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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的故事要從頭說起，雖然并沒有什么真正的開頭可言。2008年，我參加自主招生考試，被清華降分錄取。夏天自己拎著大包小包來學校，報道的地點已經有媒體圍追堵截，要求我暢想校園生活，我那時說“記錄生活的日子結束，生活開始了。”——奮不顧身飛蛾撲火，有“時間開始了”的自我感動勁兒。

　　如今我已大三，卻還沒有真正融入校園生活。現在在學校還常常迷路，同學討論的成績與保研，我也大都一頭霧水。嘟嘟囔囔對學校的不滿卻說了很多，拿人不手軟，吃人不嘴短。時值百年校慶，我想說給學校的，也不是感恩與頌圣，只能硬著頭皮繼續怨言。

　　因為身在學校，所以不能僅抱怨些片兒湯的話。白衣飄飄的年代沒了，就別再緊緊拽住時間的裙角囁嚅呻吟；學術之不知禮之不存，也已經沒有再捶胸頓足的必要；大師離去，微斯人吾誰與歸。大勢如此，學院當然不能幸免，所以也別再長歌當哭了罷。

　　然而，除去以上這些，我對大學仍有抱怨，仍有不滿，仍有震恐，仍有大驚小怪，仍有不情之請。

　　大一、大二的時候，我喜歡拽著人聊政治。當然，大部分情況是我支離破碎地復述著我在網上看到、飯局上聽到的只言片語，駭人聽聞。我的同學們總是左顧右盼坐立難安，一副盼著人把他們解救走的樣子，實在被逼急才敷衍笑道：“中國就是這樣的。”

　　我那時還覺得奇怪，二十出頭正是對政治敏感的時期，即使是純生理上也應有些噴張和興奮，可他們是如此漠然或畏葸。那時，常常涌到我嘴邊的話是：“你們到底在怕什么？”

　　現在我發現，他們并不是漠然，我的同學們不是不關心，而是自動維護著政府——仿佛維護著自己將要繼承的遺產。清華人是可愛的，憤青少，領導多，內心大概還是有天下興亡為己任的悲壯，表現出來卻是高屋建瓴，虛頭八腦的老干部摸樣。

　　陳冠中的小說《盛世》里有個叫做韋國的青年人，理想是進入中宣部，因為“一個國家民族不能只靠物質力量，還要有精神力量，人民才會團結在一起。硬實力重要，軟實力一樣重要……我是學法律的，可以替中宣部的每一項決策提供堅實的法律依據，配合依法治國的國家政策。”

　　韋國加入讀書會，組織同學有系統的駁斥網上反動言論，舉報反動網站，舉報“危險”教授。是年青一代的美麗領袖。

　　韋國說：“我今年已二十四歲。二十歲那年我做的十年計劃，正一步步實現，但我不能自滿。毛主席三十歲的時候在做什么？中共中央局五個委員之一。這樣一想，我知道我要加倍努力了。”

　　我身邊就有韋國這樣的年輕人，越是高等的院校，就越多的如斯荒謬。這也不難理解，北大清華的學子一路都是教育和體制的少年既得利益者，成熟了，自然也是要沿著同一軌跡，而不能跌落到食物鏈的底端。于是，大學成了掠奪政治資本的地方。

　　我曾經旁觀過學校的干部們做事，與教育和世俗標準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過交道，他們毫無障礙地接受學校給予的一切價值觀，自詡主流，一百年不動搖、一百年不懷疑；他們青出于藍地運用官場技巧與規則，成者為王，敗者為寇。

　　有時，我看著他們滔滔不絕地在課堂、在會場說些“主流價值觀”的話，心想：“他們真相信這些，真可怕。”過了一會兒，又打了個寒戰：“他們其實并不相信這些，那就更可怕了。”

　　天真與成熟、愚昧與清醒、單純與復雜、糊涂與揣著明白裝糊涂，我無法分辨他們是哪一種，也無法分辨哪種更可怕。

　　可是，你分辨，或者不分辨，他們就在那里。我的同學們，我的精英同學們，以后必然會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學術圈或者官僚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手握生殺大權。空氣中有種緊張的成分，未來里藏著某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東西。

　　百年校慶快到了，學校里大興土木黃沙飛揚，新的大樓和建筑一天天顯現規模，學術成果在日夜趕工，我剛路過操場，看到四千人規模的團體操在訓練彩排。

　　百年建筑清華學堂去年年底在修繕過程中被燒，現在仍罩著綠色的大罩子，依稀只能看見腳手架。忽然想到，文革時清華“百日大武斗”中損毀的建筑，也早就被修復痊愈了吧。記憶失，而永遠不會復得。回顧既往歲月，將會把歷史理直、理順，甚至磨滅，下一個百年，又不知后人會怎樣回憶起現世。

　　百年校慶快到了，逢此盛世，錦上添花的話也不缺我一個人來說，潑冷水卻是我所擅長的。往小了說，“母校就是你每天罵八百遍，但不許別人罵一句的地方。”往大了說，“為何我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那么，就此擱筆，是動情是矯情，就聽收信人的吧。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蔣方舟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蔣方舟 2013-11-28 21:5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