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之外還有生活：文革中性壓抑的反彈

簡體傳統

電影院門口有一陣查女孩裙子里穿不穿內褲，就是因為有地下賣淫。到后來壓抑到極點就總爆發了。有兩個標志事件是：1972年的國慶節期間1號和3號發生的事，一個在外灘，一個新華電影院門口。流氓圍著漂亮女孩子嬉笑、調戲，最后一人一把把女孩的衣服全剝光，幾百人圍觀。

“你看我的手。”金大陸笑呵呵地伸出胳膊，上面有很多小傷口和劃痕。“我就戴著口罩到處爬梳資料。我有一屋子的史料，我每天都埋在資料堆里面。”他說。
作為文化大革命的親歷者，金大陸在文革最癲狂的時期是以旁觀者的身分度過的。一方面那時他只是初中生，另一方面他是“黑五類”的子女，這讓他沒有資格更深地卷入“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我當時對‘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非常信奉的。”他認真地對記者說，“到了后來我的思想就全反過來了。”
那是林彪案公開之后，金大陸至今還記得，他在一個冷風嗖嗖的夜晚，在復旦大學的門口聽到了林彪案發的消息。“像天崩塌了一片，我渾身哆嗦著走回家。”他這樣回憶。從那之后，他對高層政治產生了嚴重的恐慌，對文革開始質疑。天安門廣場的“四五事件”發生時，金大陸雖然人在上海，但是一直掛念著北京的情景。“那個時候，文革還沒完全結束，我就決心要把那段歷史記錄下來。”金大陸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時隔35年，如今已是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的金大陸，寫出了這套《非常與正常：上海文革時期的社會生活》。
這套67萬字的書分為上下兩冊，詳細描述了十年文革期間，上海普通市民生活的細枝末節。其中有對市民的衣食住行、糧油蔬菜供應以及豬肉是否憑票購買的記錄；也有一片革命化純潔化呼聲下結婚率離婚率的分析；書中詳細的史料和數字更揭開了文革“赤膽忠心”口號掩蓋下潛藏的腐敗和交易。如有些人利用大家對毛澤東狂熱的崇拜，私自開發地下生產線加工毛主席像章并大肆販賣，另一些人買來各類報紙，經過剪貼再送往外地隱蔽的地下印刷點造出地下文革報刊，雇傭上百報童出售以牟取私利……“文革時期以權謀私、貪污腐敗、地下性交易這些都存在。絕不是像有些人懷念文革說的那樣，文革不存在貪官。”金大陸揮揮手說。目前，許多涉及高層的文革檔案尚未解密，而學者對于文革的研究從未中斷。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有關文革的中文文獻書目接近一千種，但絕大多數都是談的文革運動本身或局部的個體經歷。而《非常與正常》一書中則對于運動和口號之下日常生活做了詳盡的記錄和描述，這是很少見的研究視角。它讓人們看到上海普通人的生活在十年文革中如何艱難運轉。
出版《非常與正常》只是金大陸出版計劃中的第一部，隨后他還將沿著文革社會生活史的方向陸續出版兩部后續作品。涉及文革期間的住房問題：房屋如何被強占和置換，文革中被扭曲的兩性關系，文革中的自殺數字等等……
“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一聽到文革就想到‘造反有理’！”金大陸一邊比劃一邊唱了一句，“但是實際上不僅僅是那樣的，人們還在生活。革命之下有很多涌動的生活暗流還在繼續。我就是想把那些血肉的東西寫出來。”

“現在研究運動史和政治史的環境不太方便”

中國新聞周刊：眾多文革史研究都是從革命運動本身出發的，你為何決定從生活史的角度研究文革？
金大陸：做文革史是一個長期的追求和計劃。并不是說我專門在做文革社會史。我是文革的親歷者，在文革沒有結束的時候就有一個意念要把這段歷史寫下來，長期在這方面追求，也在等待。
從長項的研究講，做文革史，第一，作為學術準備是大量資料收集和積累；第二步按理說是做政治史和運動史；第三步才是更長線的做文革中的社會史、生活史、教育史、外交史等等。但是現在研究運動史和政治史的條件不成熟，第二步現在做不了，我就把社會生活史提前做了。
中國新聞周刊：但是關于其他部分的資料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你也在做？具體是怎么把生活史的資料分類出來的？
金大陸：對，那是很長期的一個工作。我一直有一個龐大的計劃，要做一個一二百萬字的大文革日志。寫十年間的每一天上海發生了什么事。還有在做張春橋、姚文元等幾個人的年譜。這些都是要長期準備。
這次的《非常與正常》出版也有一個機緣。有一套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叢書要出版，文革十年也納入其中。我就暫緩了文革日志和年譜的工作，把手里搜集的全部資料一頁一頁捋了一遍，把文革運動本身和生活史資料分開，再把生活史部分按章節和專題分。第一部分是牽涉到千家萬戶的運動，比如上山下鄉、破四舊和抄家；第二部分是文革期間衣食住行、婚姻等日常生活。再有就是和生活相關的，比如毛主席像章的收藏、買賣以及文革時期的小報和地下報刊。

強壓多大，反彈也就多大

中國新聞周刊：先說衣食住行，你很細致地列出了糧油、蔬菜、豬肉、水產品的供應情況。這些內容在之前的文革研究中是被忽略的，就好像文革中生活是不存在的。而最后你得出的結論是，文革中糧食蔬菜生產基本是豐收的，這個結論出來之后有什么不同反應嗎？
金大陸：要寫生活就必須要有衣食住行，雖然經濟史的一些數字比較枯燥，但是很有用。當時的糧食蔬菜基本豐收并不是指向“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結論，而是說，恰巧十年間除個別地區外，都風調雨順，沒有極端天氣，這恰巧保證了文革能一直進行。第二，武斗亂了兩三年，實際上廣大農民還是要生產的。第三，到文革后期也提出說，要把生產搞好才體現我們是革命的。所以，應該說，文革十年總體供應是短缺的，但是上海的生活是在低工資、低消費、低物價的情況下維系的溫飽水平。
我寫了這些以后，有些人確實批評我，說我是說“文化大革命好”，說我對文革的描述太溫馨了。其實絕不是那樣，我只是從史料出發，不想摻雜那么多意識形態。
中國新聞周刊：你提出上海十年文革中買豬肉是不憑票的？這和大多數人的記憶完全相反。
金大陸：和我的記憶也相反，我也很吃驚。但是事實，史實的偏差需要糾正。在文革期間的上海，豬肉是不憑票的，有時還打折出售。這和全國保上海有關，也和毛澤東說“糧多、豬多、肥多”鼓勵養豬有關。在文革之前發過肉票，文革后也發過。應該說，豬肉供應充分，是那個時期國家管理和計劃經濟極端強力運作的結果。
中國新聞周刊：你在探討北京紅衛兵到上海大串聯的時候對比了兩地的不同，而且上海是全國唯一一個沒有發生軍械性武斗的城市，這是什么原因？
金大陸：上海開埠最早，工商業比較發達，還有租界地等等。上海人比較精明、理性，上海講“動口不動手”，動手就沒理了。這是潛意識里的，文革時期也沒有被沖破。這和其他城市非常不一樣，北京整個城市都被革命熱情燃燒了，上海還是有年輕男女手挽手在蘇州河畔談戀愛。
另外，關于軍械性武斗的問題，指的是使用槍炮。除了剛才說的上海人文化歷史的原因之外，還因為在文革一開始，上海警備區有一個命令，所有的單位民兵的槍支全部封存全部收繳；再有一點，上海在文革期間也有派別沖突，但是上海是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的一統天下，他們主宰著局面，沒有勢均力敵的兩派，相對來說穩定。雖然也有武斗打死人，但是用棍棒長矛，而不是動槍動炮。而北京不一樣，1966年9月30日的統計，當天，北京發生的紅衛兵毆打致死的人1772人，上海被打致死的11個人，其中三個人還是北京紅衛兵打死的。這反映兩個城市的區別。
中國新聞周刊：北京紅衛兵到上海之后對于那些談戀愛的年輕人也很看不慣，也經常進行揪斗？而且，按照你的統計，上海文革十年間的結婚率仍然是一條正常曲線？
金大陸：北京紅衛兵就看不慣上海小青年談戀愛那種資產階級的香風邪氣。晚上開車到黃浦江邊、到和平電影院等晚場電影散場，抓到那些拉著手的小青年就打。雖然這樣，十年文革期間，上海的結婚率統計大致還是一條正常的曲線，這說明在文革嚴酷的環境中，人們還是努力營造生活，這算是不正常中的正常。
但是離婚率又是一組非常殘酷的數字，十年間上海只有6489對離婚，平均每天不到兩對。這絕不是說文革期間有冰清玉潔的革命情感，而是當時宣傳離婚意味著生活腐朽，人們也担心離婚連累兒女。而那些離婚的很多都是因為社會政治原因而非感情原因。
中國新聞周刊：當時革命的狀況造成了強烈的情感壓抑，這些壓力會尋找出口，革命的口號對這些也是震懾不住的吧？
金大陸：文革中很多人往純潔方面去靠拢。反過來，壓強多大，反彈也就多大。這個反彈是非常扭曲的反彈。1966年，紅衛兵動不動就剪掉一些人的頭發、衣服，當時都認為是純潔、赤誠的行為。可是半年不到，流氓阿飛就上街了。各種服裝、發型都出來了。還有北京叫拍婆子，上海叫搓拉三，這個已經是非常非常泛濫了。這個是一種反彈，對性壓抑的強烈的放大。這種人也被打擊的，但是會頑強地表現。1974到1976年團市委在上海太陽下山后在外灘、人民廣場、淮海路都設點觀測的，看裙子長短、穿泡泡紗的有多少。
雖然當時沒有公開的賣淫場所，但是上海的女青年跟海員，發生性買賣關系的也不少。電影院門口有一陣查女孩裙子里穿不穿內褲，就是因為有地下賣淫。到后來壓抑到極點就總爆發了。有兩個標志事件是：1972年的國慶節期間1號和3號發生的事，一個在外灘，一個新華電影院門口。流氓圍著漂亮女孩子嬉笑、調戲，最后一人一把把女孩的衣服全剝光，幾百人圍觀。之后很快查清楚首犯槍斃了。但是從1973年到1976年，這樣的事年年發生。

研究文革，應該從史料出發

中國新聞周刊：現在有些人開始懷念文革，因為他們覺得文革期間沒有腐敗，貪官都被批斗沒有人敢貪污。但是你的統計卻表明文革中處處仍有腐敗。
金大陸：當時想擁有毛主席像章的人都赤膽忠心的，他們交換或拿錢去買。他們怎么知道會有那么多倒賣、地下生產像章的。有的人賺錢把自己家的房子都造起來了，有的是坐飛機倒賣。有人做鋁錠、有人做沖床、有拋光的、有買賣的，這是個地下生產鏈。當時集郵票集糖紙全部全封掉了，收藏的理念全部集中到像章了。當時的像章有多少就賣多少，這里面就有很多漏洞可尋。
上海還有地下報刊。利用革命需要和自己單位的方便，印地下報紙。永安公司到美術館，500米路，每天街道兩旁都是叫賣聲。各種報紙2分一張或3分一張。有人就去買十張報紙，回家剪貼，拼成四版變成新的一張報紙。上海的印刷管理很嚴，他們就買了白報紙，到江蘇宜興和無錫的鄉鎮印刷點，印幾千上萬份。杭州、南京的當時就批發，再到上海來，2分3分再賣掉，雇傭一百多個小學生做報童。這樣弄一份報紙可以賺三四百塊錢。
那些在菜市場工作的人也利用職權貪污，虹口區中山北路菜場揭發的一個貪污盜竊集團，貪污達到好幾萬元。
中國新聞周刊：目前學術界對于文革研究的分歧也逐漸開始明朗，在這樣的環境中，你如何確定你的研究角度？
金大陸：中國現在搞經濟建設。我覺得在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都逐步解決了之后，中國共產黨面對它的歷史問題，該承担的會承担、該解釋的會解釋，孫輩為爺爺背這么大的歷史包袱沒有必要。現在文革研究出現種種傾向，有文革浩劫論、文革災難論……海外的研究有人提出人民文革論、兩個文革論等等。種種論述是要往兩個極端拉。一個是“集體犯罪說”，還有一個是隨著現實的變化，有人對文革有很多懷念——一些老干部和下崗的工人，他們認為現在貪污腐敗的貪官，要是有文革老早被揪出來斗死了，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西方的理論界呢，也有人認為文革是人類反腐一個很終極的探討。
我一直非常強調的是史料為本，學術至上。今天的文革研究者，有的為自己辯護，有的傾注自己的情感。我肯定也有感情，但我不是派性派別的。我非常清醒地意識到我是作為一個學者，做這個事情，就應該從史料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