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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文人之陳寅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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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事
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在家中辦了一所學堂，除教授四書五經，還開有數學、英文、音樂、繪畫等課程，以及文體設備。這所學堂除了方便自己家中子弟外，親戚朋友家子弟也附學（如茅以升、茅以南兄弟等）。陳寅恪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也為以后出國留學作了準備。
陳寅恪的哥哥陳衡恪女兒陳小從憶六叔陳寅恪：“祖父藏書很豐富，六叔在他十幾歲以及后來自日本回國期間，他終日埋頭于浩如煙海的古籍以及佛書，等等，無不瀏覽。”又說：“我父和六叔在出國前那段啟蒙教育都是延師在家教讀，先后所延聘教師有王伯沆（名瀣）、柳翼謀（國學大師柳詒徵）、蕭稚泉等。蕭兼為畫家，曾教過三位姑母學畫。當教師初到時，祖父常和他們約：第一，不打學生，第二，不背書。這和當時一般教師規范大不相同。所以父親和幾位叔叔都是在這種輕松活潑比較自由的氣氛中，度過了他們的蒙館生涯。”
陳寅恪的“恪”這個字，被普遍讀作“què（確）”，根據是：陳寅恪先祖原居福建上杭，屬客家系統，客家人讀“恪”作“què（確）”。但據金文明《守護語林》中所作考證，這是以訛傳訛之謬。上杭的客家話里，根本沒有q這個聲母，凡普通話q聲字在客家話里多讀作“k”。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香港出版社的《李氏中文字典》用“課”注“恪”的國音，而用“確”注“恪”的粵音。而據陳寅恪助教王鐘翰回憶，陳老所用的英文署名是Tschen Yinko（ko一作koh），可見“恪”絕不讀“què”，惟其粵音注音字“確”的普通話讀作“què”，而因此就自作聰明給“恪”編一個新音，是很荒謬的。陳寅恪本人也認為，用普通話時，“恪”當讀作“kè（課）”，而這也是“恪”字在普通話中的惟一讀音。
據說，清華圖書館元老畢樹棠先生曾經問過陳先生，陳先生告訴他“恪”應讀ke音,他又問“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què，你不予以糾正呢？”陳先生笑著反問“有這個必要嗎？”
陳寅恪從青年到老年，從沒有將“恪”寫成que音。例如他在瑞士、美國、德國留學和發表論文的署名，以及1956年在中山大學《本校專家調查表》上填寫的名字拼音均為ChenYinke或ChenYinKoh。北方方言已無入聲，古入聲koh在當年的北平官話中已轉化為kè，陳寅恪及其兄弟在正式場合都使用kè音。
根據陳寅恪生平經歷，應該是從清華園開始被人叫成陳寅què的，至西南聯大、成都燕大時期，已約定俗成。但陳寅恪本人并不認可，在成都燕大時曾親口對他的研究生石泉說：“我的名字念‘客’。”
陳寅恪師幼年在湖南時，只有八、九歲。祖父陳寶箴會客，陳寅恪隨侍在旁靜聽。客走后，談過的話，別人都記不得了，陳寅恪照述無遺。他從小看書，只看一遍，就能背誦，對新舊唐書尤其熟。
說一則陳寅恪父親的趣事。陳三立（陳寅恪父）不辨菽麥，有一次謁中山陵后，見道旁稻秧成排，豐腴翠美，不由贊道：“南京真是好地方，連韭菜都長得這樣齊整！”
哈佛大學派趙元任請陳寅恪前往任教，陳婉拒之，說：“我對美國的留戀，只有波士頓中國餐館醉香樓的對蝦。”
陳寅恪在國外留學時，當時在外的留學生離婚盛行，有些留學生無事干幫這個離婚，幫那個離婚，首當其沖的是陳翰笙和他太太顧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張幼儀，張其時還正有孕。對于這些事情，傅斯年、陳寅恪是不摻和的。當時留德同學中的玩笑話，用來說傅、陳二人，說這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口的一對石獅子，是最干凈的。”
當時史語所的研究員們大都在北大、清華等高校兼課，以貼補家用，有“大炮”之稱的所長傅斯年怕耽誤研究工作，故規定凡史語所專職研究員，必須在所里辦公，不得在外面兼課。陳寅恪當時仍住在清華園并兼任中文、歷史兩系教授，對傅斯年的這條規定，陳寅恪表示擁護但不服從，趙元任也對傅斯年對其不予理睬。傅斯年甚是頭疼卻又無計可施，最后只好妥協。史語所研究員李方桂回憶說：“他（傅斯年）不得已，為了請到這兩位杰出的人才，只好退讓一步。說，好！只有你們兩位可以在外兼課，別人都不許！為了顧及某些特殊人才的特殊情況，他也只好不堅持他的原則了。”
趙元任和楊步偉夫婦去德國旅游，俞大維和陳寅恪請他們看德國歌劇Freischutz，結果送到戲院門口，自己卻要走，一問為什么，陳寅恪回答說，兩個人只有這點錢，不夠再買自己的票，要是這哥倆也去看戲，那回去又得吃好幾天干面包。
在德國時，陳寅恪等一群朋友經常相聚，而吃飯時則是大家說好了各吃各的，因為大家都是苦學生。當時在德國的留學生都比較清苦，俞大維是最不容易見到的人之一，因為他黑白顛倒，日當夜、夜當日，白天睡覺晚上看書，據說這么做也是為了節省白天相對較多的開銷。陳寅恪每次總吃炒腰花，后來在清華園他和趙元任夫婦同住，楊步偉總是叫廚子做腰花，可是陳寅恪一點不吃。楊步偉問他：“你在德國不總是叫腰花吃嗎？”他答因為腰花最便宜。
陳寅恪精于治學，卻不善理財，主要收入大多用來買書購藥，所以一直十分拮據。他女兒陳美延回憶說，在柏林求學期間，由于“經濟來源斷絕，父親仍堅持學習。每天一早買少量最便宜面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天，常常整日沒正式進食”。
當時梁啟超向清華大學校長曹云祥推薦陳寅恪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曹問：“他是哪一國的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什么著作？”梁答：“也沒有什么著作。”曹說：“既非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啟超生氣了：“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卻還比不上陳先生寥寥幾百字有價值。”梁啟超所言或有自謙成分，但他接著列舉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的幾位名教授對陳寅恪的評價和贊譽，曹校長聽了，二話沒說，發出了聘書。藍文征曾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文中言及：“梁先生以陳寅恪先生于歐洲諸國語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滿文等修養極深，提請校方聘為導師，時陳先生正在歐洲，明年五月始到校。”
金岳霖曾回憶陳寅恪：陳寅恪先生，我在紐約見過，沒有談什么。后來到柏林，見過好幾次。看樣子，他也是怕冷的。我問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說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從來不脫。他告訴我說，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別的事，一個荷蘭人找他，來了之后又不說話，坐了好一會才說“孔夫子是一個偉大的人物”。陳先生連忙說"Ja,ja,ja”。這位先生站起來敬個禮，然后就離開了。
治學之余，陳寅恪還喜歡張恨水小說，稱得上是張恨水小說迷。由于視力不好，他通常聽人讀張恨水小說，聽得十分入迷。
1948年12月，國民政府開始了“搶救學人”的活動。當時，北平已經被解放軍重兵圍困。即使這樣，國民政府還是派專機把陳寅恪接到了南京，因為國民黨把他（指陳寅恪）當國寶。蔣介石去逃離臺灣前，曾親自登門勸陳一起去臺灣。蔣離開大陸后，還多次派專機來南京接陳寅恪，但都被陳拒絕。蔣還通過胡適、傅斯年等力勸，幾經夷猶，陳夫人還曾一度滯留香港，最終卻決定留在廣州。在臺灣，蔣一直很后悔，他覺得自己沒能把國寶搶救出來，讓他落入了中共之手。
聯語
伉儷
多舛
困囿
命運
晚景
評譽
陳寅恪挽王國維的一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余剩水殘山，留與壘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簽新手觸；待檢契文奇宇，謬承遺命倍傷神。（一九二七年北伐軍入北平之日，王國維自沉于頤和園魚藻軒。他是忠于清室的，遺書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當此事變，義無再辱。”清祚告終于宣統三年（一九一一），距離王國維之死為十七年，“十七年家國久魂銷”指此。“契文奇字”指王國維在甲骨文、金文方面的成就。）
陳寅恪以學問淵博著名，為人卻是很風趣的。他做大學問之余，也喜歡做對聯。一九二六年，他做清華國學研究所導師，當時，他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并稱國學院“四大導師”。陳寅恪對學生說：“我有一聯，贈給你們。”聯云：“南海圣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學少年。”（“南海圣人”指康有為。研究所導師之一的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弟子，另一導師王國維則做過宣統皇帝溥儀的師傅。所以他說他的學生是康有為的再傳弟子，是大清皇帝的同學。）
抗戰期間，陳寅恪在昆明西南聯大教書，碰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轟炸，便時常要“跑警報”（躲避日機空襲），在離郊區不遠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個坑，上面蓋上一塊很厚的木板，人則進入坑內躲避。陳寅恪因而做了一副對聯：見機而作，入土為安。（“入土”者，躲入防空洞也。見機而作，入土為安都是普通成語，但其運用之妙，卻令人嘆服。）。
陳寅恪不但曾用對聯來“幽”學生的“默”，且曾用過對聯來“幽”大學校長的“默”。羅家倫出任清華校長時，送陳寅恪一本他編的《科學與玄學》，陳回贈一副對聯：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橫批：儒將風流。：羅問作何解，他解釋說：“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將，不是儒將嗎？又討了個漂亮的太太，正是風流。”
1932年夏，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劉文典請陳寅恪擬定國文招生試題，作文題是《夢游清華園記》，外加對對子。一年級為“孫行者”，“少小離家老大回”，
陳寅恪、唐筼是一對結發并白頭偕老的夫妻，一對相濡以沫、榮辱與共的夫妻。他們琴瑟和鳴、真情相愛，演繹了一段傳統文人的婚姻佳話。
唐筼，又名曉瑩。1898年生，廣西灌陽人，也是名門之后。其祖父唐景嵩是同治四年的進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職，后出任臺灣巡撫，在中法戰爭中屢建功勛，獲清廷“四品銜”、“二品秩”和“加賞花翎”的賞賜，是位愛國將士。唐筼畢業于金陵女校體育專業，后執教于北京女高師，曾是許廣平的老師。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環里。
陳、唐結婚甚晚，于1928年在上海結婚，陳寅恪時年三十有八，唐筼亦三十。
1926年，陳寅恪受聘于清華國學研究院，與趙元任是同事。陳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時趙元任住清華南院一、二號兩屋，于是將二號讓一半給陳寅恪住，陳吃飯也在趙家搭伙。趙元任的妻子楊步偉是有名的熱心人，又快人快語。他見陳寅恪快四十歲了，便對他說：“寅恪，這樣下去總不是事。”陳寅恪答：“現在也很快活嗎，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煩來。”趙元任幽默地說：“不能讓我太太管兩個家啊！”于是趙元任夫婦就與清華學校的體育教師郝更生合謀為媒，將郝更生的女友高仰喬的義姐唐筼介紹給陳寅恪。
陳寅恪與唐筼一見鐘情，都很珍惜這命中注定的姻緣。
婚后的唐筼，主持家務，相夫教子，兼幫丈夫處理文稿等瑣碎事務。家中生活全靠陳寅恪工薪維持。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他們一直堅持贍養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長兄陳衡恪的遺孀。后三個女兒陸續來到人間，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筼担當教育子女的任務。最初七八年間生活尚穩定。惟苦于唐筼在生長女流求時引發心臟病差點死去，此后一生終為心臟病折磨。
1937年，日寇大舉入侵，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為避日寇，全家與難民們倉皇逃亡。他們拖著三個孩子，大的九歲，小的才四個月，由北平、天津、長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其間在濟南車站上車時，一家人是從車窗口爬進去的，其狼狽之狀慘不堪言。在香港的歲月，陳寅恪還堅持在云南西南聯大教書。唐筼在香港心臟病復發，幸得許地山援手才得以獲救。但因經濟窘迫，他們一家居無定所，四年內遷家六次。
在人生重大抉擇關頭，唐筼傾力支持陳寅恪，尤當提及的是1948年年底留在廣州而堅拒不去臺灣。
唐筼不止是丈夫的賢內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賢外助”了。1951年，陳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辭而別，陳寅恪無法上課，唐筼拿起課本，充當丈夫的助手走上講壇，直至一年后黃萱到來才作罷。
陳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寫的《聲明》、《抗議書》、檢討交代材料都出自唐筼之手，甘為丈夫遮風避雨。“文革”期間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筼十分憤怒。學校配給陳寅恪三個半護士的護理工和清潔工的許諾全部被取消，重任全落在唐筼一人身上。最后申請保留一老工友助陳寅恪坐椅、上廁并干雜活，因陳寅恪和唐筼的工資停發，少量的存款也被凍結，所以，他們已無法支付工友的工資，以致陳寅恪、唐筼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債。特別是那一紙為活命而寫的《申請書》：“因心臟病需吃流質，懇求允許每日能得牛奶四支，以維持生命，不勝感激之至。”讓人不忍卒讀。
陳寅恪常對女兒們說：“媽媽是主心骨，沒有她就沒有這個家，沒有她就沒有我們，所以我們大家要好好保護媽媽。”
一次唐筼心臟病突發，陳寅恪在萬念俱灰時，事先為愛妻寫了挽聯：涕泣對牛衣，卌（讀“xī”，意“四十”）載都成斷腸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筼好像專為陳寅恪而來到這個世間。陳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塵而去。
"盧溝橋事變”后，陳寅恪85歲的父親陳三立老人已重病在身，有人言中國非日本人之對手，必棄平津而亡全國時，三立老人于病榻上圓睜二目，怒斥曰：“中國人豈狗彘不若，將終帖然任人屠割耶？”言畢遂不再服藥進食，欲以死明志。平津淪陷后，老人悲憤道：“蒼天何以如此對中國邪！”遂于9月離世。面對此國家危亡，加上老父離世的悲痛，陳寅恪急火攻心，導致右眼視網膜剝離，醫生叮囑及時入院手術治療，不可延誤。陳寅恪當時正打算離京南下，故猶豫不決。陳寅恪女兒流求回憶：“記得那天晚上祖父靈前親友離去后，父親仍久久斜臥在走廊的藤躺椅上，表情嚴峻，一言不發。”又說：“考慮到當時接受手術治療，右眼視力恢復雖有希望，但需費時日長久。而更重要的是父親絕不肯在淪陷區教書，若在已陷入敵手的北平久留，會遭到種種不測。”陳寅恪考慮再三，終于決定暫時放棄治療眼疾，離開北平。然而，殊不知卻因此延誤治療，導致最后目盲。
1937年11月，陳寅恪一家踏上了奔赴長沙的逃亡之旅。當時日本人在各處設立關卡，排查極其嚴格。清華老教授高崇熙逃出北平后，在天津火車站一下車，就被日偽軍識破身份，當場按倒在地一頓拳腳相加，然后用繩子拴住手腳倒吊著扣押起來。陳寅恪假扮成生意人，又叫孩子們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關地址及人名，以防走失。火車站人特別多，車門被堵的水泄不通，陳寅恪一家只能被人從從窗口拽進車廂。從北平到長沙，5000余里，陳寅恪一家走了18天。
陳寅恪一家初到香港，夫人唐筼因旅途勞累過度，心臟病突發，三女兒美延又患上百日咳，高燒發熱，咳嗽不止，全家不能再行，只好滯留香港，他們許地山的幫助下，租賃了一間房屋暫住下來。據流求回憶，那年的大年之夜，幽暗的燈光映照下的餐桌上，唐筼悄悄叮囑女兒：“王媽媽（陳家的保姆）和我們奔波半年，過舊歷年總要讓她多吃幾塊肉”。意思是讓尚不太懂事的女兒們盡量讓王媽媽多吃一些。王媽媽從旁側聞聽，感動得淚流滿面。
陳寅恪在去西南聯大之前，把一些文稿、拓本、照片、古代東方書籍，以及經年批注的多冊《蒙古源流注》、《世說新語》、《五代史記注》等，連同部分文獻資料，裝入一只皮箱交于鐵路部門托運——這是他幾十年心血凝聚而成并視為生命的珍貴財富。等貨物托運到蒙自，皮箱內只有磚頭。面對此景，陳寅恪昏厥過去。后據同事分析，在托運途中，箱內之物早被人盜走，然后另易裝入轉投充數。經過半年的顛沛流離，面對此打擊，陳寅恪一病不起。然而禍不單行，此前由北平郵寄的書籍在陳寅恪一家走后陸續到達長沙并由一位親戚暫時收藏。1938年11月，國軍為實施堅壁清野戰略放火燒城，陳寅恪的書籍也在大火中化作灰燼。
初到聯大，陳寅恪寫信給勞幹、陳述二人，信中說道：“大作均收到，容細讀再奉還。……聯大以書箱運費系其所付，不欲將書提出。現尚未開箱，故聯大無書可看。此事尚須俟孟真先生來滇后方能商洽解決。研究所無書，實不能工作。弟近日亦草短文兩篇，竟無書可查，可稱“杜撰”，好在今日即有著作，亦不能出版，可謂國亡有期而汗青無日矣。大局如斯，悲憤之至。匆復。”許多年后，陳寅恪的弟子蔣天樞在《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錄此信時，曾注：由此“借見先生彼時情懷。世之讀上錄函件者，其亦省識先生當日感憤之深歟？”
1939年春，陳寅恪被英國皇家學會授予研究員職稱，并收到牛津大學漢學教授聘書，請其赴牛津主講漢學。這是牛津大學創辦三百余年來首次聘請一位中國學者為專職教授。陳寅恪曾兩度辭謝，但考慮到到英國可治療眼疾，遂答應下來。當時陳寅恪到香港準備去英國，整個歐洲的漢學家風聞陳寅恪即將赴英，皆云集奧格司佛城，等待陳寅恪。陳衡哲得此消息后說道：“歐美任何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極少數人外，鮮有能聽得懂寅恪先生之講者。不過寅公接受牛津特別講座之榮譽聘請，至少可以使今日歐美認識漢學有多么個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學術界也。”然而，陳寅恪抵港未久，二戰的戰火燒到歐洲，地中海不能通航。陳寅恪無奈中只能準備返回昆明，這一次，陳寅恪再一次耽誤了治療眼疾，最終導致雙目失明。當時他在給傅斯年的信中無奈地說：“天意、人事、家愁、國難俱如此，真令人憂悶不任，不知兄何以教我？”但陳寅恪沒有想到的事，珍珠港事件的爆發，使他被困香港，差一點客死異鄉。
陳寅恪身體一直不好，他在1942年8月30日給傅斯年的信中說：“弟之生性非得安眠飽食（弟患不消化病，能飽而消化亦是難事）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樂，不能作詩。平生偶有安眠飽食之時，故偶可為文。而一生從無既富且樂之日，故總做不好詩。古人云詩窮而后工，此精神勝過物質之說，弟有志而未逮者也。”
抗戰結束后，陳寅恪終于得赴英就醫，但兩次手術均無明顯效果。當時陳寅恪還抱著最后一線奢望，把英倫醫生的診斷書寄給時在美國的胡適請求援助。胡托人將診斷書送往哥倫比亞眼科學院咨詢，對方告之亦無良策，無法手術，胡適“很覺悲哀”，只好托人帶了一千美金給陳，以示關照。1946年4月16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
1957年反右開始，陳寅恪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釗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帶出境外刊行。
1962年6月10日，已是73歲高齡、雙目失明的陳寅恪入浴時不慎滑倒于浴盆中，右腿股骨頸跌斷，次日進中山醫學院第二附院救治，因疼痛過度，三天昏迷不醒。醫生慮其年紀偏大，若開刀手術其體質難以承受，經家屬同意和醒來的陳寅恪本人認可，乃采取保守之物理療法，但效果不佳，從此斷肢再也沒有復原。
目盲臏足的陳寅恪失去了活動能力，整日躺在床上，或被抬放到一張木椅上靜坐。1963年春天，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到廣州出差，順便赴中大校園探望陳寅恪。面對故人來訪，陳寅恪于愴懷哀愁中當日賦詩云：“云海光銷雪滿顛，重逢臏足倍凄然”，“論交三世無窮意，吐向醫窗病榻邊。”幾日后，又有“自信此生無幾日，未知今夕是何年。羅浮夢破東坡老，那有梅花作上元”等句，預見了自己行將就木，不久于人世，同時道出了對時局的憂傷與內心的悲涼。
完成《柳如是別傳》后，陳寅恪用盡殘力，著手書寫《寒柳堂記夢》，記敘其三世家風及本身舊事，作為對這個世界最后的告別。但隨著“文化大革命”爆發，此愿竟成一曲魂斷殘夢的絕響。
陳寅恪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山大學沒有主動安排年輕學子跟他學習，助手黃萱是他私請的，最后又被攆走。他嘆曰：“縱有名山藏詩稿，傳人難遇又如何？”
陳寅恪去世后，沒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為在孤苦中死去的他撰寫挽聯和碑文了。只有在海外的趙元任得此噩耗，用英文撰寫了悼念性文章。
珍珠港戰爭爆發后，陳寅恪一家被困香港。病中的傅斯年百般設法營救。由于港島被圍困，重慶國民政府只能派出飛機抵達香港，“搶運”滯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員與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12月18日，國民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飛機抵達香港機場時，英港督楊慕琦已向日本投降，香港已經淪陷。按照國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議，陳寅恪也在“搶運”之列。當陳寅恪匆忙趕到機場時，卻被孔祥熙的夫人宋靄齡、女兒、隨從和眷養的一大批保鏢擋在了圈外。與陳寅恪一道被擋的還有何香凝、國民政府檢察院副院長許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蔡元培的夫人等。
當時素有“南天王”之稱的國民黨中央常委、一級陸軍上將陳濟棠，已搶先一步登上飛機。然而，孔家的二小姐孔令俊，竟把自己的一條寵物狗放在座位上，以阻止陳濟棠入座。陳濟棠怒不可遏，當場痛斥孔二小姐。然而孔令俊仗著人多勢眾，從腰間嗖地拔出精制的左輪手槍，敲點著陳濟棠的額頭，喝令陳立即滾下機艙，否則就地槍決。陳濟棠身邊的幾個衛兵一看，立即掏槍護衛。由于陳濟棠的人馬太少，在這場對決中，陳濟棠明顯處于下風。陳夫人怕丈夫遭到不測，流著眼淚示意保鏢服軟認輸。最后陳的衛兵全被孔二小姐下令強行繳械，連同陳濟棠與夫人一起被轟下了飛機。
而這位孔二小姐，從容地指揮她的隨從、保鏢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18條黑貝，甚至自用的馬桶全部裝入機艙，然后命令飛機起飛。兩個小時后，日軍便進駐了這座機場。
而在重慶，國民黨的黨國要員紛紛趕往機場迎接。看見走下飛機的孔祥熙家人及他們攜帶的仆傭、洋狗、馬桶和香料床板，接機者一個個目瞪口呆。之后，重慶《大公報》不指名地揭露了孔祥熙一家霸占飛機的惡行。12月24日，昆明的《朝報》對孔家的劣跡給予了尖銳抨擊，文中指出：“最近太平洋戰爭爆發，逃難的飛機竟裝來了箱、籠、老媽子與洋狗，而多少應該內渡的人尚危懸海外……”
消息見報后，聯大許多師生都以為陳寅恪已經在戰亂中去世，于是幾位歷史系學生發表了一篇題為《悼陳師寅恪》的文章，文中以悲愴的語氣說道：“著名的史學教授陳寅恪導師，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飛機離港，命運似不如一條洋狗……”
西南聯大的吳晗在課堂上對學生們說：“南宋亡國前有個蟋蟀宰相（指賈似道），今天又出了一個飛狗院長，真是無獨有偶呵！”力主師生起來反抗。于是，聯大學生聯名起草“討孔宣言”，高呼“打倒孔祥熙，鏟除貪官污吏”的口號，開始了示威游行。游行隊伍的前鋒是一幅用床單制成，上畫脖頸上套一巨大銅錢作枷的孔祥熙頭像。游行沿途陸續有云南大學、昆華師范學院、南菁中學等十多所大中學校師生陸續加入，匯合成數千人的游行隊伍。一直反對學生運動的蔣夢麟此次默許行動，他與梅貽琦乘車尾隨游行隊伍，對師生加以保護。之后，聯大舉行了悼念活動。
傅斯年聽到陳寅恪“去世”的消息，立即急電重慶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重慶方面的回電稱同樣聽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卻無法確定真偽。于是，盛怒中的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要“殺‘飛狗院長’孔祥熙以謝天下”。
當時日軍在香港奸淫擄掠，無惡不作。陳寅恪家旁邊一家的五個女孩全部遭到日本大兵的強奸污辱。陳寅恪的長女流求已上初中，唐筼聽罷，立即拿過剪刀，一把拉過流求，把她頭上的長發剪掉，又找出陳寅恪的舊衣讓其穿上，讓她女扮男裝，以防不測。此刻又傳來蔡元培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陳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錢物被洗劫一空，蔡夫人悲慟不已，幾次昏死。
蔣天樞后來在記述這段“事輯”的按語中寫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陳寅恪）赴英倫之舉或終能成行。先生離北平時，右眼視網膜已發現剝離現象，若得至英倫，眼疾當可醫治痊復，不致終于失明。”蔣氏慨嘆：“天歟，際遇之不幸歟？”
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時的助手、后為清華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說：“那時候左右分明，中間人難于立足。他（陳寅恪）不反對共產主義，但他不贊成俄國式共產主義。”這個記錄，與抗戰時期陳寅恪在成都燕大與學生石泉所談極其相似，此一思想觀念伴隨了陳氏一生。
1948年12月，當北平解放戰爭打響的時候，陳雪屏等人的“搶救學人”計劃也開始了，當浦江清告訴陳寅恪此事時，陳僅表示已知此事。隨后胡適找到北大校長辦公室不掛名的秘書鄧廣銘，急切地詢問能否找到陳寅恪，并謂昨日南京政府來電，說今日派專機抵達南苑機場，“搶救”胡與陳寅恪等著名教授離平。鄧廣銘在陳寅恪大嫂（陳師曾遺孀）找到陳，把胡適的囑托向陳復述一遍，并問是否愿意與胡氏一起離平南飛。陳寅恪頗為干脆地回答：“走。前許多天，陳雪屏曾專機來接我。他是國民黨的官僚，坐的是國民黨的飛機，我絕不跟他走！現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當晚，鄧廣銘到東廠胡同與陳寅恪話別，陳對鄧意味深長地說了下面一段話：“其實，胡先生因政治上的關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則原可不走。但是，聽說在共產黨統治區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體多病，離開美國藥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1948年12月15日清晨，胡、陳兩家趕至中南海，下午從勤政殿門前換乘傅作義的坐駕，順利穿過宣武門抵達南苑機場，乘機飛離北平，抵達南京明故宮機場。當胡、陳等人及其家眷乘坐的飛機時，王世杰、朱家驊、傅斯年、杭立武、蔣經國等前往機場迎接。亂世紛紜中，陳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便攜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維弟弟俞大綱家中住了下來。一個月后，陳寅恪沒有踏上赴臺的船板，而是轉赴廣州嶺南大學任教，自此，終生留在了嶺南這塊潮濕溫熱的土地上。
按美籍華人學者、“國民黨的同道人”（李敖語）余英時的說法，身處嶺南的陳寅恪和夫人唐筼曾為去留問題發生強烈爭執，唐筼執意要走，因此只身去了香港，住在“一家無招牌的私家旅館”，后來陳序經做工作后派人迎還。陳寅恪事后深深佩服夫人的遠見，后悔自己沒有及早謀身遠去，《柳如是別傳》就是陳氏的懺悔之作云云。但據美籍華人學者汪榮祖考證，陳和夫人并無去留爭執，因而余氏的結論只能屬于胡言亂語一類。
1954年龍潛任中山大學副校長，在批判胡風的運動中，他點名批判陳寅恪的思想，過后不久他就受到了批判，后來龍潛在檢討時這樣表白道：“我對陳寅恪的問題考慮不周，和了他三首詩，在會場上念了兩句，后來到了北京，許多領導同志都問到陳寅恪，我才知道問題不是那么簡單。”
1961年陳寅恪與郭沫若見面。郭主動對過去兩人的不快作了“解釋”，并征詢陳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陳寅恪真摯地提出應組織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華》；并云自己需要圖書資料和因寫《錢柳因緣》希望得到特制稿紙。郭沫若概允并踐諾。
1961年，陳寅恪辭別專門來探望自己的吳宓，為賦詩曰：“問疾寧辭蜀道難，相逢握手淚丸瀾。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死離別看。”其后果不復見。
1966年7月，陳寅恪由原來的大字號“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水漲船高地被加封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時被指斥為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級護理待遇，非美帝國主義的藥物不吃，有意污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的“罪魁禍首”。而隨著陶鑄被打倒，一直頗受陶氏關懷的陳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黃萱被趕走，當年受陶鑄直接關懷而委派到陳家的三名護士被撤除，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陳家住居的校園內東南區一號樓被大字報覆蓋，遠遠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樹木叢生的校園一隅，望之令人恐怖驚悚。接下來，大字報由樓外糊到了室內，門臉、衣柜、床頭，甚至陳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報貼蓋。面對此情，唐筼說：“人還沒死，已先開吊了。”
此后，陳寅恪后半生積攢的書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遺留的一點紀念性首飾及陳寅恪歷盡千難萬險，歷盡十幾年戰火僥幸保存下來的二十余封祖父往來手札亦被劫走。造反派先是把幾只大字號高音喇叭吊至陳宅窗前屋后，讓其聽取革命群眾對其發出的怒吼之音。雙目失明，不辨牛馬且患嚴重失眠癥與心臟病的陳寅恪，突聞幾個“怪物”整日在耳邊嗷叫不止，驚悚不安，惶惶不可終日。后來他們干脆將高音喇叭干脆搬進室內，綁到了陳氏的床頭之上。每當“革命者”呼聲響起，整個陳宅如狂飆突至，風雷激蕩。陳氏夫婦未聞幾聲，即感天旋地轉，雙雙心臟病復發，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陳寅恪最后的聲音是：“我現在譬如在死牢之中。”
1969年春節后，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校園西南區五十號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住居。此時陳寅恪病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只能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偶有親友偷偷登門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說不出話，只是眼角不斷有淚流出，望者無不凄然。陳寅恪自知將不久于人世，但面對幾次被登門的"革命者“亂拳打倒”，心臟病日趨嚴重幾乎癱瘓的唐筼，陳認為愛妻可能將先于自己命赴黃泉，悲涼無助中，夫妻相對而泣。奄奄一息的陳寅恪憐夫人之悲苦，嘆命運之不公，心懷無盡的怨憤與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曉瑩》：涕泣對牛衣，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氣脈已竭的陳寅恪，再次被迫向當權者作口頭交代。陳寅恪有“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語，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于凄風苦雨中溘然長逝。一個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隨陳寅恪而去。
梁宗岱夫人甘少蘇在回憶錄《宗岱和我》中說：“那時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屬都特別害怕高音喇叭，一聽到高音喇叭聲，就戰戰兢兢，因為紅衛兵經常用高音喇叭通知開會，點人出來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場。歷史系一級教師陳寅恪雙目失明，他膽子小，一聽見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尿濕褲子。就這樣，終于給嚇死了。”
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之所托命者也。——吳宓《空軒詩話》
吳世昌與唐蘭縱論天下飽學之士曾大言云：“當今學者稱得上博極群書者，一個梁任公（梁啟超），一個陳寅恪，一個你，一個我。”
吳宓在哈佛初識陳就向朋友宣稱“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統而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
傅斯年也說陳寅恪“在漢學上的素養不下錢曉徵”。
傅斯年對陳寅恪這樣評價：“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梁啟超向人介紹陳寅恪說：“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后來梁啟超向清華大學校長曹云祥推薦陳寅恪時說：他的著作“還比不上陳先生寥寥幾百字有價值”。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教授汪榮祖說：“陳寅恪在現代中國史學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國外影響也很深遠。”
日人白鳥庫吉稱其為中國最博學的人，卻完全沒有俗世的聲名。
一位美國學者寫《論韓愈》一書，特在扉頁上注明；將此書獻給陳寅恪先生。
胡適留美時的“文學知音”、現代中國第一位女史學家陳衡哲（莎菲，1893-1976）曾這樣評論：牛津聘請陳寅恪，證明中國的學術，已經受到西方學界的重視。但她又頗帶自豪地加上一句：以陳寅恪的學問，他在牛津講學，能聽懂的恐怕寥寥無幾。
胡適說：“讀陳寅恪的論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
1946年4月16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寅恪遺傳甚厚，讀書甚細心，工力甚精，為我國史學界一大重鎮，今兩目都廢，真是學術界一大損失。”
季羨林說：“寅恪先生為一代史學大師。這一點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絕非他的朋友們和弟子們的私言。”
季羨林這樣回憶陳寅恪：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對青年學人，只談優點，一片愛護青年學者的熱忱，真令人肅然起敬。
吳宓說：“始宓于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今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系吾友而實為吾師。”
1967年，周總理在一次接見廣州學生造反組織頭目會上談到“古為今用”時說：“你們可以請教中山大學陳寅恪先生……”
俞大維說：陳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寫成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在史中求史識，“因他晚年環境的遭遇，與雙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悲劇”。
勞幹說：“二十年來的歷史研究，國內幾個好的大學及研究機關，雖然都有他們的貢獻，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確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有關歷史部分在陳寅恪先生以歷史學先進、謹嚴而淵博的方法領導之下，影響尤深。”
雜談 2013-11-28 21:0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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