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微信讀完《一個戴灰帽子的人》 “文革”前夕，一位右派分子的迷失

簡體傳統

文/新京報記者吳亞順

邵燕祥稱自己近來忙于“過日子”。這“日子”或許不限于眼前，還包括過往歲月——對于一個已屆八十高齡的老人來說，后者可能更為緊要。

新作《一個戴灰帽子的人》，記錄了邵燕祥從1960年至1965年六年的“右派”歲月。“比起那些已經過世，或年已七老八十而大半生喪失了一切公民權利的’同案’，我不但可謂不幸中之幸者，甚至可以說簡直在享受著被照顧的優遇了。——我這么多年做了些什么，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序言里，邵燕祥慨嘆道。

1960至1961年

饑荒陰影下，官僚大吃大喝

邵燕祥被摘掉“右派帽子”，在十月的秋風里，從勞動改造的農場，回到了北京。共和國“十周年大慶”剛過，他感受到的卻是靜——“出奇的安靜、平靜甚至寧靜”。他回到原單位中央臺工作，不同于公共場所的冷寂，機關里涌動著“反右傾”的熱潮。

1960年，邵燕祥被叫到說唱團幫忙，主要幫助相聲組記錄傳統相聲。在這里，他把故事改編成相聲，搜集資料，出過不少主意，如今回憶起來，感覺“亂紛紛”。

這一年，大饑荒的陰影已經顯現。上半年，邵燕祥在廣播學院上輔導課，從十一點起，站在講臺上兩腿就發抖，直到下課鈴響。為了補充機關食堂蔬菜的不足，不得不去“生產基地”種菜，邵燕祥甚至在大家的提議下寫了《種菜突擊隊之歌》，譜曲后，每天唱著這支歌下地。

有了“生產基地”，小官僚們時常飛車來去，以視察農場為名，直接去開小灶，大吃大喝。邵燕祥不能容忍這一類事情，他寫信給機關領導，反映這一情況。得到回復，其中說：“此風確不可長。當時我對他們說了，看來還要作進一步的規定。”

同年冬，邵燕祥的夫人謝文秀已懷孕半年多，想補充些營養，兩人商量后決定下一次館子。像去偷嘴，他們乘公交車西行，到公主墳下車，找一家小店，悄悄坐下，買了飯菜，一聲不語悶頭吃。

這一次奢侈的舉動，讓他們覺得對不起父母，而沒有了解到“幾億衣食父母的農民正在大饑荒中忍受折磨”。當時，他們以為農村比城里強得多，理由是農民不但有自留地，利用宅旁園地蒔弄些瓜菜，更為方便、得心應手。

“可悲并可詛咒的，是我和相當大批的城里人，竟享受著城鄉二元化的蔭庇，同時又受報喜不報憂的輿論蒙蔽，長期對這樣悲慘的實況幾乎一無所知，因而仿佛毫無心肝地茍活著。”半個世紀以后，邵燕祥寫道：“作為這樣幸存的生者，什么時候想起來，都感到無地自容。”

1961年，饑荒陰云依然籠罩。物質需求之外，邵燕祥不失精神追求，用工資訂閱了《文藝報》、《人民文學》、《世界文學》、《文學評論》等報刊。也是在這一年，政府把一船從國外買來救急的度荒糧食，因為阿爾巴尼亞的求助，而在海上改道，全部、直接送給了這個“戰友國家”。

▲邵燕祥與夫人謝文秀（紀紅攝）

1962至1963年

不時在山水市井間游走

1962年，光景好過前一年，用不著七八塊錢買一斤雞蛋了——那時，一個普通工人的月工資不過三十來塊錢。這時候，學者似乎也有了閑情，與《紅樓夢》有關的活動、展覽、節目不斷涌現。

一件好事落到邵燕祥身上。內蒙古自治區紀念成吉思汗誕生八百周年，文化界組團前往祝賀，其中包括邵燕祥。他們去鳴沙山，在沙上滑行，邵燕祥悄悄寫了一首七言古詩，以為是此行最大的收獲。此后，去青冢吊王昭君，去包頭拜五當召，“從旅行的角度看，真的不虛此行”。

從內蒙古回來不久，9月，邵燕祥被派往南京，本來是去某部隊文工團“取經”，卻成了訪古之游。坐在清涼山一塊石頭上，秋風拂面，一只蝴蝶飛到眼前，一起一落，邵燕祥得句“一蝶如葉墜秋風”。“真是多年難得的閑情了。”他寫道。

哥哥燕平定居南京十五年。在飯館，他給邵燕祥點了條魚，自己不動筷子，只是看著弟弟吃。在這魚米之鄉，大饑荒的痕跡雖然并不明顯，但余悸猶存。不過，此時，在邵燕祥眼里，“江山還是美好的”，“人生還是美好的”。

煩惱亦不斷。1963年新春，邵燕祥沒想到自己會成為單位的新聞人物。唐弢在《文學評論》雜志上發表《關于題材》一文，批評邵燕祥的作品《小鬧鬧》為“煩瑣的家務事和卑微的兒女情相結合的典型”。此外，還有數篇涉及《小鬧鬧》的批評文章。不過，只是在業內流轉，并沒有引起多大的社會反響。

當年夏天，瞿希賢譜曲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傳唱全國。這首歌震撼了邵燕祥的心，激發他創作的沖動，寫了一首歌詞，寄給瞿希賢。她回信說，因為已經寫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想重復同一主題了。這樣的回復，贏得了邵燕祥的尊敬，更讓他尊敬的是瞿希賢晚年的反思。她對一位作曲家說過，看到一個材料，才知道大躍進年代中國餓死了很多人。當時，她在甘肅“引洮（河水）上山”工地上，應縣領導之請寫了歌，這支歌當即唱響工地，后來知道工程整個癱瘓，當地死了不少人。

“我寫了不止一首為大躍進鼓勁的歌，心中有一種負罪感。”多年后，瞿希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