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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百年校慶公布了29位從清華走出來的享譽海內外的大學者，吊詭的是，這批大學者接受的全都是民國教育而非建國后的教育，于是民國時期那段群星璀璨、百家爭鳴的黃金時代再次被提起。而民國教育的興盛年代，不可忽視其影響最深的教育變革——壬戌學制。

王麗先生曾在中青報冰點周刊發表的《溫故壬戌學制》中介紹道：在壬戌學制之前，中國已頒布過臆次壬戌學制：1902年壬寅學制、1903年癸卯學制、1912年壬子學制、1913年壬子癸丑學制。由于此學制系統由清末遞嬗而來，而清末學制幾乎完全抄自日本，當時已不能適應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尤其是1915年以來新文化運動開創的生機勃勃的局面。故1922年的壬戌學制便是在此歷史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與現今出臺的各項教育制度開宗明義便如數家珍的指導思想不同，壬戌學制并不帶有如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等等帶有政治色彩的虛無理論，而是非常實用的“7項標準”：1、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2、發揮平民教育精神；3、謀個性之發展；4、注意國民經濟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縮余地。這7項標準十分重視教育為社會發展服務，同時兼顧人的個性發展。其中，“多留各地方伸縮余地”的彈性規定，是民國教育得以煥發勃勃生機的原因之一。

比如，對民國時代的私塾保留和發展上，彈性學制便起到極為關鍵的作用。胡適當年曾如此解釋“壬戌學制”的彈性特點：“中國這樣廣大的區域，這樣種種不同的地方情形，這樣種種不同的生活狀態，只有五花八門的學制是適用的。”

據民國教育部1919年底統計，該年全國初等小學性質的私塾共有29425所，其中男塾28947所，女塾478所；而同年公立小學總數為69357所，其中男子小學67353所，女子小學2004所。私塾幾乎占公立小學的一半；高等小學性質的私塾總數為1904所，其中男塾1792所，女塾112所。該年公立高小總校數為5459所，其中男子高小5125所，女子高小334所，私塾占高小總數的30-40%。1936年，教育部對1935-1936學年度全國私塾進行了統計，該年度全國私塾共有10144所，有塾師110933人，私塾學生1878351人。

陶行知在《我們對于新學制草案應持之態度》一文中有明確主張:“我們的舊學制，多半應當改革；但因國中特別情形，或亦有宜斟酌保存之處。……所以，當我們歡迎新學制出現的時候，也得回過頭來看看掉了東西沒有。”還說“本國以前的經驗，如有適用的，就保存他；如不適用，就除掉他。去和取，只問適和不適，不問新與舊。”

因此，經過教育家們的努力和推動，民國教育部在保留私塾的前提下，1937年6月1日頒布《改良私塾辦法》，對私塾做出了改良性的規定。比如規定私塾基本課程為：一、國語（包括讀書、作文、寫字）；二、常識（包括社會、自然、衛生）；三、算術（包括筆算與珠算）；四、體育。其補充課程得依地方需要，由塾師自定之。教育部要求抓住私塾塾師這一關鍵，促進私塾教學內容的革新改造。

據此可知，私塾在民國后期仍得以較好地發展，壬戌學制并沒有借助行政力量一刀切地規定各地私塾一律停辦，全部改為新學制小學。私塾跟公立學校比起來有靈活自由的優點，其在民國得以生存發展既有賴于民國教育家們的眼光和胸襟，也得益于當時的文化環境，社會上對于私塾也沒有偏見。在這樣的情況下，綿延了兩千多年的私塾和現代新學制小學處于新舊并存的互補局面，較好地滿足了城鄉各種社會人群對教育的需要，直至1949年后被逐步取消。

李華興主編的《民國教育史》中提到“從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戰爭爆發前的十年間，是民國教育穩步發展、趨于定型的時期。由于社會政局相對穩定，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教育管理的漸次完善，尤其是廣大教育工作者的勤勉敬業，各級各類教育都取得了較大的發展。”

毋庸置疑，在壬戌學制推出的這一年，可以說是中國基礎教育體系建設趨于完備的開端。值得一提的還有，在這一年，商務印書館發行了一套涵蓋各個學科的“新學制教科書”，其中就有公民教科書，公民教育開始貫穿中小學階段。而壬戌學制推行的小學、中學之“六、三、三”制則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在森林里迷了路，最好的辦法是回到起點。重溫1922年的壬戌學制，對比當今千方百計取締私立學校的現實，不難看出當今教育培養不出大師來的根本原因。那么，曾經開放、多元化的教育黃金時代，我們是回不去了還是不愿意回去呢？

(本文發表于2011.6月《云中往來》）

云中往來 2011-06-16 08:5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