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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華夏意識開始形成,從“中華”就可以看出我們祖先對自我的定位,那就是我們是文明的中心,是最偉大的文明和民族。這種思想構成了華夏認同的重要基礎,儒家做為華夏文明的集大成者也繼承了這一思想,并形成了“華夷之辨”。所以無論是中華文明還是儒家思想都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文明和民族優越感,這也正是儒家思想能成為維護中國統一的主流思想和創造并將其接納為主流思想的華夏民族及其后稱的漢族能歷經了五、六千年而存在至今,并始終保持了認同感的根源。
在世界所有民族、國家和文明之中,如同漢族、中國和中華文明這樣將國家、民族和文明結合的如此緊密、渾然一體,形成如此一元、統一、龐大的實體,并保持了如此漫長的歷史延續性的現象可以說是唯此一例。用西方或者絕大多數民族、國家和文明的模式,對此都無法代入。所以西方對此感到不可思議,是意料當中的。
這樣的龐然大物在他人眼里,必被視為威脅,不論自己如何想,如何表白,如何的低三下四,如何的妥協退讓。所謂匹夫無罪,懷壁其罪,有威脅的潛在可能,也就等于威脅的事實,
不同認同必然帶來的利益沖突和立場對立,這是我們祖先很早就認識清楚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道理。因此,這些反華勢力,會處心積慮地通過各式各樣的手段包括“理論”分化和肢解漢族和中國,達到削弱甚至完全消滅這個他們眼中的威脅的目的。這是視漢族和中華文明為敵的勢力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們必然面臨的,無可逃避的現實,無論我們做何種規避都無法避免這種對立和沖突。對此我們只能正視,不能回避否認,只能反擊而不能退讓,因為退無可退,除非我們滅亡或被徹底奴役。
孟子有云: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海明威說過:一個人可以被消滅,但是不會被打敗。梁溟漱在文革時也說過類似的話:一個人即使可以被消滅,但“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的志仍然是奪不走的。因此,最穩固的征服和奴役是精神上的征服,意志上的奴役,一個肉體被征服和奴役的民族終究會努力恢復自由,而思想上受奴役則只能陷入萬截不復之地了。因而從根本上打倒中華文明本身,就是徹底解除我們一切精神和行動武裝的戰略目的。
事實上,分化中國有兩種手段。一種是在中國劃出所謂非漢族地區,將這些地區的所有權定義為非漢族專有的(也就是非中國的),因此中國對這些地方不具有合法性,這是對中國的領土范圍進行分化。這種分化手段歐美比較積極,但這種做法其實事倍功半,因為越是如此越是刺激漢族的危機感和加強了漢族的民族意識,在漢族力量不被削弱時,如此做法除了打消中國對歐美的幻想外,其它作用有限的很。何況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一元化民族和文明的國家,如果無法觸動其民族和文明的主體,則只是隔靴騷癢,不得要領。因為一個有著強大的漢族民族和文化意識下的中國,對于外部施加的壓力會出現強烈的反彈,這種做法并不會對中國的統一造成實質的威脅,倒很可能會適得其反。這樣一來,
這種手段心機更深,也要陰險和歹毒的多。就象前面提到過的,強調漢族民族血統和文化來源的多元性,否認漢族是個真正的統一的民族。要達到分化漢族內部的目的,也必須否定漢族的血統和文化認同。強調漢族內部的血統差異和文化差異,將由于地域廣大而形成的地域差別擴大為族群差異。并盡一切可能否定中華文明的歷史和文化,通過將中華文明貶為天然落后和愚昧,否定中華歷史等方式,以達到瓦解漢族民族和文明認同,從而淪為喪失了自信和凝聚力的群體,最終導致漢族和中國的徹底分裂,從而一勞永逸地解除這個被他們視為威脅的國家和民族。這種手段的鼻祖是日本,這是因為日本對中國研究的要比西方細致的多,更具有長期對中國歷史文化認識方面的先天優勢,所以日本人的手段更為陰險,也對中國更具威脅。
由于地理和文化角度,中國對日本的威脅遠遠地超過對西方,所以日本圖謀分化和瓦解漢族及中國的想法也就更為迫切。可以說,從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如果不能鯨吞中國,就盡可能肢解中國,然后分別消滅,這是日本的基本國策。事實上日本也差一點接近成功,但為日本先天的戰略低能和貪婪喪送了。從未來的角度,將中國肢解,使大陸不存在一個統一的,對日本占壓倒優勢的國家,也將一個龐大和統一的民族和國家對日本的深仇大恨轉移和化解,使中國對日本不再構成威脅,反而便于日本擴展勢力。這是日本想將中國“N塊論”的主張層出不窮,百提不厭的原因,也是日本人及其走狗奴才,如巖里政男和臺獨之流的魂牽夢繞的理想。他們最終想看到的,絕不僅僅是尚未統一的大陸和臺灣的分裂狀態,中國和漢族徹底走向瓦解才是他們的終極目的。
可悲的是,對于這些分化和虛無化漢族、中國和中華文明的圖謀,執行最積極和得力的卻不是西方和日本,而是全盤接受了他們洗腦的一個特別群體——洋奴,而往往這些洋奴具有更大破壞力。洋奴做這些數典忘祖為敵前驅的漢奸惡行時偏偏還恬不知恥的聲稱是為了國家民族的發展進步,強大幸福,可見愚昧奴性之最可哀的,就是被奴役而不知,自殘而不覺。自“五四”洋奴得勢以來,中國知識階層的主體陷入了西方中心論的思維中不能自拔,出現了一大批自覺或被動的洋奴,它們拜倒在西方中心的偶像下,象一群皈依了新宗教的狂熱信徒,喪失了基本理性和感情,頭腦完全被西方主宰,唯知媚洋崇外,拜倒和匍伏在外來強權及其宣揚的思想腳下,對西方的教條奉若神諭。我們都知道,文化征服是任何外來征服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種征服首先要做的就是打倒原生文化,將其置之死地,為自己提供生存空間,洋奴們就是扮演了馬前卒的角色,成為欲置中華文明于死地的狂熱信徒。
所謂“洋奴”者,外人奴才的簡稱。洋奴也分許多層次,具有自覺反華意識和行動的,這是明確的漢奸。但也有一些人,他們反華行為時的不具有明確的自覺意識,但言行在客觀上則完全是反華的效果,對反華的言行進行呼應和配合。所以,洋奴的根本共同點,是喪失了基本民族和文化的自尊和自信,是外來思想下的奴隸。在這種意識下,無論是否自覺,洋奴都是在扼殺國家民族的自主精神,唯外來思想甚至直接命令是從。他們既缺乏民族自尊與自信,更缺乏基本理性和智慧,對我們的民族、國家和文明沒有基本的認識,更談不上敬意和責任感。所以根本無法以理性和建設性的態度,對我們民族和文明進行調整、改進和發展。而是以一種變態的蔑視和仇恨的心理,以媚外狂熱情緒對中華文明極盡詆毀誣蔑辱罵破壞之能事,在切斷和毀滅我們民族文明的血脈聯系和歷史傳承的同時,寄希望于象神話一樣,可以通過皈依西方后就會有如神助轉瞬之間在中華文明的廢墟上建立人間天國。
在長期抹黑漢族和中華文明傳統的大環境下,許多為敵前驅的漢奸奴性行為,卻常常被冠以“反思”、“救國”、“改革”的美名,用以誤導國人,進行奴化教育。完全不顧其南轅北轍,牛頭不對馬嘴,就好象聊齋中那個以丑為美的,名實顛倒的羅剎鬼國。在不擇手段地歪曲事實,為“現實”服務,歸根結底就是為了否定我們民族的文明和歷史,以便全盤西化和奴化。在這樣的立場下,鬼知道何從“反思”,又會反思出什么東西。借用一種表述,就是假設自己是一坨屎,然后開始所謂的“反思”,反思到最后也還是把自己當成一坨屎,除了應該扔進糞坑外還會有什么結論?在錯誤的前題下否定民族和文明,打擊民族自信心的行為,對強國絲毫無益,亦非改革,只能是自我毀滅,給漢奸制造賣國無罪和亡國有理的借口。
由于洋奴思想意識的根基是與國家民族認同格格不入的,使得在這種語境下,中國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中華民族”、“民族傳統”等基本詞匯統統變了味道。
外來意識形態必然產生代理人意識,這使得在這種意識形態下,洋奴的立場自覺不自覺地與中華文明和漢族的利益出現偏差,這也是為什么在現在有的許多語境中,出現了把中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以及中國的利益,看成了與本應是其主體和核心的漢族和漢族民族主義相對立的錯亂思維。
外國在殖民統治期間,制造西方優越論,將中國人說成是天生劣等的民族,中華文明是落后文化,是被教化和統治的對象,以此弱化中國人的反抗精神。洋奴們對此全面接受,積極配合,創造出“民族劣根性”這個超級自虐概念,給逆向種族歧視提供了理論依據,將我們民族的歷史和文明一概稱之為愚昧黑暗落后的,而且這是先天注定的,所以洋奴在這里給現代化制造了一個前提,就是應該完全拋棄中華文明,完全在外來教義的主宰和指導下進行。由于自認為中華文明和漢民族先天的比外來文化和種族低下,洋奴的典型行為特征,就是不加選擇地引進外來的教條,他們視國家、民族和人民如草芥,是可以任意處置的試驗用品,不是真正以民族和國家的利益和立場做理性規劃,而是拿民族和國家的命運充當成了孤注一擲的賭注。
這種把中華文明及中國人(當然是漢族人)視為先天劣等的民族、國家和文明的洋奴觀點,與那些宣稱中國人是毫無價值,亡之無所惜,甚至欲除之而后快的異族殖民和屠殺者有何差別?在邪惡的根子上只會產生邪惡的果實,洋奴思維正是國內產生殘內媚外行為的根源,如赦免屠殺無數中國人的日本戰犯,免除日本賠償,美其名曰“以德報怨”,“促進中日友好”。事實上,當做出這種使罪犯逃脫懲罚的行為時,事實上也就使日本人逃脫了正義的懲罚,分担了日本人對中國人進行屠殺、掠奪和破壞的罪行,他們已經成為了日本的共犯。
失去了基本自尊和自信的極端奴性是在滿清時期成形的,是滿清時期許多中國人在受到異族非人對待和壓迫下所導致的變態奴性思維。這種奴性思維在與晚清以來崇洋媚外的環境相結合,產生了這類洋奴怪胎。其根本特性,就是將對中國現狀的不滿轉移到對自古以來的我們民族和文明本身的仇視,這實際上是一種懦弱和逃避責任的表現。至于認為將中國變成一片文化上的空白,通過完全移植西方和外國文化的方式就可以讓國家迅速進步,更是極端懶惰和愚蠢的表現。
從五四以來的去“中國化”運動開始,由知識界洋奴帶頭,不是以接續和恢復被滿清割裂的中華文明,而是引入外來文化企圖取代中華文明的思潮,這種內在的矛盾是近現代中國思想長期處于迷惘和混亂的根本原因。洋奴極端的奴性,激發和呼應了極端專制的產生和加劇,因為他們這種狂熱的宗教性崇拜西方,實質上就是對權力和暴力的崇拜,喪失了基本理性與自尊自信的獨立人格,這也是洋奴們口含民主自由與憲法,卻在行動上不斷的將專制在中國一步步推至極端的原因。
正是在這種喪失了基本理性的狀態下,洋奴們的瘋狂和暴烈比其尊奉的西方、日本及所有敵視中華文明的敵人有過之而無不及。洋奴們對中華文明的破壞和詆毀不遺余力,可以說歐美和日本以及所有的中國的敵人想做而做不到的,或是不好明目張膽做的反華意圖,被他們積極主動,有過之而無不及地推行著。這是喪失了基本自尊和自信的無理性外來思想皈依者的典型的奴性特點,這種例子在世界范圍內很常見,越是接受與本民族文化差異巨大的外來思想,越是這個思想傳播的邊緣地帶,而越是邊緣的那些背叛了本民族文化的皈依者在顯示自己的虔誠時,總是表現得更為狂熱和極端過火,會更加強烈地否定自己的文化、民族的本來面目,以此來證明自身的虔誠,這是喪失了本民族的民族和文化的自主意識與思想主導性及自尊自信的必然結果。這就是現在印尼、巴基斯坦、車臣等邊緣地區接受極端宗教思想反而更徹底的原因。言而總之,思想認同上的洋奴化必然表現為對自己本民族的民族文化的否定和敵視,這是已經被歷史實踐完全證明了的。
否定文化要從否定歷史開始,所以洋奴們大搞疑古,卻從不疑外,不承認華夏先祖在世界最為真誠和負責的歷史記錄,把幾乎沒有留下任何信史的西方歷史觀當標準。把上古華夏先祖一概斥為虛構的“神話”的疑古派們,將否定漢族和中國的工作從頭干起。否定歷史的原因是否定我們民族和文化的本原,也就是將之虛無化,所以洋奴們強調中華文明和漢族的“多元”和“融合”,將漢族說成是一個雜種集合,將中華文明說成是一個大雜燴,卻不顧漢族是世界上最重血統的民族的事實。
要把漢族的發展軌跡全部的抹殺,然后告訴我們中國是個大家有份的無主之地,所有的外國入侵者都是合法的中國統治者。中國的歷史一片黑暗,只剩下黑暗的專制統治、階級斗爭及異族入侵(和諧叫法是民族融合)了。為了強調階級斗爭和中華文明的黑暗甚至不惜贊美異族野蠻人的殘酷征服,喪失了基本的判斷是非的道德觀和邏輯性。同時將中國這個具有強烈文明和民族含意的國家概念歪曲為純粹的地理概念,將所有入侵過中國或曾經在中國活動過的異族和異族政權都承認其代表中國的合法性。抹黑的原因是為了制造文化滅絕行為的合理性,順便為當代歌功頌德,加強自身的合法性。因為華夏即中國,洋奴將所有靼韃入侵者說成是中國的合法統治者,這是在挑戰中國華夏本位精神,虛無中華的本來面目,這使得中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中華民族,及中國的利益等詞統統變了味,這實質上是在去“中國化”。
要么就干脆露骨地宣稱幾千年中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中國,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形成是近現代的事。把我們這個擁有八千年以上文明史,六千年民族和國家史的民族、國家和文明,變成了一個比美國歷史還要短的中國,甚至不過是幾十年的“新中國”。就象那些被西方征服的太平洋小島上的波利尼西亞土著人,在十八世紀西方殖民者到來之后才有了歷史,而之前都算是“史前”一樣。也象伊斯蘭教征服伊朗后,讓波斯的文化和歷史記憶幾乎不復存在一樣,洋奴們就是想將中國置于太平洋土著人和被異教徒征服下的波斯文明一樣,使所有中國人,成為忘記自己歷史和文明的順從的奴隸,受他們這些自以為皈依了新宗教,高人一等的先知們來統治。
總而言之,所有能否定、削弱、分化我們民族、國家和文明的事,他們都干的非常全面和徹底。
洋奴潮流在文革時期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陷入了徹底的癲狂中,在文革中,我們可以非常明顯的發現其明顯的一元神教系統中的反智反理性、教主崇拜、摧毀原生文明的特征。所以在洋奴主導下,文化方面完全去中國化,毀滅中華文明唯恐不徹底,其激烈程度與外來異教徒對被征服地區的文化的破壞絲毫無異。此時的中國出現了大規模對古人刨墳掘墓的潮流,這在中華文明中本身就屬于極其惡毒的行為,事實上也正是源于洋奴惡毒的用心和目的。挖墳的對象許多是中華歷史上的先圣先賢和民族英烈,這樣喪心病狂的行為真是“開天辟地”。象孔子墓,在之前所有的社會動亂中,包括最為暴烈的黃巾、五胡和黃巢動亂中都沒有受到沖擊,挖孔子墓的例子,之前只有靖康年間入侵的金國女真人干過,原因就是那句“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的民族主義名言。而挖掘華夏人文先祖,如炎帝舜帝禹帝陵的先例,則聞所未聞,而平毀岳飛墓則是滿清和日本也不敢公然為之的行徑。
這些行為與歷史上基督教搗毀古埃及神廟,砸毀古希臘神像;伊斯蘭教燒掉亞歷山大圖書館的書籍,在印度搗毀印度教和佛教寺院;天主教在美洲焚毀瑪雅書籍等等,都是一個性質,根本目的就是在毀滅原生文明,為外來文化建立統治地位掃除障礙,其余波至今仍然波濤洶涌。正因為洋奴事實上是外來文化的信徒,所以不由自主也就成為外來文化,真至演化成為經濟、政治等具體利益方面的代理人,所以我們看到存在著數不勝數,如果以正常中國人的立場而無法理解的怪異現象。
外國和靼韃民族分裂分子要搞中國N塊論,反對中國主體民族和文化的壯大,也反對民族認同一體化。就有洋奴聲稱中國60%的土地是屬于非漢族的,是靠“民族團結”加入中國的,應該搞“區域民族自治”,必須給予民族優惠,“購買”主權和民族認同,為肢解和分裂中國提供了法理基礎。洋奴搞了個中國民族文化的多元化理論,否定中國的民族和文化的華夏本位精神,對漢族百般遏制和分化,直至以生育限制和民族優惠為手段強逼利誘漢族人脫離漢族,驅夏入夷,減少漢族在中國人口中的比例,增強非漢族的實力;推出民族自治,加大所謂少數民族文化的發掘力度,唯恐分裂中國喪失基礎,名不正言不順。
外敵恐懼漢族人口眾多,滅亡困難,占有更多的地球資源,妨礙他們的利益。歷史上八國聯軍屠殺的中國人數以十萬計,日本侵華肆虐八年,殘殺的中國人數以千萬計,可見即使如日本鬼子這樣的禽獸不如的欲置中國于死地而后快的敵國的處心積慮的所為,仍不足以動搖中國的人口根基,而國家和民族是以人為本的,人是一個民族和國家最重要的資產及力量源泉,民族和國家的最徹底的消失就是人的消失。而洋奴們則搞了針對漢族和中國的根本的生育限制,公開的為自己將四億漢族人扼殺在母腹中,這個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種族滅絕行動而洋洋得意地向外國邀功請賞,稱之為給世界做貢獻,到了這個程度,其喪失人性的賤內媚外到何種地步,還有絲毫可辯嗎?日本人如果能無恥和瘋狂到洋奴這個程度,恐怕現在不是否認南京大屠殺和殘殺數以千萬計中國人的罪行,而是要宣稱這是為世界做貢獻了。
在經濟方面,在執行限制生育,最大限度的壓縮本應用于下一代繁育和撫養上的成本,以竭澤而漁的方式獲取所謂的“人口紅利”(實質上是最大限度地一次性榨取漢族人的勞動力,這是一種民族滅絕式奴役),卻被以最低廉的價格出賣到國外。這種依靠無度榨取中國的民族未來和環境資源的全面透支性生產方式,甚至都不是為了滿足中國人自身的暫時享樂,而是去供養西方,這就是“將利潤帶走,把GDP留給中國”的半殖民地買辦經濟的本來面目。甚至所換取的少量利潤,又低押在西方手中用來維持其過度消費,相當于中國人用自己已經絕大部分被剝削的勞動換來的微薄代價,又用來買下自己生產的產品交給外國消費,洋奴們讓中國人受奴役得何其徹底!這種讓中國人成為西方奴隸的經濟模式,被宣傳機構反復的鼓吹為“全球化”,“與國際接軌”的必然。甚至仍然有洋奴認為不夠徹底。如果不是此次西方自己內部出現問題,這種模式恐怕還要被繼續無限期地延續下來。至于外國人在華的超國民待遇,隱性的治外法權,新的“N等人”,早已經是公認不宣的現實。
雖然按道理來說,洋奴這樣做實際也將自己置于同樣被否定的地位,他們的尊嚴和權利其實同時也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損害。極少數洋奴屬于買辦既得利益階層,在物質利益上已經代理人化了,確實有賣國求榮的資格,即使是這一類人,其身份其實仍然不會得到西方的真正認同,但其喪盡天良畢竟有眼前利益驅動。而多數洋奴恐怕真是“賣國無門”了,少數至多有點殘羹剩飯可撈,多數恐怕連一點毛利也弄不到,對于既無現實好處卻在處處否定自身尊嚴的思維,他們跟著鼓嘈叫好所為何來?
那是為了給自己的自私、自卑和懦弱尋求心理安慰,洋奴自有其特別邏輯。在對于視我們民族和文明是先天落后和劣等的洋奴看來,因為他們表現的對我們民族和文明的仇恨和否定,所以他們已經贖了自己的原罪,脫離了漢族和中華文明的范圍,是皈依了外來教義的啟蒙者,也是解放者和救世主,而我們則是被指導和改造的對象。這種邏輯就造成了洋奴不認為自己與普通中國人是平等的同類,而是高我們一等的,是擁有對我們有主宰支配權的思維。這就是為什么在洋奴思維下,我們極少看見有真正對中國人民的長久利益負責的政策和戰略的原因,基本是跟在西方屁股后面轉圈,口口聲聲對世界負責,一切以對外負責優先的同時,卻在國內極度缺少基本信用和責任心,根源就在于他們這種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置于代理人和二主子的心態。所以在洋奴們眼中,中國人的生命、尊嚴、感情和未來都是廉價的,是可以被他們任意出賣和犧牲的。
中國人民的權利、尊嚴、意志、被長期漠視和損害,根本原因就是因為當洋奴們把我們民族、文明視為先天落后、劣等和被否定的對象時,也就否定了我們民族和文明的價值,對我們民族和文明也不會真正有尊重,誰會真心尊重自己眼中毫無價值的劣等人呢?而當洋奴對我們民族和中華文明整體不尊重時,做為其中一員的我們每一個人也不會得到尊重。而當我們不被尊重時,我們的感受、權利也都不會得到重視和維護,這是很明顯的因果關系。
最近的例子:美化滿清專制民族壓迫的滿學會長閻崇年挨耳光之后,洋奴們的諸般表演。對于一個狂熱美化滿清獨裁專制奴化社會,吹捧那些對中國人進行大規模屠殺、壓迫和對中華文明進行全面破壞的野蠻異族統治者,完全是肆意踐踏所有遭到滿清屠殺和壓迫的民族,特別是對中國和海內外十二億多漢族人的尊嚴的侮辱,無視漢族人感受,傷害漢族人民族感情的行徑,其言論性質嚴重和惡劣程度遠勝于曾經讓某些民族和宗教信徒大規模暴力示威抗議的所謂侮辱其民族和宗教的事件。可當有漢族人做出了對所受傷害進行最低限度的正常反應后,卻被按現行法律最嚴厲的限度予以處罚,而不是象對其它民族進行了所謂“冒犯”的先例一樣,對始作俑者閻崇年進行處罚。
更有意思的是,對于這個極力為野蠻、專制鼓吹,受主流媒體支持,明顯有上層授意,擁有法律及武裝保安保衛的閻崇年。很多平時言必稱西方,把自己裝扮成民主自由理念的代言人,對中國現狀不滿的偽精英們,卻在此事上與他們表面不滿的對象保持了高度一致。偽精英們對這個與其立場本應截然相反的對象反而愛護有加,給予了極大的同情和支持,唯恐對其保障不力。對其宣揚反民族、反人類,吹捧野蠻專制的言詞置若罔聞,與曾經處處拿滿清做為中國人和中華文明如何黑暗如何落后的證據的表現判若兩人,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而對體現民意的反擊閻崇年的浪潮,反專制,草根民間意識的覺醒,對主流宣傳表達不滿的民主精神的表現,則被這些偽精英指為狹隘極端的民族主義,甚至斥為暴徒。通過這一事件,我們可以認識到,這些偽精英與其他洋奴一樣。他們對包括人民、自由、民主等理念完全是葉公好龍式的,聲稱自己擁護這些理念只是這些洋奴的偽裝,他們所謂的自由和民主范圍,僅僅是為了把自己包括到既得利益集團里,既非針對既得利益者,亦非反野蠻專制。自由和民主,是用來向當權者討價還價的工具,是他們用來反華的手段。只要是攻擊和否定漢族和中華文明,哪怕是對最野蠻專制落后勢力的贊美也會得到他們的維護,他們與所有敵視漢族和中華文明的勢力結成了事實上的聯盟和“統一陣線”。對于他們來說,沒有什么道德和思想上的準則,也不必有前后一致的邏輯,只有反華是不變的中心,這就是洋奴的心理狀態。
正因為洋奴在認同和歸屬定位上存在這種心態,所以他們對古今中外那些奴役和壓迫漢族的勢力,不免有惺惺相惜的認同感,這是我們看到許多對待漢族和異族的態度迥異于中華文明真正民本、民族的傳統,卻與中國亡國時期所受待遇依稀相似的原因。這些洋奴的思維和行動,當然是站在我們民族、國家和文明的利益的對立面的,也自然有利于我們民族和文明的敵對勢力,為那些國內外的反華勢力樂于利用,而洋奴們在壓迫漢族時也本能的需要聯合異族反華勢力以壯聲勢,所以優待外國和異族人就成為一種國策,而且越是反華的異族越受優待。一些靼韃民族分裂勢力就是利用了這些洋奴們為此建立的理論為其服務的,這使洋奴們事實上已經與國內外反華勢力聯合在一起,共同壓迫和剝削廣大漢族人,成為漢族、中國和中華文明的共同敵人。
不能不說,這些洋奴在欺騙、無恥、搗鬼和耍陰謀方面的“才能”遠遠超過了他們所崇拜的對象,這是他們能成為洋奴的卑鄙陰暗的天性使然,也因成為洋奴后而更加變本加厲。誠然,有時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正是因為如此,洋奴們可以蠱惑許多人,依靠欺騙愚弄許多人,通過陰謀取得了權力而得志于一時。
雖然,洋奴可能在一時欺騙所有的中國人,也可能永遠欺騙一部分的中國人,但他們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的中國人。由于洋奴的思維不是建立在對中國負責的基礎上,而是對他們信仰的西方宗教和思想負責,或是為一己私利服務。不意外,洋奴們的謊言一次次暴露,騙局一個個破產,失敗的慘不忍睹,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人和中國隨了太多的苦難,多少人的熱情、青春、幸福以至于身體和心靈被毀滅?多少國家發展的機會被葬送?洋奴們的那些建立在謊言和空想上的夢幻在現實中結出了最苦澀的果實,洋奴的謊言的欺騙效果也必然會隨之遞減。
在經歷這一切后,正常的中國人不再盲從和迷信于這些洋奴,越來越多的清醒過來的中國人,面對中華文明被破壞的惡果日益顯現:既得利益階層的寡廉鮮恥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國人的權利和利益被極度漠視,矛盾日益激化。這些直接影響到國家的存亡和民族凝聚力,最終會導致國家和民族未來的葬送的現實,使人們認識到必須重新審視我們的民族和文明,從中了解和吸取我們民族和國家得以生存至今的力量所在,復興中華文明的必要性。我們必須重新復興被洋奴破壞的文明,雖然這很艱難,但這是必須的。不如此,則中國人的人權和中國的主權都不可能獲得保障。
是否尊重儒家思想的人本主義,民本主義,民族主義和理性主義及其對中國和漢族的歷史貢獻,是區別真假民族主義者,真假民權主義者的標準。對于儒家思想,西方尚且能把古希臘的奴隸主民主包裝成現代民主的基石,而洋奴認為儒家思想有不完善之處就應該被徹底否定,這是西化洋奴與其偶象最本質的差別,它就在于是否為自己營造基本的自信和對歷史的敬畏,正因為缺少這一點才導致了現代中國平白造成的苦難和損害,這些既懶惰無知,又卑劣怯懦的洋奴正是中國進步的最大敵人。
中華文明和漢族是一個自誕生起就具有強烈文明使命感的民族和文明。我們的祖先不斷地與野蠻和奴性做斗爭,最終創造了一個真正給予我們人性、尊嚴和理性的文明體系。在造成多次世界性文明毀滅的野蠻浪潮下,只有中華文明的火種沒有熄滅,由其直系繼承人漢族傳承至今。這讓我們堅信文明必然高于野蠻,崇高的人性必然高于卑劣的奴性。那些洋奴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雖然對文明的載體造成了難以挽回的破壞和犯罪,但中華文明并非他們這些人格卑劣的奴才們所能徹底毀滅的。他們最多只會對文明造成破壞,延緩文明的進程,而不會真正撼動文明。那些夢想毀滅中華文明,以達到讓民眾成為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的永久奴隸的鬼魅伎倆終究是邪不勝正的,不論那些洋奴及其后臺在歪門邪道上的搗鬼術如何精深,但始終敵不過人類固有的理性和情感的力量。而重新回歸真正的中華文明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國家民族,都是找回自己安身立命之本,重建使社會能健康運行的精神基礎。
又見復國 2014-07-06 15: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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