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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澤東沒有當上名正言順的最高領袖時，他就把當選為總書記的張聞天稱為“皇帝”、把劉英稱為“娘娘”，把他們的住處稱為“皇宮”。他有一次和丁玲開玩笑地草擬官員以至三宮六院的冊封名單。從毛澤東的一生追求來看，他繼承的確實就是打江山坐江山這個中國皇權傳統，他要搞的就是獨裁專制。

毛澤東(左一)在延安 蕭軍在延安是盡人皆知的怪人，當時即被稱為延安四大怪之一(另三人是王實味、塞克和冼星海)。對于他的怪，當時就聽到過不少傳聞，講他頗有江湖氣，還學過拳術，喜歡和人干仗，以至提出決斗;說他常在綁腿里別著一把匕首，有時和人吵起架來，就會猛地抽出匕首插到桌子上，等等。 蕭軍雖然始終未參加共產黨，但他還是以黨的朋友的身份自稱，并以此身份磕磕碰碰地在黨領導的隊伍里度過了一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這對于準備長期抗戰的延安軍民確實有點出乎意料，因而立即引起轟動和狂歡。人們以各種方式慶祝勝利，最常見的形式就是放篝火(即蕭軍《延安日記1940—1945》中驚聞勝利詩中所寫“癡立山頭看火燒”)和敲洗臉盆。人心隨之浮動，紛紛要求盡快離開延安上“前線”(指原來的敵占區，特別是東北和華北)，不少機關和幾乎所有干部學校都已停止工作學習，多半處于無政府狀態。大家都摩拳擦掌，待命出發，分頭處理個人的衣物、書籍之類。一是拿到市場上去賣，換幾個錢用作即將出發的路費(我處理的全部家當只換到5塊大洋)，二是大部扔掉，只挑出一些必需品準備行軍路上用。 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喜訊傳來，對一個長期背井離鄉在關內流浪的蕭軍來說，自然會感到更加高興，因為現在真可以實現多年夢想和歌唱的“打回老家去”了。但是他早已“成家”，有了妻子兒女的拖累，不像我們這些光棍青年，可以做到“說走就走”。因此我竟比他早走兩個多月，在日本宣告投降后不到20天，就已告別延安，整隊向東北進發了。 大約是幾個月后的1946年初，我就從哈爾濱的報紙上看到蕭軍“衣錦還鄉”的消息。因為他已是名人，所以重要行蹤多有報道。還記得他回哈后的1946年秋發表在報紙上的一首詩：“金風急敵壘，游子賦還鄉。景物依稀在，親朋半死亡。白云紅葉暮，秋水遠山巷。十二年如昨，杯酒熱中腸。”當時的蕭軍，到處做報告，到處受歡迎，可謂紅極一時，還在哈爾濱創辦了一份報紙，但好景不長。由于他在自任主編的《文化報》上公開揭發批判蘇聯政府及其軍隊在驅逐日寇后對東北的政策和行為，批評中共對蘇聯的態度和在東北的地方政策，從而引起和中共所辦《生活報》的激烈論戰，被中共東北局定性為“反蘇、反共、反人民”，發動了全面的批判，成為最早遭到整肅的文化界人士，隨之忍受30余年的冤屈生活。直到1979年得到中共正式書面平反，才重返文學界，公開參加社會活動。 延安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被整風搶救運動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從1938年到整風之前，這里自由平等，生動活潑;之后，萬馬齊喑。連毛澤東也在1941年講過，我們黨有兩個生動活潑時期，第一個是從“五四”到大革命，第二個是遵義會議后和抗戰頭幾年。這正是陳獨秀創建黨和担任總書記，和張聞天當總書記主持中央工作那兩個時期。 整風之前，人們愿意講什么就講什么。報紙上可以發表針鋒相對的爭論。例如對當時延安平劇院演出的京戲《坐樓殺惜》，《解放日報》就有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有人說宋江殺得不對，因為這是對婦女和底層人物的歧視;有人說宋江是革命的、閻婆惜是反動的，所以殺得對。整風開始后就受到批判的《野百合花》和《三八節有感》，也都是在報上發表后才被發現的，可見沒有經過事先審查。 蕭軍的思想和性格決定了他無法適應共產黨的一套。到延安才幾個月，他就看不慣延安的各種現象，不愿與“黨人”為伍，提出要離開，后來又幾次想走。但在整風前，蕭軍盡管自由散漫，已是“怪人”，卻能得到容忍，在中央領導層中還相當吃得開，彼此能平等交往。特別是毛澤東同他多次長談，給他以殊榮。有些文化人自己有意見，也鼓動由他出面找毛澤東談。除了毛澤東，張聞天和他交往同樣很多。朱德、陳云等其他領導人對他也都很客氣。 出于黨的政策和對文化人的尊重，蕭軍要走，時任總書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張聞天總是挽留他，向他做工作，滿足他提出的種種要求。有一次，蕭軍要約阻攔他見毛澤東和張聞天的一名警衛人員打架，張聞天申斥了警衛員，對他表示了歉意。張聞天自稱是文化人，重視知識，重視知識分子，總想把文化人團結得好一些。他起草過決議，主張對文化人的要求應該寬一些。蕭軍對文委不大滿意，想替文委提出幾條綱領性意見，這些意見得到了張聞天的尊重。蕭軍對張聞天似乎沒有太大意見，對張的印象還不錯，連對劉英都有一半句褒詞。兩人的關系看來挺好。蕭軍在日記里提到一個細節，說張聞天有一次在路上同蕭軍談話時，把手搭到了他的肩膀上。我跟張聞天工作10多年，從未見到張聞天對人有過這樣的動作。 從1935年遵義會議后到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前，張聞天是名副其實的總書記，之后一直到1941年整風開始后初期，仍繼續主管中央的事務。1937年底在共產國際明確提出應以毛澤東為中共領袖后，張聞天立即提出自己不再當總書記，先后表示可以讓王明、毛澤東當。但是毛澤東感到，要把同共產國際關系密切的王明等莫斯科派從權力中心排除出去，時機還不成熟。因此，他要從來不爭權的張聞天不要讓位，繼續當“不是總書記的總書記”。黨的日常事務本來也需要有專人負責打理，毛澤東并不愿讓自己陷在這類事務里。所以張聞天繼續在中央負責，文教、宣教方面更是他的一個重點。從蕭軍日記的記述中可以看到，在這方面，張聞天管得很多也很具體。 是讓蕭軍離開還是留下，和毛澤東沒有太大關系，因為這類事情他不管。 毛澤東和張聞天對待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態度不同，是“山大王”和“文化人”之間的區別。毛澤東自稱是從綠林大學出來的，是“山大王”。把共產黨領袖比喻為“山大王”，出自湖南領導人郭亮。四一二事變后蔣介石殺人，郭亮就提出，我們要分頭去當“山大王”。瞿秋白就分配了十幾個人去分頭干。好多人失敗，毛澤東成功了。毛澤東對待文化人就和對待一般戰士一個樣：吹哨，集合，訓話。戰爭年代，在基層當頭的都是老紅軍。他們水平低，訓來訓去都是老一套，一講話還老長。大家煩透了，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指導員來訓話。”毛澤東只看重老紅軍。1956年開“八大”，他就是不讓共產黨內有文化的“三八式”干部當中央委員，理由是“三八式”人太多，擺不平。毛澤東能夠發動“大躍進”并在全國造成餓死三四千萬人的大破壞，其原因除了他本人的錯誤認識以外，就是任用了譚震林、王鶴壽、柯慶施等這些缺乏經濟工作知識的人。 整風改變了蕭軍的地位和處境。因為替王實味打抱不平，蕭軍從黨的朋友一下子變成了黨的反對者，他從此不再是毛澤東等領導人的座上客，靠邊站了。只是考慮到他的影響，對他仍然相當照顧。而蕭軍對于自己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變化，感覺卻相當遲鈍。 延安整風是毛澤東利用二戰期間共產國際無暇也無力過多過問中共事務的機會發動的。那時國民黨主要是忙著抗戰，日本人也主要在抗日主戰場同國民黨作戰，除了有時派飛機轟炸，不怎么惹延安。因此毛澤東可以在延安集中精力搞整風。 整風分為上層和普遍兩層，以上層為主。當時人們已有馬恩列斯毛的說法，人們再狂妄自大也只能說“老子天下第六”。上層整風，就是毛澤東要把自己樹立成黨內唯一的一貫正確的領袖。毛澤東拉上劉少奇，兩面開弓，通過整風給予王明、洛甫、博古為代表的莫斯科派貼上教條主義標簽;給予周恩來、彭德懷為代表的實力派人物、被他視為異己的勢力貼上經驗主義標簽，把兩派全都壓了下去。莫斯科派更被永遠排除出了中央領導核心。1943年3月中央書記處改組，由毛澤東、劉少奇和任弼時組成書記處，在劉少奇提議下，毛澤東擁有最后決定權，從此他才成為壟斷黨內一切權力的最高領袖。 對蕭軍來說，上層整風意味著原來盡量團結他的張聞天已失去發言權。他們兩人之后也不再有什么交往。此后蕭軍的處境就只能取決于毛澤東的好惡了。 至于普遍整風，毛澤東的意圖主要是整從白區來的大小文化人，目的是把他們改造成共產黨的馴服工具。整頓主觀主義等學風、舉行延安文藝座談會，都是為了這個目的。蕭軍一開始很支持整風，也對召開文藝座談會出過力，因為他早就認為共產黨的毛病不少，對文藝問題更有自己的一套主張，以為整風可以使共產黨按他的主張改“好”，作家的地位可以得到提高。 張聞天與普遍整風沒有什么關系。他不會相信王實味是敵人。對于把那么多知識分子打成特務，張聞天曾同康生直接爭論，又通過任弼時提出意見。過去王實味長時間在張聞天領導下搞翻譯，兩人相處得不錯。王實味譯得既多又快，張聞天給他發的稿酬也高。 延安的大小知識分子原來都同情和支持王實味。我們在俄文學校，上午開會贊揚《野百合花》，認為文章說得對，因為延安的情況正像里面說的那樣;在領導的干預下，下午就奉命批判和檢討。大家思想轉不過來也得硬轉。 普遍整風開始后不久，就按毛澤東的意見對王實味展開了揭發批判，整風隨之進入搶救階段。在延安，從批王實味轉入搶救(也就是肅反)，就和后來在全國從批胡風轉入肅反一樣。延安有三萬人，脫產者一萬五，被打成特務的一萬以上，全邊區約兩萬。毛澤東公開講特務有兩萬，說：“加上各根據地就是十萬特務大軍。”王實味是一大冤案。毛澤東后來也批評說不應槍斃王。但王實味直到上世紀90年代才完全得到平反。 對延安的政治生活和對蕭軍來說，王實味事件都是分水嶺：延安的氣氛從此分為前后截然不同的兩段，蕭軍則因這一事件從受歡迎受尊重到陷于孤立。 蕭軍不是黨員，不屬于整風對象，可以相對逍遙。在搶救運動中，上級也要求他寫自傳(其實是交代問題，他沒寫)和為一些被搶救者寫材料，但他只愿當個旁觀者。整風轉為搶救，和他原來的期望背道而馳，他實際上成了整風的反對者。他對運動本身和被搶救者的表現都感到反感：“搶救削盡作為人的尊嚴，黨員尊嚴，逼他們捏造，承認各種可恥的卑劣的事。黨跨進新的‘危機’……一些人顯出一種卑微、自慚的樣像。” 從批判王實味的方式到給王戴上托派和國民黨反革命的帽子，蕭軍都旗幟鮮明地反對。蕭軍直接批評積極分子們在批判大會上不講道理。他去見毛澤東直陳己見。他替王實味向毛澤東轉信。他堅決回擊中央研究院給他的108人簽名“抗議信”，針鋒相對地寫出一份“備忘錄”加以反擊，并把“備忘錄”交給毛澤東和中央。其結果是，從1942年6月初直到1945年11月蕭軍離開延安前夕，蕭軍和毛澤東再沒有談過話，盡管在這期間蕭軍除了繼續給毛送材料，還一再寫信給毛，表示想同他見面談談。他幾次猜想毛該見他了，但幾次都是希望落空。 蕭軍同王實味性格不合，兩人并沒有什么交往。替他說話，只不過出于蕭軍對人對事一向好打抱不平的性格。他列舉自己來延安想做的事就包括“替延安的一些委屈文人伸冤”。墻倒眾人推，他不參與。此即蕭軍之為蕭軍：俠義肝膽，同情弱者。 在毛澤東長時間不理會的情況下，蕭軍提出率領妻兒到農村自食其力。組織部立即同意，但王鶴壽連張介紹信都不給他開。他相當狼狽，在鄉下只待了4個月，又要求回到延安。回來前后，他甚至改變自己決不入黨也反對妻子王德芬入黨的態度，表示自己也考慮申請入黨。實際上這時蕭軍和共產黨的距離更遠了，甚至自稱在感情上已同黨決裂。 蕭軍最后還是留在延安，沒有一走了之，是因為他也沒有其他出路。他對國民黨更不適應，和共產黨還保持著一些共識，特別是對毛澤東仍然是崇拜的。結果，他同共產黨共處了一輩子。這是出于歷史條件，與他個人對一些“黨人”的好惡無關。 蕭軍是個人英雄主義者，想改造延安，只能處處碰壁。 蕭軍想從文學入手，來改造延安的人，甚至改變毛澤東。他說：“作為作家，培養靈魂，使他偉大、崇高、純潔。”“我對中國共產黨起了改造火種的作用。”“對人不獨使他知道，而且要使他改變。”在延安，他最佩服的是毛澤東。但他認為毛也有不足之處，說他“不是哲人、學者，是農民性中國式的自然主義式的領導者，單純的政治家”，“缺乏深沉的思維力和預見的眼光，沒建立起自己對一切事物的思想體系”，因此需要提高，他自己理應提供幫助。他甚至把重點放在改變毛澤東上，說：“射人射馬，擒賊擒王，必須先改變了他，才能改變所有黨員們的卑俗傾向。” 其實，蕭軍只看到和相信毛澤東的一言一行，并不了解毛。他不知道，共產黨說的和做的不一致，正是從毛澤東那里來的。例如毛澤東整風時動員大家寫反省筆記，說自己也要寫，結果大家都寫了，沒有寫的只有他一個。又如他宣布“知無不言，言者無罪”，實際上恰恰相反，他整的人多是以言獲罪，包括胡風。 蕭軍更不了解毛澤東以帝王自命的實質。他的一些開玩笑的話語和舉止，也能反映他內心。在毛澤東沒有當上名正言順的最高領袖時，他就把當選為總書記的張聞天稱為“皇帝”、把劉英稱為“娘娘”，把他們的住處稱為“皇宮”。他有一次和丁玲開玩笑地草擬官員以至三宮六院的冊封名單。從毛澤東的一生追求來看，他繼承的確實就是打江山坐江山這個中國皇權傳統，他要搞的就是獨裁專制。蕭軍想通過改變毛澤東，把“黨人”改造成能摒棄謀私利、丑惡、卑俗、行幫氣和官僚氣等腐敗現象，成為能代表正義感、公道、高尚、純正、有教養等的新生力量，無疑只能是烏托邦式的幻想。 - See more at: http://www.aboluowang.com/2015/0123/504110.html#sthash.Sl2cP13A.dpuf

何方（張聞天秘書） 2015-01-23 12:1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