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移民問題與歐洲一體化  ——以德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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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K5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919(2002)01-0141-06
  移民問題在歐洲,特別是在歐洲聯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被人們廣泛地關注和討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大量移民涌入歐洲,特別是 西歐國家。傳統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越來越多地成為移民國家。在以德意志民族為核心的 德國8200萬人口中,有9%即740萬人是外國人;以法蘭西民族為自豪的法國總人口6100 萬人中,外國人是430萬人;而在一向被稱為向世界開放、寬容和外國人政策成功的典 范的瑞典,有170萬“有外國背景的人”(即外國移民和他們的孩子),占其總人口880萬 的19.3%。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文化水平高低的不同、不同的移民政策,使得大量移 民的存在、外來移民社會整合的較低程度,對歐洲聯盟各成員國的社會就業、社會福利 政策、社會安全與控制及各成員國的舊有移民政策、甚至國家主權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特別是針對外國移民的新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新納 粹主義)及其政黨,在西歐社會和政治舞臺上重新崛起,引起了歐洲聯盟各成員國政府 和歐洲聯盟層面上的廣泛關注。能否解決好移民問題,已經成為各成員國政府所面臨的 重要問題,也是歐洲一體化能否健康發展的關鍵問題之一。本文擬就德國為主要例證對 這一問題,作一初步探索。
   一、歐洲移民歷史回顧及移民類型——以德國為例
  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移民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它連接著歷史與未來。在一定 的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歐洲的文明正是通過跨越國界的移民浪潮得以廣泛傳播的 ,從而使移民成為人類社會生存的基本組成部分。
  德國Osnabrueck大學的Klaus J.Bade教授給我們提供了德國移民的歷史畫卷,他認為 ,國外的德國人和德國的外國人,經歷了無數次跨越國界的移民歷程。到19世紀末,隨 著德意志帝國的經濟勢力已達到世界先進行列,帝國的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需要各方面的 勞動力,但是,帝國的勞動力資源遠遠不能滿足帝國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求。于是,從 19世紀90年代起,外國的流動工人開始大規模地流入德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依 據官方的統計,大約有120萬人,主要來自波蘭和意大利。1933年納粹上臺以后,德國 陷入納粹德國的歷史黑暗中,許多人由于政治、世界觀和種族主義等原因逃往國外,美 國是逃往的主要目的地。正因為如此,美國輕而易舉得到了諸如愛因斯坦等一大批著名 的科學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占領的歐洲開始了大規模的逃往性移民和強制性 移民的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德國的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四次移民的浪潮。第一次移民的 浪潮是德國的難民和被驅逐者返回德國。戰后幾十年來,西德一些有影響的被驅逐者組 織,通過強大的輿論,要求被驅逐者擁有回家的權力。從1945年到1950年,德國有1170 萬難民來自其東部。從1951年到1988年,在西德,有160萬人從東歐和東南歐國家穿越 國境返回德國。而東德,上述情況極少。從20世紀80年起,隨著蘇聯社會主義改革,特 別是政治改革的深入,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逐步開始了擺脫蘇聯控制的嘗試。與此同 時,大量的東德人逃離東德直接進入西德,或通過政治避難的方式進入西德。在冷戰時 期,這種移民向西德的涌入,由于意識形態等原因,而受到了西德的熱烈歡迎。為此, 東德建立了嚴格的邊防檢查制度和有關的軍事設施,以此隔離東德人向西德的流入。于 是,西德開始違背自己的意志而將移民的目標轉向國外,這也加速了西德成為移民國的 步伐。由此,開始了德國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移民的浪潮。從1955年起,西德政府與意 大利政府簽署了有關引進勞工的協議,以滿足西德膨脹的經濟發展狀況對勞工的迫切需 求。1961年西德從東德輸入勞工被迫停止以后,轉向了其他國家,并加大了招募外籍勞 工的力度。社會公眾稱這些勞工為外籍工人,以區別于納粹時期的外來工人和帝國時代 的外國流動工人。這些外籍工人對于戰后德國經濟和社會的恢復、對于德國經濟奇跡的 創造,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73年世界石油危機的爆發,西德 政府被迫停止引進外籍工人。在此期間,共有1400萬人來到德國,期滿后有1100萬人回 到了自己的祖國,有300萬人滯留德國,并在隨后的日子里,全家遷往德國。第三次移 民的浪潮是避難者和其他難民的大量涌入。二戰結束以后,西德承諾接受1933—1945年 期間逃亡國外的德國難民,這是依據基本法第16條關于政治受迫害者享有避難權的規定 。隨著政治避難權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認同,其他國家利用避難權遷入德國的人數也在急 劇增加。其中有些是非法入境者、有些是違規停留者,另有一些是在接到離境要求或驅 逐警告以后就銷聲匿跡。1990年的波黑戰爭和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有大量的戰爭難民 流入德國。盡管從1993年起,德國開始對基本法本身進行限制,并通過了基本法修正案 。從此,那些來自無迫害國家的外國人和那些經由所謂的安全第三國入境的外國人,失 去了申請政治避難權的機會和資格。第四次移民的浪潮是東歐國家的回遷者。依據德國 的移民法,只要有德國人的血統、并得到德國官方的認同,移居國外者就可以申請獲得 德國國籍,并移居德國,獲得與德國公民同樣的一切權利和義務,盡管有些回遷者是幾 代以前移居國外的,在血統上是德國的,但是,他們的思想、文化和社會背景等已經與 所在國家融為一體,因而,他們進入德國以后,面臨著更艱巨的與德國社會、文化相融 合的問題。[1](P36-53)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到來,全世界的優秀人才,在世界各國 流動,特別是流向發達國家。美國被認為是其移民政策吸收全世界優秀人才最成功的國 家。德國則被看作是歐洲國家中成功的國家之一。這包括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有德 國的專家、學者流向更發達的國家,另一方面,有更多的學者、專家來到德國學習、工 作并定居德國,成為新式移民。隨著全球經濟時代的到來,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 通過移民政策的調整和修訂,有計劃、有意識地吸收越來越多的高水平人才,這已經成 為移民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類型學的角度來看,從不同的視角對移民問題進行分類,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就 某一個國家而言,移民可以分為遷入型移民和遷出型移民。就遷出性移民而言,可分為 逃亡性移民和強制性移民;就遷入性移民而言,可分為政治難民、一般難民、回遷性移 民、外來勞工、高技術人才移民等類型。
   二、移民的社會整合問題與面向高技術人才的移民政策困境
  在今天歐洲聯盟各國,都面臨著移民的社會整合和引進高技術人才的困境問題。一方 面,大量移民的涌入,存在移民與當地社會如何融合的一體化問題,也存在與所在國家 的公民在工作崗位、福利國家政策等方面的沖突問題。因而,社會大眾的層面上有要求 限制移民的強烈呼聲,這也是近年來歐洲聯盟各成員國中的極右翼政黨獲得選民有力支 持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又迫使各成員國政 府在高技術領域有計劃地引進人才,進行技術移民。就德國而言,近四十年來,有3000 多萬外國人進入德國,同時有2100人從德國遷出。由于在2000年以前,德國的移民政策 中實行考慮血統的移民規定,因而,當蘇聯解體和東歐國家脫離蘇聯的控制后,上述國 家的有德國血統的人大量回遷德國,尋求政治避難者也不斷增多。20世紀90年代以來, 波黑戰爭的爆發,使得戰爭難民急劇涌向西歐,由于地緣上的關系,德國成為戰爭難民 逃往的重要目的地。同時來自歐洲聯盟國家的合法移民和其他國家非法移民,也急劇增 長。一直到目前,德國已經成為一個地道的多民族的移民國家。其中外來移民占其總人 口的9%。擁有德國國籍的外國人口的國別比例是,土耳其27.9%,南斯拉夫10%,亞洲國 家11.2%,非洲國家4.1%,奧地利2.5%,歐盟國家25.3%,美國1.5%,波蘭3.9%,克羅地 亞2.9%,其他國家13.2%。大量移民的存在,使移民的價值觀、文化背景、生活方式、 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等,與德國人的上述方面產生差異和沖突,這就使得德國政府面臨 一個嚴峻的移民社會整合問題。應當采取什么樣的移民對策,成為德國政府所面臨的迫 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正如德國新政府移民委員會主席Rita Suessmuth所說:“今天 的問題是歐洲各國將如何對待移民問題。它不僅涉及到是否允許移民,而且關系到控制 進程和融合問題。”[2](P46)
  如何對待日益增多的移民及其社會融合問題,德國政府的態度并不是始終如一的。研 究歐洲移民問題的專家、Osnabrueck大學的Klaus J.Bade教授認為,在20世紀80年代以 前,大量移民在西德的存在,是一個客觀的社會事實,這些移民生活在一個自相矛盾的 社會中。即生活在一個不是移民國的移民環境中。”但是,當時的德國政府沒有給予應 有的關注,并且對此予以否認,在政治決策中排斥這一問題,行政管理時又忌諱提到它 。西德并沒有制定出一項令人注目的大型計劃來解決移民問題和融入德國社會的問題。 因為人們把它列入禁區,因此也無法規劃它。[1](P41)在東德也是如此,移民被政府限 定在一個固定的范圍和空間,移民與東德社會存在嚴格的隔閡,移民區域成了社會的真 空。從歷史上看,德國歷來就有拒斥外國移民(包括各類專家人才)的傳統,這一國家的 民族自豪感以及這一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使得德國無論是政治家、還是社會大眾, 都不愿意接受外來的移民,20世紀90年代德國統一以后,這一情況仍然沒有得到徹底的 改變。因而,與美國和瑞典的明確、主動、寬松的移民政策不同,德國政府的移民政策 通常是嚴厲的或是回避的。
  盡管如此,德國政府仍然不得不面臨著移民所帶來的嚴重的社會現實問題。關于移民 ,這里存在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移居德國或在德國生活和工作的外國人,應當如何與德國人和德國的主 流文化相協調,政府將采取下列兩種態度的哪種:一是讓外國的移民保持其原有的文化 傳統和生活、工作方式,甚至形成一些有獨特文化特征的移民社區,使德國成為一個與 美國相似的多文化的、多民族的社會;二是通過特定的移民政策,通過教育、培訓、社 會援助等方式,使移民逐步了解、適應并融入德國的“主流文化”。“主流文化”是德 國基督教民主同盟于2000年針對日益增多的移民問題而提出的新概念。顯然,這一概念 最集中體現了德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待移民的態度與對策。這就是,外來的移民應當 放棄自己業已形成的文化傳統和生活、工作方式,而將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國度——德國 的文化,作為自己應當追求的文化。
  另一個問題是,面對著經濟全球化的浪潮,越來越多的高水平的管理人才、科學工程 人才和文化人才走出國門,移民到別的國家。不僅在美國、加拿大,而且在歐洲聯盟成 員國——德國,面對日益緊缺的高層次的人才,德國政府應當制定和實施怎樣的移民政 策?英國著名的作家和移民專家G.Pascal Zachary在2000年出版的新著《世界新公民》( “Die neuen Weltburger”)一書中曾這樣寫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社會評論 家Randolphe Bourne在描述移民與美國的關系時認為,‘為了不陷入停滯不前的泥坑, 我們需要新的人民’。民族國家長時期以來都為自己的獨立性而驕傲,他們自力更生、 自食其力,建立自己的工業,從自己的人民中培養各種專業人員。民族國家的當權者也 和老百姓一樣,出于民族自豪感,也基于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現實,對來訪者、外國人和 外來移民是不可缺少的說法,長期以來一直是拒絕接受。但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證明了 Bourne的高瞻遠矚:在今天的新經濟時代,那些只相信本國能人,不承認外國移民是一 種財富的國家,必然會在經濟上和社會上落后于其他民族。”[3](P63)這段評論與敘述 ,如果用在德國政府上,則是再恰當不過了。“以前,德國人對這樣的想法總是談虎色 變,似乎這是極其可怕的奇談怪論。因為,德國幾十年來的歷屆政府和政治家們都宣稱 ,德國是德裔人民的國家,不是吸引人才和能人的移民國家。如今,他們終于看到,德 國只會從德國移民身上,從世界市場上‘購買’的專家身上得益。與德國在50年代到70 年代缺乏大量的德國重建的基本勞動力不同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德國在高技術領 域與美國和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但是,德國固有的移民政策卻將接納外 國人看作是一慈善的行為,而不是一種促進本國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一種必不 可缺少的策略。”直到2000年,德國當局幾乎拒絕了所有企業關于從歐洲以外國家以及 從所謂的“第三世界”國家中輸入軟件編程人員的申請,其結果是,不僅國外的高技術 人才沒有實現到德國工作和為德國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目標,也使得德國的某些高層 管理人員,不得不流向國外。一個最鮮明的例子是,2000年德國快速發展的IT企業的Co nceptware,向政府提出了7名印度編程人才的工作許可申請,但遭到了政府的拒絕。該 企業又向加拿大申請居留權,并得到了批準。于是,該企業在加拿大開設了一家分公司 ,并派出了兩位管理人員。這樣,德國盡管保留了7個工作崗位,但是,卻失去了7個人 的工資稅,也失去了2個優秀的德國管理人員。顯然,這對德國的技術更新和經濟的持 續發展是不利的。對此,德國政府制定新的移民政策,已成為當務之急。
   三、歐洲一體化中的歐洲移民政策的新動向
  針對在歐洲聯盟成員國生活和工作的外國移民,各成員國自1999年起,在政治家和社 會大眾兩個層面,對移民問題進行了廣泛地討論,并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對立的兩派 ,下面以德國為主進行說明。
  第一派認為,由于德國政府缺乏有力的措施,也沒有制定相應的嚴格的移民政策,因 而,使得大量的移民充斥于德國社會的各個層面,造成了社會就業、社會穩定和社會福 利政策的諸多問題。因而,極力主張排斥外來移民,以保證國民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 。持這一派觀點的人認為,在德國已經有300萬人失業的情況下,大量移民的存在,無 疑使緊張的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更加緊張,它損害了德國人的切身利益。在德國的一次 民意調查中,有1/2的被調查者認為,德國的移民太多了。法國和瑞典的調查結果也大 致如此。同時由于大量的移民的文化素質不高,在剛剛到達德國的時候,往往由于語言 、專業、社會的適應性等原因,在就業上遇到較大的障礙,因而為了生計等其他原因, 作案率較高,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民眾的社會安全感。在被外國人看來移民政策成功的 瑞典,在2000年夏天所進行的一場公民心態民意測驗中,有2/3的被調查者對移民的作 案率上升有恐懼感。德國的調查結果也大體相似。另外,大量移民的存在,迫使德國政 府的福利政策的包袱越發沉重。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歐的工業化國家先后進入了福利 國家的行列,德國也不例外。與70年代中期的遷移情況相比較,西歐國家的政府在開放 的背景下,對于這種國家間的遷移浪潮的影響卻在減少。這就導致了在西歐的范圍內的 遷移和移民現象大量增加。這時,不僅在德國,而且整個西歐國家,面對國際的移民浪 潮,發展出了一種危及自身安全的感覺。[4](P441-455)人們處處能感覺到福利國家因 為移民和遷移現象的大量存在而產生的強烈危機,從一般的市民,到敏銳的新聞記者, 從大學教授,到政治家,人們深刻地感覺到:“船已經滿了”。福利國家的人們再也不 能負担起更多的移民。在這種背景下,在德國,反對外來移民的新種族主義、新納粹主 義力量在增強,并不斷發生襲擊外國移民的事件。Tonmas Lundin認為,“在被稱為移 民政策成功典范的瑞典,排外和極右翼主義也在迅速蔓延,焚燒難民營,欺負外國人, 散布種族主義,新納粹動用暴力的頑固核心向所有‘非雅利安人’宣戰。評論家們把事 態的發展歸咎于一度被人盛贊,而現在卻失敗的瑞典移民政策,歸咎于經濟態勢。”[2 ](P52)在西歐,那些主張保障民族利益、反對外來移民的歐洲右翼政黨,便在歐洲共同 體的成員國中的社會大眾的層面擁有了較大的市場份額。于是,歐洲右翼政黨,便在歐 洲各國的大選中,獲得了大眾較高的支持率。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保護民族利益、反對外 來移民為競選口號、而被看作是新種族主義崛起的奧地利自由黨,在2000年奧地利的大 選中獲得了勝利。隨后在荷蘭、比利時等國家,要求反對外來移民、保護民族利益的右 翼政黨,在大選中也獲得了較高的民眾支持率。盡管歐洲聯盟及其成員國從歐盟的層面 上對奧地利政府實施了共同的制裁,從而迫使自由黨主席海德爾辭職,但是,因為移民 的大量增加,導致右翼政黨在西歐勢力的增長,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由于上述因素的影響,持這一派觀點的人極力主張政府應當制定更為嚴厲的移民政策 ,嚴格限制移民的數量和移民的遷入。盡管德國政府并沒有對此表示完全贊同,但是, 在實際的移民工作中,一方面嚴格了移民的條件,另一方面在某類移民上實行了配額制 度,從而,限制了相當數量的移民的遷入。在德國,20世紀90年代初,每年從中東歐國 家回遷的移民達到40萬人,到90年代末,德國政府一方面嚴格了移民條件,另一方面限 定了指標,規定每年的指標是10萬人。于是,這些措施發揮了明顯的作用。從過去每月 申請的12000份,下降到目前的6000份,下降了50%。[5](P54)瑞典政府也采取了同樣的 嚴格措施。僅以難民為例,瑞典政府的難民審核更加嚴格,依據日內瓦難民公約,一個 外國人如果其“生活或自由出于種族、宗教、國籍或某一群體的屬性或者政治信仰的原 因”而受到威脅,他則享有不遭驅逐的保障。但是,在2000年,作為移民問題最終仲裁 機構的瑞典國家外國人委員會,拒絕了3/4的政治避難申請。法國也是如此,巴黎社會 學大學的校長Gerard Noiriel教授認為,“在法國,除了極右派以外,有一個超越黨派 的‘君子協定’,那就是政府必須在移民政策問題上,忠于‘共和國的理想’”。為此 ,法國政府“通過大幅度壓縮移民和申請避難者的數量來控制移民的流入。這也是國家 對非法入境者采取強硬措施的原因”。[6](P51)
  第二派認為,歐洲聯盟成員國的政府,必須依據移民大量存在和必須大量移民這樣一 個看起來是矛盾的、但是合乎邏輯和現實需要的情況,制定積極的“一體化”的移民政 策,并從歐洲聯盟的層面上制定統一的移民政策規定框架。
  持這一派觀點的人認為,不管我們是否愿意,我們必須正視兩個基本的社會現實,并 依據這一社會現實,制定一體化的移民政策:
  一是在歐洲聯盟各成員國存在數量不等的大量的外來移民,這包括成員國的移民和非 成員國的移民兩個部分。盡管各國政府的移民政策不完全一致,但多數政府不能正視移 民問題,沒有對改善外國移民的工作和生活條件、消除社會歧視、糾正就業市場的不公 正待遇、實現移民與所在國家與社會的一體化,作出積極的有效的移民政策制定與實施 方面的努力。因此,越來越多移民的存在,對歐盟各成員國和整個歐洲的一體化,造成 了一定的困難,隨著歐洲聯盟的擴大,要求各成員國政府重視移民問題的呼聲,越來越 高。
  二是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新(網絡)經濟時代的到來,歐盟各成員國政府與美國相比,在 高技術領域(包括高技術研發和高技術產業化)與美國的差距越來越大,從而導致一方面 歐洲更多的高技術人才流向美國,另一方面使歐洲的經濟增長與美國相比,遠遠落在后 面,歐元與美元比率的持續下跌,便是一個明證。在這種背景下,制定積極有效的技術 移民政策,已成為歐盟各成員國政府促進經濟增長和需要解決的迫在眉睫的問題。
  為了解決日益嚴重的上述移民問題,實現移民與所居住國家的社會融合和一體化,吸 引更多的高技術移民,歐盟各成員國政府相繼對移民法以及有關的程序和機構進行了一 系列的改革。以德國為例,自紅綠聯盟執政的新政府上臺以來,在移民問題上采取了下 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第一,在機構建設方面,設立專門的移民委員會。2000年9月12日,德國內政部長Otto Schily召集的、由前聯邦議會議長Rita Suessmuth教授、博士担任主席、前聯邦司法 部長兼前社會民主黨主席Hans-Jochen Vogel博士任副主席的跨黨派的德國移民委員會 正式成立。這個移民委員會由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社會經驗的21名來自政界、科學界 、經濟界和社會團體的知名人士組成。專門的移民機構的設立,為健康的移民政策的研 究和制定,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第二,德國政府針對移民問題著手制定和實行新的外國人和移民管理政策。德國政府 已經委托移民委員會,要對現行的所有與移民政策有關的問題進行公正的而無禁忌的審 查,這一審查將不受到政府現有政策的限制。德國聯邦政府希望移民委員會能從德國經 濟發展的角度出發,提出移民是否坦誠和寬容,若在德國是否與申請政治避難權有關聯 ,以及有何種關聯?移民委員會將研究課題的范圍是,德國專業人才移民的需求問題、 人口結構發展的引導、實施移民審批程序的建議、審查德國目前的避難權問題等等。計 劃2001年,移民委員會將對制定新的移民規則提出具體建議,可能會修改現存的法律基 礎,也可能會提出制定一份獨立的移民法的建議。
  第三,德國政府對移民委員會審查和制定新的移民法律,提出了原則上的要求。面對 歐洲聯盟即將東擴,德國政府要求移民委員會在制定和審查移民法規時,要充分考慮到 這一具體的社會現實。如果歐洲聯盟向東歐和中歐的擴展計劃得以實施,那么,依據以 往的經驗和目前的社會現實,不可避免的現象是,隨著海關、邊防站和民族國家領土范 圍的消失,原東歐和中歐國家的部分人民,由于某種原因而向西歐國家流動,形成新的 歐洲聯盟成員國內的移民潮。因此,德國政府要求移民委員會在提出新的移民政策的建 議時,要充分考慮到,一方面可能形成的中東歐國家的移民潮,另一方面歐洲聯盟的移 民政策的社會化問題(盡管目前還沒有歐洲聯盟層次的統一的移民政策,但是各成員國 已經達成共識,擬在歐洲聯盟的層面上形成,并已經現實形成了移民政策的框架規定, 這一移民政策的框架規定,盡管目前尚不具有對各成員國的強制執行意義,但原則上各 成員國的移民政策,不能與之違背。如果某一成員國有違背的事實,則該國必須向其他 成員國和歐洲聯盟通報并說明有關情況。[7](P49-58)
  總之,移民委員會主席Rita Suessmuth教授、博士認為,“移民委員會最先關心的領 域是,(1)根據我國的法律情況,我們將目前居住在德國并擁有各種不同居留權的外國 人分成不同的類別。(2)我們要研究德國與歐洲法律之間的關系。(3)要研究我們是否需 要勞動力;是否要對技術移民網開一面;高失業率與職位空缺有什么樣的關系,這絕不 是僅指信息技術(IT)職業”。[8](P46)
  第四,在移民的純技術領域,新一屆的德國政府也有較大的突破。德國制定和實施了 新的綠卡制度。依據新的制度,綠卡的有效期是5年,盡管與正在大力在世界范圍內爭 奪人才的美國、加拿大的綠卡條件相比較,并不具有特別的吸引力,但是,在一向封閉 和遲緩的德國移民政策領域,這已經是一個巨大的進步。自2000年8月德國政府實施了 新的綠色卡制度到2000年12月,已經有2900個外國人來到德國。這對于德國參與世界范 圍內的人才競爭,增強德國的經濟發展能力和科技勢力,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歐洲聯盟范圍內的大量移民的存在,面臨者與所居住國家的社會融合和一體化問題。 針對這一問題,盡管各成員國內有許多不同的爭論,但大致可以歸結為如下兩種不同的 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在民族國家依然占主要地位的今天,移民必須確立新的“認同感”, 必須適應所居住國家的“主流文化”并融入所在的社會,從而完成一體化的任務。另一 種觀點認為,隨著全球一體化時代的到來和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加深,歐洲民族國家的觀 念和意識將逐漸淡漠,因而,擁有像美國一樣的多文化的社會,將是歐洲聯盟各成員國 的發展目標和趨勢。從歐盟各成員國的情況來看,社會大眾層面傾向于第一種觀點,而 社會上層更傾向于第二種觀點。
  一向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傾向嚴重而在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又是一體化的發動機的德 國,在對待移民的社會融合和一體化問題上,將采取怎樣的策略呢?德國移民委員會主 席Rita Suessmuth認為,“充滿活力、富有成就和具有創造力的社會總是以非常開放的 姿態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因此,他還說:“我祝愿德國將成為一個既愛護自己的文 化,同時也對其他的文化和思想感興趣的國家。”[8](P46-47)德國究竟選擇什么樣的 移民目標、制定什么樣的移民新政策,我們將拭目以待。
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41~147K5世界史宋全成20022002在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歐盟各成員國越來越多、不同程度地成為移民國家。今天的 歐洲聯盟及各成員國越來越密切關注移民問題。以德國為例,以德意志民族為自豪的德 國也愈來愈成為移民國家,移民在德國經歷了長時期的歷史發展,以不同的標準為依據 ,移民被區分為多種類型。移民的大量涌入刺激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但也面臨著移民 社會整合、教育與福利政策等一系列一體化問題;而全球經濟一體化競爭時代的到來, 又迫使歐盟國家不得不引進高技術人才。歐盟各國政府在對待移民問題上,有限制移民 和積極移民兩種不同的呼聲和傾向。在移民的社會整合和一體化問題上,也有要求移民 適應“主流文化”和保持開放的“多元文化”之爭。移民/移民政策/歐洲一體化/Immigration/Immigration policy/European integrati on該論文是中國與歐洲聯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項目:歐洲一體化研究(1968—1999)之階 段性成果。European Immigration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SONG Quan-chen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Shan 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During the cours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more and more members of the Eur opean Union have become immigration countries.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mem bers are now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question of immigration than ever befo re.Germany,for example,which has long been proud of its nation,tends to be a country of immigration now.Immigration has experienced a long history in Ge rmany.It stimulates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 economy and society.But it als o faces such integration problems as unification,education,welfare,etc.The p resent competi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inforces the immigration into European Union countries.The European integration,therefore,requires immigr ants to adapt themselves both to the European“main culture”and to the open “pluralistic cultures”.山東大學 歐洲問題研究中心,山東濟南 250100  宋全成(1964— ),男,山東青島人。山東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博士、副教授、副 主任。 作者: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141~147K5世界史宋全成20022002在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歐盟各成員國越來越多、不同程度地成為移民國家。今天的 歐洲聯盟及各成員國越來越密切關注移民問題。以德國為例,以德意志民族為自豪的德 國也愈來愈成為移民國家,移民在德國經歷了長時期的歷史發展,以不同的標準為依據 ,移民被區分為多種類型。移民的大量涌入刺激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但也面臨著移民 社會整合、教育與福利政策等一系列一體化問題;而全球經濟一體化競爭時代的到來, 又迫使歐盟國家不得不引進高技術人才。歐盟各國政府在對待移民問題上,有限制移民 和積極移民兩種不同的呼聲和傾向。在移民的社會整合和一體化問題上,也有要求移民 適應“主流文化”和保持開放的“多元文化”之爭。移民/移民政策/歐洲一體化/Immigration/Immigration policy/European integrati on該論文是中國與歐洲聯盟高等教育合作研究項目:歐洲一體化研究(1968—1999)之階 段性成果。

網載 2013-09-10 21:3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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