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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澳門大學《南國學術》2014年第2期  作者:章開沅 、陳才俊

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仍然會繼續存在并大行其道，而且有可能被少數政治家利用，重蹈歷史的覆轍。為了防止排他的狹隘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滋長，當務之急就是要培養“世界公民”意識。在未來，國籍將會變得不那么重要。

——關于“人類文明建構”的對話

[摘 要]人類在20世紀的一百年間，創造了燦爛輝煌的現代物質文明，提高了全球公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但同時也在規模與危害程度上給精神文明與倫理道德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破壞。導致這種嚴重后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時代呼喚人文精神，精神文明亟須健康發展，而關鍵在于人類的自我完善、人類的健全發展，在于充分認識到個體的價值與尊嚴，而這種價值與尊嚴又是在人與人相處的過程中體現的。由于整個人類是由不同文化傳統、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識形態的民族或者群體組成，這就需要展開切實有效的、平等自覺的全球文明對話。只有全世界不同地理區域、不同文化傳統、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識形態的公民共同攜起手來，吸取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資源，“求大同，存小異”，就人類共同的核心價值體系逐步達成共識，人類文明的重構才會成為可能。

一、人文精神缺失與文明危機

陳才俊：章先生，您好!作為當今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歷史學家與教育家，您在自己漫長的學術生涯中，很早就關注人類命運與世界文明的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您將自己的更多精力投入到思考人類價值體系的重建與精神文明的重構問題上。尤其是在20世紀末，您在不同國度、不同領域、不同群體中堅持不懈地呼吁全世界有識之士，應該不分民族、不分國界、不分信仰、不分主義，攜起手來，吸取一切健康、有益的精神營養，共同重建新的人類文明。

章開沅：我這么做與國際大環境有關。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乃至世界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不同的文明與價值體系彼此沖突，相互博弈，并引發巨大的動蕩;全球不同信仰、不同民族、不同價值觀的公民表現出大異其趣的心態，其中更多的是對世界未來發展的憂慮。1990年8月，我辭去華中師范大學校長之職，應邀前往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加州大學圣迭戈校區講學與研究，在美國工作了三年。從這個時期開始，我有了更多的時間思考一些有關人類命運與世界文明發展方面的問題，尤其是展開對20世紀這一百年的反思。

反思20世紀，我們會發現，科學技術的發展無疑創造了燦爛輝煌的現代物質文明，提高了全球公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但在精神文明與倫理道德層面，人類社會卻沒有取得相應的進步，甚至走了回頭路，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兩次世界大戰，連綿不絕的局部武裝沖突，尤其是高科技用于現代戰爭，造成的人類生命財產損失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恐怖時代。這一百年，人類對自然環境與精神文明的破壞，在規模與危害程度兩方面史無前例。

20世紀末，無論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單純的物欲追求導致的許多社會問題：環境污染、資源浪費、食品危害、信仰迷失、道德淪喪，甚至吸毒、自殺等人類自殘行為也急劇增加，暴力犯罪更是日益猖獗。人類正在毀滅自己，這并不是悲觀主義者的危言聳聽。我不是悲觀主義者，只是一個審慎的樂觀主義者。悲觀主義者唉聲嘆氣，無所作為，而我則是愿意有所作為的。我當時就不厭其煩地廣泛呼吁，人類已經到了必須挽救精神文明、挽救人類自己的危機時刻。

陳才俊：世紀之交，往往給人以憧憬、期盼、遐思乃至臆想。而這個時候，只有那些有識之士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發出不同的聲音。以中國而言，早在20世紀初，章太炎(1869—1936)便對他所身處的世紀之交的中國社會情狀與文明征象提出過警示。當時，進化論在中國風靡一時;知識界趨之若鶩，附之者眾。1906年9月5日，章太炎在《民報》第7號發表《俱分進化論》一文，對中國的“進化論”熱予以審視。他說：“進化之所以為進化者，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并進，專舉一方，惟言智識進化可爾。若以道德言，則善亦進化，惡亦進化;若以生計言，則樂亦進化，苦亦進化。雙方并進，如影之隨形……進化之實不可非，而進化之用無可取，自標吾論曰‘俱分進化論’。”[①] 章太炎實際上是對西方現代文明進入中國后會產生積極與消極作用的一種告誡。

章開沅：章太炎是我非常崇敬的思想家。20世紀初，他就對處于世紀之交的中國人文精神建設表達了自己的担憂，并對舶來的西方現代文明持有獨到的批判見解。他的《俱分進化論》并非全盤否定進化，而是告誡人們不可盲目迷信“進化”，把“進化”視為一種絕對的信仰。他認為：第一，進化終極未必能達于“盡美醇善之區”。第二，其所以如此，是由于進化“非由一方直進，而必由雙方并進”。第三，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以及知識與科技水平的提高，善惡、樂苦亦將不斷同步增長。“曩時之善惡為小，而今之善惡為大;曩時之苦樂為小，而今之苦樂為大。”當然，章太炎對現代文明弊端的批判，或多或少是受到日本維新思想家的影響的。

陳才俊：1968年，年近八旬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A. J.Toynbee，1889—1975)與不惑之年的日本哲學家池田大作(1928— )進行“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對話。他指出：“近代初期的烏托邦理論，幾乎都是樂觀的。這是因為，沒有明確地把科學進步和精神上的進步，看成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他們錯誤地認為，累積科學和技術上的進步，會自然地累積精神上的進步。”[②] 顯然，湯因比當時已經對現代科技所引發的人類現代文明的嚴重缺失，表達了深沉的憂慮。

章開沅：湯因比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史學大師。他對人類文明前途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頗為重要的觀察維度。但他曾自我剖析，承認其觀察視角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德國哲學家、歷史學家施本格勒(O. Spengler，1880—1936)的影響，相信20世紀注定人類要目睹“西歐的沒落”。所以，作為西歐人的湯因比，曾經寄希望于東亞精神文明的復興，能藉以彌補人類現代文明的嚴重缺失。然而，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后，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或先或后也走上了重科技而輕人文、重物質而輕精神的西方現代化道路，且其負面影響所造成的危害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可能是湯因比當時所始料未及的。

陳才俊：據此有人認為，章太炎、湯因比等人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太悲觀了。悲觀主義者往往認為負向價值的不良影響是巨大的，而正向價值的積極效應卻是非常有限的，故產生消極的人生觀。悲觀主義顯然不利于人類文明的積極建設。

章開沅：恰恰相反。章太炎、湯因比等一批先賢并不是悲觀主義者。他們在自己所處的時代，一直是站在潮流的前面，為社會進步、人民幸福和國家富強發揮思想先導作用。他們并非盲目地排拒現代文明，而是清醒地看到現代文明日益暴露的弊病，并且為人類文明發展的前途感到憂慮。這是一種深沉理性的思考，而不是悲天憫人的消極應對。如果說他們是悲觀，那就是一種深沉的悲觀;而深沉的悲觀比膚淺的樂觀，在思想境界上至少要高一個層次。

陳才俊：湯因比有關現代科技發展會衍生現代文明弊端的預言，顯然得到了驗證。半個世紀過去了，現代文明的弊病不僅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擴散越來越廣，勢頭愈演愈烈。我認為，現代科技是由人發明的，目的也是為人類服務，給人類提供更好的生活，所以，現代文明的弊病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人類過度的物質欲望而引致的。

章開沅：《管子•牧民》中說：“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就存在決定意識而言，禮義足固然需要倉廩實作為基礎，但倉廩實并非必然導致禮義足。因為“實”與“不實”是相對而言的，所以，人的物質需求難以得到完全滿足。如果缺少良好的制度與機制，特別是缺少良好的思想教育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就有可能出現飽暖思淫欲乃至物欲橫流的嚴重社會病態。個人利益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如果沒有合理的制度加以規范，沒有健全的機制加以調節，沒有正確的道德風尚加以導向，則建立在貧富懸殊基礎上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勢必愈演愈烈，而所謂社會穩定也就缺乏起碼的保障。

今天的世界經濟發展模式，市場經濟已然成為絕對的主導形態。但市場經濟畢竟是以個人利益為主要驅動力的，這就不可避免地帶來拜金主義和損人不利己行為的泛濫。市場經濟的發展有兩個杠桿：一個是社會需求的增加，另一個是為滿足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而不斷提高的生產力水平。一般說來，社會需求總是不斷增長的，因為人們對物質生活的追求永無止境，加上各種各樣的誘惑與刺激，形形色色所謂高消費的奢靡導向，很容易造成物欲橫流的現象，以及與之相伴隨的貪污腐化等社會病態。但對于許多見利忘義的投機者來說，這卻是發財的大好時機;他們并不在乎自己發財的后果究竟是為社會造福還是造禍。于是，這些人變成金錢的奴隸，而更多的人不僅飽受金錢匱乏之苦，還要經受這些金錢奴隸的巧取豪奪之痛。為滿足社會需求增長而提高的生產力水平，其福祉并未真正為社會所共享。我這樣說絕非提倡平均主義，而只是對于貧富懸隔造成的社會嚴重不公平提出警告。揭露社會病態并非都是理想主義者的道德說教。

陳才俊：所以，在21世紀初，您就撰文大聲疾呼：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科學技術與人文精神，仿佛車之雙輪、鳥之雙翼，兩者缺一不可，單純依靠科學技術決不能建立合理而完善的社會。如今，十幾年過去了，發生在中國的食品安全問題、環境污染問題、能源供給問題、教育不公問題、貪污腐敗問題均未得到有效的控制與改善，導致不少地方社會矛盾激化、群體性事件屢屢發生。造成這種嚴重后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章開沅：根本原因在于人文精神的缺失。時代呼喚人文精神，精神文明亟須健康發展，而關鍵仍在于人類的自我完善、人類的健全發展。所謂健全的人，首要則在認識人的價值與人的尊嚴，而這種價值與尊嚴又是在人與人相處的過程中體現的。湯因比非常強調生命的尊嚴，把生命的尊嚴看作是一種絕對的最高的價值，或者“普遍的價值基準”，不容許任意侵犯。作為個體的人，只有在沒有私心的、利他的、富有憐憫的、有感情的社會群體中，才能體會到自己真正的價值與尊嚴。我認為，人類只有真正認識到人的價值與尊嚴，才能自我完善，才能更好地重塑人文精神。

陳才俊：自2005年歲末開始，您與池田大作進行了“世紀的饋贈”的長時段對話，一起“思考和探索那些當前人類的重要課題，或者那些必須深究的若干終極課題”，并共同展望22世紀。《世紀的饋贈：章開沅與池田大作的對話》[③] 一書在日本、中國出版后，引起思想界的廣泛熱議。

章開沅：面對當今人類文明的嚴重缺失，我作為一名歷史學家，不應該保持沉默，更不應該無所作為，而是必須有所行動，有所表達。我們應該與其他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乃至廣大科技專家中的有識之士一起，共同糾正當今人類文明的缺失，用自己的智慧與熱情，重構健康向上的使人類免于繼續沉淪的精神文明。也許有人認為歷史學家只曉得回頭看，習慣于懷舊保守。其實，真正的歷史學家總是力求把自己定位為連接過去、現在、未來的橋梁。我們當然會回頭看，但同時也會向前看，特別是關注現實、關注社會、關注未來。即使回頭看，我們也不僅僅是從現代看過去，而往往是從未來看現在，從世界看中國。這是一種時空的超越，也是深層次理性思考所必需的。

陳才俊：當今中國，人文素養缺乏與人文精神淪喪已成為社會諸領域不可忽視的現象;就連一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同樣是人文知識匱乏、人文修養淺薄、人文關懷缺失、人格道德偏差。這應該說是一個非常令人担憂的現象。

章開沅：一個民族或者國家，如果喪失人文精神，就會失去未來。人文精神從宏觀來講，是對人類生存意義和存在價值的關懷，它凝結為人的價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從微觀而言，則是一個人的本質體現，因為人不僅是一種事實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種價值存在。所以，我們不僅要了解人“是什么”，還需要知道人“為什么”。科學的意義在于“發現事實”，而人文的意義則在于“追求價值”，彼此相輔相成，兩者缺一不可。在西方近現代文化中，科學與人文往往是對立的，表現為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這顯然是有害的傳統，因為科學是人創造的，目的也是服務于人的生活。同樣，人文也不能脫離科學，否則會走向神秘主義。人文精神的認知基礎是人文知識，包括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等經典人文學科知識。人文精神是人文文化的精髓，是求善而止于至善的境界，并推動著人文知識、人文思維與人文方法等的發展。為了復蘇人文精神和糾正人類文明偏差，就應當融會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于一體，以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懷，努力發掘一切優秀歷史文化遺產中有益的精神資源，營造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新文化，扭轉社會人文精神的衰頹。

二、社會轉型與文化革新

陳才俊：人類文明的發展與人文精神的建構，既受到許多因素的制約，亦受到諸多因素的催化，社會轉型即是其中極其重要的因素之一。社會轉型使得社會經濟結構、文化形態、價值觀念等發生深刻變化。從社會學的視角來看，人類社會就是一部社會變遷的進步史。社會變遷是一個緩慢的“量變”過程，而社會轉型則是社會變遷當中的“質變”，是從原有的發展軌道進入到新的發展軌道。您是中國近代社會轉型領域研究的倡導者與開拓者之一，如何看待中國的社會轉型與中國人文精神的關系?

章開沅：就中國而言，跨世紀就意味著社會轉型。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是從傳統農業宗法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全面轉型的發端。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則是在社會主義體制內，進行著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更為深刻的轉型。盡管前后兩種社會轉型的性質、基礎、環境、機遇與終極目標不同，但在社會轉型時期，政府應該如何積極而又恰如其分地確定自己的角色、發揮自己的作用，各種社會力量又應該如何積極而恰如其分地確定自己的角色、發揮自己的作用，而且促成政府與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仍可從前人的歷史經驗中汲取若干有益的東西。同時，社會轉型必然促使文化革新，固有的文化必須革新調適才能適應新的社會環境。但是，文化并非總是亦步亦趨地追隨環境變化。在歷史上，具有前瞻性的社會思潮與文化革新，又往往是社會轉型的先導與催化劑。何況，我們所理解的社會環境，已不再是庸俗社會學者所設定的僅僅是經濟環境和政治環境，它也包括人文環境。如果進一步探究，民族文化心理乃是社會結構更深的層面。

陳才俊：由此看來，文化轉型乃是社會轉型的內核。忽略文化轉型，便不是完整的社會轉型，當然也就不可能是成功的社會轉型。因此，我們在關注社會轉型的同時，更要重視文化革新;重視文化轉型正是為了突出精神層面的重要，也是為了呼喚人們在社會轉型時期更加重視人文精神。在文化轉型中，無疑涉及“吸納”與“排拒”問題。您曾提出“離異”與“回歸”的理念，藉以闡述文化轉型中交替出現的兩種趨向。

章開沅：“離異”與“回歸”是人類文化史上經常交替出現或相互伴生的兩種趨向。特別在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演變的過程中，開創新制度的思想先驅對于傳統文化大都有離異與回歸兩種趨向。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的西歐是一種類型。那里的離異，主要表現為對中世紀的批判與背離;那里的回歸，則主要表現為從希臘、羅馬古代精神文明中尋求人文主義的力量源泉。或許可以說，這是一種跨越時間的離異與回歸。長期沉睡于中世紀落后狀態的東方又是一種類型。這里的離異，首先表現為模仿、學習與趨近西方近代文明;這里的回歸，則主要表現為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本民族的主體意識，以求避免被先進的西方文明同化。或許可以說，這是一種跨越空間距離的離異與回歸。

就近代東方國家而言，離異主要表現為趨向于西方近代文明對傳統文化的脫離，從總體上來說是進步的歷史潮流。然而，由于強弱貧富差距懸殊，東方國家也很容易產生民族自卑感，乃至產生全盤西化主義與民族虛無主義。至于向傳統文化的回歸，情況則相當復雜。頑固派的守舊復古，對抗新的潮流，自然是一種倒退趨向;一些開創新制度的思想先驅往往也向傳統文化回歸，則主要是由于担心獨立的民族精神的喪失和防止被西方文化完全征服與同化。后者的回歸自然包含某些合理的、必要的積極因素，但由于舊傳統年深日久、盤根錯節、惰性太大，新的社會力量在有限的離異之后很容易經由回歸走向復舊。因此，在東西方文化交流過程中，離異與回歸都要適度，即“離異”不可無根，“回歸”不可返古。

陳才俊：近代以前，中國長期以“天朝上國”自居，以自我為中心，盲目文化自信，多拒排外來文明，所以，“離異”與“回歸”兩種文化趨向在近代中國并不明晰，更談不上對中國社會轉型有多大影響。

章開沅：“離異”與“回歸”這兩種文化趨向對中國社會發生深刻影響，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19世紀60年代以前，中國不存在文化回歸的現象，有的只是大量出現的對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排拒，而離異更是微乎其微，以致很難引起眾多的注意。60年代以后，隨著維新思想的發展與洋務事業的興辦，出現了與傳統文化比較明顯的離異。雖然還僅僅是開始，但是已經引起舊勢力比較強烈的反應，關于同文館與修建鐵路的爭論，就是離異引發回歸、回歸阻止離異的具體表現。但是，真正具有相當規模的回歸現象，則出現在甲午戰爭以后，特別是在戊戌變法全面展開以后。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杏貞，1861—1908年居太后位)的政變以及由此引發的1900年“庚子事變”，是對戊戌變法的全面反動。民國建立后，全國出現許多新事物、新氣象，民族生氣又有所振作。但是，在頑固守舊勢力看來，這卻是曠古未有的奇變與災難。他們煽起一股又一股思想上的復古風潮，并帶出一次又一次政治上的復辟逆流。辛亥革命有限的勝利成果也就逐漸喪失殆盡。

陳才俊：談到社會轉型與文化革新，必然關涉到現代化與全球化問題。以現今中國而言，文化發展日新月異，繁花似錦，然而各種問題也林林總總，與日俱增，典型表現是：新舊并存，雅俗交錯，光怪陸離，瞬息萬變。其結果是使人難以理解，難以把握。

章開沅：這是處于全球化大潮中社會轉型的必然產物。中國文化現在實際上是前現代、現代化與后現代混雜并存。這不僅是指時間序列，而且體現于文化版圖(從地區而言)。具體表現為，主流是現代化，但苦于發展不足，前現代依然大量存在;又由于現代化本身的缺陷與外來的各種影響，后現代的問題與反應已經迅速彰顯。當前的文化創新與文化產業研究，不能不面對這些嚴酷的現實，不能不認真處理好三者之間的關系。前現代并不意味著落后，相反還包含著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所以保護歷史文化遺產，繼承并發揚其精華，仍然為文化創新所必需。現代文化當然是主體，但現代化本身就存在著固有的缺陷，因為市場經濟畢竟是以個人利益作為主要驅動力，功利主義、拜金主義誘使文化走向庸俗乃至病態墮落，這是全球性通病。中國雖然標榜走自己的路，但仍然無可避免地為現代化付出沉重代價。什么是我們需要的時代精神與時代風貌，仍然是一個亟須深入探討并實踐的難題。后現代主義思潮的積極因素是揭示現代化存在的缺陷并進行反思和清理，但破壞性也愈益萌生，其具體表現就是“解構”的濫用，把顛覆固存文化視為最大樂趣，甚至作為沽名釣譽的登龍之術。如何正視后現代面臨的嚴重問題，并把糾正現代化弊病的訴求引導到正確的、健康的建設性方向，乃是文化界與教育界有識之士的共同的責任。

值得指出的是，現代與傳統并非截然兩分，創新與守舊本應相生共存，否則創新便會成為一種淺薄的時髦，甚至流于單純的形式創新乃至空洞的話語創新。

陳才俊：現今中國正在經歷的社會轉型中，文化革新面臨著對固有傳統文化與外來西方文化的雙重抉擇。眾所周知，文化有強勢與弱勢之分，文化交流也更多是以強勢影響乃至潛化弱勢。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以文化創新也面臨新的挑戰。

章開沅：在面對中國傳統文化時，我們必須對自身的精神思維態勢予以反思。如果把現實的各種失誤和挫折全部歸咎于傳統文化，那就未免失之偏頗，等于是自己沒有出息反而責怪祖宗。傳統永遠在發展變化，它作為自在之物，無所謂優劣，后人應該以強者(優越者)的姿態來對待傳統文化;不是肩負傳統包袱，而是超越傳統并根據現實生活的需要來選擇傳統中的積極可取部分，摒棄消極有害部分。按離異與回歸的模式來說，離異須抗拒其惰力，回歸則須認同其活力。

對于西方文化，我們也有接受者主體自身的精神思維態勢問題。應該用強者(優越者)的開放心態來對待外來文化，即使在兩相較量中遭到失敗，也要善于利用“失敗者的優勢”，在精神上轉化為“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強者，放手吸收外來文化的先進部分，改造革新自身的傳統文化，并在兩者融會貫通的基礎上整合、發展本民族的新文化。所謂西方文化或西方文明，其包含內容之廣泛與內部差異之懸殊，與中華文化相比較，只能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一些人所津津樂道的西方文明，大抵都是美國文明或美國式的文明。美國雖然得天獨厚，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但它的文明并非西方文明的原型，而是英、法文明在美洲新大陸的支脈，也是各國移民帶去的形形色色文明的綜合。所謂西方模式，其統一性是相對的，它統一于許多國家的千差萬別之中。如果忘記了這一點，就可能把這一模式簡單化、絕對化，以致閉塞自己的視野，堵住自己的思路。

文化創新是人類文明重構的基礎。我認為，文化創新既要有全球化的視野，又要有現代化的理性，更要有未來化的眼光。

三、全球一體與文明對話

陳才俊：人類文明的重構顯然不是某一個地區、某一個國家或者某一個民族的事情，而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所以離不開全球化。今天，全球聯系不斷增強，物質和精神產品的流動沖破區域和國界的束縛，影響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人類的活動以全球為空間，人類的生活也以全球為領域。然而，整個地球又是由不同文化傳統、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識形態的民族或者國家構成，所以，全球化必然引發全球文明對話。

章開沅：是的，世界早已進入全球化時代，區域整合乃至全球合作已經成為無可阻擋的總趨勢。孫中山曾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順逆之間，何去何從?明智之士，一眼可知。其實，孫中山對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距離看得很清楚，他認為被壓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復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講世界主義”。“所以我們以后要講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后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④] 更難能可貴的是，孫中山高瞻遠矚的天才預見，已經為當今亞洲乃至世界一切國家之間的重大紛爭提供了可行的解決思路——正確處理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關系。不過時至今日，“恢復從前失去的民族主義”，對多數國家與地區來說已經不再是頭等大事，反而是民族主義的過度“發揚光大”，加深了世界各國的沖突與紛爭;少數發達國家更是假借世界主義之名推行霸權主義之實，任意侵犯弱小國家的主權，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嚴重毀損。我們要小心激進的民族主義的抬頭。

陳才俊：湯因比認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是一種把惡劣的人類集團力量作為崇拜對象的宗教，是產生悲劇的溫床。顯然，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是悖逆全球化、悖逆文明對話的。

章開沅：雖然全球化是世界未來發展無可阻擋的總趨勢，但是，現今構建人類社群的最重要載體仍然是各種形式的民族國家。盡管越來越多的國家在主觀上并不認同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但當所謂的國家利益出現紛爭時，則又往往容易湮沒執政者甚至民眾的理智，所以紛爭與反抗尚難有一日停息。

誠然，國家利益是客觀存在的，正當、合法的國家利益理應受到必要的尊重與維護;但是毋庸置疑，國家利益的排他性也客觀存在，更何況許多國家的利益之爭乃是歷史的負面遺產，“剪不斷，理還亂”，很難在一兩代人之間化解。然而，因利益之爭而引發的超越國界的嚴重人類公害，卻等不及一兩代人的拖延。所有國家的政府及人民必須迅速聯合起來，共同磋商，解決分歧。用費孝通的話講，只有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才有實現“天下大同”的可能。

陳才俊：全球化是極限的時代。在有限的自然與生態環境中，無限大的現在意味著無限小的未來，一部分人無限大的獲取意味著另一部分人無限小的留存。正因為如此，以往的種族、民族、國家、階級、集團矛盾的沖突正在演變為更具綜合性的文明沖突。今天，和平與發展雖然已經成為時代的主旋律，成為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但是，動亂與戰爭依然存在，人類仍然在自相殘殺。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增長、政治對抗、人性施惡這三者糾結所產生的惡果已經遍及全球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用您的話說，人類正在毀壞自己生存的環境，從而也有可能最終毀滅自己。

章開沅：因此，用歷史來教育人民，喚醒億萬人民反對戰爭并努力消除戰爭根源，乃是我們理應承担的時代使命。我多次強調：我們回憶充滿恐怖與罪行的往事，絕不是為了復仇，而是為了尋求真理與伸張正義;同時也是為了汲取歷史經驗，用以教育人民，特別是教育青年一代。我們要反對一切霸權主義，一并清除以自己和國家為中心、本國利益凌駕于地區和全世界利益之上的霸權主義的思想基礎。

我常說，物極必反，否極泰來。我們不應該過度悲觀，更沒有理由絕望，而應該看到光明的一面。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類文明在惡化的同時也正在進化，而進化正是出于對惡化的清醒認識。就現今世界的嚴酷現實而言，環境的破壞與資源的浪費已經成為全球一體化的最大公害，任何一個國家與地區都不能置身其外。只有通過全球一體化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求得改進與化解之法。我把這些人類共同利害關系比喻為“最大公約數”，它們是人類最好的老師，也是人類的最大凝聚力。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正在認真考慮如何正確處理人類整體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關系。長期被視為神圣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必須經受全球一體化的人類公理的重新評判，才能有助于人類公害的去除與人類公利的謀求。

陳才俊：第二世界大戰之后，東西方“冷戰”日趨激化。池田大作的老師、日本創價學會第二任會長戶田城圣(1900—1958)曾提出“地球民族主義”，即超越民族、國家和宗教等界限，全人類同為地球同胞的理念。然而，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地球民族主義”的理念卻仍然難以成為全球公民的共識。

章開沅：不僅“地球民族主義”理念至今仍未成為人類共識，而且展望未來，“國家”、“領土”、“主權”等意識在今后很長一段時期仍將存在，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也就不可避免。在這樣的背景下，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仍然會繼續存在并大行其道。而這些民族情緒、國家情緒也有可能被少數政治家利用，重蹈歷史的覆轍。為了防止排他的狹隘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滋長，當務之急就是要培養“世界公民”意識。在未來，國籍將會變得不那么重要，不論哪個國家的公民都應當持有“世界公民”的意識，不斷加深對“世界公民”權利與義務的認知。這是歷史的大勢所趨。也許中國公民社會尚未發育成熟，然而世界公民社會已在形成之中。也許在不久的未來，全球公害激發人性復蘇，在共同防治公害的奮斗中產生新的自我融合，促成世界公民新的公德誕生，那才是全球之幸、人類之幸。不管個人主觀上是否自覺，我們都事實上已經置身于這個新興社會之中。只有這個包容最廣的社會，才能最終決定21世紀乃至22世紀人類文明的走向。我們這代人雖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陳才俊：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S. P. Huntington，1927—2008)曾預測，“冷戰”結束之后，人類發生沖突的根本原因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差異，“文明的沖突”將成為主宰全球格局及其走向的核心問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在引起全球高度關注的同時，也招致東西方學者的質疑與批評。故此，他在1997年末撰寫的《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又補充強調：“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沖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于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⑤] 應該說，文明對話才是世界發展的根本出路。

章開沅：亨廷頓“文明沖突論”受到批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將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放大到極致，而忽視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影響與融合。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其文化要發展，就不能不與其他民族、國家的文明進行交流。封閉與阻塞只能導致民族文化的枯萎和衰敗，交流與對話才會帶來民族文化的生機和活力。如今，全球化的總趨勢與大洪流愈益凸顯國際合作的必要性，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已成為時代發展的主旋律。離開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就不能達到相互理解，就難以消除彼此矛盾，甚至可能導致重大沖突。加強文明對話，將是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發展的必然選擇。

陳才俊：人類一切文明都有自己的獨特性，不同文明之間顯然存在差異性。有差異就會產生矛盾，有矛盾就可能發生沖突。同時，不同文明之間也有相通性、同一性。所以，不同文明之間尤其是東西方文明之間的對話，各自的文化自覺顯得特別重要。東西方只有加強文明自覺，放棄文明征服，達成文明共識，才能共建人類未來文明。

章開沅：以西方文化為例。西方文化之所以能不斷有效更新，長期持續發展，正在于他們具有很強的文化自覺意識。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由于長期處于強勢地位，難免產生自我膨脹，并形成殖民主義、種族主義、極端民主主義、文化沙文主義等西方中心主義思潮。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有不少西方人固執地認為西方文化優越于其他文化，西方文化的特征、價值或理想具有廣泛的普適性。但近幾十年來，西方學術界也有許多人對西方文化中心主義進行理性反思，理性審視自己文化的缺陷與危機。特別是進入21世紀，西方學術界的這種反思達到了相當深刻的程度。他們不僅重視從其他文化中汲取有益的營養，而且進一步深入探索“他者”的意義，從“他者”的立場出發反觀自身，求得對自身更全面、更深入的認識。尤其是，他們不斷在東方文化中發現智慧，獲得啟迪，并試圖融合東方文化精神于西方文化基礎，以更好地發展自己的文化。

陳才俊：與此同時，一些中國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中國文化的自覺認識與恰當定位同樣非常重要，而且迫在眉睫。我們只有認真發掘中華文化的精髓，才能把自己的優秀文化貢獻給全人類;只有認真反省自身文化的缺陷，才能更好地汲取其他民族和國家的文化精華，并在適應現代化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下給中國文化以現代的闡釋，才能真正走在世界文化發展的前列。那么，中國人應該如何審視自己的傳統文化，通過文化自覺來達至與西方文化的平等對話?

章開沅：我們需要用聯系和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個問題。從地域上看，中國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國之一，雖然是長期比較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但各個地區經濟、文化發展很不平衡。同時，中國又是一個民族眾多的國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經濟、文化乃至社會結構方面的特點。漢族文化雖然處于主導地位，但長期兼收并蓄，已吸收蘊涵了許多兄弟民族文化及外國文化的因素與影響。從歷史上看，中國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文明古國之一，歷經滄桑，活力猶存，其漫長的發展諸階段又各有自己的特點。儒學由于統治者的提倡，曾經長期處于統治地位，對民族文化產生深遠的影響。然而它在不同階段又與墨、法、道、佛諸家碰撞融會，形成儒學本身的深化與流變。及至近代以來，情況更為復雜，中學與西學既相沖突又相融合，既有進化論與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的傳入，也有馬克思主義與其他社會流派的輸進。這些不同類型的外來思想都曾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上與中國固有文化結合，并且以不同地位包攝在中華文化之中。因此，時至今日，已經很難說還有什么純粹的、一成不變的中國傳統文化了。

所以，我們只有認真地、具體地辨析中國文化的歷史與現狀，并且比較研究西方文化的歷史與現狀，才有可能尋獲某些切合實際的路徑，通過文化自覺達至與西方文化的平等對話。

四、宗教信仰與文明形態

陳才俊：湯因比在其《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一書中，把人類歷史的載體確定為“文明”，將“文明”作為考察人類歷史的基本單位。在他看來，每種文明形態均由政治、經濟、文化三大元素構成，其中政治和經濟容易發生變化，唯有文化則相對穩定并成為文明的核心。湯因比認為，文化是一個文明社會所特有的精神活動的總括，文化的核心是某種價值體系，而價值體系的根基則是宗教信仰;宗教信仰不僅決定文明社會的精神活動本身，而且制約整個文明社會或文化體系的其他活動。他視宗教信仰為文明社會的本質體現與文明過程的活力源泉。

章開沅：在湯因比看來，任何文明的運動過程與發展趨勢都取決于該文明精神水平的進步和衰退，這種進步和衰退就是人類不斷試圖克服自我中心意識的結果，而這種結果的社會表現形式就是宗教。任何文明的運動過程本質上都是精神的提升與衰退過程，而精神提升與衰退的載體則是宗教。所以，宗教是“文明的核心”，宗教的性質決定著文明的性質，宗教的興衰決定著文明的興衰。

陳才俊：人生活在世界上不可能沒有終極訴求，宗教就是人的終極訴求的一種表達。人的終極訴求往往指向完善存在，或多或少會表現出不現實;而不同的終極訴求會引導不同的生存目標，對人的現實生活發揮直接作用。各文明在終極訴求上有不同的宗教表達形式，既有現實性的也有超越性的，所以，以宗教理念謹慎處理不同文明之間的交往，以宗教信仰搭建文明對話的平臺，顯得十分重要。

章開沅：東西方之間，尤其是中國與西方社會之間，呈現出不同的文明形態，宗教乃是其核心源泉所在。因為宗教理念的差異，中國人偏于世俗世界的實際，西方人更崇信神圣世界的存在。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強烈的實用主義，從社會理想到個人目標都很現實，注重實際效果;“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理想更是深入人心，影響深遠。而西方傳統文化則是以基督宗教為源泉，同樣也源遠流長;“秩序、契約、博愛”，強調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觀、普天之下皆兄弟的博愛觀，已深深地滲透于西方人的精神生活和心理意識之中。西方文化的發展演進與基督宗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說，基督宗教構成了西方文化的重要精神根基。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也主要來源于基督宗教的核心理念。時至今日，基督宗教已經積淀為西方社會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習慣。

在西方文化里，上帝的存在是基督宗教道德的基石，是西方人良知、誠信和博愛精神的基礎;得救的靈魂可以升入天堂與上帝同享幸福。而中國文化卻不認為人死后的世界比人生活的世界更重要，不覺得有比讓人生活得更好還重要的事情，不認可有超乎人性的判斷真理的標準，更不相信有超乎一切的絕對真理存在。

所以，中西文化盡管在終極追求上大體一致，而在具體的實踐路徑上卻仍有差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之間至今仍然梗阻著一條不小的“鴻溝”，兩者之間要實現真誠的、平等的、理解的對話，恐怕還有待時日。

陳才俊：當今社會，宗教正以各種新的形式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發揮特殊的影響力。宗教歷來都是建構和解構人類價值體系的重要工具。中國與西方因為文化傳統的不同而導致宗教觀念的差異，并形成不同的核心價值體系。尤其是現在，有些人担憂西方國家利用宗教將其價值觀滲透到中國，使中國人受到潛移默化并最終認同西方價值觀。

章開沅：東西方之間的核心價值觀并不是非此即彼、完全排斥的，也有一些人類共同的終極追求。我記得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J.L. Stuart,1876—1962)和他的到過“解放區”的學生有過一段有趣的對話。司徒雷登曾向學生問及“解放區”的一些情況。有位學生回答：“共產黨好像與我們基督徒差不多。”司徒雷登大吃一驚：一個無神論，一個有神論，怎么會差不多呢?學生解釋道：“我們是‘serve God’(服役上帝)，他們是‘serve thepeople’(服務人民)。但兩者所做的事情還是差不多的。”這位學生的解釋固然不正確，但我認為，在終極關懷方面，在為世界上大多數人謀幸福方面，兩者還是有很多一致性的。我講的是“真正的”終極關懷，因為這個時代的“假冒偽劣”太多了。但無論哪個時代，確實有許多人希望人類走向美好未來，致力于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品質。所以我主張，只要是對真、善、美的追求，我們都應該支持，鼓勵相互溝通、相互交流。另外，我不認為基督宗教到現在還是一個西方的洋教，因為即便不從唐朝的景教算起，從明末開始，基督宗教在中國的傳播也有四百五十年以上的歷史了。基督宗教現在已經或者將來一定會成為宏大的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

還有一點，就是以當今中國而言，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是單一的，馬克思主義只是一個重要方面，此外還有很多內容。我有一種很深的感受：一個真正的宗教徒，絕不同于一個借宗教牟取私利的假教徒。盡管基督徒中有“吃教者”(Rice Christian)，但這并不奇怪，共產黨人中也有“吃黨者” (RiceCommunist)。這些人不僅是“吃”(rice)，而且還巧取豪奪、非法占有金錢、豪宅、名貴奢侈品等等。更有極個別無恥之徒，先“偷偷”地到教會受洗(既然有信仰，為何不能公開)，然后再“光榮”地加入共產黨，其目的當然是為自己的鉆營牟利而各方“通吃”。這種人沒有靈魂，可以說將人類的無恥與惡念發揮到了極致。當然，我們社會的主流是好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好人。真正的宗教徒和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在終極關懷方面應該都是為人民服務的。

陳才俊：您曾經上過教會的中學——蕪湖萃文中學;上過教會的大學——南京金陵大學;1951年到由教會大學華中大學發展而成的華中師范大學工作，而且當過校長。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您投入相當大的精力從事、引導和推動中國基督宗教史研究，似乎對基督宗教“情有獨鐘”。

章開沅：我這個人很相信緣分，跟基督宗教就有點緣。我家里有信佛教的，也有信道教的，就是沒有信耶穌基督的，但我與基督宗教卻頗有緣分。我的人生經歷，不僅跟國內的教會教育機構頗多關聯，而且與海外的教會機構也“交情很深”。1990年，我去美國工作三年，其中有兩年是在基督宗教神學院度過的：一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神學院，一年在耶魯大學神學院。我不是神學院的老師，但他們歡迎我去做研究，而且讓我住在他們宿舍里。1994年，我應邀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又住了半年。這樣，我前后在三個神學院住過。后來，在我的促進下，華中師范大學還與香港的建道神學院建立了學術交流關系。所以，我這個人很有趣，總是與基督宗教碰在一起。用佛家的說法，這就是緣分;按基督宗教的解釋，這就是上帝的旨意。通過多年與基督宗教的親身接觸，使我對基督宗教多少有一些了解，知道一點什么是基督宗教、什么是基督宗教文化、什么是基督宗教信仰。但我缺少宗教經驗，我從未“靜思”(meditation)跟上帝對過話。我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因為我不是基督徒。多元的世界從來都不是單一的宗教信仰所獨占，正如佛教、道教、伊斯蘭教一樣，基督宗教也有很豐富的精神蘊藏，也有它存在的客觀基礎。

陳才俊：有一種說法，今天的中國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因為信仰的缺失，所以不斷有人踐踏人類文明的公平秩序，挑戰人類道德的基本底線。此足見宗教信仰對人文精神建設之重要。其實，這種現象不僅僅存在于中國，包括西方世界在內的世界其他國家也難以置身其外。

章開沅：人類有信仰，世界才有希望。作為一名中國基督宗教史的研究者，我與基督徒有心靈相通之處，也有某種意義上的負罪感。20世紀的人類對后世不好交代。前五十年，爆發兩次世界大戰，導致許多人喪失生命。后五十年，世界大戰沒有了，但局部戰爭不斷，而且仍然用高科技屠戮生靈。進入21世紀，這種惡劣的局面不但沒有得到緩解，而且還有變本加厲的趨勢。信仰缺失，道德淪喪，享樂至上，物欲橫流，社會弊端叢生，人文精神凋零，如此種種，不一而足。有人說我這種危機感僅是就中國而言的，其實非也。這是全球性的問題，遍及整個世界。

五、核心價值與普世價值

陳才俊：人類自從有能力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的時候，便開始思考人類共同的命運，追求一些人類普適的價值。古往今來，大量東西方先哲圣賢一直在探尋、構筑人類的核心價值體系。比如在中國，孔子兩千多年前就提出“大同世界”的理想，并成為各民族世世代代的共同追求。到了近代，孫中山再次強調“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其終極目標就是要實現孔子所向往的大同世界。

章開沅：孫中山設計的走向世界大同之路，雖然過分強調以中國“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稍顯偏頗;但他把問題的癥結歸結到人的自我完善，特別是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觀，這個思想至今仍可以沿用。需要修正的是，應該把中國的固有道德，擴大到世界各國道德的優良成分，作為新的世界公民道德構建的基礎。但新的核心價值觀的形成，必須立足于當前的世情與國情，而最主要的則是對于整個人類命運的關心與責任。

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人類不斷改造環境并且在改造中完善自己的歷史。如果說，是人類的第一次覺醒，在發現世界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終于走出中世紀，進入近代工業文明;那么，當前這個絢麗多彩而又充滿問題的現代社會，又必然會出現人類的第二次覺醒，重新認識世界并認識自己。

陳才俊：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留下的最深刻教訓是對人權的不尊重。為了對基本人權的全面認可和積極保護，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在巴黎發表《世界人權宣言》。該宣言共有30條，無論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都涉及人的生存權利,包括生存的權利、免于恐懼的權利、生育的權利、知的權利、免于匱乏的權利、表達的自由、思想的自由、集會游行的自由等等。雖然《世界人權宣言》在文字表達上并未直接使用“普世價值”一詞，但在解釋上，人們認為這些“人權”具有普世價值。從這個時候開始，西方學術界出現了一種以人權至上為核心的普世價值觀念，并且一直延續至今。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章開沅：普世價值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體系，其中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平等、公平、正義等內容是現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人民所普遍贊同的，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未來趨勢。但這里我們要認識到一個問題，就是普世價值與其他文明的對話。“冷戰”結束之后，西方文明似乎在與世界其他文明的沖突中“脫穎而出”、“獨領風騷”，一時呈現出主導世界文明發展方向的趨向。于是，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西方文明優越論”一度大行其道。在這種大語境中，人們有意無意地接受一種預設：世界文明發展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方向，而調整文明發展方向的指示性標志便是普世價值。所以，在世界各文明交往中開始流行一種所謂的“普世價值—文明轉型”對話模式。這是一種教化式的對話模式。

普世價值觀推崇人權至上，對于弱勢文明短板缺陷的自我暴露與自我反省，有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普世價值觀倡導文明轉型，要求弱勢文明國家按照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體系進行政治改革，否則，便利用強大的輿論、經濟乃至軍事力量迫其改變。這種強迫往往引發弱勢文明國家的內亂，危害世界和平，對于文明之間的交往和共同發展起到頗為消極的作用。所以，一些人想在全世界推廣建立一個擁有普世價值的大同世界，但不同文明之間還沒有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其前景并不樂觀。

陳才俊：客觀主義認為，普世價值是客觀存在的人類共同價值觀，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人類必須認識、接受和實踐這種價值觀。相對主義則認為，人類沒有絕對的普世價值;普世價值是相對的，每個民族和文明都有自己的普遍價值觀念;堅持價值觀念的相對性和多樣化，本身就是普世價值的體現。近年來，有華人學者指出，任何文明都帶有普世主義傾向;任何文明只有在互信的氣氛中與對方進行直接接觸、交流和對話，才能繼續生存下去。這種文明對話被稱為“核心價值—文明自覺”模式。

章開沅：中國自古就有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來對待人類文明發展的智慧。這種“核心價值—文明自覺”對話模式，顯然具有相當濃厚的“和而不同”的價值取向和頗為典型的中國傳統思維特性。任何一種文明的產生和成長，必然有其根本內在動力;不同的內在動力則培養出不同特質的核心價值。一種文明的核心價值若遭到破壞，必然會傷及其原始內在動力，乃至導致該文明的消失。因此，不同的文明只有在彼此信任的基礎上展開充分的對話，才能共同擴展視野，實現自我更新。

陳才俊：2012年11月，中國正式將“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 確立為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應該說，這是1949年以來比較鮮明地對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定位。

章開沅：一個社會的本質、特征和理想追求表現為該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一個民族或者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就是尋求國家的價值內核，實現社會的共同理想，構建國民的精神家園。歷史證明，一個民族或者國家，貧弱落后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精神的缺失。沒有核心價值觀，再豐裕的物質生活也難免讓國家社會迷失。一個民族的進步，離不開精神的支撐;一個國家的強盛，有賴于文明的成長。當然，一個民族或者國家的核心價值觀是否代表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則取決于它是否立足于人類普世的價值標準。在我看來，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價值取向，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普世價值。

陳才俊：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該具有全球視域、中國視域、當代視域，應該具有時代意義。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既立足于全球視域，又在內容上“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相承接”。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觀，文化是價值觀的基礎和底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踐行，肯定離不開中國的傳統文化。

章開沅：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在國家核心價值體系中的地位，應當堅持三個原則：一是要相信傳統文化的現代性。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傳統文化熱一直在此消彼長，出現兩種現象：要么頂禮膜拜，要么全盤否定。這都不是健康的態度。健康的態度應該是用一種強勢的、超越的姿態對待傳統文化，從傳統文化中發掘、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現代化服務。中國人應該有自己的自信。二是要承認傳統文化的多元性。中國的傳統文化不能被視為只有一個源頭，而應是多元的，既有中原文化，也有荊楚文化、吳越文化、巴蜀文化、嶺南文化等。我對“炎黃”問題有不同看法，中國傳統文化不能只談炎帝、黃帝，不能只尊重中原文化的老祖宗，因為這是一種純漢族的立場。談來談去只談“炎黃”，兄弟民族就有被孤立之感。而且黃帝本是傳說，沒有地下考古發掘文獻作為依據。歷史不能夸大，尤其是不能把“炎黃”等同于整個中華民族。三是要認識傳統文化的變遷性。傳統文化是流變的。例如，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文化與定于一尊的秦漢文化就不一樣;魏晉南北朝時期、明清之際以及鴉片戰爭之后則又有不同。所以，我們不能用凝固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傳統文化，不能一講傳統文化就是“四書五經”。海外“新儒學”的代表人物杜維明認為，今天再講傳統文化，應該把五四運動以來的馬克思主義都包括在內。我認為這是很有啟發性的觀點。

陳才俊： 2013年8月下旬，一批分別代表自由主義、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宗教研究等不同學術或思想背景的中國學人聚集英國牛津大學，經過激烈辯論與密集磋商，最終達成被稱為“牛津共識”的《關于中國現狀與未來的若干共識》，并于9月4日在互聯網上正式發表。這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很大的反響，也引發不同群體人士的質疑。那么，您覺得中國將要建立的新的文化價值體系究竟有何特征?

章開沅：近代以來，我們已經為周而復始的“體”“用”之爭、西化論與本位論之爭耗費了太多的時間。現在，我們應該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傳統文化，根據現實生活與未來發展的需要營造新的價值體系。當然，這種新的價值體系并非無根無源、無依無傍，但它既非傳統文化價值體系的簡單繼承，更非西方文化價值體系的盲目抄襲，而應該是擇善而從、兼容并包，更應該有自己的開拓與創造。為此，提供一個開放、民主、自由的寬松環境乃是當務之急。今日之中國，應該以更堅定的自信與更宏偉的氣魄來對待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不必害怕泥沙俱下、魚目混珠，更不必担心民族獨特素質的喪失。中國應該更勇敢地走進世界，同時也應該更開放地讓世界走進中國。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世界價值體系的重建與人類文明的重構中發出自己的聲音，掌握話語權，并切實參與其中。

陳才俊：請您對人類文明的重構做一點預測。

章開沅：不好說成是預測。池田大作曾經問我：“對21世紀以及22世紀的世界有何暢想?”我的回答是：我是一個謹慎的樂觀主義者。對于未來，我既不悲觀，更非絕望。在我近九十年的人生當中，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站出來反對霸權主義、反對軍事戰爭;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尋求社會正義和社會公平;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不畏艱難險阻，對世界貧困地區進行救助;我看到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熱心的環保志愿者，并為此終身奉獻;同時，我還看到以公益為目標的非政府組織層出不窮、日趨成熟，并逐漸跨越國界，深惠于民。這些就是社會發展進步與人類文明重構的最終希望。

網載 2015-08-23 08:4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