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思】鄧曉芒:今天我們該怎樣反思上山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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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認為,當年中國城市并不存在真正的勞動力過剩和失業的問題,相反,只要放開讓大家去各自謀生,只會有勞動力不足、特別是有文化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今年是我們江永知青1964年大批下放的50周年,在此前后也有部分知青下放江永,也和大家一起記念這個日子,一起來反思這場中國歷史上、也是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


就我們個人來說,這也是我們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站,我們在這里轉向了一個我們從來沒有預料到的充滿坎坷的道路,決定了我們一生的命運、世界觀和價值觀。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我們所啟動的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思,它關系到我們對自己一生的評價。在50年后的今天,與當時相關的諸多恩怨都已經淡化,我們才有條件來對這場運動做一番遠距離的冷靜的審視,這種審視也才能有可能是客觀的、貼近真相的。

首先我們要進行一種歷史的反思。剛才講了,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上山下鄉運動,為什么史無前例?是由于當時的領導人的突發奇想,更是因為當時的政府是一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全能政府”。現在一般認為,60年代的大規模上山下鄉主要原因是當時由于大躍進的失敗,工業凋敝,經濟崩潰,城市就業困難,為了社會的穩定,必須將大批待業青年和剛剛畢業的中學生趕到廣闊的農村,讓農業生產消化掉剩余勞動力。這些當然不算錯,有大批文獻和事實作依據,但是非常表面,還應該做進一步深入的思考。


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在歷史上,有哪一個政府解決失業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是采取這樣一種方式的?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或者說,這本質上不是政府的問題,而是老百姓自己的問題。


小民百姓從來都不是靠政府“安排工作”,而是自謀生路,各顯神通,魚有魚路,蝦有蝦路,而且一般說來,城里總比鄉下的機會多。讀書人呢,有科舉的路,科舉不第,也還可以當幕僚、教私塾,幫人寫對聯、寫信和寫狀紙,算命看相行醫,做鄉紳和“喊禮”,也可以經商做生意。像“孔乙己”那樣窮困潦倒的畢竟不多。


到了現代社會,城市發達,科學昌明,專業分工明確,開始有了“失業”問題。這或者是由于專業設置不當,或者是由于經濟不景氣,而當局解決這類問題,通常是通過調整專業培訓和發展第三產業、減少稅收、扶持中小企業的辦法,或者是政府投資興辦公共工程的辦法,卻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政府是通過把有文化的剩余勞動力趕到農村去的辦法,這相當于一個國家的自殺,斷絕了未來發展的前途。


中國當時的情況,是剛從三年饑荒中走出來,百廢待舉,第三產業極端匱乏,人民生活極端不便,各行各業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才。那個時候在城里,人們的生活水平極端低下,工資極低,只求有口飯吃。有的家庭靠母親在街道工廠糊個紙盒什么的,就能夠供家里幾個孩子念書,雖然非常困難,也能勉強度日。文革后期趕人下鄉的口號是:“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但我從來沒有看見誰在城里吃閑飯,只要賴在城里,總能找到工作。


所以我認為,當年中國城市并不存在真正的勞動力過剩和失業的問題,相反,只要放開讓大家去各自謀生,只會有勞動力不足、特別是有文化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然而,為什么的確又有大批中學畢業生無法安排工作呢?


這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政府不愿意放開讓百姓自謀生路,而要把就業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保證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壓制街道工廠和市場的自然發展。60年代的街辦工廠和小集體單位自負贏虧,搞物質刺激,被視為如同農村的“三自一包”那樣的非社會主義企業,是絕對不容許其坐大的。這就使得街道企業和小集體吸收勞動力的容量大大受限。


另一方面,由于要貫徹“階級路線”,那些家庭“有問題”的學生的確面臨如何處置的問題,必須把一部分學生打入“另冊”,以制造“階級矛盾”,鞏固和加強紅色政權的合法性。這兩方面都是極左意識形態的實踐效應。文革后期,特別是1968年以后,這一套辦法也成為解決紅衛兵造反派這些社會不安定因素的現成手段。


再加上,政府通過戶口制度,對百姓、特別是有文化的人掌握著絕對的人身控制權,因而能夠對成百萬的知識青年任意驅使,能夠輕而易舉地干成這件在任何一個現代社會中都幾乎不可能的事情,這是對極左意識形態控制整個社會、為所欲為的制度上的保證。


第二個要考慮的問題是,我們這些極左意識形態的受害者,為什么在當時對這種不合常理的倒行逆施不但沒有清醒的意識,反而有很大一部分人真心擁護,自覺自愿地以極大的熱情把自己的青春投入這一“劃時代的”“偉大事業”,還覺得自己特別光榮、特別真誠?即使是那些對于上山下鄉抱有反感、恐懼、無奈和痛恨的知青,也覺得自己沒有正當的理由來抵制這種強加于自己的命運,反倒覺得自己有種想當“逃兵”的不光彩?這就涉及到我們從小所受到的那種格式化的教育和洗腦,是必須徹底反思的。

因此,我們今天來反思上山下鄉,有一個最好的歷史條件,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歷史已經為這種民粹主義實踐作了定論,證明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這場巨大的社會實驗是一場“浩劫”(不僅僅是文革),而與此相應的意識形態教育則是一種利用傳統文化慣性所進行的系統的洗腦和欺騙。


作為個人來說,我特別不能同意對待上山下鄉的這樣兩種偏向。一種是把上山下鄉僅僅看作我們知青的“受迫害”,因而停留在對上山下鄉政策的單純控訴和訴苦的態度上,這種態度并沒有超出我們所受的傳統教育,也是經不起傳統意識形態的反駁的。農村出身的作家劉震云曾經質問:你們知青下鄉是“受迫害”,那廣大農民世代在鄉下生活又算什么呢?你們可以回城、算工齡,農民又能回到哪里去呢?對于這樣的質疑,我們將無言以對。


我們的確由于貫徹“階級路線”而受到了迫害,但我們所受的迫害并不在于吃了多少苦頭,而在于我們完全是被愚弄被強制地驅趕到了一個遠離城市和文化中心的地方,讓我們正在繼續的學業受到中斷和荒廢,這是對個人人權的粗暴踐踏。當然,在早年知青回城潮時,用“反迫害”作為旗幟是可以的,但在今天,我們應該有更深層次的反思,這不單純是一個知青群體的問題,而是整個中國都還停留在中世紀,不知人權為何物。


另一種傾向則是把上山下鄉盡量美化,覺得那是我們青春時代的一種美好回憶,甚至渴望回到那種沒有心計、互相坦誠、天真純潔的時光,那是我們的“激情燃燒的年代”。于是在我們這個年紀上,一些人有一種強烈的懷舊情緒,并且將這種情緒毫無反思地表現出來,甚至到舞臺上去公演,唱紅歌,跳紅衛兵舞,都成了炫耀我們那個時代青春激情的一種公開的方式。我簡直覺得這是一種逆歷史潮流而動的行為。


我不否認,每個人的青春都有它值得紀念的地方;然而,并不是每個人的青春都值得歷史記住。或者說,人的青春只有附著于歷史的反思之下才是有意義的。如果我們能夠反思我們當年“由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狀態”(康德語),我們的回憶就具有人類經驗的價值。否則我們就只好自己私下里紀念一番,自我陶醉于幾個朋友的回憶中,而不足為外人道。而在我們身后,這些美好的回憶都將煙消云散,不留痕跡。我們等于不曾活過。


所以,只有經過這樣的反思,我們所經歷過的一切才會不僅僅對我們這一代人而言,而且對下一代和子孫后代而言,都具有歷史意義。現在有些年輕人對我們這一代十分瞧不起,雖然也唱紅歌,但遠沒有我們當年的虔誠,而是故意用搖滾的、調侃的態度在唱,他們與歌詞的內容保持著一段歷史的距離,表達著一種批判的態度。我們不要慨嘆所謂的“代溝”,這不過是歷史的進步而已。這種看不慣只不過表明我們被遺留在歷史的灘頭,我們擱淺了。


也許有人會說,你老是說歷史歷史,歷史和我有什么相干?但是這樣說的人,我要反問一句:你的兒女和你有什么相干?你的孫子輩和你有什么相干?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要給后代帶個好樣,要把我們一生的經驗、我們做人的感悟和覺醒留給后代,不要讓人指著后背說:你看,這就是被毀掉的一代。50年前的知青下放經歷,足以讓年輕一代人肅然起敬,只看我們自己如何對待。


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走出知青情結》,意思是讓我們走出單純的懷舊和自戀,放眼我們在中國當代歷史中所處的境遇,反思人性從朦朧到覺醒的艱難歷程,這樣來為中國人的國民性提供某種深化的契機。只有這樣,我們所受的苦才不會白受,我們青春的激情才不會虛擲,我們這一代人的痛苦經歷才不會毫無痕跡地煙消云散,而會在中國當代啟蒙思想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




共識網 2015-08-23 08:4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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