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杜潤生，也是主持大決策頂層設計的頂級大師。杜老作為總設計師，形成了整套風格鮮明的決策體系和風格。

(一)開放、動態的吸收人才和思想的體系

以杜老為中心，吸引不同程度參與九號院工作的精英人才包括多類：

1.有豐富從農從政經驗的一線高官――如杜的副手王郁昭(原滁州市委書記、安徽農村改革首倡者、原安徽省省長)，朱厚澤(原貴州省委書記、中宣部部長)，鄭重(原農業部副部長)研究員張平化(原湖南省委書記，中宣部長)，研究員紀登奎(原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吳象，等;

2.相關部門的一線高官――如國務委員張勁夫，金融口負責人劉鴻儒，科技口負責人吳明瑜，農業部長何康，社科口負責人于光遠等;地方大吏如北京白介夫、浙江省長薛駒、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副省長杜瑞芝等。

3.有多年部門工作經驗的農經研究人員――如段應碧(后任中央財經領導組農村辦公室主任)，黃道霞(曾任李雪峰秘書，兩次廬山會議親歷者)等;

4.在基層任職的北京紅二代知青――如劉源、習近平、薄熙來、胡德華、鄭京生等。

5.不拘一格任用“知識能人”――如將34歲的農民報記者翁永曦(四君子之一)破格選任為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研室副主任;四君子之一中國社科院近代所助理研究員王岐山，被破格任命聯絡室副主任、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中農信總經理;從美國留學歸來的林毅夫，被破例聘為研究員;被棄用的前外交部長喬冠華夫人章含之，亦被杜老調進任命為外事局局長。

6.開門納賢、借腦集智――杜潤生最出彩的用人之“奇兵”，是1982年直接把當時北京兩大以77、78級大學生為主體的民間智庫――陳一咨領銜的“農村發展研究組”和蔡曉鵬領銜的“農村市場與流通研究組”直接納入中央農村決策調研體系。只審課題，不問出身，不政審、不填表，就出經費，并以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研室名義先后把幾百名青年才俊當“欽差大臣”撒往全國各地農村調研，這種開明、開放的政治信任，迄今還有嗎?當年，這批既有知青經歷、又最先汲取西學經濟、社會學思想、且有家國情懷的精英中青年知識分子的大規模眾入，無疑給1號文件形成帶來許多新思維、新視點和新結論。

有300多青年知識精英，積極參與了九號院組織的多批次的農村調研活動。這批知識精英，構成莫干山會議的主體;后來撐起了著名的“三所一會”。迄今活躍在經濟界的有：翁永曦、黃江南(四君子之一，美國)，朱嘉明(四君子之一，奧地利)、周其仁、林毅夫、溫鐵軍、杜鷹、蔡昉、宋國青、華生、盧邁、樊剛、李曉西、白南峰、王小強、張木生、崔鶴嗚、郭凡生、高梁、刁新申(美國)、魏本華、蔣躍、陳曉農(美國)、姚剛，李振寧、黃小京、孫方明、王小魯、聶莉莉(日本)、張學軍、何家成(受審)、張阿妹(美國)等。已逝的才俊有陳一咨、何維凌、白南生、鄧英陶、張少杰、孟天(齊永貴)等。

(二)“一切從實際出發，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做好調查研究基本功”

1983年暑假，杜潤生在接見我們組赴農村考察團成員時談到：

“有兩種研究方法，一種是演譯法――先有個定義，再邏輯推導結論。這個方法在數學、物理領域普遍使用。在社會科學、經濟科學領域，數理的方法，統計的方法，作為輔助方法是必要的，但不能做為基本方法。基本方法是什么呢?我定義為歸納法。中國那么大，世界那么多樣化，沒有一種模式可放之四海皆準。

你們下去的任務，就是從腳踏實地的第一手調查入手，了解各地的農民的現實生存狀況，他們有什么實際困難，希望中央放開哪些政策?包括細節，一家人養了幾口豬、種了幾畝地，收支狀況?豬養的多，為什么多?養的少，為什么少?各個細部，綜合起來，有些情況就看的清楚了。以人為中心，搞清情況，順藤摸瓜、找出問題，解決的辦法就出來了。農民群眾自主選擇最合適的發展模式，必然百花齊放，具有多樣性，研究任務要以他們的具體行為為對象，歸納總結提高……”

這個講話對我們這批人影響非常大，當年參與過九號院農村調查的，今天寫東西都有實證主義的特點。

9號院的基層調研體系，分為三種模式:

(1)第一種形式：組織調查組到基層的多點多參數多批次實地考察。具體組織落實由聯絡室王岐山負責牽頭。

(2)第二種形式：建立農村固定觀察點體系。在全國建立了2萬多個基層調查點，每年根據需要設計幾百個統計科目，作為決策前調研準備工作的必要組成。從83年開始，已經堅持了30多年!

(3)第三種形式：選擇一些區、縣建立農村改革試驗區，如安徽阜陽試驗區。由九號院派人下去主持區域試驗，根據成敗結果，反饋于政策修正。這個工作，84年開始啟動，王岐山是九號院農村改革試驗區辦公室的總負責人。

(三)善于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科學平衡，化對立為兼容，以減少阻力

中央1號文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有兩段表述(大意)。一段是關于“承包到戶”的完整表述。當時各派爭議相持不下，有的主張包產到隊、有的主張包產到組、有的主張包產到戶。杜老最后用“可以……可以……也可以……”的表達方式，化對立為共容。把最終選擇放給農民，一下子就把復雜問題最優化解決。

還有一段關于集體(統)和個體(分)的關系，也是各派爭議相持不下的焦點，杜老拍板用“統分結合”、“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政策語言，化對立為兼容;同時滿足了各方利益需求。

運用大智慧化對立為共識的超能力，將改革措施巧妙運用在中央1號文件制訂中，這是惟杜潤生才有的大手筆。

（四）既有大思維的戰略高度，又有以小見大的敏銳觀察力

83年夏，我向杜老匯報廣東國營副食店賣魚賣禽賣果蔬時搞“紅”“綠”牌時，杜老問得很細，表態說：“綠牌是計劃產品，紅牌是市場產品。我看紅牌最后要打敗綠牌!統購統銷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我看是會消亡的”。84年秋，我向杜老匯報莫干山會議中提出的“雙軌制”時，杜老說：“雙軌制，紅綠牌，都反映從計劃向市場過渡的價格形態，一個理論化，一個形象化”。

1998年，我和陳錫文陪杜老去海南考察。杜老就提出兩個“善待”。一個是要善待農民：杜老說幾千年來中國農民最苦。不善待農民，國家就不會長治久安。一個是要善待自然、保護生態環境。杜老說，農民和生態是犧牲最大的，善待農民、善待環境，你們年青人要有歷史責任感。

晚年杜潤生，只要能動，都堅持半天去辦公室，看看文件，會會來客。心中始終惦念的是兩大主題：“公民社會”和“西部生態”。

（五）一號文件出臺前廣泛征集各方面意見，反復修改、字字斟酌

廣泛征求各類反饋意見是九號院文件出臺前的重要步驟。征求意見面包括中央、國務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各方面專家、學者、基層干部、農民等等;通常從草案出臺到上報中央，要經多次反復修改，長達3-4個月。每一項改革措施，都對出臺后可能的正面、負面的連鎖反應，做預案和對策分析，盡可能把預案設置配套。每一個字，都是精心推敲的結晶，微言大義又細致到位。這種高水平的頂層設計，出臺每份文件，都具有順民意、接地氣、鼓士氣、化對立、促發展的五大正能量。

（六）最喜歡和中青年知識分子自由交流、汲取新鮮知識

大約十年前某春節前后，我、周其仁、林毅夫在杜老家偶遇。老人家興致勃勃和我們聊了大半天。多是他詢，我們答。話題從美國房市到香港股市、從勞動力價格平均化到互聯網，老人關注點極為廣泛。這類與小輩的自由交流，是老人八十年代在9號院就養成的習慣。臨走時，杜老對我說：“這兩位，功底很深哦”!

杜老不喜看古書、雜書。但很喜歡閱讀各類西方經濟學、社會學的新著。他周邊的翁永曦、王岐山、周其仁、林毅夫等人，也經常向他推薦新人、新書、新觀點。83年，我向他推薦李振寧翻譯的《短缺經濟學》(摘要本)，他看得很認真。晚年杜潤生和美國著名未來學者《誰來養活中國?》的作者萊斯特•布朗先生，曾數次見面深談，東西方兩大智者成為莫逆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