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人報國：《大公報》的前世今生開卷八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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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亮亮：《开卷八分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新书，书名叫《报人报国》，报人当然指的是办报的人，报国就是报效国家，这本书也是附记所写的实际上中国新闻史的另一种读法。这本书是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去年出版的，这是一本学术性的著作，但是读起来其实是兴味盎然的。只要你对中国现代的历史有兴趣，特别是对中国的新闻史报业史有兴趣的话，那么这本书是不能够错过的。

本书是由香港城市大学的讲座教授，也是一位著名的传播学的专家李金铨【1】是由他主编的，《序言》也是由他写的。书中一共收入了13篇论文，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也是从不同的学术领域探讨了可以说从清末一直到当代的中国报业历史，以及报人的经历。这13位作者全部是中国大陆学术背景的，有的现在在外国教书，但是他们全部都先是在中国读完了他们的本科，大部分现在都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书。

我们知道报业史，因为在从中国近代以来，我们说传播首先就是一个报业，无线电广播即使在三四十年代在中国也还不是很普及的，电视更是很晚的事情。所以我们说现代就是从清末开始到1949年的现代这个时期，基本上我们说的新闻史就是报业史。

这个报业史里面因为13篇文章我就选取了一篇作为看这本书的一个窗口。这篇文章是杨奎松【2】先生写的，杨奎松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讲座教授，也是海内外知名的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位专家。杨先生在有关张学良，有关中共和苏共的恩怨这方面的研究很深入。

他这篇虽然不是很长的论文，但是也选取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角度。题目叫做《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制的形成经过》，统是统一的统，制是制度的制。副题是“以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的改造为例子”。“投降”是加了一个引号的，不是真正的投降。因为如果我们讲现代中国报业史和报人的话，《大公报》和王芸生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看作典型的。《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创刊的中文的报纸，创刊于天津。《大公报》曾经有三位很有名的高层，就是胡政之、张季鸾还有王芸生。到了40年代后期，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王芸生是当时《大公报》的总负责人，当时的《大公报》还是很了不起的，在40年代末期它在香港、上海、天津还有重庆有四个馆也有四个版，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是一个民营的报纸，记住是民营。

这个报纸到了1949年中共执政之前，中共就要开始，一方面是统战，一方面也要为新中国开始做准备，所以如何对待《大公报》也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占领城市以后。我们看到先是文章里面介绍的细节我不知道，其实我对《大公报》一直是很有兴趣的，写的毕业论文都是跟《大公报》有关的。

杨奎松先生特定分析到了，因为天津是最早解放的，就是说《大公报》是这四个馆当中天津是最早解放的，结果当时天津的军管会就接管了《大公报》，派去接管的军代表杨刚女士，她原来就是《大公报》的驻美记者。然后把《大公报》名字也改了改成《进步日报》而且痛批原来《大公报》改良主义的立场，这样的话就当时让在香港的王芸生先生心情很忐忑不安，因为他认为中共不能够容忍《大公报》。

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还是批判了《大公报》在过去的立场，结果这篇文章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的重视，虽然《大公报》和蒋介石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起的是所谓小骂大帮忙的作用，但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一直在看《大公报》，所以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认为《大公报》的名字还是不要改。所以我们看到后来这样一种很有趣的，其实毛泽东对《大公报》的看法还是跟整个中共的政策是有关的。一个我们看到1949年就是中国大陆各地都解放以后，在各地的民营报纸，当时中共所采取的一个政策也是一个创新，叫做民报党办，民营的报纸由党来接管，党的负责人接管来办，就像（杨刚）作为接管《大公报》一样。

这些民报党办之后，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这些报纸就千篇一律，因为他们不能自己采访新闻，他们过去可以自己写社论，《大公报》的社论是很有名的，后来都是转载党报的社论，而且比方说上海的《大公报》经营也越来越困难。所以到了1952年，一方面王芸生他也感受到了形势，当时毛泽东要推行对工商界的改造，另一方面《大公报》在上海经营也越来越困难。所以王芸生给毛泽东写了信，就是要求把民营的报纸干脆交给共产党，交给公家由公家来办，想这样来找出路。结果毛泽东的批示，他的反应倒是出乎王芸生的意料之外，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以后，说《大公报》的名字不要改，就可以到北京去。

中宣部还专门发了一个文件，也是很有意思，文件里面说，《大公报》对外必须是一个民办报纸的面目，但实际上还是由共产党来领导的。《大公报》从上海迁到北京，刚才我们说天津的《进步日报》，这还是罕有的例子，《进步日报》就是老《大公报》，结果《进步日报》的人也都到了北京，还是参加了《大公报》的建设。

所以从50年代中期开始以后，《大公报》就作为党领导下的，重点是以工商界读者为对象的报纸，也就这样完成了一个从民办报纸办成共产党领导的报纸，后来就变成了我们说是公营的报纸。

注：

【1】李金铨，现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1971年赴美留学，在施拉姆创立的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传播研究所攻读硕士，后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2年至2004年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客座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客座教授。

【2】杨奎松，1953年10月生，重庆市人，研究员。主要学术专长是中共党史、中外关系史，现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学史系。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著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