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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亮過世。年輕一輩讀者大概不會知道他。這位老人經歷了新中國的多種大事件，扮演了各色當事人。他是：1957年反右和勞教制度的第一批受害人，因為一篇詩歌作品成為右派，21歲進入勞教農場；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受益人，22年后得到“平反”——平反也是需要注釋的舊詞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響應者，創辦了把荒涼賣給人看的西部影視城；新時期文學熱潮的弄潮者，眾多作品因為性和苦難元素被批評、被批判；文學惠及電影的行惠者和電影助推文學的受惠者，9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一篇詩歌可以毀滅一個人。何況，張賢亮的《大風歌》完全是一篇頌歌型的作品，呼喚“新時代的來臨”，詩歌的副題是“獻給創造物質和文化的人”。

時間是最公正的裁判官。

張賢亮有幸，看到了時間對歷史舊賬的清理：勞教制度在2013年被徹底廢止；其作品曾經爭訴不斷的話由不值一噱。張賢亮不幸，看到了時間的喜劇：一個文化商人比一個作家更受媒體關注，“緋聞”比作品更受關切。

如果不是因為過世，一個作家還有機會登上新聞頁面嗎？

諾貝爾季再次展開。10月9日新的文學獎得主面世。但是除了媒體尚有關切的義務，普通人已經興趣大減。莫言獲獎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中國讀者的諾貝爾情結。除了獎項，文學還有什么理由值得躍居輿論中心？

張賢亮作為一個作家值得尊敬，可以援引的理由之一，是他持續不斷地寫他所經歷的“文革”苦難。他認為，“雖然從政治角度來看‘文革’結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態上這樣的陰影并沒有消除，我們沒有來得及對這場革命給人心靈造成的傷害、摧殘進行清理，甚至，我們都忘記這沉重的一頁。”沒有人喜歡苦難，但是藝術中的苦難確實有更強大的力量。生活中，苦難也不容我們視而不見。

瑞典學院對莫言的肯定中有這樣清晰的邏輯，“他基本知曉所有與饑餓相關的事情；中國20世紀的疾苦從來都沒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寫。”寫疾苦，至少是個重要的美學原則。

坦率地說，張賢亮小說中的疾苦，仍然經過了過度文學化的“潤化”而非“銳化”。

魯迅推崇“偉大的文學者”，說陀思妥耶夫斯基“竟作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時也是殘酷的拷問官而出現了”。

陳丹青有幾句關于陀氏的話也說得好，“讀他的書，如被仇人指認的一瞬。”“他的看家功夫，是引你不堪卒讀而狠心讀下去，終于忍無可忍地忍受著，潰敗于文學的淫威了。”

過世前，張賢亮還在寫他的回憶錄。這部預計死后面世“平生故事堪沉醉”的自傳，根據已經披露的篇章看，比他平生所有的小說更具力量。也許，我們可以從中看到更裸露的現實和更糾結的人性。

有媒體追問過張賢亮為什么一直寫“文革”故事，他回答說：我覺得，這可能是我一輩子的主題，因為這就是我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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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2015-08-23 08:4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