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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韃虜易驅，民國難建

還有許多歷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國漢學家，像已故的哈佛學派健將瑪麗·瑞德教授（Mary C. Wright）。她把狹義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發現武昌起義是“文學社”、“共進會”他們搞起來的。“同盟會”幾乎沒有實際參與。

我們治革命史的，如果只從“組織”的一個角度來看它，這話原沒有錯。辛亥十月十日武昌首義時，同盟會和那些首義團體，的確沒有直接的組織關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之下，“一時俱發的群眾運動”（a spontaneous mass movement）。在爆發之前，更重要的則是有一個“全國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此一意志，雖革命群眾人人皆有，然其中總有一兩個，甚或只有一個團體，為“眾星所拱”，為兄弟團體所信服的，“馬首是瞻”的老大。中國革命如此，美國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也都是一樣的。老實說，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眾所一致篤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個字：“驅除韃虜，建立民國。”（須知袁世凱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奪了革命果實，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敗名裂、遺臭青史的。）而同盟會卻正是這樁“共同意志”的發源地和推動者。它也是化這一意志為革命行動的“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國為模范”的運作方式、抽象理論，和領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間，“同盟會”之外，其它的小革命團體，都只是一些“娃娃隊”、“紅衛兵”。他們造反有余；建立民國就不是他們辦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會”領導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貶了林肯一樣，都是二次大戰后，美國繁瑣史學濫觴的結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會當時這八字靈符，宣傳起來，雖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實行起來，卻有其難易之分。“驅除韃虜”那時是最有效率的口號。它擴大了統戰范圍；縮小了打擊目標。把大清帝國的一切罪惡，腐爛社會的一切不平，帝國主義的各項侵略，這些大黑鍋，都讓“韃虜”大哥一肩背了過去。把“韃虜”一下“驅”掉了，一個燦爛光輝的中華上國，立刻就可“恢復”了。——好不痛快哉？！

驅除韃虜豈難事哉？非也！現在紐約市大執鞭，當年是“正黃旗”貴族的吾友黃庚教授，便時常指著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說：“你們（漢人）那時要驅除的韃虜，就是我！”“我們（漢人）”那時為什么要“驅除”這樣一個多才多藝的小韃虜黃庚呢？我拍拍黃教授說：“我們不但不驅除你，還把漢家姑娘嫁給你呢！”

所以孫中山那時要“驅除韃虜”，只是驅除幾個可憐又可嫌的滿族寡婦孤兒，和十來位昏聵糊涂，連半句“滿語”也不會說的滿族老頭子罷了。其后袁世凱歪歪嘴，不就把他們“驅除”了？——干凈利落。

可是那八字靈符的下四字“建立民國”，就不那么簡單了。中山與同盟會諸公，首先即以他們自己新組織的同盟會為示范，來試驗那個“三權分立”、“權力制衡”和“司法獨立”的美國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

“同盟會”于一九零五年八月二十日在東京成立時，其組織形式即分“執行”、“評議”（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體一致推選出任“執行部總理”，黃興當選為“執行部庶務”，等于副總理。汪精衛則當選為“評議部議長”；邱家彥為“司法部判事長”。每部各有分屬。全會干部三十余人，三權分立，煞有介事。然據曾任執行部書記的田桐回憶：“當時以秘密結社，最忌手續繁復。稽考時日，司法、評議二部，尤難實行。同人提議開三部聯合會。遇有重要之事，將三部人員結合，一次議決實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評議二部未曾獨立行使職權矣。”（見田桐<同盟會成立記>，載（《革命文獻》第二輯）事實上，當一九零七年三月四日孫總理接受日人饋金離日時，如此重大事件，他們顯然連會也沒有開過。于此一糾紛，我們就可看出這個革命司令部內，平時會務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會”進而改組為“國民黨”而“中華革命黨”而“中國國民黨”。連“總理”、“總裁”二職稱都變成孫、蔣二公專用的“謚法”，再沒有第二個“總理”，第二個“總裁”了。三權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許要問：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徹底了嗎？朋友，革命原不能“畢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階段前進的。每一階段都有些進步，搞了七、八上十個階段，“革命”就會“成功”了。用不著做急色鬼。所以當時以一個首倡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神圣政黨、國父完人，以身作則，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諸軍閥及“八百羅漢”（民初國會議員的集體諢名），而期其有成，豈

非緣木求魚哉？辛亥革命過去八十年了。我們搞“建立民國”，到現在已換了幾個朝代，而我們的“民國”至今還是個半調子、“四不像”，實在是沒什么好奇怪的。――但是一個真正的“民國”，最后是必然要出現的。不信，等著瞧嘛！

1.1三權已足，五權不夠

精通“國父思想”、“孫文主義”的專家們，可能認為筆者所說的“八字”靈符，太簡單化了。國父還有“五權”憲法呢！你只提了三權；國父還有“三民主義”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義、平均地權，你就不談了耶？

限于篇幅，應另有專篇始能詳答。簡而言之，我們要知道，國父也是遜清遺老，去古末遠。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遺教中最最可取的兩大制度：“考試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們延續下來。于三權之外，另設“考試權”和“監察權”。殊不知這對難兄難弟，都只是“農業社會”和“中央集權”前提下的天才發明。可是在工商業發達，現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會”（multi-centered society）里，他兄弟就無能為力了。因為在一個多重中心的現代化社會里，要“考”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就以這超級工業化的美國情況來說吧。凡是沾上要領取執照的職業，幾乎無一不要考（雖然“考試”這個怪物原是中國人發明的）。且看律師、醫師、建筑師、會計師、社會服務員（social worker）、警察、郵務員、飛行師、領航員，甚至嘗酒師（winetaster）、水喉工、地產經紀、貨車駕駛員、出租車駕駛員、電器工、電梯操縱員、私家車駕駛員……蓋不下百數十種，再加上各大公司行會，亦各有其專業考試，下及垃圾夫等等……無不有其考試。一個“考試院”哪考得了那許多？所以中山所特別強調者，只是“文官考試”（高普考），專為入朝當官而參加之考試也。試問今日臺港有志青年，有幾個要做官？他們要在工商界當大老板呢！“考試院”派啥用場？

至于“監察權”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國傳統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參劾”也，都是專制政體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罷了。最近在臺灣的蔣緯國將軍為了“私藏”幾十枝“打靶槍”被揭發，便弄得手忙腳亂。在他老子和哥哥當政的時代，緯國要私藏幾個原子彈，于右任院長敢瞥他一眼？——在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之中，發生監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對黨也！所以在一個現代化了的政體之內，防貪防腐，三權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權、十權亦無濟于事也。設個專打蒼蠅的“監察院”有屁用？

1.2再看無勞增值、漲價歸公

再看看國父的“平均地權”的高論吧！中山那時談平均地權，非搞毛澤東式的“土改”也。他的重點是亨利·喬治的“單稅法”中“無勞增值、漲價歸公”那一套——說淺顯一點，中山先生反對現代化過程中，資本主義的“炒地皮”。倫敦地價在十九世紀漲了三千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國和澳洲也急起直追（讀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臺北甚至廈門）。亨利·喬治老兄在紐約點出了這一點。一八九六年中山在倫敦待了八個月，也證實了這一點。孫中山是個好學深思的人，一輩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書——毛澤東不如孫中山，就是他不讀西書）中探索學理。讀到喬治的《進步與貧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對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喬治這一套，都是相當深奧的。它不是青年留學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專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學會了日文”的梁啟超所能輕易了解的。所以他們都曾和中山“激烈爭辯”，甚至反對到底。這一套對“同盟會”、“共進會”里面的紅衛兵們來說，那就更是一頭霧水了。因此共進會后來頒布的“會章”，一切都以同盟會的會章為藍本，只是把“平均地權”一條改為“平均人權”。胡漢民在《民報》上談“六大主義”，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國有”。“土地國有”屬于王莽和毛澤東，非孫中山也。

中山那時所搞的如果只是簡單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話就夠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則“十代務農”的梁啟超，和早年貧無立錐的胡漢民，都不會反對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卻是亨利·喬治一套的洋東西，對胡、梁等一些土老兒說來就有對牛彈琴之感了。

其實亨利·喬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和馬克思（一八一八～一八八三）一樣，都是十九世紀的理論家。喬治第一本談“土地政策”的書是一八七一年出版的，那時資本主義的諸“大王”，都還潛龍在田，蓄勢未發；只有炒地皮才一馬當先。所以喬治先生以為用“單稅法”解決了土地問題，其它一切社會經濟問題，也都可迎刃而解了。這是他老先生一廂情愿的想法。其實“經濟起飛”了，哪一項利潤不是unearned increment（無勞增值）呢？要“漲價歸公”，為什么只對地皮客過不去呢？這就是“民生主義”的漲價歸公的辦法，直到今天的臺灣也實行不了的緣故。現在我們在紐約的“小臺北”法拉盛，一度有華裔“地產經紀”三百家，這兩年來地皮跌價，據說都紛紛改行了——這就叫做“市場經濟”、“自動調節”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但是卻是個不必要的杞人憂天。

1.3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黃花岡”

孫中山先生實在是十分偉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時代是個最前進的思想家。搞歷史的人一百年后回頭看，孫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層領袖中，近百年來極少有、甚至唯一的“現代人”。毛澤東雄才大略也，可是“太土了”。這三個宇不是我們寫歷史的人封他的。那是他枕邊人江青夫人對他的評語。君不見毛主席故宮的偉大書房里，就找不到一本洋書？君不聞，毛主席自夸把《資治通鑒》讀了六遍。毛主席一輩子只會做酸溜溜的舊詩詞，而一句“新”詩也不會寫；毛公也一輩子末穿過西裝，據說也未刷過牙。他這位土老兒居然也找到了一個當明星的老婆，實在是難能可貴了。

中山先生是個現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時的思想，是“新”得過了頭，也可說是“躐等”吧！其實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夠領導一個“辛亥革命”了。其它都是多余的。

為著“驅除韃虜”，同盟會一成立，他們就想到要聯合會黨，搞武裝暴動。在辛亥之前，孫中山所親身領導的所謂“十大起義”，有八次都是同盟會在它短命的六年（一九零六～一九一一）之內發動的。一九零七年一年之內就“起義”了四次，計有“潮州起義”（五月）、“惠州起義”（六月）、“欽州起義”（九月）和“鎮南關起義”（十二月）；外加同年七月光復會徐錫麟的“安慶起義”。一九零八年則有“欽、廉起義”（三月），云南“河口起義”（四月）；一九一零年則有“廣州起義”（二月）；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之前則有最慘烈的黃花岡（一作“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廣州起義”（四月二十七日，陰歷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會諸公為什么要不斷地搞這些準備并不充分的小起義呢？而這些小起義為什么沒一個能維持若干時日的呢，這就因為孫黃諸公都堅信滿人政權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末日。墻例眾人推，只要他們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國南部沿海占領一兩個城市，全國各地就會一致響應；然后群策群力，就會把大清皇帝拉下馬。——他們這一構想，并沒有錯。辛亥武昌起義之后，各省響應之熱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黨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義，竟然沒一次能占領一個城池至一兩個星期之上的，所以連鎖反應就無從發生了。

再者，孫、黃二公都是運動秘密會黨起家的，他們過高地估計了會黨的戰斗能力了。其實會黨只是些烏合之眾，而革命黨領袖如孫黃等人，籌了些極其有限的“軍餉”，買了些陳舊槍炮，便驅策這些烏合之眾上前線，作戰賣命。而孫、黃兩人又都是文人。孫逸仙是個學貫中西的洋翰林；黃克強則是個“文似東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二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沒有臨陣經驗。那些桀驁不訓的會黨分子，也不一定聽他們的指揮。率領他們去“起義”，正如古人所說：“驅市人為戰”。對方的清軍雖說不上是什么勁旅，但至少是職業性的正規軍。兩相砍殺，則勝敗之數，就毋待蓍龜了。所以同盟會諸子，在羅掘俱窮，運動會黨，發動七次起義，都一無斬獲的沮喪心情之下，最后不顧一切，干脆舍棄會黨，就自己赤膊上陣了。

最先丟掉筆桿，拿起手槍炸彈，去和滿族王公拚命的高級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稱的才子汪精衛了。汪精衛其時年方二十七，由于《民報》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滿天下，連北京的深宮內院繼慈禧、光緒（一九零八年死亡）執政的后妃，亦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汪原在南洋一帶隨孫黃二公辦雜務，然自覺同盟會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非自己舍身做烈士別無他策，乃留下血書不辭而別，由傾慕他的女友陳璧君向乃母逼出八千元（此為陳璧君自報，實數猶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倫、黃復生等數人輾轉潛入北京，詐開“守真照相館”，謀刺攝政王載灃。小才子怎能做職業刺客呢？事機不密，汪黃二人就被破獲逮捕了。

北京捕獲的革命黨刺客，竟然是文名滿天下的汪精衛。消息傳出，一城皆驚。汪黃大獄由肅親王善耆親自主審，而善耆竟是個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儀表供詞和風采所懾服。當他把汪、黃兩犯“隔離審訊”時，二人皆堅稱是“個人謀反，累及無辜朋友”，叩請庭上將本犯千刀萬剮而將無辜者釋放。據說善耆聞供大為感動，竟放下朱筆，再三嘆息，口稱“義士、義士”不絕。就這樣他才說服攝政王載灃，把這兩個罪至凌遲處死、九族同誅的“大逆犯”，輕判為“永遠監禁”的。

作者落筆至此，倒覺得載灃、善耆這些“韃虜”貴族，顢預誤國，固罪無可逭，然較諸后來國、共兩黨，誅鋤異己，殘害無辜者之兇狠毒辣，實有足多者。治史者記錄善惡，可下慎哉？！

汪精衛那時年輕沖動，激于義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國同情，把排滿革命，帶向另一高潮。其實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當時革命黨人，痛恨清室誤國，沮喪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無名烈士，其死難之慘烈，更足銘人肺腑。即以喻培倫烈士而言，喻君原為三位刺客中的漏網之魚，原可不死，但是最后還是自求一死，做了黃花岡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汪精衛，又有誰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倫烈士呢？！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最后叢葬于黃花岡的“七十二烈士”（實數是八十六人），他們當時是人人自求一死的。這群烈士都是當時中華民族中熱血沸騰的青年，他們眼見國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間，而人民愚昧、清吏顢頊。他們原想藉華僑之錢，憑會黨之勇，以推翻滿清惡政。可是起義十余次之后，才知藉華僑之錢匪易，憑會黨之勇尤難。絕望之余，乃決心以一己血肉之軀，作孤注之一擲。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難前的孤憤心情。

他們死得太慘烈了。八十多人原是“同盟會”的骨干，他們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將相之才，卻被當作沖鋒陷陣的小卒犧牲了。一旦集體犧牲，則同盟會之菁英斫喪殆盡；但是他們之死，也挖掘了我們民族的良心。——全國暴動已薔勢待發，清廷惡政也被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共進會”、“文學社”是怎樣的團體？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為時未及半年。便發生了十月十日（陰歷八月十九曰）的“武昌起義”，從狹義的觀點立論，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謂“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國為“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而發動的革命運動之最后一次的“起義”。

通過這次起義，則“驅除韃虜、建立民國”的兩大目標，便完全達到了。——因此吾人如認為“中國現代化運動”是有其“階段性”的，則“辛亥革命”應是第一階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階段。不過其后還有三、五個乃至七、八個“階段”，有待突破罷了。

可是我們如果是“一次革命論者”，認為長治久安的百年大計，可以“畢其功于一役”——國共兩黨的理論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就難怪孫中山先生要慨嘆“革命尚未成功”了。共產黨理論家則認為它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不是共產黨人所認可的“革命”。是耶？非耶，讓我再看看這“武昌起義”是怎樣搞起來的。

長話短說。直接推動“武昌起義”的，有兩個重要的革命團體：“共進會”和“文學社”。另一個團體“日知會”則作用不大。它只是個被革命人士用為盾牌的圣公會讀書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進會”于一九零七年成立于東京。原動議人為同盟會內黃興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務”劉揆一。揆一為什么于同盟會之外，再組織個共進會呢？其原因是同盟會鬧分裂。光復會退盟；孫中山與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組同盟會氣“總部”，因此原同盟會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隸屬于老同盟會。劉揆一是傾向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組一個與同盟會性質相同的團體以為彌縫。

據共進會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進”者“有進無退”也。所以它也是許多小革命團體的“共同”組織。宗旨與同盟會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權，改為平均“人”權。至于會旗，他們就不用孫中山堅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錐角交錯”的十八星旗。中國那時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顆星，顯然亦以美國“星條旗”為模范也。新會既立，一時頗得人心。各省英雄紛紛加入，如川人張百祥（百祥與哥老會有淵源，故被選為第一任總理）、熊克武、喻培倫，鄂人居正、孫武，湘人焦達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等等，均是一時之選。東京之會既立，旋即移師武漢，儼然是長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雖然共進會與同盟會之間并無直接關系，然又“共進會亦戴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以示不與同盟會分別門戶，獨成系統也。”（見蔡濟民、吳醒亞合著《辛亥武漢首義實錄》）如果此言可信，則本篇前引美國史家瑪麗·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義時，第二個主要團體“文學社”，則是個青年軍人的組合。原名“振武學社”。蓋清末行新政，練“新軍”，袁世凱的“北洋六鎮”之外，以湖北張之洞所練的“鄂軍”最有成績。袁世凱狡猾而專橫，他的六鎮之內不用有革命傾向的留日學生。張之洞則較開朗，他不但大批保送優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歸國學生以擴展新政、新軍。不幸的是，在任何腐敗的獨裁政權之內從事改革開放，都是自掘墳墓（且看今日蘇聯）。因為有舊政權的克制，改革開放便不可能順利開展。一旦改革不能盡如人意，則改革運動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這就是辛亥年間，新建鄂軍之內，其所以革命黨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學社則是他們的秘密組織。文學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員遍布鄂軍諸標（即現今之“團”）及工程營、輜重營、炮兵隊等單位。所以他們一旦搞起“起義”來，就同孫黃在華南所策動的不一樣了。在南方他們多半是以“烏合之眾”對抗“正規軍”；在湖北他們要“起義”，那就是“正規軍叛變”了。搞軍隊叛變的效率，較之搞會黨暴動。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過“文學社”里的小革命家，卻有個美中不足——他們之間，有兵無將（這和同盟會內有將無兵的情況，恰相反）。“文學社”的首任社長蔣翊武（湖南澧縣人），也不過是鄂軍混成協第四十三標三營里的一個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長）。其它列名史冊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們一旦造起反來，局面搞大了，卻有有兵無將之苦——后來情急智生，竟強迫一個反革命的旅長（混成協的協統）黎元洪來領導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驟起，清廷要調鄂軍入川彈壓，而眾兵丁不愿離鄂。“文學社”與“共進會”乃暗通聲氣，終于聯合造反。十月十日武昌城內一聲炮響。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帝國就搖搖欲墜了。

1.4“武昌起義”的經緯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義”的故事，史家所記蓋不下千百萬言。筆者個人在海峽兩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開沅、謝文孫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書目便有數千種之多。允為“民國史”中各專題之最。按題翻閱起來，豈人一輩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義的實際情形，亦不妨以三數百言一筆帶過：“武昌起義”是清末革命黨人所發動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裝暴動，而能占領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孫黃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穩腳根，則全國各地便會作連鎖的響應（chain reaction）。從湖南、陜西、江西（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開始，時未逾月，全國便有十三省宣布獨立，而策動獨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黨，而是各該省內，由立憲（保皇）黨所掌握的民意機關——“咨議局”。這一來，那些無用的滿族王公應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摒斥的袁世凱來撐持危局，而袁氏則養寇自重——一面“進剿”，一面又與革命黨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漢三鎮反攻，也只取二城，留個武昌給黎元洪、黃輿這一架兩頭馬車去慢慢拖延。

原來當黎元洪被拖出作革命軍的“都督”之后不久，黃興亦趕到武昌（十月二十八日），并被推舉為革命軍戰時總司令。如此令出兩府，便隱約的引起黃黎、湘鄂兩派的分歧。黃興苦戰經月，終致兩漢皆失，武昌垂危，黃氏終為鄂派孫武（民間誤傳為孫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職遁返上海（十一月二十七日）。然克強雖去，全國革命形勢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復（十二月二日），各省遣滬代表復舉黃輿為革命軍大元帥，以黎元洪副之，擬組臨時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擁黎者則堅主黎正黃副。相持不下，嚴然成為十余年后“寧漢分立”之前奏。而此時革命軍的旗幟，鄂方所用者為共進會的“十八星·錐角旗”；寧方所用者，則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廣東光復時（十一月九日）所用者又為“青天白日旗”。一軍三旗，亦見革命黨人錯綜復雜之組織關系也。然斯時民國未建、韃虜猶存；黎黃雙方為自解計，竟分電袁世凱。袁如倒戈反清，當公舉之為民國大總統。斯時歸國途中的孫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遵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國“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為新出獄的汪精衛所發明）。

但是在袁氏遵約倒戈之前，總得有一番和談，以終止此南北對峙之局。這樣一來，則南方這個支離破碎、一軍三旗的紛亂場面也得有個整體的規畫，和一個總負責人。黎黃二公既相持不下，則聲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孫文，就呼之欲出了。時局發展至此，袁氏亦覺時機成熟，由前敵將領段祺瑞等四十二人，一封聯街通電（民元一月二十五日），六歲的宣統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1.5孫文的革命外交舉隅

當國內革命運動鬧得如火如荼之時，孫中山先生在做什么呢？香港那時不許他入境：日本亦作有禮貌的擋駕。中山活動的地區，只限于南洋。后來南洋荷屬、法屬、英屬諸殖民地，為著向清廷討價，對他亦不表歡迎，弄得中山無處存身。以致在民國前二、三年間（一九一另～一九一二）他連繞地球二匝。全部時間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尋覓有錢有勢之歐美人士，同時也想加強他在美加一帶同盟會的基層組織，為計劃中的“起義”而籌餉。

中山對歐美當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國。他在一九零五年夏應中國留歐學生之請，路過巴黎時，被湯薌銘等所竊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國當局把他介紹給安南總督的信件。法國駐安南的殖民地官員，當時窺伺中國之不暇，何厚于孫文？顯然的這些帝國主義者是想利用孫文：而孫文饑不擇食也想利用他們。

后來同盟會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十月自日本專程經過西貢，趕往馬賽、巴黎。舟過吳淞口，并與專程來訪的法國在華駐屯軍參謀長作最機密的往還（簡直是一種“合符將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專精英語人員，偕同法國軍官，前后凡三人，前往與法國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廣西、貴州、四川三省，作實地調查。法人此舉用意何在，就發人深思了。后來秘件泄露，清廷據以抗議。法國駐華公使亦為之吃驚，乃行文巴黎問詢。法政府居然要其駐華公使，不必管閑事。中國政府亦無如之何（有關此事件的中國資料散見政府檔案及私人雜著，包括《國父年譜》；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難查證也）。

一九零九年五月，中山作“第四次環球之行”時，亦自新加坡徑赴馬賽轉巴黎，在巴黎住了一個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據說是“竭力運動一法國資本家，借款千萬”。其主要牽線人則為前任法國安南總督。據說是“將有成議，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閣遽改組……此人（資本家）遲疑。因其非得政府之許可，斷不肯在國外投巨資，事遂不諧。”（《國父年譜》卷上，頁二六五；亦見中山于一九零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發自倫敦的<將赴美洲致各同志函>，載《國父全書》頁四一九。）

據吾友吳相湘、蔣永敬諸先生之考據，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捐之款，總數尚不及五十萬。何來此法國千萬富商？所以此一“資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國政府自己；而法國政府投此“巨資”，意欲何為？而中山要吸引法國投此巨資，“條件”又為何？均史無明文。蓋同盟會當年與西方諸帝國主義所辦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獨任之。黃興、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語，亦不諳西情，均不知仔細也。

1.6從“企枱”到“總統”

中山先生此時雖病急亂求醫，四處籌款，但所得則極其有限。東西帝國主義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當時在美洲華僑界的最大靠山厥為“洪門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聲大雨點小，口惠而實不至。據中山先生于一九一零年（宣統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陽歷三月一日）<致美洲同志趙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義之失敗，實因缺款五千，而“波士頓致公室担任五千，所寄不過一千九百余元。紐約致公室許担任者，一文末寄……”。

所以近代史書如鄧澤如所著《中國國民黨二十年史跡》中所羅列的十萬八萬之數，都是“認捐”的數目，或事后夸大之辭，不是實際的收入。這實在不是“致公室”諸公慳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個無底洞，鈔票是填不滿的。加以當年華僑小區之中，既無“王安”，亦無“包玉剛”。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國<排華法案>欺壓之下，做點洗衣店、餐館的苦力勞動；終年所得，勉卻饑寒。在一身難保之下，支持革命，已盡其所能了。過分捐獻，大多力不從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難之后，他實在已羅掘俱窮，甚至自身也衣食難周。

同年十月“武昌起義”爆發，中山時年四十六，正值壯年。據黨史所載，他那時正北美“致公總堂”支持之下，組織個“籌餉局”，到處巡回講演革命，籌募軍餉。但據一些私人記述。中山此時日常生活都很難維持。武昌起義期間，他正在科羅拉多州典華城（Denver，亦譯但維爾或敦復）一家盧姓唐餐館中打工，當“企枱”（粵語茶房）。他原先對“武昌暴動”的消息，并未有太強烈的反應。因為同樣的起義他已領導過十次了，何況這次的發動者和他并無直接關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盤自廚房出來為客人上茶時，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聲說：“老孫，你有份『電報』。”說著，那同事便把那份來電丟到“老孫”的餐盤中去。中山拆閱來電，不禁喜出望外。原來那電報（顯然是黃興打來的）是要他立刻束裝回國。因為革命情勢發展迅速，“中華民國”可能即將成立；一旦成立了，則首任“大總統”，實非君莫屬也。——果然，兩個多月以后，企枱老孫就真的做起中華民國的首任“臨時大總統”了。

1.7科州盧家的故事

筆者寫出上段孫中山先生的軼事，朋友們驟讀之下，可能認為是稗官野史。其實這故事的真實性相當高。因為把這份電報丟到中山餐盤內的那位“企枱”，和這家餐館的主人盧瑞連君，據說在二次大戰期間，都還健在美國。盧君的長子盧琪新君曾任國民黨中央社“駐美京特派員”，與筆者老友，名記者龔選舞君曾長期同事并為好友。盧的次子盧琪沃君，曾任“青年歸主教會”的牧師，也是交游廣闊之士。他們盧家與孫公為世交好友和同鄉同志，可能還是至戚。中山先生當年在他們餐館中幫忙作企枱，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勞工并不神圣的中國社會，如傳說孫總統曾在美國當茶房，恐怕會引起國內守舊分子不必要的誤會，所以孫公諱言之。盧家父子為親者諱，除向至親好友，作為革命掌故笑談之外，亦未多為外人道。

筆者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寫出中山先生當年這段小軼事，正是要宣揚一代圣賢的偉大之處。不才在美求學期間亦嘗打工有年。今日臺港大陸在美的清寒留學生，有幾個沒打過工？——在美打工，何損于孫國父的日月之明？相反的，孫公的打工正可說明先賢締造“民國”的艱難，足為后世子孫追念耳。

中山于一九一一年十月中旬離開科州回國，便道訪華府、倫敦、巴黎，想舉點外債，以度艱難，卻分文無著。可是中山是當時革命黨人中，唯一可以結交異國賢豪、華僑巨富的最高領袖。一旦自海外歸來，中外各報皆盛傳他攜有巨款回國來主持革命。當他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偕胡漢民抵上海時，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問。中山答曰：“我沒有一文錢。帶回來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們后輩打工仔固知我們靠打工維生的前輩，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樣的。

1.8一個“開始的結束”

中山這次自海外歸來。可說是“適得其時”（perfect thing）。他是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上岸，十二月二十九日全國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開“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選舉會”（每省一票）。他就以十六票的絕對多數，當選了“中華民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一九一二年元旦，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文在南京就職。改元、易服，使用陽歷。中國歷史上三千年的帝王專制，和最后二百六十八年的滿族入主，同時結束。中華民國也就正式誕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回頭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對這段歷史，我們的執政黨——國共二黨的黨史家，各有官方的解釋。

國民黨官方的解釋是根據“總理遺教”，叫做“革命尚未成功”。“革命”怎樣才算“成功”呢？曰：“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全部實現，才叫做成功。如此說來，則“辛亥革命”只是個流產革命，因為它的果實被袁世凱等軍閥官僚所竊取；被黨內叛徒所斷送，所以國民黨要繼續革命，二次、三次到無數次。不達目的，不能罷休。果然在北伐完成之后，國民黨就取得了政權，建立了五院政府，應該是實行“三民主義”的時候了。誰知這次革命果實，又被共產黨半路竊去，所以國民黨還要繼續革命下去，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建設中國。不達目的，則革命永遠不能罷休……

中國共產黨對“辛亥革命”的解釋，則更為簡單明暸。他們認為辛亥革命只是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共產黨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反動的資產階級，所以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基本上也是反動的和假冒為善的。算不得是個革命。因此這個資產階級革命所制造出來的“中華民國”，也只是反動階級所控制的一個“朝代”。一部“中華民國史”也只是一部“斷代史”。真正的“人民中國”還是從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的。

其實從“黨史”的觀點來解釋“國史”，是不容易立足的。因為每個“政黨”，尤其“革命政黨”，都有它極其主觀和排他性極強的意蒂牢結。首先肯定了一個意蒂牢結，然后再談歷史，這就不是“以馬拖車”，而是“以車拖馬”了。抽象的說，這就叫做“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

歷史是條長江大河，永遠向前流動。搞歷史的人，隨著潮流前進，然后回頭追本窮源去看看，哪兒是青海源頭？哪兒是金沙江、三峽？哪兒是“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然后才能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我們如果昧于極其客觀發展的歷史事實，而在想象中制造一條隨自己意志發展的歷史，甚至對未發生的歷史發展，也根據自己的意志，加以指派，這就叫做“實行某某主義”；主義實行得了，那是“客觀”與“主觀”的“巧合”。客觀與主觀如果不能巧合，甚或抵觸，那往往就要出大毛病——輕者誤民誤國；重者就伏尸億萬，萬劫不復了。古人常說什么“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一個大大小小的獨夫，在一位智者的眼光中，本是下難辨認的。

再回頭看看“辛亥革命”吧！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兩大任務：驅除韃虜，建立民國。前者是沒什么可說的。重點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國”呢？簡單的說，就是“把君權換成民權”。君權是“中古”的制度；民權是“現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換成“現代的制度”，用個抽象的名訶，便叫做“政治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不是任何國家所獨有，它是世界歷史上的共同現象。而各國又因為歷史和社會等等條件的不同，其政治現代化的程序，亦有長短、緩急、遲早、逆流、順流……之不同。

具體說來，把“君權”換成“民權”，以美國為最早！美國擺脫英皇于一七七六年。建立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民國”（republic）。但是美國建國不是一蹴而幾的。他們“英語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傳統”（The Anglo-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大體說來英語民族成功地約束王權，蓋始于“光榮革命”（一六八九）。自光榮革命到美國革命，他們大致掙扎了八十余年，才“建立”了一個說英語的“民國”。

法蘭西民族，從君權完全換成民權，自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到第三共和之確立（一八七五），大致也掙扎了八十余年。

俄國的情況也大致差不多。蘇俄自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開始，中經列寧、斯大林將近四十年的獨裁專制——遠甚于沙皇的獨裁專制，到最近的政變流產，和戈爾巴喬夫自聯共主席遜位，也搞了七十四年。要進步到真正的民主共和，恐怕也要在八十年之上。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開始。歷經軍閥起伏專政，直到一九四五年戰敗，也掙扎了八十余年，始搞出點民治的雛型來。

比諸世界先進的民治國家，老實說，咱們中國人向現代民權政治進展，也不算太壞。我們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八十年了。八十年中我們出了一個只在位八十三天的袁皇帝。一九一七年宣統爺也回來搞了幾天。其外蔣、毛二公也各做了幾十年的皇帝，但是二公畢竟不敢搞“黃袍加身”。最近《紐約時報》也把鄧公小平封為The Emperor of China。說句公道話，“小平您好！”比蔣、毛二公畢竟要民主多了，雖然他也搞出“天安門事件”的一大敗筆。但是我國近代史上，從君權到民權的轉型浪潮，正如今夏（一九九一）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對付這場洪水，君不見官家只能“炸堤”，哪能“筑堤”呢？“社會科學”還是應該多學點才好！

我們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這時限是民主先進國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們的成績，不算太壞！

那么，“辛亥革命”在我們這“從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轉型期”中，算個什么呢？

曰：廣義的“辛亥革命”（一八九零～一九一二），是我國歷史上從君主到民主這個轉型期的“開始”。

狹義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曰至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則是這個“開始的結束”（The End of a Beginning）。如此而已。請讀者諸位指教。

*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脫稿于北美新澤西州

原載于臺北《傳記文學》第六十卷第二期

唐德剛 2011-10-27 12: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