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拗相公”的悲劇

>>>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傳統

從仁宗時代的“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到徽欽二帝的“靖康恥，尤未雪”，北宋王朝由盛而亡，只花了短短100年時間。而這份亡國的罪狀書，很久以來，都由王安石一個人背負了。

直到近代，對王安石的評價才有了180度的轉變。梁啟超說他是“三代下唯一完人”，列寧稱“王安石是中國11世紀的改革家”。

他和他的改革，真相到底如何？

最好的士大夫

王安石首先是個文人，一個文章和道德都無可挑剔的文人。

1041年，宋仁宗慶歷元年，20歲的王安石給父親守滿了三年孝，從江寧出發，一路風塵仆仆，來到開封。當時的文化名流曾鞏、歐陽修，一看他的文稿，驚為天人。第二年，科舉應試之日，王安石的錦繡文章，被主考官一眼就相中為狀元卷子。

卷子送到仁宗那兒后，發生了意外。

一句“孺子其朋”，讓仁宗皺了下眉頭。這是周公訓成王的話，“你這年幼的王啊，今后要和群臣融洽相處”。區區一個王安石，竟敢用這種口氣對答天子考題？再讀下去，覺得文筆冷峻峭拔，很不對胃口，便降到第四名。

第四名就第四名吧。關鍵時候，人品立顯。王安石沒有酸溜溜地說狀元本是我的，也沒有矯情地說我本才疏學淺，總之，他嚴肅而平靜地接受了平生第一個職務：淮南簽判。

從這一天開始，他在地方上一呆25年。他喜歡《周禮》，卷不離手，但他看的不是文學，而是政策，那些上古的樸素政策，有哪些可用于眼下的政務。

到鄞縣當知縣時，王安石走遍了14個鄉，興修水利、興建縣學。最重要的是，他開始嘗試把官糧低息借貸給農民，秋收以后再還給官府——這是日后“青苗法”的第一次實地預演。正是試點的成功，讓王安石堅信以《周禮》為藍圖的改革是可行的。

于是，王安石給仁宗寫了一封萬言書，情真意切，告訴皇帝他對國家命運的種種思考。御書房內，人到中年的仁宗，翻開了這卷沉甸甸的奏折。久違的王安石風格撲面而來，冷峻如昨，犀利如昨。

然而以溫文爾雅著稱的仁宗，正因后宮無子，整日被包拯、韓琦一干老臣催問繼承人問題，恨不得撞墻才好。萬言書來得實在不是時候。

他冷冷地將奏章放回原處，仿佛王安石從來沒有遞來過。

得不到回應的王安石，心里也很清楚，變法時機還沒到。他繼續埋首自己的改革試驗田。朝中不少大臣如歐陽修、韓琦，都非常賞識他，幾番邀他入京，卻被他一一回絕。

欽差把入京的圣旨帶到了王安石家門口，他竟然極富想象力地躲進了茅房。欽差只好把圣旨放到桌上就走。他抓起圣旨一路狂奔，還給了欽差。

在北宋這樣一個崇尚文士精神的社會里，王安石無疑成了士大夫的領袖、精神的貴族。

最超前的改革家

直到1067年，神宗繼位，年方20。

20歲，對于現代人來說，還是上網聊天、結伴出游的青蔥歲月，但是在940年前，這個毛頭小伙子，已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夾擊。《東京夢華錄》記載的“八荒爭湊，萬國咸通”，《清明上河圖》畫的市井繁華，都是脆弱的表象。國庫沒有一分錢，一年掙了多少，也就花了多少，一子不剩。那么多官僚、那么多軍隊、那么多佛寺道觀，一張張嘴在等著錢；遼、西夏、金，侵之掠之，無一日安寧，開戰也好，求和也好，還是系于錢。

20歲的神宗，肩負著巨大的壓力。他想創造一個比仁宗更好的時代，他想向世人證明自己也能收復山河、堪比漢武。他還是太子時，就對王安石的萬言書推崇備至，現在，他急不可待地召王安石回京。

那一夜，仿佛是周文王找到了姜子牙，劉備遇見了諸葛亮。

神宗急切地問：天下怎樣才能大治？

王安石答道：先要選對施政的策略。

他又問：唐太宗的政策怎么樣？

王安石肅然正色：陛下應該效仿堯舜，何必要學唐太宗。

神宗的1069年變成了王安石一個人的舞臺，他像一顆大慧星，拖著長而明亮的大尾巴呼嘯而來，官拜參政知事（宰相職），頒行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保甲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均稅法……權傾朝野，政界為之變色。五個宰相里，除了王安石，曾公亮年邁管不了事，親歷過范仲淹改革的富弼告病假，唐介沒多久就死了，剩下一個趙抃叫苦連天。當時就有人諷刺說，我們這五個宰相，正好是“生老病死苦”。

如果用我們今天的觀點，去看王安石變法的內容，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天地所生貨財百物，皆為定數”，財富不藏于民，就藏于國。王安石變法，本質上就是國家干預經濟，達到聚富于國的目的。青苗法，官府是糧食的借貸銀行；市易法，衙門做起了壟斷生意；均輸法，朝廷要進行中央采購；甚至唯一得到眾人贊同的募役法，就是勞役的貨幣化經營……你不得不驚嘆，王安石，他的思想，他的政策，遠遠超越了他的時代幾百年，甚至1000年。

超前，注定了王安石是孤獨的偉大者，宣告了他的改革將慘烈失敗。

最“拗”的人

變法把北宋王朝拖入“黨爭”的漩渦，朝廷空前分裂。

一邊是“熙寧新黨”，但除了王安石，沒有一個正直的人，可以說，宋神宗和王安石帶著一群來路不明的人在辦事。另一邊是“保守舊黨”，非但有司馬光、蘇軾這樣的社會精英，還有韓琦、文彥博這批范仲淹改革舊臣。

不僅僅是他們的目光不及王安石深遠，更大的悲劇源于改革者自身的性格。北宋誰人不知，王安石渾名“拗相公”？

他不梳洗就出門會客，看書時隨手抓到什么吃什么。有一次仁宗設宴，王安石面不改色吃掉了茶幾上一盤魚食。難得請客的包拯招待同事，不勝酒力的司馬光都喝了幾杯，王安石卻死活不舉杯。

變法開始后，王安石性格里的“拗”勁，發展成一種實踐理想的狂熱，讓他看不到政策執行中的問題。

比方說青苗法。青黃不接的春季，官府低息貸糧給農民，秋收后農民再按息還糧。王安石夸海口說，“民不加賦而國用足”，兩全其美。

但結果呢？一個農民敲開了縣衙的大門，官吏說，借糧？可以，先填申請表吧。農民是個文盲，花錢請了書吏，交了表，石沉大海。一咬牙，掏錢，給官吏好處費。到了還貸時，一算利息，好家伙，竟是原定兩分利的35倍！王安石改革至此成了一場黑色幽默。

老天也不作美。熙寧七年，大旱，民不聊生。宦官鄭俠畫了《流民圖》獻給神宗，哀哀哭泣：這是天怒人怨，只要您肯停止變法，十日之內必會下雨；如若沒雨，我以人頭抵欺君之罪。

這就是“宋朝第一忠諫”。神宗無奈，詔命：暫停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保甲法等八項新法。

三日之后，傾盆大雨從天而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