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歸》第序章：烽火照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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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序章：烽火照京都

北平的7月，酷暑已經來臨。
每到這個煙雨飄渺，蛙語蟬鳴的時節，總有一些城里城外的老漢提了鳥籠，或托一把無邊無沿加無嘴的“三無”茶壺，三三兩兩地聚集到胡同口或馬路邊一棵槐樹下，不時摸兩把落到頭上的槐蠶，拖著圓滑的京腔，議論起多少年之前，哪朝皇上娶了幾打妃子，自己的祖上哪朝哪代曾榮幸地伺候過哪位宮中太監大總管等等。談到得意處，肩膀上那個呈兔子扒了皮一樣溫熱的紫紅色肉球，越發晃動搖擺得厲害。原本滿臉蛛網狀的皺溝，因塞了過多辨不清來路的塵沙污垢，在汗水沖刷浸泡下，如同烏龜殼上的甲骨文于撲朔迷離中，以快速程序不住地變換重組。隨著下部呈元寶狀勢如蛙形的嘴巴一張一合上下劇烈起伏，龜殼上每一個四仰八叉的字符神咒里，都透著“天下一切人等無足懼者”的傲然神氣。受這股邪乎得令人費解的世風熏染，紅墻黃瓦映照下的古城沉浸在一派浮華、平和、溫馨外加迷迷糊糊勃起、狂歡、天馬行空的大夢之中。
1937年的7月，與往昔大為不同，看上去平靜無波的古城，蕩動著沉悶、壓抑、神秘并伴有一點腐霉的氣息，一種不祥的預兆，隨著行色匆匆的人流和不時從墻上飛竄而過的貍貓幽靈般的身影，于潮濕酷熱伴有火藥味的空氣中飄動游蕩。往日提著茶壺在大樹下談天說地的土著們，不再談論貍貓換太子與慈禧老佛爺出殯時棺槨里填置了三斗四升烏龍珍珠的豪華氣派，而是相互得意地吹噓炫耀著自家的老三或是小五兒，已成為日本駐屯軍司令官毛驢太君手下的翻譯官，或是專門服侍小犬純一郎穿衣洗澡的著名貼身侍衛與端茶送飯的小二兒。期間不時夾雜著一些探詢性質的討論，一旦北平城淪陷，自己將何去何從？
是時，駐扎在北平郊外西南部豐臺、長辛店一帶的日本軍隊，頂著火辣辣的烈日，于塵土飛揚中操槍弄炮頻繁調動演習，不時對天空或宛平城厚實的城墻胡亂放幾聲冷槍，借以向中國守軍和民眾顯示大日本皇軍的強大無敵。永定河畔，馬隊奔騰，刀槍顯耀，日軍官兵滿布血絲的眼睛透著　人的光。即使是一名非職業軍人，也感覺到這股從大海那邊侵襲而來的武裝力量暗藏的銳鋒邪氣已形成了不可遏止的旋風，大樹梢頭響起了民族危難的呼哨。北平城內，極度緊張敏感的二十九軍副軍長兼北平市市長秦德純，已嗅出對方陣營內暗含殺氣與飛揚飄蕩著的血腥氣味，同時清晰地意識到“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圖，已成彎弓待發之勢”[1]，必須予以防范。于是，這位駐守北平的最高長官，在緊急下令盧溝橋守軍加強警惕和堅守陣地的同時，在一個溽熱的下午，邀請北平教育文化界名流大腕胡適、梅貽琦、傅斯年、張懷九等20余人至市政府大廳出席會議，報告平津局勢，共商御侮圖存大計。
按秦德純在報告中所言，當今北平乃至整個華北局勢，如同一個巨大的火藥筒點燃了引線，煙霧升騰，火星四濺，天崩地裂的時刻就要到來。
胡適等尚以憂國憂民自命的群儒大賢聞此兇訊，無不驚駭。于是，會議在憂憤、激昂、悲壯、失望與希望，甚至激烈的爭吵中，一直持續到夜間十點多鐘方才散去。
秦德純不幸言中，此次會議散罷不到兩個鐘點，巨大的火藥筒在北平郊外沉沉的墨色中轟然爆響了。
這是一個注定寫入中國乃至世界戰爭史的忌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經過長期密謀策劃，終于采取占領平津，繼而征服整個華北和中國的侵略行動。是日夜，早已占領北平市郊宛平城外的日本軍隊，以走失一名士兵為由，強行進入宛平城搜查。在遭到拒絕后，日軍突然向盧溝橋龍王廟中國守軍發起進攻，繼之炮轟宛平城。中國守軍第二十九軍馮治安師何基灃旅吉星文團奮起抵抗，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由此開始，中國軍民八年抗戰序幕隨之拉開。
駐守在華北地區的二十九軍，其老班底是一代軍閥大佬馮玉祥旗下的西北軍舊部。這支軍隊的興起與演變，具有強烈的時代特色，其興亡存續與翻云覆雨的經過，更是深深地打上了清末民初戰亂時期軍閥們相互傾扎、暗算、合縱連橫的烙印。
1928年夏，以蔣介石為總指揮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相繼占領平津，定鼎中原。6月20日，奉系軍閥張作霖兒子張學良在沈陽老巢承襲父職，自任奉天軍總司令。7月1日，張學良通電南京國民黨政府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何應欽等軍事巨頭，表示愿意用和平手段統一全國。自此，中國軍閥折騰了幾十年的相互攻戰防守、腰斬開膛、砍頭剁腳、水煮油烹的大混戰暫告一段落。
1930年，剛剛在名義上取得統一的中華大地，又爆發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中央軍與馮玉祥、閻錫山兩個地方割據軍閥聯軍對決的中原大戰——這是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大混戰之一，共有130萬人參戰。交戰之初，雙方勢均力敵，互有勝負。就在彼此打得難分難解，成一團麻花時，蹲在白山黑水間的奉系軍閥張學良，在蔣介石夫人、絕色美人宋美齡親往其密所搖動三寸香舌和施展周身招數連番規勸、蠱惑、利誘下，張氏原本因吸食大麻而蔫兒巴唧的身子骨兒，如同每日注射的杜冷丁藥力發作，突然“稀里咔嚓”響了起來，屁股開始由發熱到發燙，隨著脈管血液奔流竄騰，密布的毛孔迅速擴張炸裂，細黃的汗毛如同霜打毛草在苦寒的夕陽中根根直豎。陣陣香風吹拂中，張學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澎湃如濤的激情，在蔣介石與閻、馮聯軍雙方死傷達到30余萬眾仍難決勝負的關鍵時刻，突然“嗷”叫一聲蹦跳而起，于宋美齡放情的大笑與秋波含情的迷人眼神幻影中，抽刀拔劍，親率20萬東北軍攜槍架炮以虎狼之勢入關助蔣。
“東北虎”突然竄入關內，大戰正酣的馮、閻等群狼組成的地方聯軍土崩瓦解，紛紛作鳥獸散。閻錫山扔下殘兵敗將獨自躲到天津租界一個暗室不再露頭，馮玉祥統率的號稱42萬西北軍四散逃亡。原西北軍名將吉鴻昌、韓復榘、梁冠英、焦文典、葛運隆、孫連仲等相繼率部投蔣；龐炳勛、孫殿英、劉春榮等土匪出身的將領率部脫離馮玉祥，自謀生路。約萬余殘渣余孽在宋哲元、張自忠、劉汝明、孫良誠、秦德純、馮治安等人的帶領下，于慌亂中自河南之境渡過黃河，退入晉南一隅之地苦苦掙扎，企圖死里求生。
1930年底，因助蔣有功而榮升中華民國海陸空軍副總司令，在北平設置行營，全權掌控東北軍政、兼理整個華北地區軍務的張學良，挾“東北虎”的凌厲威勢，根據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決議，對西北軍殘兵敗將進行捕獲收編。1931年1月，原西北軍殘部被改編為東北邊防軍第三軍，6月改為名義上隸屬于南京中央政府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由馮玉祥旗下所謂的“五虎上將”之一宋哲元（字明軒）任軍長，轄馮治安、張自忠兩個師，駐防山西正太路一帶。
晉東南原為山西軍閥閻錫山經營多年的老巢，二十九軍駐防此地自是處于寄人籬下的地位，軍費稀薄，官兵衣衫襤褸，形同乞丐，其狀凄凄，慘不忍睹。處在夾縫中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宋哲元與二十九軍將士于饑寒交迫加白眼中，做夢都想得到一塊屬于自己的地盤兒，以便東山再起。
機會終于來了。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不抵抗將軍”張學良統率的東北軍未放一槍退守關內，東三省淪陷。整個西北、華北局勢立刻變得嚴峻起來。出于多方面考慮，1932年8月，國民黨中央行政院會議任命宋哲元為察哈爾省主席兼二十九軍軍長，所屬部隊隨之向西北一帶轉移。未久，其軍隊擴編為三個師轄八個旅。察哈爾雖僅轄16縣，地狹人稀，天荒地老，但畢竟是個落腳之地，也是命懸一線的二十九軍死里求生的唯一依托。1933年2月，二十九軍被調往北平以東的通縣、三河、薊縣一帶駐防，未久，奉命參加著名的長城喜峰口、羅文峪抗戰，有效地狙擊了日軍侵略，受到中國人民的廣泛贊譽，名震一時。
1935年6月，迫于日本的強大壓力，著名的《何梅協定》簽定，蔣系中央軍關麟征、黃杰等部撤出平津地區。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壓下，具有半獨立性質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二十九軍經過一陣左右搖擺，瞅準了這個千載難逢的發展縫隙，宋哲元趁機坐大，一身兼任二十九軍軍長、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等三項要職，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市一切政務、軍務，統歸宋哲元一人節制。
借了亂世風云的契機，得到冀、察、平津政權，今非昔比的宋哲元，同樣深知“槍桿子里出政權”的硬道理，開始利用地方財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關稅、鹽稅、統稅、鐵路交通稅等錢財，打著準備抗戰的幌子，以各種名目大肆擴軍，并通過種種理由和方式向國外購買軍火。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其部下已有4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兩個保安旅、一個獨立旅、一個特務旅，共五師四旅的兵力，部別番號分別是：
馮治安三十七師（駐防北平西苑、盧溝橋一帶）；
張自忠三十八師（駐防天津附近韓柳墅、小站、廊坊、馬廠和大沽各地）；
趙登禹一三二師（駐防南苑團河、河北省任丘、河間一帶）；
劉汝明一四三師（駐張家口、宣化、懷來一帶）；
鄭大章騎兵第九師（師部和騎兵一團駐南苑，其余兩團駐固安、易縣等地）；
孫玉田特務旅（駐南苑，以一團在城內）；
石友三部兩個保安旅（翼東一帶，河北保定一線）。
另外有直屬軍事教導團，冀、察、天津保安隊，總兵力達到了10余萬眾。
二十九軍所屬部隊分別駐守冀、察兩省與平、津兩市，各地區的省市最高行政長官亦分別由駐軍首領兼任，其情形為：馮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劉汝明兼任察哈爾省主席；張自忠兼任天津市市長（蕭振灜離職后由張兼任），加上原已任命的宋之嫡系、二十九軍副軍長秦德純為北平市市長，冀察二省與平津二市完全成了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的天下，并復現以前軍閥割據局面。
以蔣介石為首腦的南京中央政府，對這塊具有特殊性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半獨立地盤上的一切軍政事務，已無力直接控制指揮。而自認為羽翼豐滿，不可一世的宋哲元在截留稅收、白銀南運、故宮寶物南遷等一系列關乎國家民族大是大非問題上，更是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雙方矛盾加劇。日本人瞅準機會，借以操控宋哲元并不斷向其施壓，企圖將其變成一個受日本人指使的傀儡政權，日本外務省在《對華北新政權方針》一文中，直呼冀察政務委員會為“宋哲元政權”。[2]對此，蔣介石曾對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慨嘆道：“我們只能希望宋哲元等幾個人聽命令，并不能命令他們。”其痛苦、憤恨、無奈之狀溢于言表。也正是這種非驢非馬非騾子的四不像局面的形成，為后來平津乃至整個華北地區危急與淪陷埋下了禍端。
盧溝橋事變之前，宋哲元為躲避日本人的糾纏，正貓在山東樂陵縣老家為死去的父親挖坑修墓，一切軍政事務全部交付駐平的馮治安與秦德純辦理。當宛平城槍聲響起時，秦德純以職業軍人特有的干練與魄力，當即于二十九軍司令部電令長辛店守軍何基灃旅二一九團團長吉星文率官兵奮起抵抗，并有“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人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斗，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3]等悲壯之語。吉星文得令后率部死打硬拼，給日軍以痛擊。
7月8日晨，秦德純打電話到廬山，向正在牯嶺召開會議的中國軍政最高統帥蔣介石，報告事變經過以及北平面臨的危急情形。蔣介石聞訊，大驚，繼而對日軍制造這一事變的真實意圖，以及中國將如何采取應對策略，作了反復思考與細致推敲，其焦慮、矛盾、痛苦、猶豫之神情，從蔣氏本人當天的日記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盧溝橋挑釁，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二，與宋哲元為難乎？使華北獨立乎？三，決心應戰，此其時乎？”[4]
此時，中國的形勢是，包括熱河在內的東北四省已經淪亡于日寇之手。就在七七盧溝橋事變一年半以前，日本又迫使中國政府承認“滿洲國”和華北特殊化，這就意味著平津地區成為中國北方抵制日寇最前沿的堡壘，若平津失陷，整個華北將不可收拾。因而，經過反復思索權衡，蔣介石認為對方此次明火執仗的行動，絕非往日任何一次軍事爭端與挑釁能與之相比，華北大難臨頭，中國政府和軍隊很難再有退路，非戰即降，非死即活，有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時刻到來了。
面對危局，蔣介石采取外交斡旋與不惜開打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思想。一方面命令外交部部長、資深外交家王寵惠向日本駐華大使提出嚴重口頭和書面抗議，要求日軍立即撤回原防，中國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同時立即向宋哲元、秦德純等二十九軍將領發出了“宛平城應固守勿退，并屬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5]電令。
此時躲在山東樂陵老家的宋哲元，早已從秦德純發來的電報中得知盧溝橋事變情形，但這一事件似乎沒有引起他的興趣和警覺，他本人也沒有立即回平處理事務的打算。面對宋的曖昧態度，秦德純焦急萬分，電令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兼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長鄧哲熙火速自保定抄近道赴樂陵，促宋速返北平，以應付危局。當鄧氏抵達樂陵時，宋哲元擺出一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大將軍氣派，表示目前日本還不至于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只要自己表示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能。于是下了一道“只許抵抗，不許出擊”[6]的命令，讓秦德純向前線官兵傳達，并表示自己將考慮與日軍方面談判，力爭和平解決盧溝橋事件。由于宋哲元的遲鈍和迷幻式夢想，導致事件風生水起，波詭云譎，整個平津前途命運落入兇險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7月9日，蔣介石采取積極軍事反擊的決心已定，在迅速調兵遣將的同時，于廬山牯嶺海寒寺致電宋哲元，告已調第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部兩個師、龐炳勛部及高桂滋部開赴保定、石家莊一線助戰。并警告宋哲元放棄固執、幼稚的幻想，盡快從沉醉的迷夢中醒來，速到保定指揮戰事，嚴令“守土應具必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技，務須不喪失絲毫主權為原則。”[7]同時電召正在重慶主持川康軍事整理會議的軍政部長何應欽速返南京，盡快著手編組軍隊，對中國空軍實施緊急動員，準備抵抗即將到來的日軍全面侵華戰爭。與此同時，日本軍政首腦機關采取利用和擴大宋哲元與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政治策略及外交手段，行使挑撥離間之術，設法控制和麻痹宋哲元，將南京政府的勢力排除在華北以外，促使宋哲元部放棄抵抗，以達到迅速占領華北之目的。
蔣介石透過各種軍事情報網絡，覺察到日本方面的陰謀，在公開聲明中嚴正指出，任何協定都須經南京國民政府批準。面對宋哲元一直搖擺于戰、和之間，置中央政府訓令于不顧，頑固地寄希望于日軍妥協求和的心理與做派，蔣介石甚為担憂和不滿，于7月10日先后兩次發出電令，恩威并施地對宋哲元指示道：“務望在此期間，從速構筑預定之國防線工事，星夜趕筑，如限完成為要。”“守土應具決死必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之精神相應付。至談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慣技，務須不喪絲毫主權為原則。吾兄忠直亮節，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為國家民族前途互勉。”[8]
電令發出后，蔣介石于廬山召開緊急國防軍事會議，制定了三項應變措施：
（一）編組第一線戰斗部隊100個師，預備部隊80個師，于7月底前，組建好指揮大本營及各集團軍、軍團等一切事宜；
（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彈藥存放長江以北三分之二，長江以南三分之一。如兵工廠一旦被日軍摧毀，則從法國、比利時購買軍火，經香港、越南運回國內；
（三）準備后備兵員100萬人，軍馬50萬匹及半年的軍糧等。
此時，南京國民政府幾次電令宋哲元速赴保定相機處理戰事，但宋不但置若罔聞，反而與鄧哲熙等幕僚于7月11日化裝打扮，悄然無聲地趕到了天津。而去天津的目的，正如當時的一一O旅旅長何基灃后來所言：“不是抗戰，而是求和”。[9]
7月12日下午7點，根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令，陜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境內的國民黨軍隊接到動員令，向以鄭州為中心的隴海鐵路與平漢線集結；山東境內的部隊担任津浦鐵路北段防守；在南昌的30架軍用飛機立即編隊飛行北上。
宋哲元一行潛往津門后，與三十八師師長兼天津市長張自忠密謀求和，這一做法得到了張氏明確支持。宋哲元心懷忐忑，試探性地與駐天津日軍首領進行談判，企圖靠自己縱橫捭闔之術予以“轉丸”。惜宋氏與張自忠的幻想，皆與時代大勢相違，結果自是一相情愿。當盧溝橋事變發生時，日本關東軍和日本駐朝鮮軍首腦機關，頻頻致電日本中央軍事統帥部，強烈要求當機立斷，痛下決心，以盧溝橋事變為契機，實現徹底征服中國之“雄圖大業”。面對國內外局勢，駐華北日軍對前來求和的宋哲元采取了虛與委蛇，以等待大批援軍到來的戰略決策。對日軍首領的陰謀，沉浸在“和談”美夢中的宋哲元全然不覺，迷醉中于12日匆忙對外發表談話：“此次盧溝橋事件發生，實為東亞之不幸，局部之沖突，能隨時解決，尚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負責者以東亞大局為重。若只知個人利益，則國家有興有亡，興亡之數，殊非盡為吾人所能意料”云云。[10]
此番妄言傳到廬山，蔣介石與奉召前來開會議政的各方人士大為不滿，為防宋氏以華北軍政之主的新式軍閥心態，一意孤行地沉浸在“茍和”迷夢中昏睡不醒，做出有損國格、人格和民族大義的遜事。7月13日，蔣介石再次致電宋哲元，嚴明而又措辭強硬地指出“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中正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此次勝敗，全在兄與中央共同一致，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不稍予敵方以各個擊破之隙，則最后勝算必為我方所操。請兄堅持到底，處處固守，時時嚴防，毫無退讓余地。今日對倭之事，唯能團結內部，激勵軍心，絕對與中央一致，勿受敵欺則勝矣。”[11]對此指令，宋哲元不屑一顧，來了個反其道而行之。竟下令自14日起北寧鐵路正常運行，取消北平戒嚴，嚴禁二十九軍與日軍摩擦，并釋放雙方交戰中被俘的數十名日軍官兵。
7月15日，宋哲元針對海內外愛國志士紛紛匯寄到北平的錢款財物，通電全國，謝絕國人“捐款募軍之舉”，以免讓日本人找到借口，妨礙“和平”大計。當天，蔣介石在日記中有：“……接明軒電，有放棄天津之意，嚴令禁止。豈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月16日，鑒于外交路線直接談判無效，南京政府邀請英國駐華大使出面進行“調停”，但為日方所拒絕，中日關系向惡化的方向急劇發展。此時日本國內的情形是：7月11日，日首相近衛文　覲見日皇，就中日戰爭形勢舉行了緊急會議，根據會議制定的方案，于16日派遣10萬陸軍向中國進發。17日，東京五相緊急會議決定，立即動員增派40萬日軍赴華助戰。日方決心已定，中國方面即是不惜以重大犧牲為條件，來換取所謂“盧案”和平解決，亦無半點可能了。日本軍隊本著“軍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見血而入鞘”[12]的既定方針，加緊調集大軍向平津地區急速推進，全面戰爭氣氛在華北進一步擴大蔓延開來。
日本的強硬姿態再度給蔣介石和中國軍民以極大刺激。7月16日，蔣介石邀集全國各界人士158人在廬山舉行談話會，討論必要的“應戰宣言”。該《宣言》堅決地聲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抗戰史上最為激動人心的演講，極其干脆地提出了解決盧溝橋事變4項條件，同時以慷慨悲壯的語調提醒全國軍民：“盧溝橋事件能否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系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續絕之關鍵，全系日本軍隊之行動。”積貧積弱的中華民族己經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關頭，而一旦被逼到“最后關頭，只有抗戰到底。我們希望和平，但不求茍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存免之理。……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候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后的勝利”。[13]
此次關于中華民族已到了“最后關頭”的講話，標志著蔣介石既慎重又決絕的態度，確立了國民政府對日政策、戰略的總方針，標志著中國政府徹底拋棄忍讓、克制、退縮的政治軍事策略，堅定地轉入共赴國難，全力抗戰，生死存亡在此一舉的戰略軌道。這一誓死捍衛國土，不惜身家性命與日軍血戰到底的戰斗檄文，令全國軍民為之大振。同日，國民政府緊急撥發300萬發子彈與大批武器裝備運往二十九軍，命令孫連仲統率的第二十六軍、商震第三十二軍、龐炳勛第四十軍及國民黨中央嫡系李默庵第十師、關麟征第二十五師、劉勘第八十三師等部隊立即開撥，沿平漢、津浦路北上，火速推進至保定與石家莊一線布防，協同二十九軍與日軍決一死戰。
當這一切布置完畢，蔣介石于20日由廬山返南京，再度召集軍政要員會議，商討對日長期抗戰的總戰略。
在天津一直尋求與日本人談和的宋哲元，于18日偕張自忠初次會見了新上任的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回歸后當即對人表示：“談得很好，和平解決已無問題。”[14]這個時候的宋、張二人尚不知已落入日本人的圈套，日軍真正的目的是等待援軍到達，一舉將二十九軍擊潰，徹底占領、掌控冀察與平津政務。
自信摸到日本人底牌的宋哲元于19日悄悄溜回北平后，仍把蔣公介石在廬山慷慨激昂的陳詞和一次次急促的電令置之腦后。宋氏像一個醉酒的猛漢，兩腿打晃，在戰、和之間左右搖擺，并在焚香燃燭對天神禱告、向地虎求法的苦苦尋覓中，出現了短暫的暈眩與幻覺，滿腦子寄希望于日本軍方因種種原因突發慈悲，手下留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使“事變”得以無聲無火地平息。在這一錯覺與虛幻迷醉下，宋哲元不顧有識之士再三提醒與竭力勸阻，置中央政府大政方針與介公的命令于不顧，擅自下令拆除部隊官兵與北平民眾在北平城內各通衢路口用血汗乃至生命筑起的準備巷戰的防御工事，將關閉數日的各道城門全部打開，放棄一切警戒，命令各部擱置備戰計劃，向城外增兵的軍隊立即撤退，電請已火速北上的中央軍孫連仲、萬福麟、龐炳勛等部停止前進，將主戰甚力的馮治安師與主和的趙登禹師換防，以為日軍做出“求和”的榜樣。按宋哲元設想的勾鉗之術，在大戰一觸即發之際，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只要中國軍隊做出放棄一切，任人宰割的羔羊式“榜樣”，日軍就會被深深感動并大發慈悲，開始以真誠和平的姿態與中國軍民共同建設宏偉瑰麗的大東亞樂土。
令宋哲元沒有想到的是，這個時候，日本駐朝鮮的第二十師團近萬人已悄然開抵唐山、天津，并在塘沽卸下10萬噸軍火。日本關東軍三個旅團，已相繼秘密調入華北，21日抵達豐臺，完成了圍攻平津的軍事戰略部署。另外日軍8個師團約16萬人正日夜兼程沿不同路線向平津撲來。面對宋哲元極其反常的荒唐之舉，在南京坐鎮指揮的蔣介石聞訊暴跳如雷，在大呼一陣“娘希皮”之后，于盛怒中再度致電秦德純轉宋哲元：“聞三十八師陣地已撤，北平城內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則倭寇待我北平城門通行照常后，彼必有進一步之要求，或竟一舉而占我平城，思之危險萬分。務望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勿為所算，”[15]同時叮囑宋氏一定要守住平津，并將在津期間與日軍簽定的秘密協議立即報告中央政府，不得自以為是，擅自隱瞞。[16]
7月25日，日軍已完成軍事部署，大規模攻擊平津的戰爭前奏——廊坊之戰打響。二十九軍所部愛國將士奮起反擊，敵我雙方傷亡慘重。
7月26日，日軍增援部隊趕到，并有27架飛機前來助戰轟炸。中國守軍抵擋不住，撤出廊坊。蔣介石再次致電宋哲元，令其務必丟掉幻想，立即恢復一切城防戒備，死守勿失，決心大戰，并擬親至保定指揮戰事。
7月27日，二十九軍所部攻復廊坊，激戰后不支，隨之撤出，廊坊失守。
與此同時，日本軍隊在華北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的親自指揮下，開始對北平守軍展開大規模進攻。集結在京郊南苑一帶約七千余名二十九軍所部將士被迫倉促上陣，與兇悍的日軍展開血戰。日軍憑借優良武器和大批坦克戰車步步緊逼，并以飛機數十架低空輪番轟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因宋哲元一度求和的戰略指導思想，導致南苑直到大戰到來的最后一刻都未能構筑堅固的防御工事，僅以簡陋的營圍作掩體，在敵機瘋狂轟炸掃射下，營圍被撕成碎片，營房變為一堆廢墟，守軍部隊受到極大鉗制而無法反擊。隨著通信設備被炸毀，各部隊與指揮部聯絡斷絕，指揮失靈，致使秩序大亂。戰至28日拂曉，守軍傷亡慘重，南苑失守，官兵奉命向北平城撤退。在大血戰、大混亂、大潰退中，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及其所屬三千余名官兵陣亡。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純、馮治安以及北平城防司令張維藩等高官大員，率部倉皇南撤。[17]
7月29日，北平淪陷。
當日傍晚，駐守北平郊外西苑至八寶山一線的何基灃一一O旅，在掩護各部撤退完畢后，奉命向長辛店一帶南撤。消息傳出，北平民眾悲感交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等一千多名高校學生，紛紛聚集起來，走出古城，悲憤交加地向這支打響盧溝橋第一槍的部隊告別。
一年之前，受抗戰愛國人士的影響和鼓動，在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授意下，一一O旅旅長何基灃在西苑成立了“北平大中學生暑假軍事集訓隊”，組織幾千名大中學生進行集訓。作為集訓總隊副總隊長的何基灃和學生們相處的日子，被青年學子的愛國熱情所感染，特別是那些從關外淪陷區流浪而來的東北學生，內心的悲愴與強烈的抗戰愛國熱情，使何基灃深為感動，幾次演講皆聲淚俱下。為此，何旅長成為力促宋哲元放棄軍閥割據，與南京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堅決實行抗日救國的主要將領之一。
當盧溝橋事變發生時，第二期集訓隊正在進行，何基灃等官兵返回部隊，集訓隊解散，青年學生們紛紛要求上前線與官兵并肩戰斗。正在妙峰山演習游擊戰術的學生迅速返校，同北平民眾一道，積極投入到擁軍抗戰熱潮中。群情激憤的學生們喊出了“保衛盧溝橋”、“發動華北民眾，援助二十九軍，抗日到底”的肺腑之音。許多大學生和社會各階層服務人員、市民、甚至車夫走卒，紛紛自發組織起一個又一個不同形式的“勞軍團”，前往盧溝橋和南苑一線慰勞英勇守土的二十九軍愛國將士。另有為數眾多的學生和北平民眾攜手并肩，奔走在七月火辣滾燙的毒日下，布滿塵土的臉上淌著汗水，逐街逐巷征集麻袋，與守軍官兵一道，扛沙運土，構筑防御工事。時在前線指揮作戰的何基灃聞知學生們的行動，心靈受到強烈震撼，在訓令中對他的部下感慨地說道：“這些青春年少的中華兒女，散發出的是何等強大、熱血噴涌的澎湃激情，我們如不奮勇殺敵，何以對得起他們的一片忠膽赤誠！”
而如今，麻袋構筑的防御工事被當局下令自行拆除了，華北守軍的最高統帥宋哲元走了，北平最高長官秦德純走了，城防司令張維藩走了，自己的頂頭上司、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走了。北平守軍的兄弟部隊，除了部分人員身不由己地被迫留下來，能自由行動的軍隊都撤走了。在這場潰退大潮中，一一○旅獨木難支，自然也不能留下，必須盡快撤離北平這塊險惡之地。夾在撤退隊伍中的何基灃于倉皇中百感交集。遙想當年，在這些熱血噴涌的青年學子們面前，自己曾慷慨陳詞，高呼著誓與北平共存亡的口號，走在訓練隊伍的前列。如今壯志未酬，不但拋棄了自己當初的誓言，也拋棄了這些滿腔熱忱的青年學子和滿城的百姓，開始一場前程未卜、不知身歸何處的軍事流浪。想到這里，淚水模糊了視線。
北平市民用沉默表示了對守軍的不滿與憤慨，沒有人為之送行，唯年輕的學子們真情不減，懷著一顆赤誠之心與對未來的期望，向這支敗軍與敗軍中的將士戀戀不舍地作最后辭別。學生們跟在隊伍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不住地呼喊著送別的口號。眼看離北平城已經很遠了，天空漸漸暗了下來，只有西方天際透著一絲血色的微光。夾雜在隊伍中的何基灃于心不忍，策馬沖出隊列，勒住馬頭，側轉身，望著緊跟在隊伍之后滿面悲情的學生們，熱淚盈濕了眼眶。淚眼婆娑中，他突然看到那高高舉起的分明是學生們用自己的鮮血書寫的標語：
“何基灃將軍不要走！”
抗戰到底！”
“我們要從軍，與日寇決一死戰！”
“何將軍與一一○旅將士不要走！”
“北平不能丟！”
“………”
“同學們——！”何基灃旅長的聲音已經嘶啞，他抬頭挺胸，強行抖了一下精神，用最大的氣力繼續喊道：“同學們！北平——，我們一定會打回來的！”
話到此處，何基灃哽咽不能語，他抬手向學生們敬了個標準的軍禮，溢滿眼眶的淚水傾泄而出。隨著一陣旋風刮過，坐下戰馬的長鬢迎風飄動。何基灃趁勢抖動韁繩，棗紅色的戰馬前蹄騰空，馬頭驀地仰起，在急速旋轉中沖烏云壓城的長空一聲短促的悲鳴，載著淚流滿面的主人箭一樣向前沖去。身后，甩下了一座正在陸沉的千年古城和沉浸在驚恐迷惘中的蕓蕓眾生。
次日，天津陷落。
注釋：
[1][3]秦德純《七七盧溝橋事變經過》，載《七七事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第13、14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2]《華北事變資料選編》，第417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4]《總統蔣公大事長編》，秦孝儀總編纂，臺北，中山圖書公司1968年出版。以下蔣介石日記除特別注明外，均引自《大事長編》。
[5][7][8]《蔣介石年譜》，李勇、張仲田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以下所引電文同。
[6][9][10][14]何基灃等《七七事變紀實》，載《七七事變——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第51頁，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11]《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載《抗日戰史》，第五章，臺灣“國防部”史政局編，轉引《七七事變前后——抹去灰塵的記憶》，李惠蘭明道廣潘榮主編，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12]《誰為中國聲辯：八年抗日外交風云錄》，尹家民著，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革命文獻》，第69期，羅家倫主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3年版。
[15]《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臺灣《中央日報》譯印。轉引《七七事變前后——抹去灰塵的記憶》，李惠蘭明道廣潘榮主編，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16]此處，蔣介石所担心和焦慮的是宋哲元瞞著中央政府私下與日本人簽訂不利于抗戰協議事。此前宋哲元因不甘心放棄他所經營掌控的平津地盤和權力，斷然拒絕了蔣介石讓其到保定指揮戰事的命令，悄悄潛往天津與日本人談和。此舉引起了國內輿論界嘩然，但南京政府一直得不到真實的消息。蔣介石根據外間盛傳的風聲，于18日致電宋哲元，指出：“倭寇不重信義，一切條約皆不足為憑。當上海一?二八之戰，本于開戰之前已簽和約，乃于簽字后八小時仍向我滬軍進攻。此為實際之經驗，特供參考，勿受其欺。”（《蔣介石年譜》李勇張仲田編）宋得到蔣的命令后，似有所悟，于19日借故離津赴平。宋走后，一直處在親日分子包圍中、力主和談的張自忠與他的拜把子兄弟張允榮（后為漢奸）代表冀察政務委員會，于7月20日凌晨與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簽訂了一份有七條之多的密約，世稱《香月細目》。主要內容為五個方面：一，中國正式向日軍道歉；二，中國軍隊后撤，包括撤出北平市；三，懲罚、罷免抗日人員，首以懲“主戰甚力”的馮治安為主。因秦德純與馮相附和，亦在撤懲之列；四、撤離冀察境內屬于排日組織及人員；厲行反共和取締排日的宣傳、教育及學生、民眾運動。這個時候，宋哲元并不知張自忠已在密約上簽字，當然更不知日本人已有了讓張取宋而代之的許諾。
何以張自忠會像后來媒體所說的那樣“自以為忠”，如此膽大妄為地與日本人簽訂密約？除了張本身具有山東人剛強的性格外，還要追溯到二十九軍組建時的背景。因當時張帶來的部隊較為完整，宋隱然倚為重心。當然，南京政府及張學良之所以能收留馮玉祥殘部，與一個叫蕭振瀛的人四處奔走不無關系。蕭是馮的舊部，腦瓜子聰明，嘴巴靈便，當年很得馮的歡心，頗受重用。就是這個蕭振瀛憑三寸不爛之舌，在南京與北平張學良行營奔走權要，為加強砝碼，游說中對張大加抬捧，稱為杰出的軍事將才云云。被說動的孔祥熙曾至陽泉檢閱二十九軍，對張自忠特致嘉勉。
迨二十九軍在冀察穩住陣腳并擴大局面后，張自忠覺得整個軍隊之有今日，他的威望與力量起了關鍵作用，乃自我膨脹，做事多表現出自負驕傲之色，并以“二頭兒”自居。當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后，張對各師補充兵員及地盤分配問題，對宋哲元心懷不滿（當時蕭振瀛因救二十九軍有功而任天津市市長），宋對張亦有戒心，但對其“故示優容，安其反側”，后來讓張當了天津市市長。在這種情形下，自視在二十九軍權高位重的張自忠，因急于與日本人談和，且自信有能力緩和危局，才頭腦發熱，簽署了密約。
密約既簽，張自忠在天津無法完成《香月細目》的規定內容，遂于7月25日離開防地，秘密潛往北平，未向軍部報到，背著宋哲元和其他將領，與張璧、潘毓桂、江朝宗等一群親日分子，謀劃具體執行的方針大計，以謀求日本人的歡心。這是張自忠有漢奸嫌疑、踏入泥潭最顯著的一步。假如就此打住，張自忠尚能為黨國領袖和軍民所諒解，可惜他沒有就此止步，遂有漢奸之名附身，造成了后來無可挽回的痛悔之局。
[17]關于宋哲元與二十九軍將領率部撤退事，有如下兩種截然相反的說法：
第一種是宋“丟卒保車”，張“臨危受命”說。此說以時任二十九軍獨立二十六旅旅長、駐守廊坊的李致遠為代表。李在《張自忠談留平的經過》一文中說：“張師長（對我）說，7月中旬，他接到北平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密電，叫他秘密去北平，商談華北抗日局勢。到平后，他們進行了多次談話。宋哲元說：‘西北軍是馮（玉祥）先生的一生心血建的，留下的這點底子（二十九軍），我們得給他保留著。這個事情非你不能做到。馮治安師已被日軍打了多日，劉汝明師在察哈爾省也被打了，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率部隊從石家莊以南開到南苑作戰，趙已陣亡。你的部隊由廊坊到塘沽，戰線拉得很長。二十九軍的隊伍，很容易被日軍消滅，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談，你拖上一個星期的時間，我們就能把部隊收容起來，改變局勢。望你忍辱負重，好自為之。’”宋對張又說：“我去保定以南收容隊伍，劉汝明師正在南撤，趙登禹師正由南苑回轉，部隊將全部撤到保定到滄州一線。我走之后，你在北平每天宣布就一個職。”張自忠聽罷，不表同意，宋再三說服，最后宋說：“我命令你在北平任這些職務，好把部隊保留下來！”兩人痛哭。宋又給張寫了證明，委任了職務。然后宋說：“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觸，你來維持這個局面。我一定向蔣介石說明這些情況。”（《盡忠報國——張自忠將軍史料專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
對于李致遠這一說法的真實性，天津師范大學歷史學教授李惠蘭提出質疑，認為李文提供的兩個時間都不對。一是張自忠于7月中旬奉宋密電抵平，而事實是，自7月11日—19日，宋、張二人都在天津。二是趙登禹陣亡于7月28日，在這之前的任何時候，宋、張都不可能預見到趙會犧牲，而7月28日下午，宋哲元曾召開會議，有五人在場（宋哲元、秦德純、張維藩、馮治安、張自忠），宋與張沒有單獨見面之機會，因而不可能說這些話。李致遠本人以及與李氏說法、觀點相近者，皆有偽造史料，篡改歷史之嫌疑，屬于歪風邪氣，不足憑信。
第二種是張自忠“逼宮”與“篡權”說。此說以李世軍、蕭振瀛等為主體。據時任二十九軍駐南京辦事處主任，充當蔣介石、宋哲元之間聯絡員的李世軍在《宋哲元和蔣介石關系的始末》一文中說：“宋哲元（27日）上午甫經發出愿與北平共存亡的通電，而下午四時張自忠突然離開天津跑到北平武衣庫宋哲元寓所見宋，宋愕然變色地問：‘你來干什么？’（因宋在最后一次離津時，曾囑張自忠坐鎮天津，非有命令，不得離開，而張自忠竟于宋離開天津的第三天，秘密來平，與漢奸齊燮元、潘毓桂等暗中來往）宋哲元聽了張自忠對他說‘有人說委員長（指宋）如果離開北平，日本不會再打’的逼宮表示，宋面色蒼白，便一言不發地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本人離平，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交由張自忠接替’的手條之后，匆匆偕秦德純等二三幕僚，傍晚乘汽車離開寓所經頤和園、門頭溝繞道退往保定。”就這樣，“張自忠在漢奸慫恿撥弄下，逼走了宋哲元，當上了‘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委員長。”（引七七事變前后》，李惠蘭明道廣潘榮主編，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與張自忠共事的蕭振瀛在抗戰期間著文回憶道：宋哲元撤離北平后，“余于泊頭鎮與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對而泣。”宋曰：“如此巨變，非所預料，本正與日方談判中，潘毓桂、齊協民（南按：燮元?）二賊忽然變臉恫嚇，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轉告，由張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點藎臣（南按：張自忠字）突然來平至余處，威脅要我離開，他有辦法。余與紹文（南按：秦德純字）遂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攜帶一同離平。馮仰之（南按：馮治安）歸拢部隊南下。”說罷，宋哲元嘆曰：“‘藎臣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純言同宋語。”又說：“張自忠離北平至濟南。余即乘專車趕往相見，張抱余大哭曰：‘對不起團體，對不起大哥。’余詢事之究竟。張曰：‘宋一味圖與日本妥協，七七戰起，軍隊已與日血戰，宋竟接受日本條件，故急至北平制之。……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所有條件，日本認為軍隊不聽從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問清談判情況后，方趕往北平，代之以控制局勢，不意演變如是。’余責之曰：‘此漢奸之計也，宋并未接受，其錯在汝。’張痛哭曰：‘此心可對天日。現百口莫辯矣。惟求蔣委員長容余死在戰場，有以自白。’余哭曰：‘余當向委員長力陳，同進退，共生死。’二人相抱而哭。”（《華北危局紀實》，蕭振瀛遺著，1944年9月18日于重慶西山新村完成。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8年出版。）
另據時任二十九軍副參謀長張克俠回憶：“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宋哲元召開軍政首腦會議討論撤退問題……張自忠在會上向宋表示，和談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對宋有意見，并說：‘如果委員長暫時離開北平，大局仍有轉圜的希望。’據說宋一聽，臉色都變了，立即決定二十九軍撤出北平，并馬上寫條子，委派張自忠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長。把三個職務一起交給了張，當晚即偕同馮治安、秦德純等帶領三十七師撤至保定。”（張克俠《“七七事變”后實況》，轉引《七七事變前后》，李惠蘭明道廣潘榮主編，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對于以上回憶與論述，史家魯榮林認為張自忠留守北平，決不是臨危受命，代人受過。張要求宋交權在先，宋被迫寫給張手令在后，此點應更具真實性。張自忠以危局脅逼宋哲元并敢于取而代之，根本原因在于張此時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和私心作怪，特別是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平津淪陷后，張曾親口對友人說：想不到鬧了這么一下子，好像被鬼所迷，深感有愧于宋。1940年，當張自忠得知宋哲元死訊時，曾痛哭流涕道：“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許我有贖罪的機會了。”從此，張自忠死心益決，終至壯烈殉國。（參見魯榮林《關于張自忠的一段公案》，載《《七七事變前后——抹去灰塵的記憶》，李惠蘭明道廣潘榮主編，中國檔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宋哲元率部南撤后，張自忠到北平冀察政務委員會就職，未經向南京國民政府請示，擅自將原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秦德純、蕭振瀛、戈定遠、劉熙哲、門致中、石敬亭等八委員開除，同時任命張璧、張允榮、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驥等為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以潘毓桂為北平市警察局局長。潘氏一上臺，即發表講演，“痛責南京中央之非，并招待新聞界，不得有反日言論。”（1937年8月15日，前敵總指揮孫連仲呈何應欽電報。）從此，冀察政務委員會淪為漢奸組織，其委員統統變成日本人的鷹犬。同時，張自忠命令二十九軍撤離后留在北平的兩個獨立旅接受改編，聽從漢奸指揮操縱（劉汝明之弟劉汝珍等部不聽張的命令，突圍而出，輾轉回歸軍隊在察省一帶繼續與日軍作戰）。此為張自忠踏入污泥濁水的第二步。當時的社會輿論皆指責張已淪為漢奸，有報紙以“自以為忠”，實則乃一賣國求榮的漢奸相責，南京軍政高層不少大員發出了對其懲辦的呼聲。
清華大學教授吳宓于1937年7月30日日記載：“聞人談及二十八之戰，宋氏事前未多布劃，戰時，軍士忠勇異恒。而張自忠附敵，由南苑攻我軍之后，并以陣勢軍情隨時報告敵營，致我軍大敗。重要將領均殉（見報），兵士死者尤眾。今宋已率殘軍退保定，但二十九軍已損過半矣。”（《吳宓日記》，第六冊，吳學昭整理、注釋，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吳宓記載顯然有道聽途說的意味，但足見張自忠附逆的傳說已遍及各界。
未久，日本人先后在平津扶植、建立了偽地方治安維持會，并直接指派張璧、潘毓桂等漢奸辦事，張自忠被日本人一腳踢開。至此，張的幻想變成了一場噩夢，處于責詬滿天下的困境之中，而無法洗涮自拔。8月18日，名存實亡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宣布解散。鑒于越來越險惡的環境和各方指責施壓，深感大勢已去的張自忠于驚恐中化裝打扮，秘密由北平只身逃往天津，乘輪船轉赴煙臺后乘火車抵達濟南。蔣介石聞知張的動向，立即指令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將張扣押，解送南京接受審查。此時的平津算是徹底淪為敵手。
平津淪陷后，全國軍民與社會輿論皆以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與張自忠為罪魁禍首，其他將領受指責和非議較少。據說，宋哲元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平津失守之責到底該由誰來承担。這個問題不但在當時，即使在以后的若干歲月也一直爭論不休，且波及宋、張，甚至趙登禹等人的親屬、后代。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蘭認為，在七七抗戰中犧牲的趙登禹家屬，于1952年就得到了新中國民政部門頻發的“革命烈士證明書”，而張自忠的“烈士證書”直到1982年4月16日才頻發，其因就是二十九軍健在的將領都說七七抗戰之初，張自忠有漢奸或附逆行為，民政部門對此頗有顧慮，故遲遲未發。也有研究者對李惠蘭之說不以為然，并以佟麟閣的事例加以駁斥。當年與趙登禹一起在南苑犧牲的佟麟閣將軍，直到1979年8月才被中共北京市委追認為抗日陣亡革命烈士，隨后國家民政部為其家屬頻發“烈士證書”。不能說佟麟閣的烈士證書比趙登禹晚發了近三十年，就說他當年有漢奸和附逆行為，證書頻發的時間不同，當另有原因，李惠蘭推斷的理由實為荒唐可笑，不足為信云云。
2008年2月21日，宋哲元之子、寓居美國的宋華玉，給張自忠之女、曾任北京市政協副主席的張廉云寫了一封公開信，對張多有指責和批評。宋華玉信中說：“至今我失望的是，你（南按：指張廉云）還在繼續做出這些損人利己的事，繼續想盡方法指使像林治波等人寫文章，遮蓋你父親張自忠前輩在七七事變前后親日的過失。將他那時所做的一切全部推罪于他人頭上。在海外的二十九軍前輩們都說過張將軍已承認他自己的一些過錯，后已為國捐軀，也算是為國體爭了光。但你這位做女兒的卻另有疑義，做出這些不符合歷史的事。大家說可能是為了你本身利益而為。比如說喜峰口戰役的前敵總指揮明明是趙登禹前輩，你卻改稱你父親……現在國內的親友們一向因你是黨員及有職權，對你的跋扈是敢怒而不敢言.尤其是趙登禹前輩的后代心情可想而知。”又說：“抗日期間你與義兄張劍光全家在我們西安的家中住過一個時期，我母親帶領我們誠心照顧你們，大家相處有一段很好的回憶。我們沒有做過任何事對不起你及你們家。我實在不明白你為什么竟忘恩負義。這么多年來想盡方法想將你父親自己承認過去親日的錯誤改成是受命于我父親。我記得你義兄劍光為人真誠忠厚，他如在世定也不會贊同你的所作所為。現在你我都已超過古稀之年。我希望你接受我再一次的勸告。好好反省一下。憑良心給自己有個交代。”
除了宋氏家族后代，趙登禹與原三十八師副師長李文田的后人，也對張自忠后人特別是張廉云，在父輩問題上的宣傳與功過是非的評價深感不滿并加以指斥。國恨家仇，糾結在一起，雖是八十年過去，仍是扯不斷，理還亂，給世人留下了無限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