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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國戰爭勝利之后的國共會談破裂，在經濟學的博弈模型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博弈中的國共雙方都不可能通過單方面的行動來達到利益最大化，必須取決于對方的決策方案，所以這就導致了一個納什均衡中的囚徒困境問題，戰爭就是這種博弈的合理邏輯。

我們先回顧一下國共的談判歷程，談判的背后是博弈雙方實力的較量。在1942年，CCP開出的談判籌碼是要求12個師的軍隊配額，到了1944年大陸交通線戰役前，對國府的談判則增加到16個師的軍隊配額，進而增加到47個師，到后來提出要改組政府，成立聯合政府，籌碼越來越高。而這種籌碼的增長則是以國共雙方實力的消長為背景的。1944年的大陸交通線戰役是個重要的轉折點，在日軍的猛力進攻下，國府全線潰敗，國際地位和本身實力被大幅削弱，而CCP沿著日軍進攻的路線在敵后占據了大片的根據地，實力得到迅猛增長。聯

　　合政府的政治訴求就是在這種力量的消長背景下提出來的。但博弈雙方出現根本性的改變還是由于雅爾塔會議的安排，蘇聯介入東北才開始出現的。蘇聯這個外部變量的突然加入，讓這個系統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因為在之前，雖然CCP占據了大片的敵后根據地，但都是比較分散，沒有連成片，容易被各個擊破，而中國最富裕的地區滿洲此時在蘇聯人手上，對國共來說，誰占有滿洲，誰就拿到了王牌，中國政治生態的納什均衡--囚徒困境就此展開。

　　 抗戰之后，最符合美國利益的就是實現國共和平，走憲政民主之路，所以美國積極斡旋。而蘇聯則要取得雅爾塔分贓利益的最大化，包括東北的經濟利益。國府內部，外交和政治上的談判都是政學系主導，蔣公在想什么呢？估計真實想法是雖然看到國共和平很難實現，但還是盡最大努力去嘗試，否則就不會有政協會議以及在KMT六屆二中全會頂住黨內CC系及其它派系的強烈反彈。KMT六屆二中全會實際上是黨內強硬力量對抗戰勝利后內政外交近一年來的綏靖政策的清算，主要焦點集中在對蘇談判以及修憲問題上。政學系遭到炮轟，

　　蔣公只能以以個人的權威暫時壓制了這撥反彈，當時矛盾之劇烈超出各位想象，蔣公告訴他們，近一年來的內政外交都是由他負責，問他們愿不愿意相信他個人的人格，并進行表決，如此才將風波平息下去。

　　 其實修憲問題倒在其次，最大的麻煩就是和蘇聯的談判，焦點就是東北主權接收問題和蘇聯的撤軍問題。雖然在抗戰勝利前夕簽訂了中蘇條約，但對東北的主權接收和撤軍問題并沒有詳細的技術規劃，這是一大失敗。所以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給國府制造很大的障礙，扶持相關組織進入東北。后面蘇方要求將在東北的日資企業等經濟資源，包括礦山，要求和中國共同管理。這一要求嚴重損害了中國的經濟利益，而且超出了中蘇條約的內容，國府沒有同意，一直據理力爭，在與蘇聯關于東北的經濟問題上始終堅持要求國府取得東北

　　主權后再談其他，對斯大林這種厚黑高手，肯定不可能蒙騙過去，由于蘇方利益沒有得到滿足，于是東北的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蘇方便在東北問題上盡可能的給予相關組織方便來壓制國府。導致國府的軍事力量在東北的布局一直很被動，而相關組織在短短的時間之內，軍事力量迅猛增長，為后來國府的軍事失敗埋下伏筆。蘇軍撤走后的東北，相關組織兵強馬壯，占據了滿洲各大戰略要地，國軍處地非常艱難。

　　 當時國府內部有一部分人對美國的期望很高，想借助美國與蘇聯對抗，在這個問題上，政學系的人腦子很清楚，美國大抵是口惠而實不至，如果真和蘇聯鬧翻，那么國府將單獨面對蘇聯和相關組織的進攻，美國是絕不會給予實質性的援助的。所以在民國38年前，國府一直和蘇聯保持最后的一點臉皮沒有撕破。

　　 事后來看，抗戰勝利后，讓美國參與斡旋是臭棋。在這點上，陳立夫倒是看的很清楚，當時國內政治矛盾的關鍵問題還是在與蘇聯的談判上。相關組織只是他們的手中的棋，而和蘇聯的談判無非就是怎么一個出讓國家利益，滿足蘇聯的貪婪欲望。蘇聯的貪欲得到滿足，那么滿洲問題就好解決。當時的國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蘇聯要攫取滿洲的利益必須和國府打交道，畢竟當時斯大林不可能預料到相關組織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內能取得勝利。從斯大林的行事風格來看，只要他們本國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相關組織的利益是可以犧牲的，這是解決問題的關鍵。美國的參與國共斡旋沒有任何的積極作用，反而還制約了國府的一系列戰略計劃，國共之間的矛盾基本上屬于不可調和之狀態，所以調解成功的可能性太小，而一旦失敗，美國將把和談失敗的原因怪罪到國府頭上。

　　 細節決定成敗，東北是關鍵，而東北取得與否又直接和蘇聯有主要的關系。在當時那種惡劣的條件下，國府其實只有兩種選擇，要么干脆放棄東北，守住山海關，要么干脆答應蘇聯的要求，換取國府在東北政治上軍事上的主動權。可惜進退兩難之間，國府反而不知道如何選擇，由于戰后對蘇關系的處置失誤，導致與蘇聯接壤的滿洲成為CCP的革命根據地，國共雙方的力量對比基本處于平衡狀態，實力均衡，囚徒困境就此形成。

　　 1946年的歷史死結就在這里，CCP占據滿洲，在蘇聯的支持下根本性的扭轉了以前雙方力量不對稱的不利局面，實現了國共力量的平衡。至少在當時來看雙方都不可能通過單方面的行動來達到利益的最大化，必須取決于對方的決策，這就是當時的囚徒困境。在阿克斯羅德后來發展的重復博弈模型中發現，信任并不是合作的真正基礎，而是取決于這種合作的條件是否成熟，如果合作的條件成熟，即使敵對的雙方也可以達到合作，在這個重復博弈的模型里，針鋒相對的決策方案是所有方案中的最優，我們回到國共博弈中的這個問題上，現在回過頭看，當時合作的條件其實是根本不成熟的，憲政法統與共產主義法統是根本不相容的兩個法統，更要命的是，在時間的維度上也沒有緩沖余地，對國府來講，必須盡快恢復國家的交通，恢復秩序，無論是和談還是戰爭都必須盡快解決。對國共雙方而言，最優的戰略就是彼此都采取針鋒相對的方案，戰爭并不是雙方的最初意圖。但這種針鋒相對的方案導出的邏輯結果就是雙方都是不宣而戰。戰火越燒越大，最后內戰全面爆發。那么為什么在1937年能取得合作呢？這是因為1937年的國共博弈不是一種納什均衡狀態，因為兩者的力量完全是不對稱的，KMT完全可以通過單方面的行動來達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雙方的力量懸殊過大，而強大力量的那一方又愿意犧牲自己的最大化利益，作出寬容和退讓，所以可以達成一個合作的脆弱均衡。但這種合作方案，從經濟學的理性角度看，KMT顯然是不理性的。

　　那么1946年這個歷史死結又怎么解開？從博弈論的角度看，只有走出納什均衡狀態，也就是雙方力量的不對稱，和平才有可能。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蔣公及政學系能頂住黨內強硬力量的反彈，在東北的經濟利益上對蘇方作出大的讓步，換取蘇聯對相關組織在東北的扶持最小化，那么國府在東北的軍事布局將有利得多，從而贏得戰略上的主動權，保持對CCP的力量絕對優勢，和平才會有可能。畢竟國府提出了憲政的解決方案，47憲法版本98%來自政協憲草，而政協憲草，CCP和KMT是最重要的主角。也就是47憲法的98%，都是CP參與制定的。另外改動的2%都是一些微調，不細心的話根本看不出，對憲法本身結構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因此CCP完全有資格可以這么說，47憲法他們有45%的功勞，KMT占45%，民盟10%。至于后來反對這部憲法，并不是憲法本身的原因，而是在其它一些政治談判問題沒有解決的情況下，CCP認為沒有經過他們同意，蔣單方面召開國大，是非法的，不符合程序的，所以全部反對。談判的背后是博弈雙方實力的較量，設若當時國共雙方的力量比較懸殊，這么一個憲政的解決方案當會為CCP所接受。雖然CCP一直堅持的是共產主義法統，對憲政也是半心半意的，即使有，也可能只是作為一個過度的平臺，當然我這么說并沒有指責的意思，當時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也是走的憲政體制也就是議會制，通過議會制來實現他們的社會主義理想，所以CCP即使只是把憲政作為一個憲政平臺，也有可能因為納入到常態政治軌道，最終實現轉型走向社會民主主義也不是不可能的。

網載 2017-05-14 04:5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