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明復：從我親歷的幾件事看康生

簡體傳統

其實，我并不了解康生的很多情況，只能說是通過工作關系“有所接觸”而已。本文我打算寫下自己所見所聞的幾件事，使大家從不同側面對康生的真實面目有所了解。

陪同康生見毛岸青

1959年春天，黨中央派出以周恩來總理為團長，由李雪峰、康生、劉寧一、劉曉等人組成的中共代表團，出席蘇聯共產黨第21屆代表大會。我作為隨團翻譯一同前往。
這次會議期間，代表團下榻莫斯科列寧山政府別墅，分別住在兩座樓內。周總理住一座，我隨康生、李雪峰等住在另一棟樓里。這就使我有機會第一次近距離地接觸康生。
當時康生約摸六十歲左右年紀，中等偏瘦身材，戴深度眼鏡，留八字胡，穿著一套由他本人設計的草綠色豎領中山裝，踏一雙特制的皮鞋(他腳上有雞眼，鞋墊上有凹孔來保護雞眼不受摩擦)。
到莫斯科后不久，有一天，康生對我講：主席有個兒子叫岸青，精神曾受過刺激，現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療養院。他讓我告訴蘇方接待人員，請他們通知院方，我們要抽時間去看望岸青。他還要我去中國駐蘇大使館要一些中國的醬油、榨菜、辣椒等物品帶上。后來康生又對我講起毛岸青在楊開慧被殺害后流落上海遭受迫害而致病的情況，并著重說明，1935年—1936年間，地下黨組織找到了岸英、岸青，設法買了上海去法國的船票，是他專程從蘇聯到法國馬賽港把岸英、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的。康生講這番話表示他一貫關心毛澤東的親人。
這次，他提出要去看望岸青后，我按照他的囑咐，做了一些準備。記得是在一個周日的早晨，我陪康生一起去莫斯科郊區的一個高干療養院。從外觀上看，這座療養院可能是沙皇時代的貴族莊園。房屋高聳而莊嚴，大理石樓梯，房間很大。院長、醫生等人在大樓門前等候，陪同我們走進二樓會客室，并向康生簡單介紹了岸青的情況。一會兒，岸青進來了，院長、醫生稍微寒暄后便都退出去了，留下來只有康生、岸青和我。
這時康生問岸青：“你還認識我嗎？”
“康伯伯，我認識你。”岸青回答。
然后的談話便是一問一答了，內容大都是一些生活起居情況。岸青主動說話不多，對問題的回答也都很簡單。
探望和談話大約持續了三十分鐘左右，準備告辭了。臨走的時候，康生問岸青：“有什么話要向家里說嗎？”
岸青說：“向爸爸問好，不用惦念，一切都好。”
在回去的路上，康生講：“這顯然是一個高級干部療養院，條件是很好的。但是還得想辦法把岸青接回國內，這里再好畢竟是異國他鄉啊。就毛主席現在在國內的地位來講，岸青回國后會有比在蘇聯好得多的條件，將來再在醫護人員中找個愛人，終身都會有人照顧。”
代表團回北京后，過了一段時間，康生的秘書李鑫告訴我，康生見了江青，對她講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并建議接岸青回國，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療。據李鑫講，康生告訴他，江青聽后很激動，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議告訴了毛主席，并乘機為康生說好話，她對主席說：“你的老戰友那么多人去莫斯科，從來沒有人去看我們的孩子，還是康生對他好，專門去看望他，還建議將岸青接回來治療。”后來國內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來。
我在20世紀90年代曾聽前國家主席楊尚昆談到過康生歷史上的一些情況。楊尚昆在回憶黨的歷史時，談到20世紀30年代的王明路線。
楊尚昆說：“康生在共產國際時代，在莫斯科積極支持王明。”他又說：“1937年冬，康生從莫斯科回來以后，搖身一變，把自己說成是反對王明路線的英雄。還對王明進行了揭發，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據史料記載，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線，把王明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的小冊子說成是體現黨的路線，在莫斯科的中國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當總書記的簽名運動，串聯一些人向共產國際寫請愿書，要求批準王明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楊尚昆還談到：“1936年到1937年蘇聯肅反期間，我黨留蘇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責任的。”“1943年延安整風時，康生搞肅反擴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務’、‘內奸’，很快被黨中央發現糾正了。后來，毛主席給大家平反道歉。”楊尚昆接著說：“1947年—1948年，康生在晉綏地區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說，康生這個人極‘左’。在搶救運動中極‘左’，現在也沒改掉這個毛病。”“后來毛主席派康生去山東工作，建國后也沒調他來北京工作”。
建國后，康生長期處于休養狀態，未安排到中央工作。為此，康生十分焦慮不安，迫切希望見到毛主席，重新獲得毛的理解與信任。1952年初，毛主席允許他到北京來，住在中南海院的錫福堂。楊尚昆談到了當時去錫福堂看望康生的情況。楊尚昆說：“我去看望時，康生說，現在身體好多了，唯一的愿望是想見毛主席。我從他那里出來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書屋，向毛主席報告說，康生回來了，他說很想見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錫福堂。康生一見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緊緊握住主席的手說，主席這么忙還來看我！主席問他，現在身體怎樣？康生說現在好多了。主席說，你還是好好養病吧，等身體好了再出來工作。說完主席就走了。這時，康生緊緊地握著我的手，激動地連聲說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樣感謝你才好！’”
楊尚昆說：“‘文革’中康生整我兇得很，難道這就是他的‘感謝’嗎？”
康生回到北京后，雖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七大”時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但沒有實質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教育工作委員會副主任，還沒有進入權力的核心。

利用反修斗爭取得毛澤東信任

1960年2月4日，蘇聯赫魯曉夫在莫斯科舉行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邀請中國參加。中共中央決定派康生作為觀察員出席會議，代表團成員有伍修權和中國駐蘇大使劉曉，我是隨團的翻譯。這是我第二次與康生接觸。
赫魯曉夫召開這次政治協商會議，是要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一致支持蘇聯在裁軍、禁止核試驗上的主張，支持蘇聯同美、英、法舉行首腦會議。中國代表團出國前，由外交部、中聯部起草了康生在會議上的講話稿，并報經中央批準。這份講話稿實際上同赫魯曉夫唱了反調，強調帝國主義本性不會改變，戰爭危險仍然存在，裁軍目前是不可能實現的。講話鄭重聲明，由于帝國主義在國際關系中排斥中國，任何沒有中國參加和正式簽字的裁軍協議，對我國都沒有約束力。根據當時國內的安排，代表團出發前，康生的講話稿已交給新華社，準備康生在會議上宣讀后，便通知新華社公開發表。
但是，2月5日，莫斯科會議開始時，卻通過了一個決定：會議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發言一概不對外發表。可是，由于時差的關系，康生在會議上的講話，已經在2月6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這就違背了大會的規定。再加上康生講話的內容又同赫魯曉夫唱反調，從而引起赫魯曉夫極大的不滿，以致在后來中蘇兩黨代表會談和國際共運的會議上，赫魯曉夫多次抓住這一事件來反對中共。
這個政治協商會議開了一天半，第二天結束。蘇聯政府在克里姆林宮喬治大廳舉行招待會，各國首腦都參加了。赫魯曉夫在酒會上，不指名地攻擊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指責有人口頭上提“以蘇聯為首”，實際上卻拆蘇聯的臺。招待會的第二天，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波斯別洛夫、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蘇共中央大樓會見了中國代表團康生、伍修權和劉曉，宣讀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口頭通知。通知中對中共的對內對外政策進行指責，說中共的對外政策是冒險主義，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挑起了中印邊界沖突；對內執行的是主觀唯心論，違背客觀經濟規律，搞什么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等；指責中國代表團在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的發言違背共同制定的路線等等。當時，康生、伍修權對蘇共的指責給予有力反駁，指出昨天赫魯曉夫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頭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對毛澤東同志和中共中央，這是破壞蘇中關系的嚴重步驟。康生幾次講：“你們反對毛澤東同志是沒有好下場的。”
現在看來，當時康生對蘇共進行反駁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時也顯然是為了回國后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時，表明他是如何捍衛毛主席的。這樣做就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并重返中國黨的權力中心開辟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對中共的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認為，赫魯曉夫在這次會議上的表現，以及他后來采取的行動，是一個很重要的標志。說明他為了追求同西方達成妥協，就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在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期間，發表紀念列寧的文章，從正面闡明列寧的觀點，批判蘇共領導對列寧觀點的歪曲和篡改。這就是同年4月陸續發表的《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
從那時起，康生就一直參與中央有關對蘇方針政策的決策，參加中共與蘇共之間所有的會談。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9月的中蘇兩黨會談，10月的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員會，11月至12月的莫斯科會議等。特別是中蘇公開論戰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參與下進行的。
因此我認為，康生作為中國政府的觀察員出席1960年2月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商會議以及他同蘇共領導人的論戰，奠定了他以后參加中共中央對蘇政策的決策以及處理中蘇關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礎。從此以后，康生越來越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說，在和蘇聯爭論一步一步升級的過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鞏固和加強。對外，他是靠“反修斗爭”尖銳化、與蘇共爭論尖銳化而得勢；對內，他是在毛主席階級斗爭論越來越強化的形勢下，是在主席“左”的傾向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竭力迎合毛主席的“左”的思想路線，所以越來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時，也應當看到，康生的極“左”傾向對毛主席晚年的“左”傾錯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排斥王稼祥控制中聯部

在中蘇關系逐步惡化的過程中，康生總是利用一切機會排斥和打擊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聯絡部部長王稼祥，借以加強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識破了康生的極“左”思想，對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對中聯部的有關副部長表示，無論如何不能讓康生插手中聯部的工作。
1960年—1961年，當王稼祥得知農村缺糧非常嚴重，許多地方出現餓死人的情況后，心情非常沉重。他幾次把我叫去，先是讓我們翻譯組查閱蘇聯歷史文獻和報刊，看看蘇聯當年的農業公社是如何垮臺的，新經濟政策是如何貫徹的；后來又讓我們收集有關蘇聯農業集體化在遇到挫折時是如何克服經濟困難的材料。我們先后給他送過幾批材料，記得最清楚的是一批關于蘇聯農業推行承包制的材料。主要內容是蘇共中央主管農業的書記安德烈耶夫在一些地區推廣承包責任制，效果不錯。但斯大林認為這種做法違反了集體化原則，批評了安德烈耶夫，并撤銷了他的領導職務。
王稼祥看到這個材料后對我說，承包責任制可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類似中國農民的包產到戶。他表示，我們應當集中力量克服當前的困難，內憂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國際上應當采取緩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經過反復思考，決定就我國的對外政策問題，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議。他考慮到自己的意見已超過中聯部的工作范圍，因此就采取了個人寫信的方式，給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來、鄧小平、陳毅三位領導同志寫信，詳細陳述自己的意見和看法。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們應當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國內的經濟困難，在對外政策上應采取緩和的方針。對美國要采取革命的兩手策略，要緩和；對蘇聯斗爭要有理有禮有節，要緩和；對印度等民族主義國家，也要緩和。在國內經濟困難的形勢下，我國的對外援助應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來、鄧小平、陳毅、劉少奇先后看過這封信，都沒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看了這封信，也沒有認為信中有什么問題。但是，1962年世界裁軍大會上發生的一件事，卻讓康生抓到了攻擊王稼祥的機會。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會在莫斯科召開世界裁軍大會。中國派出以茅盾為團長、康永和為副團長、王力為黨組負責人的代表團出席會議。我作為工作人員也參加了代表團的工作。代表團出發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團的活動方針，集體討論起草了代表團團長的講話稿，闡述了中國對爭取裁軍、保衛世界和平的看法。抵達莫斯科后，中國代表團團長茅盾在大會上發了言，代表團的同志們分別參加了各小組委員會的會議，王力參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動進展比較順利。但是，代表團回京后，卻收到一份電報，說有幾個非洲國家代表對中國代表團這次的表現不滿意，認為中國代表的發言中沒有大反美帝國主義，又認為中國代表團的同志一反過去參加類似國際會議的一貫作風，很少同非洲的積極分子交換意見。
毛主席看到這份電報后批評代表團的做法是“脫離了‘左派’，加強了右派，增加了中間派的動搖”。這一下，康生認為機會來了，到處煽風點火，說中國代表團的“錯誤”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給周恩來總理等寫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對外政策引發的。他鼓動劉寧一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王稼祥的狀。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見了劉寧一，劉寧一向毛主席歷數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謂的“錯誤觀點”和中國代表團在裁軍大會上的“錯誤”。毛主席聽后掰著手指頭說，這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要和，對以蘇聯為首的修正主義要和，對以印度為首的各國反動派要和，這叫“三和”，對民族解放戰爭和革命運動的援助要少。
在1962年8月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把對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國內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聯系起來，認為“黨內出現了新的右傾思想”。康生在會上積極活動，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還就《劉志丹》這本小說的出版遞條子給毛主席，說這是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毛主席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結論，又從《劉志丹》小說株連到習仲勛，并把習仲勛同死去多年的高崗聯系到一起。中央成立了專案組對他們進行審查，并指定康生為專案組組長。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綱為“三降一滅”加以批判，并將其寫入黨的“九大”政治報告中。
在1962年9月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就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了，隨后中央決定由他分管中央聯絡部的工作。由于對“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繼續工作，以養病為名，徹底靠邊站了。

打倒知情人重掌社會部

康生1937年從莫斯科回國后，曾被任命為中央社會部部長。后因他在許多工作中搞“左”的一套，中央把他調離社會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農為中央社會部部長。
建國后，中央社會部改為中央調查部，主要由周恩來和楊尚昆領導。康生對當年被調離中央社會部并不甘心，但不敢違抗。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央雖恢復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沒有實質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幾年康生一直想過問中央調查部的工作，但無論是早期的部長李克農，還是后來的部長孔原都不希望康生來插手調查部的工作，因此他無從下手。康生常發牢騷說，現在“我同中央調查部的關系就是‘書報簡訊’的關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康生認為機會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組顧問的職權，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因為孔原20世紀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寧學院學習，最了解康生在共產國際工作時期緊跟王明、帶頭喊“王明同志萬歲”那段歷史。在孔原靠邊站后，康生接著就把矛頭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長鄒大鵬。鄒大鵬曾經領導過東北的情報工作，也知道一些20世紀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聯名從莫斯科向東北地下黨發送《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況的人，康生都認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為了掃除通向中央調查部道路上的障礙，也為了除掉鄒大鵬這個心腹之患，就編造黨內有一個所謂“東北反革命叛徒集團高老莊”(指東北元老高崇民是該集團的領導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誣陷包括鄒大鵬在內的東北老同志，硬說鄒大鵬是這個集團的重要成員。他指使造反派對鄒大鵬進行大會批斗之后，又親自在深夜打電話給鄒大鵬，追問他的“歷史問題”，追問他同“東北反革命叛徒集團”的關系。鄒大鵬不堪忍受康生強加給他的奇恥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夫婦雙雙自殺身亡。1968年，康生如愿以償，取代周恩來，實際上主管了中央調查部的工作。有關調查部的業務、運動、干部任免等重大問題都必須向他請示匯報。
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調查部發出了一個被造反派稱之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這個指示除全面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調查部在周恩來領導下進行的工作外，還點了何長謙等一批骨干的名，說他們是壞人。何長謙同志是混血兒，其外貌酷似“洋人”。20世紀40年代奔赴延安參加革命。有關部門利用他的相貌特征，派他去淪陷區進行地下工作。何長謙奉命潛入北平，建立情報網，收集了大量有關日軍和敵偽政權的情報，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很大貢獻。解放戰爭期間，他又奉命到南京開展地下工作。他收集到南京解放前國民黨特務機關在南京及其周邊地區安插的潛伏特務的名單，對南京解放后一舉粉碎潛伏的國民黨特務網立了大功。何長謙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國文字，是我們翻譯界的權威。我們翻譯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之間的來往信件、論戰文章和毛主席著作的過程中，他都積極參與，負責定稿，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他在“文革”中被康生點名后，造反派給何長謙編造了“八國特務”的罪名，把他抓進秦城監獄，關押多年，于1974年夏死于獄中，生前沒有能夠看到為自己平反昭雪的公正結論。粉碎“四人幫”后，何長謙的弟弟何長青為其兄寫了申訴材料，我設法將這份申訴材料轉呈給鄧小平同志辦公室。不久獲悉，組織上已為何長謙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決定，并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為何長謙舉行了悼念儀式。何長謙夫人的冤案也得到平反，獲得了自由。

草菅人命的“迫害狂”

有人說，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歡整人。在國外，人們常把他稱為“中國的貝利亞”。康生的“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他要迫害的大體上是兩類人：
第一類，根據政治氣候的變化來整人。后來發展到根據江青的意愿來整人，江青要整誰他就整誰。只要江青說某人是壞人，他就連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證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務。
“文革”前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際問題專家姚臻，從1960年開始就在康生領導下的寫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懇懇，同康生朝夕相處，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有人貼了姚臻的幾張大字報，康生立即把姚臻拋了出來，并污蔑姚臻是彭真“專門派來監視我的特務”。康生又讓他的秘書到中宣部的一個會議上宣布對姚臻的誣陷，把姚臻逼得當天晚上就含冤自殺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有關古今中外“政變經”的講話。康生緊密配合，于1966年7月捕風捉影地大講所謂彭真策劃了“二月兵變”，并說“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致使許多人受到牽連，遭到迫害。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揮“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大搞刑訊逼供，制造偽證，誣陷劉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務”。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寫給江青的信中給劉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大賣國賊、大漢奸”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斷說：“我覺得他這樣早、這樣久地作潛伏的內奸活動，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國主義的特務訓練。”由此可見康生是如何喪心病狂地誣陷、迫害劉少奇同志的。
第二類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細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狹窄，生性多疑。他總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細的人有朝一日會向毛主席告他的狀，揭發他干過的壞事。于是，他一朝大權在握，便對那些和他共過事的、或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鄒大鵬外，還有王世英、李士英、陳剛、趙健民、馮仲云、師哲以及他從前的幾任秘書等人，都遭到他的嚴重迫害。還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軼歐以及曹軼歐的妹妹蘇枚結下恩怨的人，也難逃脫受迫害的命運。我在這里只舉一個有關蘇枚的案例，來說明康生的“迫害狂”已發展到何種地步。
2002年年底，我因患重病肌無力癥在北京醫院住院治療期間，結識了著名的王新德、鄭劍暉等醫學教授。王老曾多次給毛主席看病，主席病重期間一直守護在毛主席病榻邊參加搶救工作。
在同王老以及其他幾位教授閑談中，我獲悉康生在“文革”期間迫害醫務人員的駭人聽聞的事件，這就是所謂的“蘇枚謀害案”。據資料記載，蘇枚是曹軼歐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歷史上曾被捕過。出獄后康生經手給她恢復了黨籍。“文革”初期，正當紅衛兵到處“揪叛徒”時，蘇枚突然服安眠藥自殺。康生、曹軼歐硬說這是“反革命謀殺”，責令公安部門和政法干校追查兇手。1968年1月，康、曹聽說政法干校有人調查蘇枚的歷史問題，又指使謝富治等人，以“謀殺蘇枚的嫌疑”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罪名將該校副校長石磊等七人拘捕，還有五十多人被隔離審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一人，逼瘋四人。
此案為何又牽連到北京醫院的醫務人員呢？據王新德介紹，蘇枚在政法干校突然昏迷后，學校領導打電話給北京醫院值班室，請他們派人來搶救。正在值班的內科大夫顧惜春急忙趕到政法干校，對蘇枚進行搶救，后又把她接回北京醫院急救室，請醫院的專家王新德教授等，繼續進行搶救，經搶救無效身亡。據專家們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藥自殺的可能性。最后經解剖，發現死者的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藥片，確診為服安眠藥中毒。康生見到診斷報告后，蠻不講理地“批示”說：“蘇枚是‘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殺。她胃里的安眠藥片肯定是解剖時放進去的。”并勒令查辦。這一下子，顧惜春大夫等十多名醫務人員竟被捕入獄，無辜坐牢達六年之久。王新德教授由于當時是臨時被邀請去參加會診的專家，會診完說了診斷和治療意見就離開了，這才逃過一劫。
由此案可見康生這個“迫害狂”在“文革”中是如何草菅人命、為所欲為了！

本文摘自《被歷史忽略的歷史》，楊文、裴小敏主編，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