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我們不能再欺騙后人了

簡體傳統

| 編者按：“我們曾經被欺騙，我們也曾經互相欺騙。我們不能再欺騙后人了。” 詩人、作家邵燕祥在新作《一個戴灰帽子的人》中如此大聲疾呼。在這本書中，他以真誠、樸實的筆觸回憶了自己1960年至1965年六年的“右派”時光。時光之說法，放在此處，有浪漫化嫌疑，因為邵燕祥筆下的人事，苦澀、荒誕而悲涼，在烏云壓城般的時代背景中，具有不可承受之重。|

▲邵燕祥（秦穎攝）

文/新京報記者吳亞順

“有沒有一些問題，你曾苦苦尋求答案，現在覺得答案無關緊要？”

“因為有些答案，已經變成常識。過去誰敢懷疑？”

“這是進步嗎？”

“當然是進步。但是，這些進步只是觀念的改變，還未對整個社會體制產生足夠大的影響。因此，進步并不大，卻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說完，詩人邵燕祥沉默了一會。他的新作《一個戴灰帽子的人》出版面世，回顧了1960年至1965年六年“右派”歲月。訪問時，他語調舒緩，直至談及時下的話題“魯獎”，才更為暢快，笑聲也多了起來。

關于“右派”

下放勞改是條“出路”

▲1958年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勞改前，邵燕祥到船板胡同看父母，在北屋門前留影。

新京報：你一直這么樂呵呵地。我看你的照片，1958年3月，“右派”定案后，下放勞改前，去看望父母，門前留影時還呵呵笑。不過，寫《沉船》時，說自己“死在1958”。

邵燕祥：哈哈。1958年，我“落入另冊”，在當時歷史環境下，看不到光明的前途，而我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夠不懷著積極、負疚的心理去面對。不管怎么樣，我得盡我所能解除他們的担憂——對老人尤其是這樣。我記得，我給一些朋友寫了斷絕聯系的相當于最后的書信，同時給我的妹妹寫了一封長信——我怕她沒有精神準備，實際上，她也是沒有精神準備。另外，對我的母親也要做一些準備。母親很担心我，但是她沒有表示出來。我簽了字，即將下放勞動，我覺得這對我是一個很好的出路——按照要求去“改造思想”，那時候經常提脫胎換骨、重新做人。我讓母親也相信，不管是狹窄的出路，還是寬廣的出路，我能夠一直走下去，不要担心。

你說的那張照片可能是我妹妹拍的，母親很可能在邊上看著。很多人也有你這樣的想法：怎么回事？按照一般的邏輯，這時候應當是滿面愁云，怎么還笑得很燦爛？我想……就好像賈寶玉丟了通靈寶玉以后，人變傻了，老是傻笑。像丟了魂，我傻笑還是可以的。

實際上，理智地看，人的表情既不是完全聽命于理智，也不是完全是情感的作用，比較復雜。可以應證的是老作家汪曾祺，他劃“右派”那天，回到家里，很平淡地對夫人笑了一笑說：“劃右派了。”他也是笑了笑，很自然。他比我大13歲，后來他寫文章，說有精神準備，采取的是隨遇而安的態度。我……很難說是隨遇而安，恐怕更嚴重點，應該說是“逆來順受”吧。因為，我無力改變自己的命運。

新京報：你把下放當成了命運的一條出路？

邵燕祥：對呀。不但是出路，還是逃離原來的機關單位廣播局的一個很好的解脫。我在那兒工作、生活了七八年，各方面人事都不錯，但是忽然而來的一場政治風暴，對人際關系產生了強制性的改變。對這一點，我沒有精神準備。打擊和孤立右派是當時的統一政策，落實到每個人身上，不僅要打擊你，孤立你也變成了常態。這么一來，平常很親近的同事，無所不談，笑語頻頻，忽然變了臉了，個別的人見面道路以目，用眼神打個招呼，一般避而遠之。這種氣氛，你們不妨試一下，比監禁還厲害，是一種精神虐殺。所以我想，下鄉勞動，換換環境吧。

關于獨立思考

從歌頌轉至批評有個過程

新京報：從你個人的寫作來看，最初是歌頌建設，1956年前后開始批評社會。這種轉變是如何發生的？

邵燕祥：這個說起來話長。我并不是簡單地從歌頌建設轉到批評社會的陰暗面，有一個過程。當時，《文藝報》有兩篇專論，一篇是郭小川寫的，歡呼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進，另外一篇是當時還不是很知名的張春橋寫的，意思大概是要打破一切常規。從我來說，我一直積極配合，寫政治詩，因此，我覺得，當前的任務，一方面繼續歌頌光明面，同時用另外一只眼睛看，要有所批評。這個批評，著眼點主要是生活中遇到的官僚主義的現象等，完全符合最高層的政治口徑。比如，我在《北京日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用一個普通青年工人的口吻來質問工廠的經理，說我們的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到了你那兒，都被壓制了；你成天講這個講那個，唯獨不講講自己的官僚主義等。再比如，馬雅可夫斯基寫過一首詩，叫《給初學拍馬者的指南》，我讀了后覺得很有興趣，也在生活中看到不少鉆營拍馬的惡劣的表現，所以套用他的路子，寫了一首《拍馬須知》。

后來，我的恩師、《詩刊》老主編嚴辰看到了這些詩歌，溫和地暗示我：“我勸你不要寫諷刺詩了，還是按照原來的路子，寫抒情詩。”我當時并沒有深刻體會他的用心，即使體會到，也晚了，在此之前已經發表了一些批評性的作品。

新京報：這些批評中是否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邵燕祥：應當說是有一定的獨立思考。我沒有把批評的矛頭指向高層，而是認為這些現象是各級干部官僚化的結果，所以，我那時一個基本的心態，認為我們最大的陰暗面就是共產黨人、干部的官僚化、特權化。當時，我看得比較淺。我缺少實際生活的閱歷和經驗，也不懂政治，支持我的信念和熱情的是一種理想主義——相信黨綱黨章，相信人的修養——這種理想主義是最后我們提出批評的一個有力的后盾。

新京報：什么時候，你完全獨立思考，是寫“別了”一書之后？

邵燕祥：那是很晚以后的事情。我經歷了思想改造，思想還是在“體制內”，不但如此，還很堅定地相信自己是一個革命者——這樣一個信念，成為我在自尊被踐踏、權利被剝奪的長時間里的精神支柱。我不知道別人怎么樣，我是靠這個信念，度過了一個右派二十多年的時間。

關于“魯獎”

沒投周嘯天，表現評委鑒賞力

新京報：你寫舊體詩，得過魯迅文學獎，談一個時下的話題，你覺得，魯迅精神和“魯獎”相契合嗎？

邵燕祥：我得過首屆魯迅文學獎。那時就有問題了，問題在明處，有人找了個贊助，他的一個雜文集，不但得了獎，還列在首位，相當于現在的“滿票”。當時，有些年輕人寫過文章諷刺，但那時網絡不發達，大家一笑就過去了。當然，魯迅被人盜名，來干違反魯迅精神的事兒，不自此開始，“文革”就有盜用他的名義“打落水狗”的論調。

新京報：你知道“滿票”的事？

邵燕祥：我從《文藝報》看到，有的類別有11票滿票，大概可以相信，有的類別有幾位得零票，這有點奇怪，怎么就統一了思想？你看，周嘯天得了9票，不是滿票，李小雨、林雪沒有投票，至少她們表現了對詩歌的起碼的鑒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