾子。他俯伏在地，讓仆童拿來騾子駕車時用的鞍勒羈銜，給他披掛在身。當騾項圈（夾脖子）掛到肩上時，太大的項圈，可使他全身從中通過。
1905年10月中旬的一天，吳宓乘姨母家純黑色騾小姐駕的車赴西安，中途停歇一夜。這次西安之行，黑色的騾小姐給吳宓留下了難忘的思念和憐憫。他說：“此騾亦美女子身，今日為載送我來此，行如是之速，路如是之遠，乃不賞其功勞，不速給飲食、休息，而痛施鞭打，騾誠冤且苦矣！我未能救護、撫慰，對騾實慚感交并。我中夜醒，不知騾在彼店亦能安息否？不受一群客騾之欺凌、褻擾否？……過后，宓恒念及此騾。直到１９５０年陽歷二月初，始為此騾賦成一律，如下：‘冬晝已完百里程，河坡上下更牽擎。街衢歷歷行無盡，燈火家家痛此生。行緩立遭鞭背急，身疲未覺壓肩輕。嬌娥強忍千行淚，旅店中宵自灑傾。’”
騾一般不能生殖。1908年的某一天，已經懂事的吳宓問仲旗公：“騾何以不能傳種？”回答：“因生殖器不完全。”多年以后，吳宓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得到了另一種解說：由于牡騾的精液過冷。
吳宓從此對騾小姐的生活關懷備至，觀察入微。他每次出行時駕車的騾小姐的顏色和性情，到晚年他都能記起，途中騾小姐的遭遇，他更是記憶猶新。連騾小姐遺尿的姿勢、角度、時間、頻數（冬夏之別）、地點，以及身在鬧市、稠人之中，畏人窺看的含羞程度，吳宓都觀察得十分清楚，并用文字記錄下來。
吳宓在文中記錄了他是如何“撫摩騾之臀股，心殊愛之” ，以及左手擎起騾小姐的尾巴，詳細窺看其陰部的情節。同時，在吳宓的記憶中，他對家鄉的騾小姐的贊詞是“美”、“甚美”、“極美”。以至他到北京清華學校讀書時，還感到北京駕車的騾子，皆身行丑怪，尾骨不聳，臀部肌肉不豐滿，毛色不美，遠不及他家鄉的騾小姐可愛。
1950年2月吳宓為自己17歲（1910年初）那年相遇的黑色騾小姐寫的“美騾傳記”。他對這位“美騾之動作及情態”印象很深，感覺“甚美”。他的五首七律的其中兩首，內容分別是寫這位正值妙齡的騾小姐的大小便。只是他把這原本臟丑的動作和糞便，詩化為自然的篇章：“已過長衢土轍安，汗流身熱胃腸干。漸摶玉液成濃塊，更煉金丹作巨丸。節節竹環蛇出洞，高高金座珠堆盤。頻看尾舉連排泄，妙齡食量可驚嘆。出城駢列暫盤桓，肅立風從尿始湍。蹲股不勝羞欲掩，開關乍見射成瀾。微聞薌澤無聲響，累皺紅巾畏客看。軀體松舒諸事辦，長途奮進敢辭殫。”
吳宓與錢鐘書的父親錢基博私交很深，當年吳宓曾讓錢鐘書在清華旁聽一年，還親自輔導他外語。吳對錢鐘書十分欣賞，專門寫詩稱贊錢的才華：“才情學識誰兼具？新舊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謀有補賴天工。源深顧（亭林）趙（甌北）傳家業，氣勝蘇（東坡）黃（山谷）振國風。悲劇終場吾事了，交期兩世許心同。”
1929年，錢鐘書以英文滿分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成為吳宓教授的得意門生。他上課從不記筆記，總是邊聽課邊看閑書或作圖畫、練書法，但每次考試都是第一名，甚至在某個學年還得到清華超等的破紀錄成績。吳宓對這個天才弟子“青眼有加”。常常在上完課后，“謙恭”地問：“Mr．Qian的意見怎么樣？”錢鐘書總是先揚后抑，不屑一顧。吳宓也不氣惱，只是頷首唯唯。
1933年，錢鐘書即將從清華外文系畢業，校長馮友蘭親自告訴他，將破格錄取他留校繼續攻讀西洋文學研究碩士學位。錢鐘書卻一口拒絕，并狂妄地說：“整個清華，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也有說這段話是在西南聯大時所說，但據錢鐘書夫人楊絳說，錢鐘書不曾說過此話，吳宓日記中亦無記載，成為文壇一疑案。）不久，“長舌”的周榆瑞將這話告訴吳宓。吳宓一笑，平靜地說：Mr．Qian的狂，并非孔雀亮屏般的個體炫耀，只是文人骨子里的一種高尚的傲慢。這沒啥。
溫源寧寫過一篇《吳宓先生：一個學者、君子》的文章，林語堂將此文譯成中文，刊在他主辦的雜志《人間世》半月刊上。隨后，溫源寧將此文收入他的《不夠知己》一書。林語堂、溫源寧先后約請錢鐘書為此書寫作中文、英文書評。
1937年，當時留學歐洲的錢鐘書為溫源寧寫了一篇《吳宓先生及其詩》的書評，發表在國內某知名大報上，書評中刻薄地調侃恩師和毛彥文，使吳宓的“羅曼蒂克愛情”，成為一時笑柄。
錢鐘書還將這篇書評寄給吳宓，并附了封信。信中說寄上書評，以免老師責怒。吳宓看了書評后大為惱火，在日記中寫道：“該文內容，對宓備致譏詆，極尖酸刻薄之至。”“謂宓生性浪漫，而中白璧德師人文道德學說之毒，致束縛拘牽，左右不知所可。”更讓吳宓怒不可遏的是書評中還“譏詆宓愛彥之往事，指彥為super-annuated Coquette”(年華已逝的賣弄風情的女子)。看到自己心愛的女子被這樣形容，真讓吳宓傷心到了極點。他感嘆道：“除上帝外，世人孰能知我？”吳宓在日記中徑直寫道：“錢鐘書君，功成名就，得意歡樂，而如此對宓，猶復謬托恭敬，自稱贊揚宓之優點，實使宓尤深痛憤。”明確表示這個得意門生傷透了他的心。
其實，錢鐘書寫的這篇書評內容遠不止吳宓日記中所引的這些內容，他這樣描述老師：“吳宓從來就是一位喜歡不惜筆墨、吐盡肝腸的自傳體作家。他不斷地鞭撻自己，當眾洗臟衣服，對讀者推心置腹，展示那顆血淋淋的心。然而，觀眾未必領他的情，大都報之以譏笑。所以，他實際上又是一位“玩火”的人。……最終，他只是一個矛盾的自我，一位‘精神錯位’的悲劇英雄。在他的內心世界中，兩個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敵手，沖撞著，撕扯著。……
文章繼續寫道:沒有哪個正常人能像他那樣擁有兩顆心靈，盡管一位正常人也會出于實用目的而良心不安，但精神上不會有沖突。他的心靈似乎處在原始渾沌的狀態，以致不能形成任何道德差異--又濕又粘的泥餅是不會被缺乏智慧的燈火烤干的，與其說他的心靈沒有開化，倒不如說沒有個性。但吳宓先生的心靈似乎又處在一種缺乏秩序的混亂狀態--每一種差異在他腦海里都成為對立。他不能享受道德與植物般平靜的樂趣，而這些是自然賜予傻瓜、笨伯與孩子的禮物。他總是孤注一擲地制造愛，因為他失去了天堂，沒有一個夏娃來分担他的痛苦、減輕他的負担。隱藏于他心理沖突之后的是一種新、舊之間的文化沖突。他不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但他無疑是當代最復雜的一個人物，他通過寫詩來尋求解脫……”
此事引起了吳宓心中的嫉恨。這事的反響到了清華欲請錢鐘書回校任教時，試圖大度包容徒兒的吳宓一時沒想開，才出了一口悶氣--投了反對票。在1937年６月下旬清華大學外文系主任變動時，文學院院長馮友蘭于６月28日以“將來聘錢鐘書為外國語文系主任”一事征詢吳宓的意見，吳宓立即避而不談。但他在日記中卻表明了自己的意見：“宓竊思王退陳升，對宓個人尚無大害。惟錢之來，則不啻為胡適派、即新月新文學派，在清華，占取外國語文系。結果，宓必遭排斥。此則可痛可憂之甚者。”事后，吳宓發現自己在此事中的作法不妥，于是又想方設法試圖挽回，讓聯大聘錢鐘書，但為時已晚。
但吳宓最終他還是寬宥了學生的冒犯。據楊絳說，1938年錢鐘書到昆明，特意去西南聯大拜訪恩師吳宓。吳宓喜上眉梢，毫無芥蒂，拉著得意門生談解學問、下棋聊天、游山玩水。錢鐘書深感自己的年少輕狂，紅著臉，就那篇文章向老師賠罪。吳先生茫然，隨即大笑著說：“我早已忘了。”
但錢鐘書此后依然拿老師的事情作為談資。《吳宓日記》1939年7月2日，吳宓曾向錢鐘書述及自己同前妻陳心一的“冤苦”關系，“不意明晚滕君宴席中，鐘書竟以此對眾述說，以為談柄！”
從吳宓日記來看，吳宓后來寬宥了自己的學生，依舊將錢鐘書看作自己的得意門生，與錢鐘書一起散步，訪友，宴會。在錢鐘書到西南聯大任教一事中，吳宓起了極大的作用。
1940年春，錢鐘書學成回國，清華大學想聘請他，卻遭到時任外文系主任陳福田、葉公超的竭力反對。吳宓知道此事后憤憤不平，斥之為“皆妄婦之道也”。他奔走呼吁，不得其果，更為慨然“終憾人之度量不廣，各存學校之町畦，不重人才”。另據《吳宓日記》記載，吳宓曾和陳寅恪說到此事，陳的意見是“不可強合，合反不如離”。
后來，陳福田請吳宓吃飯，吳宓特意叫上好友陳寅恪做說客，力主聘請錢鐘書，為清華的西洋文學研究所增加光彩。經過幾番努力，“忌之者明示反對，但卒通過。”吳宓很是欣慰。只是，任教兩年后，錢鐘書和諸公不睦，辭職他就。吳宓又是極力挽留，但錢鐘書去意堅決。
原因大概是錢鐘書學成歸國時，吳宓與清華說好，擬聘請他為清華外文系教授，清華當時也基本同意了。可錢鐘書到聯大時，學校卻只肯聘為副教授，年輕氣盛的錢鐘書自然很是不快，對陳福田和清華更是不滿，甚至怪罪吳宓，并發泄到小說《圍城》中。吳宓對清華的變卦自然很是不悅，只好勸錢去了湖南蘭田師范學校做教授。這件事加深了吳宓與陳福田的矛盾，吳宓最終離開清華去了燕京大學，他在清華的生活從此也畫上了句號。
其實吳宓對錢鐘書很是賞識。他和馮友蘭將錢請到聯大。到聯大后，錢鐘書為高年級的學生開設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和現代小說作為選修課。據王佐良的回憶，錢鐘書第一天上課時，葉公超親自至教室介紹錢鐘書，說錢是他的學生，得意之狀，喜形于色。吳宓借閱了李賦寧記錄的這兩門課程的筆記，對錢鐘書授課非常佩服。
不少論者認為，錢鐘書在西南聯大只教了短短一學年，因和同事關系緊張，不辭而別。錢鐘書為什么離開西南聯大，現在有許多說法。其中有代表性說法是錢鐘書在聯大罵遍了人，呆不下去了。據說他曾有此言：“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據學者李洪巖考證，《圍城》中詩人曹元朗的原型是葉公超。所以，當若干年后有人向葉公超問起錢鐘書在聯大的情況時，葉公超竟回答說他不記得錢鐘書曾在那里教過書。
錢鐘書離去后，吳宓借學生李賦寧的筆記來讀。這是錢鐘書講課的筆記。內容有兩門課：一是《當代小說》，一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吳宓在《吳宓日記》里寫道：“9月28日讀了一天，29日又讀一午。先完《當代小說》，甚佩！9月30日讀另一種，亦佳！10月14日讀完，甚佩服……深惋鐘書改就師范學院之教職。”
1944年秋，吳宓離開求學執教三十年的清華大學，與系主任陳福田之間的矛盾是他離開的原因之一，據說這多少與錢鐘書有關。
《吳宓日記》出版前，編者想請已八十多歲的錢鐘書為之作序。錢氏為此寫了一封信給編者，請其將此信附入日記中。此時錢氏才在日記里見到，幾十年前自己的一篇文章曾使吳宓先生很不愉快。他在序里說，“弄筆取快，不意使先師傷心如此，罪不可逭，真當焚筆硯矣”。他還說，將此文附入書里，“俾見老物尚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頭白門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標于頭墻之外乎！”
雜談 2013-11-28 20: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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