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適:八十歲的回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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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早請示、晚匯報。(網絡截圖)

被釋放回家后

兩個月后,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我被釋放回家了。 出獄回家后,污穢下流的謠傳、加油加醋的誹謗從四面八方向我襲來。我出門買糧、買菜又總有一群孩子在后面跟著跑,簡直讓我受不了。我的孩子們受到的傷害更加使我難以忍受,我曾想我不能活了,我也想倒不如不釋放在監獄里躲一輩子。

我工作單位的好心人們,幫我辦了改換名姓的手續,還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幫我澄清謠傳。跟在我后面跑的孩子們,后來也在學校告訴同學們,再不要欺負我的孩子們了,他們說我是“受蒙蔽的”,這些事情都給了我活下去的勇氣。也有不少認識不認識的人來找我,有高中學生紅一衛一兵找我調查研究,為我們呼吁把平一反公開;有派一出所的警一察來叫我去派一出一所,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拒絕了;也有基層組織的人,來交流情況,XX街道基層組織來了兩位部隊退休的老干部,是夫妻倆。他們講:“那個死了的金姓老頭,是他們街道的居民,他的事兒不僅和總部沒關系,和基層組織也沒有關系,所謂“嚴刑拷打”是根本沒有的事兒,還說當地居民都知道他是和她女兒生氣走的,因為他不滿意他女兒找的那個對象。天哪,事情竟是這樣,難怪那個基層組織的負責人小謝不服氣,一直嚷嚷“不對!”,“不是這么回事”。公布的罪一行全是編一造的謊一言,我久久不能明白為什么要這樣?

但是,我是一個好黨員,是黨的馴一服工具,根本意識不到共一產一黨會站在老百姓的對立面,搞陰一謀、耍手腕,還一個勁兒用黨的思想和語言思考和說話:黨是不會錯的,無一產階一級專政是不會錯的。之所以要這么做,是黨的需要,形勢的需要,要服從黨的利益。當時覺得這樣想法是思想覺悟高,其實是被共一產一黨的黨一文一化桎梏著的可憐蟲。是共一產一黨專制暴政造就的,沒有了自己思想的行尸走肉。
       
被抓鬼的日子

不久,我們都集中在市委機關學習班學習,說是學習其實就是過關和批斗。當時,各級領導都靠邊站了,軍一管組主持工作,軍一管組是由支持左派的部隊組成的。原來市委的部、處編制變成連、排,我們學校是一個排。我在排里很受重視,和靠邊站的領導一樣,要過關,而且過得比較難,對領導,要查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問題,對我這個鬼則是揪出來在大庭廣眾之下好好整治整治。但是揪我什么問題呢?
     
我十八歲進市委機關以后的事情,檔案里都有清楚的記載,他們要求我重點講清楚國民黨時期,在中學時侯我都干過什么事情。中學時候的事情本來我早就都忘了,老天保佑,到了讓我講的時候,事無鉅細我全想起來了,我負責的壁報和發表的主要文章——勞動號子形式的長詩,不分高來不分低,共同勞動、共同收獲、共同富裕的幻想,對學校工人老黃的描述,他最聰明、最能干,能夠担負學校全部水暖、電氣、鈑金、木工,生活卻最艱苦、最孤單;我在同學中教唱的歌——“當黑暗就要過去,而黎明就在遙遠的天邊,我們為什么不歌唱”;以及我參加的地下共一產一黨外一圍組織。

抓不到我什么問題,他們還不肯罷休,“壁報的名字叫什么?”“大一動脈,為什么叫大動脈?”“你是個野心家”。你的個人野心家思想太嚴重,這可不是小問題。不知道怎么搞的,又一下子轉向了我媽媽有文化的事兒,說我媽媽不一般,叫我老實交代我媽媽到底是什么人?走廊里呼啦啦地貼出了好多關于我媽媽有文化的大字報。這個事兒把我嚇壞了,我真怕他們和街道聯起手來,不分青紅皂白,把我媽媽拉出去批斗一頓。媽媽年紀大了,受不了這個。我回家跟媽媽說:“咱們別看書看報了吧,別叫人家知道咱們有文化。咱裝傻吧!”媽媽氣得不行,說:“哪有這個道理?”兩三天悶著沒有說話呢。                      
   
在學習班,小會大會不停地開,過一關的、批一斗的一個接一個,我會怎么樣呢?不知道!我沒有什么問題可揪,可是我的朋友們卻為我担心的了不得。后來知道有人已經布置了要在全體干部大會上,以群眾臨時動議的形式,把我揪上臺去批斗,如果真是那樣,我會被打得半死,因為當時我是臭名遠揚的鬼,有很多誹謗和謠言流傳著,很容易激起民憤。

是在緊要關頭吧, 市委軍一管組組長——那位部隊的老政委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我們排的那個造反隊頭頭跟著在門外隔窗去看了三次,我傻乎乎地什么也不知道,但是老政一委卻自言自語地說:“不到十分鐘來了三次!”,那次我在老政委辦公室,直到下班回家才離開,臨走時老政委對我說:“明天過五一,我就在這兒,不回家,你有事隨時來找我!”     接著我被調離了原來的排,以我情況特殊為理由,讓我參加另外一個,由市委各部組成的小學習班,避開了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的人,直到結束。

過一關暫時結束了!我本來是人,是堂堂正正的人,卻要被當做鬼抓。是把我打成鬼的部隊,又來保護我。部隊的領導明白他們抓的不是反一革一命,可是平反為什么不能公開呢?我想不明白!
         
學習班結束了 ,我被抓鬼的日子,能夠隨著學習班的結束而結束嗎?

學習班結束后,我們被下放到工廠勞動,工廠會怎樣對我?我將遇到什么?我不敢想。 意外的是,在廠軍管組的幫助下,竟讓我在車間辦公室和車間主任一起工作,度過了這段時間。有幾個男工人試圖找我麻煩,我很客氣地請他們到我家做客,并且介紹他們認識了我丈夫。我這樣客氣地、友好地示威之后也就相安無事了。這一段時間,我非常感激黨,常常為黨一工作得忘記了去托兒所接孩子的時間。孩子說:“人家都接走了,我媽媽還不來,我等啊,等啊,等啊,還不來。”那傷害現在還在使她感覺痛,她已經四十多歲了還不能忘記那種痛,只因為媽媽當時心中有太多對黨的感激,媽媽得了一種叫做斯一德哥一爾摩的精神病。  
                 
未完待續


                                                                             


2015-08-23 08:3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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