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波特：圣誕節憶舊

簡體傳統

金.凱瑞在電影《月亮上的男人》中，曾經表演過安迪.考夫曼的一段軼事---在臺上念完了一整本書。我清楚地知道，一篇網文的內容應該控制在1000字以內，最好分成四到五段，段與段之間空一行，否則讀者會看不下去。但是，今天是圣誕節，美好的日子。所以，我在這里張貼卡波特的《圣誕節憶舊》全文。卡波特以小說《蒂梵尼的早餐》和《冷血》著稱于世，有著光鮮的生活，穿梭于上流社會，擁有記者和作家的頭銜。但是，在很多年前，他還是個小朋友的時候，擁有過許多酸楚而溫暖的回憶。以至于后來他一再回憶當年的圣誕節，這些文字的合集就是《圣誕節憶舊集》。

圣誕節憶舊

by 卡波特

想象一下十一月底的一個早晨。二十多年前冬天來臨的一個早晨。設想邊遠小鎮上一座四散延伸的老房子里的廚房。黑色的大火爐是這個廚房的一大標志，但廚房里還有張大圓桌，壁爐前放著兩把搖椅。今天壁爐發出季節到來的呼叫。

一個白頭發剪得很短的婦人站在廚房的窗前。網球鞋，夏天穿的印花布裙外罩一件不成形的灰毛衣。她個頭很小，精神飽滿，像只矮腳母雞；但由于小時候的一場病，她的肩膀有點佝僂，怪可憐的。她的臉很獨特——和林肯的臉不無相像，一樣因風吹日曬而略顯粗糙，但很精致，骨肉停勻；眼睛像雪利酒一樣的色澤，怯生生的。“哦，老天，”她大聲說，呵出來的氣煙霧般彌漫在窗玻璃上，“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氣。”

她對誰說話呢？我。那時我七歲，她六十多了。我們是表親，很遠的表親。從我記事起，我們倆就住在一起。房子里住著別的人，就是一些親戚。他們有權對我們發號施令，還常常把我們弄哭，但大體上我們倆不太在意他們。我們是彼此最要好的朋友。她叫我“巴迪”，為了紀念她以前最好的朋友。那個巴迪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死了，當時她還是個孩子呢。她現在也還是個孩子。

“我沒起床就知道，”她從窗邊轉過來，眼中閃動著興奮，意味深長。“教堂的鈴聲又冷冽又清楚。鳥兒也不唱了，它們都飛到暖和的地方去了。肯定是的。哎，巴迪，別吃餅干了，去推我們的小推車。幫我把帽子找出來。我們要烤三十個水果蛋糕呢。”

一直都是這樣：十一月一個早晨到來，我的朋友仿佛代表官方，宣布這年圣誕季的到來。對節日的想象使她精神振奮，心中的火焰因為圣誕季來了而燃燒：“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氣！去推我們的小推車。幫我把帽子找出來。”

帽子找到了，一頂寬邊草帽，裝飾著天鵝絨做的玫瑰，因為在戶外帶而褪色了：它以前屬于一個滿時髦的親戚。我們一起推那輛小推車，一輛破舊的嬰兒車。我們把它推出花園，推進山核桃樹叢。這推車是我的，就是說，我出生時人家買給我的。它由柳條編織成，不過柳條都松散了，推車的輪子搖搖晃晃像醉鬼的腳。但這輛推車可是個可靠的伙伴：春天，我們推它到樹林里，裝上花啊草啊羊齒植物，回來放進陽臺上那些陶罐里；夏天，我們在推車里堆放野餐用具和甘蔗做的釣魚竿，推到小溪邊去；冬天它也能派上用場：從院子里裝柴火拖到廚房；當奎尼的暖床：奎尼是我們養的橙色白色斑駁的小花獵犬。它得過犬熱病，還被響尾蛇咬過兩次，都挺過去活下來了。現在它就在推車旁邊小跑著呢。

三小時后，我們回到廚房，推回來堆滿一車的風吹落的山核桃。撿這些山核桃可把我們累得腰酸背痛：在落滿冰霜的草叢里，要找出潛藏其中的它們很不容易（大多數果實都被果園主人搖下來賣掉了，我們可不是果園主人）。咔咔嚓嚓！核桃殼敲碎發出輕輕雷擊般的響聲，嘎吱嘎吱聽起來很歡快。象牙光澤的山核桃肉散發出甜美的香氣，油滋滋的，在牛奶玻璃碗里堆成座小山。奎尼求我們給它點嘗嘗，我的朋友就時不時偷偷給它一丁點，但我們倆是絕對不可以吃的。“我們可不行，巴迪。我們要是一吃，就肯定停不了。這些山核桃還不見得夠做三十個水果蛋糕呢。”廚房漸漸暗了下來。夜色把窗玻璃變成了一面鏡子：我們在爐邊火光中敲碎核桃殼時，窗玻璃上我們的影子和升起的月亮交織在一起。最后，明月高照，我們終于把最后一顆山核桃的殼丟進壁爐，都松了口氣，看著它燒掉。推車空了，碗卻滿滿的。

我們吃了晚飯（冷餅干，火腿，黑莓醬），討論明天的事。明天，我最喜歡的事就開始了：大采購。櫻桃，柑橘，姜，香草，夏威夷的罐頭鳳梨，橘皮，葡萄干，栗子，還有威士忌，對了，還有大量的面粉和黃油，許多雞蛋，香料和調味料：哇，我們得找匹小馬駒來把推車拉回家才行。

但采購前，有個錢的問題。我們倆都沒錢。除了家里人偶爾給點零花錢（給我們一角錢鎳幣他們就認為是給了筆大錢），或者我們自己干各種活兒賺錢：賣捐贈品，賣成桶采來的黑莓，一罐罐自制的果醬，蘋果凍，桃酺，采摘花束供人家葬禮或婚禮。有一次，我們中了五塊錢，是全國橄欖球比賽的第七十五獎。我們倆對橄欖球可一無所知。只不過我們聽說什么比賽就參加：現在，我們寄希望于給新上市咖啡取名的大賽，要是中了有五千塊獎金呢（我們建議取名為 “A.M”（萬福瑪麗亞）；但猶豫了一下，因為我的朋友覺得有點褻瀆神，所以改為“A.M！阿門！”）。老實說，我們唯一真正賺過錢的事業是奇趣展覽，兩年前在后院樹蔭下辦的。所謂趣是幻燈，放華盛頓和紐約城市風光的幻燈片，那是一個去過這些地方的一個親戚借給我們的（她發現我們借來的用處后大發雷霆）；所謂奇是一只長了三只腳的雞，我們養的一只母雞孵出來的怪物。這附近人人都來看，我們收參觀費，大人一角錢，小孩兩分錢。等那富有感召力的展覽物死去我們的奇趣展覽館被迫關門時，我們已經整整賺了二十塊大洋。

每年我們總能用盡各種方法，籌到這么一筆圣誕存款，作為水果蛋糕基金。我們把這些錢放進一只古舊的珠子錢包，藏在我的朋友床底那只夜壺蓋住的地板中一塊松動的木板下。這只錢包絕少從安全藏身處取出，除非要把錢存放進去，或者每周六取出一點來；因為每周六，我獲準拿出一角錢去看電影。我的朋友從來沒有去過電影院，也沒打算去：“我情愿聽你講故事情節，巴迪。那樣我會想象得更多。還有，我這把年紀的人可不能太揮霍我的視力。蒙主圣恩時，我才能把他看得更清楚。”除了沒看過電影，她沒做過的事情還有：下館子，到離家五里地外的地方玩，收發電報，讀小報和圣經以外的文字，化妝，賭咒罵人，有意撒謊，對挨餓的小狗袖手旁觀。但這些事情她倒真的都做過：用鋤頭打死全鄉有史以來見過的最大的響尾蛇（尾巴上有十六個環呢），吸鼻煙（偷偷地），教蜂鳥在她指頭上站好（只是試試），講鬼故事（我們倆都相信世上有鬼），講的你在七月里身上也會冒冷汗，自言自語，雨中散步，種鎮上最美的日本山茶花，知曉每一種古老的印第安偏方，包括除疣子的那種。

現在，吃完了晚飯，我們回到房子很遠那頭的房間，我的朋友睡在里面一張放著皺巴巴的被子，漆成粉紅色的鐵床上，那是她最喜歡的顏色。我們沉浸在秘密策劃的喜悅中，悄無聲息自秘藏處拿出珠子錢包，將它里面的錢一股腦兒倒在被子上。有緊緊卷起來的紙幣，像五月的花蕾一樣鮮綠；灰暗的五角錢，沉甸甸的像死人的眼珠。可愛的一角錢鎳幣，最有活力，晃起來叮當作響。五分錢和兩分半的硬幣，磨得很舊，滑溜溜的像河底的石子。但最多的還是一堆討厭難聞的一分錢。去年夏天，家里其他人和我們定下合同，講好我們每打死二十五只蒼蠅就給我們一分錢。啊，去年八月那場大屠殺：多少只蒼蠅歸天了！但干這個活兒我們一點都不得意。現在我們坐著數一分錢硬幣，倒像是在數那些死蒼蠅。我們倆都沒有數字頭腦，慢慢數，數一陣子忘了，再重來。按照她的結果，我們有12塊7角3 分；按我的則正好13塊。“我真的情愿你數錯，巴迪。我們可不能和13扯上關系。蛋糕會發不起來。要么人吃了會死。天，我從來沒有想過十三號那天起床。” 沒錯，她每個月十三號那天總是賴在床上。于是，為了安全起見，我們拿出一分錢，把它丟到窗外。

做水果蛋糕的所有配料中，威士忌是最貴的，也是最難搞到的。州法律禁止售酒。但人人都知道可以從哈哈先生那里買到。第二天，買好一般的配料后，我們去哈哈先生做生意的地方，“罪孽深重”的地方（大伙兒這么說）：河邊一家賣炸魚薯條還可以在那里跳舞的咖啡館。我們為同樣的目的來過幾次；但前幾年賣酒給我們的是哈哈太太，一個膚色碘暗的印第安婦女，頭發銅棕，死氣沉沉的。其實，我們從沒見過哈哈先生，但我們聽說他也是個印第安人，他身材高大，臉上有道刀疤。他們叫他哈哈是因為他陰沉沉的，從來不笑。快要走到他的咖啡館時（一座很大的木屋，光禿禿的燈泡連成鏈纏繞其上，立在河邊泥濘的樹蔭里，灰蒙蒙霧一般的樹枝下爬滿苔蘚），我們放慢了腳步。連奎尼都不再小跑，粘在我們身邊了。有人在哈哈的咖啡館里被謀殺碎尸了。他是被敲中頭部死的。下個月要上法庭審問。當然這些都是晚上發生的，那些彩色燈泡照射出奇怪的影子，留聲機嗚咽悲訴。白天，哈哈咖啡館看起來破敗荒涼。我敲了敲門，奎尼叫喚著，我的朋友問：“哈哈太太？有誰在家嗎？”

腳步聲。門開了。我們的心一驚。是哈哈先生！哈哈瓊斯本人！他身材高大，但沒有刀疤；不笑。不，他閃著撒旦似的眼神看著我們，問：“你們找哈哈干嗎？”

好一會兒，我們都呆掉了，說不出話。這會兒我的朋友總算發出點聲音，頂多像耳語：“可以的話，哈哈先生，我們想買一夸脫您最好的威士忌。”

他的眼睛又閃了閃。你相信嗎？哈哈笑了！還笑出聲來。“你們倆誰是喝酒的大男人？”

“是用來做水果蛋糕的，哈哈先生。烹調用。”

這話聽得他收住了笑，他皺起眉。“可不能這么浪費我的好威士忌啊。”不過，他走回陰暗的咖啡館，幾秒鐘后，手上拿了瓶雛菊黃的沒有標簽的酒出來了。他對著陽光讓我們看它的成色，說：“兩塊錢。”

我們付給他的盡是些一毛錢五分錢一分錢的硬幣。突然，像玩色子一樣，他搖著手中叮當響的硬幣，和顏悅色地建議：“這么跟你們說吧，”一邊把那些硬幣倒回我們的珠子錢包里，“只要做好蛋糕給我一只就行了。”

“真的，”我的朋友在回家路上感慨，“好人還是有的。我們要在給他的那只蛋糕里額外多放一杯葡萄干。”

黑爐子裝進煤和柴火后象只點著蠟燭的萬圣節南瓜一樣發光。打蛋器旋轉著，調羹在碗里把黃油和白糖拌勻，香草使空氣變得甜甜的，姜使空氣有點辛辣；能融化一切的誘人香味充滿廚房，彌漫了房子，隨著煙囪和煙一同飄向世界。四天后，我們大功告成。三十一個蛋糕，因為加了威士忌而濕潤，晾在窗臺上，架子上。

蛋糕給誰呢？

朋友唄。倒不必是比鄰而居的朋友；其實，大部分是給我們僅有一面之緣的人，甚至是我們從沒見過的朋友。我們喜歡的朋友。像羅斯福總統。像瑞夫蘭一家和魯西夫人，去年冬天要去波尼歐路過我們這里，在此布道的浸禮會牧師。或者是每兩年來到我們鎮上的磨刀人。或者是阿波拿派克，從美孚開六點鐘的公交車過來的司機，他經過時會在塵土飛揚中和我們相互揮手。或者是年輕的韋斯頓夫婦，他們是加州人，一天下午他們的車在我們門口拋錨了，我們和他們在陽臺上聊天，那一個小時的聊天很愉快（韋斯頓先生還幫我們拍了張照片，我們倆唯一拍的照片）。是不是因為我的朋友太害羞了，才只和陌生人，這些僅有一面之緣的朋友成為真正的朋友呢？我想是的。還有，我們保留的白宮信箋寫的感謝便條，時不時和加州和波尼歐的聯絡，磨刀人寄來的一分錢的賀卡，這些讓我們覺得和外面豐富的世界聯系在一起，生活不僅僅是廚房和從廚房窗戶看到的那一片天空。

現在十二月光禿禿的棗樹枝摩擦著窗玻璃，發出吱吱聲。廚房空了，蛋糕不見了；昨天我們把最后一個蛋糕送到郵局，郵費掏空了我們的錢包。這讓我有點沮喪，但我的朋友堅持要慶祝一下——用哈哈先生酒瓶里的最后兩寸高的酒。奎尼分到滿滿一勺，倒在它的咖啡碗里（她喜歡菊苣口味的濃咖啡）。我們倆分剩下的，倒進裝果子凍的玻璃杯。我們都對不加任何東西的威士忌感到緊張；嘗了以后覺得表情乖張，肩膀酸痛。但漸漸我們唱起歌來，兩人同時唱各自的歌。我不知道唱什么歌詞，只是“來吧，來吧，到黑暗小鎮的舞會來。”但我跳舞：我就是想跳舞，當個電影里的踢踏舞演員。跳舞的影子在墻上搖晃，我們的歌聲震得瓷器顫抖，我們咯咯笑，仿佛有人跟我們撓癢癢似的。奎尼躺在地上打滾，爪子在空氣中亂抓，黑色的嘴巴好像笑得拉長變寬了。我覺得身體里很暖，和劈開的原木一樣崩出火星，像煙囪里的風一樣自由。我的朋友圍著鍋爐跳華爾茲，手指頭輕輕拈起印花布裙的兩端，當它是舞會穿的裙子似的：指給我回家的路，她這么唱，她的網球鞋在地上發出嘎吱聲。指給我回家的路。

進來兩個親戚。很生氣。眼睛里滿是濃烈的責備，嘴巴說出來的話能灼傷人。聽聽他們怎么說的，字字堆擠在一起變成怒氣沖沖的話：“七歲的孩子！嘴巴里都是威士忌的味道！瘋了！走上毀滅的路了！記得凱特表姐？查理叔叔？查理叔叔的姐夫？羞不羞啊！家丑！恥辱！跪下來祈禱，求上帝原諒！”

奎尼偷偷溜到爐子底。我的朋友盯著自己的網球鞋看，雙頰顫抖著，拉起衣服，抽泣著跑進她的房間。整個鎮上的人都睡了好久，房子也安靜得只聽得到時鐘走動的滴答聲和爐火的噼啪聲，她還趴在枕頭上哭，那枕頭已經濕得像寡婦的手帕。

“別哭了，”我坐在床的另一頭勸她，瑟瑟發抖，她穿著法蘭絨睡衣，那上面殘留著去年冬天喝的止咳糖漿的味道。“別哭了，”我輕輕拉她的腳趾頭，撓她的腳，“你老了，經不住哭的。”

“因為，”她啜泣道，“我太老了。又老又可笑。”

“不可笑。是有趣，比誰都有趣。喂，你要是再哭下去，就會累得明天沒法去砍圣誕樹了。”

她直起身來。奎尼跳到床上（這在平時可不行）舔她的臉頰。“我知道可以在哪兒找到真正漂亮又神圣的樹，巴迪。那里的漿果和你的眼睛一樣大。在樹林里很遠的地方，我們從來沒到過的很遠的深處。爸爸曾經在那里給我們帶回來圣誕樹：扛回來許多。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太好了：我簡直等不及了。”

早上，冰霜在草叢中結成串，太陽在地平線上，看起來和橘子一樣圓，和三伏天夜空的月亮一樣發紅。野火雞報曉，野豬在灌木叢里咕嚕叫。一會兒，我們就到了膝蓋深湍流不息的溪水邊，我們不得不暫時丟下推車。奎尼先下水，慢慢地游過去，汪汪叫喚，埋怨這水流太急，還冷得會叫人得肺炎。我們緊跟著，把鞋和工具（一把斧頭，一個粗麻布袋）舉過頭頂。又走了一里路：我們衣服上粘滿了鞭打我們似的荊棘，牛蒡草，還有歐石南；松針雖然呈鐵銹色，但上面各種菌類和鳥兒脫落的羽毛閃著光芒。這里那里都忽而一閃，忽而一聲鳴啾啾，讓我們欣喜，看來不是所有鳥兒都飛到暖和的地方去啊。小路蜿蜒曲折，經過淺黃色陽光下照耀的池塘，越過藤蔓纏繞的水溝。又過了一道小溪：里面那群鱒魚被我們一打擾，在周圍吐出白泡泡；青蛙有盤子那么大，不停地鼓起肚皮；留著大胡子的工人們在遠處筑攔河壩。在遠些的岸邊，奎尼抖抖身上的水，打了個寒顫。我的朋友也發抖：倒不是冷，而是太激動了。她抬起頭，深呼吸那松木味的空氣，帽子上一朵玫瑰掉了片花瓣。“我們快到了；你聞到了那味道了嗎，巴迪？”她說得好像我們正走向大海。

這里真有點像大海。松木的香氣彌漫了幾英畝地，這些滿是針葉的圣誕樹啊。紅色的漿果像中國銅鈴一樣閃亮：黑漆漆的烏鴉在漿果上空尖叫著。我們將麻布口袋裝滿的綠草紅果，足夠裝飾上一打窗戶，于是就去挑圣誕樹。“它要有男孩子的兩倍高，”我的朋友這么預想，“這樣男孩子就不會偷走樹頂上的星星。 ”我們挑的是一棵英俊挺拔的小樅樹，足有我兩倍高，整整砍了三十斧才嘎巴一聲倒下。像拖著獵物一樣，我們開始往回走，路好長啊。每走幾碼長的路，我們就要停下，坐一會兒歇口氣。但我們也像滿載而歸的獵人一樣力道十足，因為這棵樹冷冽的味道讓我們恢復了體力，讓我們向前走。我們走在回家的紅土路上，夕陽中無數人贊美這棵樹；但當行人夸我們推車上這棵樹，問起我們哪里找來的時，我的朋友變得狡黠，不肯明說，小聲咕噥道：“那邊唄。”有輛車停下來，有錢磨坊主的懶婆娘探出頭來，問：“給你兩毛錢買你這棵樹。”我的朋友向來最怕說不，但這次她立馬搖頭：“給我們一塊錢也不賣。”磨坊老板娘堅持要：“去你的一塊錢！出足五毛錢，別想再多了。你這女人，再去砍一棵不就得了？”我的朋友想了想，輕聲答道：“我想不一定吧。世上沒有兩個東西是完全一樣的。”

到家了，奎尼一頭栽倒在火爐邊，一覺睡到第二天，打呼嚕的聲音和人一樣大。

閣樓上那個箱子里放著：一鞋盒的白鼬毛尾巴（以前一個奇怪的女士租過這個房間，這東西是一頂她去聽歌劇戴的帽子上掉下來的），磨得很舊的錫箔線圈，都發黃變成金色的了，一顆銀星，一串糖果似的彩色燈泡，破破爛爛的，無疑很危險了。最好的裝飾物了，但看來遠遠不夠：我的朋友希望我們的圣誕樹能像 “浸禮會教堂的窗玻璃一樣”耀眼，裝飾物能像雪壓青松一樣。但我們可買不起五分錢啊一角錢的日本燈泡。所以我們照慣例：接連幾天，坐在廚房的桌邊，用蠟筆在彩紙上畫圖，再剪下來。我畫圖，她剪：許多貓，還有魚（因為這兩樣都容易畫），一些蘋果，西瓜，一些長著翅膀的天使，那是用收集來的好時巧克力包裝紙貼成的。我們用別針把它們釘到樹上。最后，在樹枝上鋪上層層棉絮（那是八月里為這個目的撿來的）。我的朋友看著我們的成果，雙手緊握在一起。“老實說，巴迪，它看起來是不是漂亮得好像可以吃？”奎尼還真想吃個天使呢。

將所有的窗戶裝飾好我們自己編織的圣圈后，下一個任務就是給家里人準備禮物。女士們每人一條蠟染圍巾，男士們則是自制的檸檬甘草阿司匹林糖漿，以備 “感冒初期或打獵回來服用”。等我們要給對方準備禮物，就分頭悄悄進行。我想給她買把柄上鑲珍珠的刀，收音機，整整一磅巧克力櫻桃（我們有一次嘗過一點兒，后來她總是說“我情愿不吃飯而光吃它，巴迪，真的——老天，我可不是空口亂賭咒！”）。不過，我給她做了只風箏。她希望給我一輛自行車（她不知道說過多少次了：“要是我能給你一輛自行車就好了。生活中沒有自己想要的東西就夠糟的，但更氣的是，你希望別人能得到點東西，卻沒有能力送給他們。總有一天我會送給你一輛自行車，巴迪。別問我怎么來，或許去偷一輛。”）不過，我肯定她也是給我做風箏——和去年一樣，和前年也一樣：大前年我們互送的是彈弓。這些都讓我高興。我們都是放風箏的高手，像水手一樣熟悉風向；我的朋友比我還要高明，她能在一絲風都沒有的情況下讓風箏飛上云霄。

圣誕節前一天的下午，我們搜刮出一分錢，去肉店買送給奎尼的禮物，老傳統：一塊尚有余肉可咬的牛骨頭。用彩紙包起來，高高地掛在圣誕樹頂上那顆銀星邊。奎尼知道它在那兒，饞得坐在樹下呆望著，到該睡了都不肯走。其實我和她一樣興奮。我踢掉被子，玩轉枕頭，像在大熱天似的。不知哪里一只公雞叫了：假情報，太陽還在地球那一頭呢。

“巴迪，你醒著嗎？”我的朋友在她的房間里叫喚我，就在我隔壁。一會兒，她手握一只蠟燭坐在我的床邊了。“哎，我根本睡不著覺，”她說，“我的心像兔子一樣亂跳。巴迪，你說羅斯福夫人會在晚餐時端上我們的水果蛋糕嗎？”我們倆在床上擠成一團，她在我的手心里寫“我愛你”。“你的手比以前大了。我想我大概不愿你長大。你長大了以后，我們還能繼續當朋友嗎？”我說我們永遠是朋友。“但是我覺得很難過，巴迪。我多希望能給你輛自行車。我差點賣掉爸爸給我的那塊浮雕寶石。巴迪——”她遲疑了一下，似乎有點難為情，“我又給你做了只風箏。”我也承認我也給她做了風箏，于是我們大笑起來。蠟燭燒得太短了，手沒法握住，漸漸地熄滅了。只有星光閃爍，星星在窗上打圈，仿佛在唱圣誕頌歌，很慢很慢地天亮了，靜下來了。我們大概都迷迷糊糊睡了，但晨曦像冷水潑到身上一樣把我們叫醒了。我們起床，睜大眼睛，四處游蕩等家里別的人醒來。我的朋友故意失手讓水壺掉到地上；我在緊閉的門前大跳踢踏舞。房子里的人一個個都出來了，臉上的表情像是要把我們倆都宰了；但他們不能，因為是圣誕節嘛。首先是豐盛的早餐：你所能想到的都有——從煎餅到炸花鼠，從玉米片條到蜂蜜。人人都吃得心滿意足，除了我和我的朋友。說實話，我們實在是等不及想去看我們的禮物了，幾乎一口飯都沒吃。

唉，我很失望。誰能不失望呢？幾雙襪子，主日學校的襯衫，幾塊手帕，別人穿不下了給我的毛衣，一份針對兒童的宗教雜志一年的訂閱，叫小牧羊人。真叫我生氣，真的。

我的朋友的收獲比我好。一包薩摩蜜橘，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禮物了。她最引以為傲的是一條白羊毛圍巾，她已婚的妹妹織的。但她說她最喜歡我給她做的風箏。確實滿漂亮的，雖然沒有她給我做的那只好看。她給我做的風箏是藍色的，點綴著金色和綠色的星星，那些星星用來表彰表現良好的孩子，上面還寫著我的名字 “巴迪”。

“巴迪，起風了。”

起風了，我們不做別的，就是跑到房子后那片草地上，奎尼一溜煙跑去埋肉骨頭（一年之后，奎尼自己也要被埋到這里來了）。我們在齊腰的長勢很好的草中穿梭，放飛風箏，手心感到它們的拉扯，仿佛它們是天上的魚，悠游在風中。太陽曬得我們暖洋洋的，心滿意足，躺在草叢中，剝橘子吃，看著風箏在天上搖曳。一瞬間，我忘記了襪子和別人穿過給我的毛衣。我高興得好像我們中了咖啡取名大賽的五千塊獎金。

“天啊，我多傻啊！”我的朋友大叫起來，像個忘記烤箱里在烤餅干的主婦一樣，突然警覺起來。“你知道我常常怎么想嗎？”她的語氣好像發現什么，朝著遠處微笑，沒看我。“我一直以為，一個人要生病，臨終了才會看見上帝。我以前想，上帝來了，就像是看著浸禮會教堂的窗玻璃一樣：陽光照耀下，五彩繽紛，光彩奪目得你忘記會天黑。很舒服的感覺：設想那光亮帶走恐懼。但現在我覺得那壓根兒不會發生。我覺得上帝早已顯靈，不是到了人要死了才那樣。就是那樣”——她的手在空中劃了個圈，把云朵，風箏，草地，還有在刨土埋骨頭的奎尼都劃進去——“就是那樣，我們平時看到的一切，上帝都顯靈其中。對我來說，我今天看到這一切，可以滿足地離開這個世界了。”

這是我們一起過的最后一個圣誕節。

生活把我們分開了。那些無所不知的人認為我該去上軍校。這樣，我進了一個接一個軍號作響的監獄，無情的起床號響個不停的夏令營。我也有了新家。但那不算數。我的朋友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而我再也沒回去過。

她還是待在那里，在廚房里度過時光。孑然一身，有奎尼做伴。不久就只剩她自己一個人。（“親愛的巴迪，”她潦草的字跡寫道，“昨天，吉姆梅西的馬踢傷了奎尼，傷得很重。謝天謝地，她沒有太痛苦。我把她包在一張條紋床單里，用推車推到辛普森家的草地上；在那里，她可以和那些肉骨頭在一起……”）。

接下去那些年的十一月，她還是做水果蛋糕，就她一個人。沒有以前做的那么多了，但也不少：不用說，她總是把“最好的那個”寄給我。

同樣，每封信里她都放一枚一毛錢硬幣，用衛生紙包得好好的：“去看電影，回頭寫信告訴我故事情節。”但漸漸地，她在信中把我和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死去的那個巴迪混淆起來；每個月不僅僅是十三號那天，她在床上起不來了：在十一月的某個早晨，一個樹枝光禿禿，鳥兒不再鳴叫的早晨，她再也無法起床，大聲宣布：“這是做水果蛋糕的好天氣！”

這事發生時，我就知道了。通知我的信只是證實了我的感覺。某種隱秘的情緒使我早早感知到了；同時，我生命中無法被取代的一部分被切斷了，就像斷線那頭的風箏一樣。所以，那年十二月的那個早晨，走過校園時，我一直看著天空，眼睛不斷搜尋著，仿佛期待看到心像兩只斷線的風箏一樣，向天堂飛去。

題圖攝影：Wit W

槽邊往事和菜頭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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