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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六中全會昨日閉幕，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有分析認為，這是自2007年十七大以來首次將“文化命題”作為中央全會的議題；也是繼1996年十四屆六中全會討論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設問題之后，中共決策層再一次集中探討文化課題，其戰略部署和政治意義備受關注。
文化，文明，這樣的字眼可以說從未遠離人們的口頭與筆端，中國人對于文化崛起的向往與追求，不亞于其在經濟、政治領域的情懷。文以載道，文化從來都被寄托了更深更遠的圖騰意義。尤其是植根于改革開放這三十多年的言說背景中，在經濟改革遭遇瓶頸、亟須尋找突圍路徑之時，驀然回首，文化領域所經歷和遭遇的種種，會否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思路拓展？即便是以慣常的解釋邏輯觀之，經濟崛起并且試圖維持這種崛起的過程中，文化領域的作為將不僅僅是輔助的佐證，必須扮演相輔相成的角色。
此次會議高規格、密集討論文化體制改革，之所以被外界寄予頗多期待，乃源于人們對公共議題設置的一般邏輯自有其掌故，執政高層對于文化領域發展長期滯后的認知，從一定程度上將主導并決定文化體制改革的縱深剖面。但其實這一現象本身就折射著文化體制長期以來的制度病灶——— 在經濟領域早已被認清的某些計劃式管理模式和思路，一直以來都并未從文化領域退場，而且還在某些時候被進一步固化和加強。即便是呼之欲出的文化體制改革序幕，人們也還是習慣由行政的力量出面拉開，起碼定個調子。長期束縛和壓抑文化事業發展的那一套陳舊的管理機制，是到了改一改的時候，而且是大改，這份廟堂與江湖的難得共識將作為改革的邏輯起點。在此言說基礎之上的自然展開，便更容易觸及并尋到文化生發與再造的核心要義。
將文化體制改革進行文件單列呈現，有別于以往綜合報告簡單而固定的篇幅，人們當然希望能從新文本中讀出更多實際的指向。但龐雜而具體的文化事業，即便是在集中表述的文件中，依然無法做到事無巨細。文化改革究竟怎么改？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革除那些長期束縛文化事業大發展的制度羈絆，將陳舊的管理思路與管理方式進行大刀闊斧的剔除。毋庸諱言，長期以來，文化事業的發展跟不上經濟改革的步子，所需要直面的也恰是管理體制的問題。《公報》言辭明確地表示要“加快構建有利于文化發展的體制和機制”，便從一個側面說明，目前在文化領域運轉的體制機制存在不利于文化發展的弊病，而且要改就必須講求速度，“改革在與時間賽跑”的問題不會獨獨遺漏文化層面。
需要特別厘清或者研判的一組概念在于，于文化而言，究竟是該更多側重人為建設，還是更多偏向自我的生發。我們認為，只有自由生發而產生出的文化，才具備足夠頑強的生命力，甚至是起碼的存在價值。人們在建設層面的努力所能夠給予的，必須限制在環境培育與土壤優化的范疇之內，這也是改革管理思路與模式的題中之義。該管什么，絕不管什么，不是簡單的權限爭奪，它將涉及文化發展的路徑選擇。也只有在這一過程中，才能真正體會“更大程度發揮市場在文化資源和要素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內在所指。
文化體制的改革，絕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必須依托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同步推進。盡量避免并最終告別行政權柄對文化內容的越界干涉，要把文化體制改革根植于社會管理創新的范疇中，改變并最終告別“大政府、小社會”的舊有治理格局。更多地把辨別和選擇的權利交還給民眾，在多元文化自由發展的前提之下，相信每一個人所具備的基本判斷能力，并要學會尊重這些判斷。
《公報》中說，文化引領時代風氣之先，是最需要創新的領域。正是因為這一點，才尤其需要在文化領域倡導并最終建立“寬厚、寬容和寬松”的管理思路，充分發揮市場在其間的配置作用。革除舊有弊病的前提是有勇氣與現有利益進行切割，將文化資源的整合與運作交還給有志于此的所有平等主體。有遠見的改革，一定包含著對新生事物的寬容與寬厚，臉譜化地唱衰從來都無助于發展中的改變，這無須反復申明，因為它本就是常識。大刀闊斧地推開文化體制改革，就意味著不僅要補欠賬，而且要有勇氣推陳出新、先走一步，為其他領域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探索路徑、積累經驗。

南都社論 2011-10-27 06: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